（《纽约时报》记者张彦（Ian Johnson），2015年6月2日）
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林和立认为，习近平偏离了集体领导模式，转而独自担任掌门人。
最近三十多年来，林和立（Willy
Wo-Lap Lam）一直是吸引读者最多的中国精英政治分析专家之一。这位现年62岁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已出版了五本著作来对赵紫阳以来的中国历任最高领导人进行评述。他最近出版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复兴，改革还是后退》（Chinese Politics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Renaissance, Reform, or
Retrogression？）探究了以下问题：一个相对平凡的地方官员如何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权势也最具魅力的领导人之一？在采访中，林和立探讨了在扭转“后毛泽东时代”主导中国政治的许多原则的背后，习近平的动力和原因，同时也阐释了他眼中的“中国思想走向闭塞”这一观点。采访节选如下:
问：您已经分析了过去三十多年里所有主要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什么特殊之处？
答：习近平与之前的领导人很不一样。江泽民和胡锦涛基本延续了邓小平的指示，不仅改革经济，也多少做出了一些制度上的改变。虽然邓小平不认同西方式的改革，但他的确尝试对制度进行重大变革，以防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式独裁统治再次发生。所以，他推行集体领导制——（执政的共产党）政治局，尤其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领导，而总书记虽然名义上更具权威，却基本与其他领导成员处于平等地位。邓小平不希望出现个人崇拜现象。他有句名言，领导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背景、来自各行各业。但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主张与邓小平的许多主张背道而驰。我们已经看到了习近平对个人权力的过度敛聚，他不是委员会中排名第一的成员，而是掌门人。他肆意地凌驾于其他六名常委之上，尤其是总理李克强。
问：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揽权是为推行改革。这种看法是否有一定的道理？
答：这个解释就是所谓的新威权主义理论，意思是说像中国这样的国情复杂的国家，统治者必须要掌握几近绝对的权力。习近平宣称，所有容易的改革都已经推行过了，留给他的全是涉及冲击党内势力集团特权的改革难题，因此他需要额外的权力来推动变革。
不过，我在书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为何没有发生？我认为习近平集中权力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确保共产党在中国的持久统治。他想要保证无人能挑战党在中国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二是为了确保党内只有一个派别独大，那就是羽翼渐丰的习派。这的确就是为了把权力敛聚到自己手中——与经济或政治改革几乎没有关系。
问：他是否有一套经济策略？
答：是要走钢丝，一方面保证党对经济的控制，另一方面继续推动市场改革。所以他在推行不会妨碍共产党控制经济的变革，比如中国货币人民币的全球化。
然而，对于主导通讯、金融及自然资源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并不存在什么改革计划。习近平提出要大幅削减高管的奖金，但总体情况是，他希望维持这类企业集团当前的垄断地位。
问：限制高管的薪酬听起来像一种民粹主义做法，与反腐运动类似。你怎么看这场反腐运动？
答：习近平策划并实施了数十年来最彻底、最有效率的反腐运动，值得称道。如果只看中高层官员，被捕的人数比江泽民和胡锦涛关押的人加起来还多。然而，如果看最顶层的官员，比如政治局级别的干部，特别是太子党，落马的人并不多。他沿用了毛泽东的经典策略，把反腐作为打击党内政敌的一样武器。
这些声势浩大的运动和他在地方上任职时的低调口碑形成了对比。
他在福建待了15年，官至省长，并于2002年调离。那15年很平淡，习近平没做过什么明显具有改革特色或是值得关注的事情。从2002年到2007年，习近平在浙江任职，这期间的记录出彩一些。但如果和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高调的官员相比，他还是谨慎过头的。习近平急于表现得改革色彩不要过于浓烈。
问：他为什么突然变了呢？
答：在中国，对于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来说，最不利的就是被人认为过于有野心，抢了上级的风头。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习近平父亲的经历。他父亲习仲勋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了毛泽东的苛待。我对他与父亲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尽管习近平毋庸置疑地敬重父亲，但习仲勋的政治立场充当了一个反面教材，告诉他不要做什么。所以看到才华横溢、仗义执言、持自由派观点的父亲被毛泽东迫害后，习近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坚持党的正统思想。
2007年，习近平的机遇来了。他赢得了江泽民和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支持。江泽民不同意胡锦涛选李克强为下一任总书记，希望有其他人选。因此，江泽民选择了他认为好操纵的习近平。后者看上去像是中国人所说的“老好人”，也能与团队合作。这很可能是江泽民最大的错误。习近平上台后几乎立马就开始打击江泽民及其派系。
问：掌权后，他的政策受到了什么影响？
答：他更像是师承毛泽东，而非邓小平。上世纪50年代，尽管中国一贫如洗，军力薄弱，但毛泽东实行了大胆的外交政策——力图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习近平也是。但当下还有一个更实用的原因：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人们都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了，因此在不能通过选举取得合法性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能为党赢得合法性：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眼下GDP增长正在放缓，于是就只剩民族主义了。
问：在书的最后一章中，你谈到了中国的思想在走向封闭。这只存在于政治领域，还是属于广泛现象？
答：这一点适用于普通人，包括中学和高校学生、知识分子及其他人。在共产党禁止高校教授谈论七大禁忌题材的“中央9号文件”等事情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习近平还发起了针对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的新立法，旨在更严厉地打击异见人士、人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
在习近平掌权后发表的首批重要讲话中，其中一次谈的是苏联解体的教训。习近平指出，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否定斯大林，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开始诋毁斯大林主义传统。因此，习近平将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将其作为国家的指导方针。
问：这对外交政策有什么影响？
答：习近平的“中国梦”集中在“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上。其一是，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习近平希望，到那时，中国能成为“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则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国已经弥合了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差距。
问：你认为，这是否意味着，像我们目前在南海看到的那种紧张局势将成为常态？
答：习近平可能有些过头了，表现得太冒进，特别是在对日本和美国的问题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南海几个小岛上进行的填海造陆活动。这加深了紧张不安的邻国对中国置国际法于不顾的印象。“中国威胁论”会进一步扩散。此外，随着美国向争议礁石附近派出更多护卫舰和侦察机，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中国称为南沙群岛）的紧张态势将加剧。习近平咄咄逼人的力量投射可能会威胁到亚太地区的和平，而没有和平，中国就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问：不过，看上去美国难以有什么作为。比如，中国想造岛，美国能采取什么行动？
答：是的，这也是我认为习近平在外交政策上有更多回旋余地的原因所在。因此，他可能不会去应对棘手的国内问题，而会在外交政策上花更多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转移心怀不满的中国下层阶级的注意力。北京有一大笔专项资金，可以用来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和“一带一路”超级工程等项目提供资金。这些政策的结果在近期就能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