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评，2017-7-19）
前段时间因全力以赴地忙于已经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笔会宪法权利侵权案”官司的事，故我一直忍住没去看网上已经炒得很热的郭文贵爆料的新闻。最近看了六月以后的几集，尤其是昨天明镜采访的第三集。尽管对官场之黑早有心理准备，但自己仍旧内心还是感到异常震撼。
（一）
如何看待郭文贵的“爆料”？从一定意义上说，你说他“揭竿而起”、“石破天惊”、“造反”、“革命”、……均未尝不可。但今天我还是更愿意用“反弹”这个词儿。因为，至少在目前，郭文贵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是变革、改革、改良、演变、渐变，……。总之，是推动在体制的框架和法律的范围内来解决问题。昨天，他还特别用了英文的Evolution
和
Revolution 来明确强调他目前所追求的只是前者而非后者。至于后者是否到来，这并不单单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双方的互动了。这里的双方，当然并不仅仅指郭文贵个人与官方，而是指郭文贵所代表的一直在官权压榨下苟活着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必将成为其后盾的中国所有的工奴、农奴、学奴、商奴、……等阶级或阶层，与官方，即那个已濒临全面宗法封建专制特权复辟、已濒临全面变质了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互动。
昨天，我特别注意到郭文贵说过的这样一段话：要斗倒盗国贼，你得用实力来说话，你得有比他们强十倍、百倍的实力（大意）。其他且不论，他这从长期与官权打交道中悟出来的经典语言，无意中正应了“变总体战略劣势为局部战役优势”的博弈策略，这样一种“各打各的长处”之以弱胜强的战术。而这，恰恰正是当年打天下的毛泽东所屡试不爽的军事秘诀。事实上，从这几月来郭文贵与盗国贼们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互动中，其主动权都一直操在郭文贵的手里，盗国贼们则是在众目睽睽下且战且退，欲退还羞，包括这次大连羞羞答答、木偶戏般的审判，和目前还外强中干的后续绑架式审判，以及之前的“红通”，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还有美国之音停播，……等等、等等。
这几十年来，民运中有多少人成天在那里不断地隔空喊话、成天在那里做着与中共上层的互动大梦。可是，你成天就那么几副旧面孔，顶着什么民运领袖、学者教授、学生领袖、……等等头衔，研讨过来，纪念过去，什么全球大会、世界大会、破局大会、……，年复一年地在各大洲轮换着各城市召开，什么联席会议、圆桌会议、民主大学、老民运组织、……，什么“再出发”、“又出发”、“重新出发”、……之类口号都记不清喊过好多次了，……尽管有这一切的一切，可你背后没有真正的实力，官方有谁会来搭理你，Care你这帮已沦落为靠偷渡客难民来充数、来维持的这党与那党呢？
然而，这郭大侠就这么扯着嗓子喊“爆料”才刚刚几天，那些个什么“老领导”、“新领导”——还尽都是通了天的——就一个个忙不迭地来回穿梭于北京-纽约之间了，就更别说还有着随时频繁的“热线”电话联系。真个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什么叫互动？这才叫互动。什么是实力？这才是实力。
所以，请国内外那帮“民运贵族”们，那帮靠着手中垄断的传统媒体，成天行事如仪地在某几个“之音”、“之声”、“自由”……节目中上文出镜、且自我感觉良好地专吃这碗饭的学究们，先放下你们的傲慢，放下你们的迂腐，放下你们的局限和放下你们的身段吧！如果你们暂时还看不懂眼前的这一切，或暂时还跟不上眼前这一切，那就请先反求诸己，去审视一下自己那早已落伍的思维模式吧，而不要老是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摆弄你等那可笑的教师爷憨态，用自己那陈旧的“心理图式”去建构和解读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
更尤其是，基本价值观从来只是行动的指南，而绝非可以直接拿来当操作干饭吃。郭文贵的一句口头禅“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主义”，说的大约也是这么个意思。因为基本价值观与实际政治操作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就像从知道杠杆原理到实际撬动地球，其间的距离岂止十万八千里？所以，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与纯粹，并不排斥实际操作中的迂回与曲折，并不排斥体制内外各种阵线的犬牙交错，从而也就并不排斥政治上的纵横捭阖、联盟借力。拿人家的身份说事，拿人家的历史说事，就正像辛亥革命时，拿袁世凯、黎元洪清军身份说事；在八一南昌时拿朱德、贺龙的军阀身份说事一样，均在在显示出这帮“百无一用”的白面书生们，是何等的无稽和何等的迂腐。
（二）
郭文贵这次“反弹”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和亮点，就是追求独立人格，追求人格尊严。他一再反复地说、痛心疾首地说：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尤其是草根企业家，你钱再多，在官府眼中，你连猪狗都不如，就连三陪女都不如！你不是下跪的问题，而是连下跪的资格都没有！他们要的是你五体投地的趴下，还要你感恩予取予夺，感恩任人宰割！
这真是当今中国第三等级的泣血控诉，这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宗法贵族特权阶级压迫的泣血控诉。郭文贵如今的“反弹”，是对毫无尊严感的“反弹”，是对毫无安全感的“反弹”，是对被逼良为娼的“反弹”和对被逼上梁山的“反弹”。这个“反弹”，当然绝非郭文贵个人的“反弹”，而是客观上代表着中国所有渴望着挺直腰板站立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一个免于恐惧自由之大写的“人”的“反弹”；是中国所有被压迫阶级，当然首先是如今在中国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弹”。
而他的“郭七条”，则是目前集人权、自由、法制、渐进于一炉的最低纲领或最大公约数。郭文贵作为一个草根民营企业家，在饱尝过先是被体制逼良为娼、逼良为黑，继之又被体制恣意黑打、无法无天之后，他基于整个草根民营企业家们的切肤之痛，而代表他们发出了集体的呼声：反对以黑治国、反对以贪反贪和反对以黑反贪。郭文贵要以“依法治国”为支点，来撬动中国的民主转型进程，来撬动自1989年64镇压之后就全面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又何尝不可？过去郭文贵们饱尝了来自官方权力的傲慢，难道今天还要再尝来自民间（伪？）自由主义菁英的傲慢？！
这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如今，中国当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勇战士已经诞生，一些伪自由主义菁英则正以自己特有的猥琐和迂腐反衬其伟大。八年前，我曾尖锐地批评过民运贵族刘晓波、胡平之流：你们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和贪婪，却独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和献身：
而中国的右派精英，尤其是自称“民运主流”的那一伙，则是如此猥琐、萎靡的一帮：他们既敌视当局，也敌视人民；在当局面前嘟囔，在人民面前战栗。他们想居于领袖地位，又唯恐被民众怒火烧着手指；他们幻想与当局对话，可背后又没有群众实力。他们在洋人面前谦卑，在国人面前傲慢；他们只要有洋人给背书，就哪怕被国人千夫所指。他们自己胆怯，却不准他人勇敢；自己低调，就不准人家说大词。他们向当局要程序正义，却在自己的社区践踏正义程序；他们以鼓吹“言论自由”的先驱自居，却在自己的地盘上屡屡封杀不同声音。他们害怕大风暴的来临，却又想借大风暴谋取私利。在营救他人时，他们要“营救全体”；在营救自己时，他们将“全体”屏蔽。人家坐监了，他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自己坐监了，他们迫不及待，忙喊“全国人民”。总之，他们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却独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这就是为什么这帮媒体上的“领袖”，二十年来除了忙不迭的“研讨”、“纪念”却什么事也干不了，反而空耗大量洋人资源和国人感情的原因。总之，中国的制度转型，押“宝”在这一伙人身上不是见鬼吗？
所以，本人今天特别要呼应饱含政治智慧的鲍彤先生发自北京的呼吁：支持郭文贵！支持他以揭黑反黑“爆料”为起点，以高科技、新媒体为手段，以中国权力最高层来破局，从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一切行动！
（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当然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是以代表着当今高新科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与复辟了的宗法封建专制特权阶级的阶级斗争。它是一个在专制者残酷压迫下发生、发展的中国人民争解放、要自由、反专制、求民主的人民反抗运动。它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将已复辟了的宗法封建专制制度所长期束缚、压制、内耗、浪费、闲置、挥霍、扼杀、毁坏的各种社会资源，首先是人的资源，通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宪政模式实现其最优组合，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社会生产力。因此这一场阶级斗争首先是解放人的运动，是解放农奴的运动、解放工奴的运动、解放学奴的运动和解放商奴的运动。一句话，它不能不首先是最广泛的“过去做牛马，今天要做人”的人权运动，是普遍的人性张扬和人性解放运动。
它将用权利平等取代官僚特权；用法制取代人治；用机会均等取代资源垄断；用契约人格取代主仆人格。一句话，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取代过时的宗法封建专制特权文明，而不管这种过时的旧文明，这种从农民造反演化而成的皇权复辟文明，是打着“拜上帝会”，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幡和招牌。
可见中国今天的腐败困局，不在战术层面，而在战略层面。只有在宏观上把握了权力制衡，并以此为纲，纲举目张，才可能釜底抽薪地将由于官权腐恶而引发的逼良为娼、逼良为黑的体制惯性，从源头上给遏制住，也才有可能将汇集于民间那大大小小的潜革命、潜造反、潜动乱的不稳定因素，给“不战而屈人之兵”地消解掉，从而致使你的霹雳手段也罢，菩萨心肠也罢，方有其正义性和必要性，而不至于“宽严皆误”了。
由此可见，郭文贵的“反弹”，可以走向造反，但不必然走向造反；可以走向革命，但不必然走向革命。他一再强调的突尼斯革命这个例子，实际则是用心良苦地敦促当局避免这个悲剧，希望中国避免这个悲剧。所以，郭文贵如今并不反体制，他的所有行动加在一起，至少时至今日，均一丝一毫也没有反现行体制。也正因为如此，才遭到那帮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那帮（伪？）自由主义酸腐文人的揶揄，指斥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既然如此，难道体制内的“正能量”们，还不快借此契机，有所行动，变郭文贵“爆料”为推动体制变革的正能量，为推动国家新文明建设的正能量吗？
是的，高寒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地从不讳言自己对暴力革命——包括历史上升时期的伟大资产阶级革命——的讴歌和肯定。这就是为何本人数十年来，一直旗帜鲜明地要与那帮告别革命、反对革命的中国（伪？）自由主义者流划清界限的原因。但是，根据同一个战斗的唯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危机却只能借势而引发而绝非可人为地加工制造。革命绝不是那种依样画葫芦，照图施工即能制造出来东西。因此，对革命或改良持任何一种相互排斥的绝对化的观点，均属一种政治蒙昧。对和平、合法斗争的偶像崇拜与对暴力、非法斗争的盲目迷信，这两种貌似两极对立的东西，其实均统一在某种政治幼稚病上。所以，本人坚定地认为：革命和改良二者不可偏废，它们均为中国民主转型总战略的组成部分，双方完全可以良性互补。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人理解和认可“郭七条”关于首先总体上在体制内寻求解决之道这么一种基本思路，尤其是在民间整体上还不具备战略实力的时候。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今天的政治变局，由革新了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极右派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结局、后果、趋势、……等等、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中共若拒绝法制、拒绝宪政，不管其动机如何，它的客观后果都只能是一个：拱手交出中国的宪政变局领导权，拱手将中国宪政变局的领导权让与自由主义极右派。从而自食其果，自食那将宪政改革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极右派的后果：被成功后的势不可挡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所清算。
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宪政，要么则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极右派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宪政，二者必居其一。
中国当下的最大的负能量，则是寄生于“社会主义”羊头之下的或明或暗的宗法封建专制特权的复辟和泛滥，是党权高于一切，官权高于一切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变相皇权文明的复辟和泛滥。腐败黑恶只不过是它的表征而已。由此便构成当下中国的变革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即使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觉地站出来领导或主导，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今天，没人能扭转这一历史必然性大势。基于这一大势，有无共产党站出来领导或主导唯一的区别则是，也仅仅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自由主义所领导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不错，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是要彻底埋葬私有制。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即使掌握了历史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因此，社会主义文明只能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上，以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其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由此可见，一切离开资本主义文明而建立起来的打引号的“社会主义”文明，均无一例外地异化为、变质为和复辟为新型的宗法封建专制皇权文明。于是，在今天的中国，作为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文明，她还只可能是引领我们的理想和方向，但她在眼下则毕竟还只是未来时，而非现在时。
所以，中国共产党中的“正能量”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螺旋上升点，重新续上那曾使自己赢得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并启动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资本主义。而这，恰是并不反对体制的郭文贵们的诉求。乍一看来，这仿佛是向当年历史原点的回复。但实际上它却是历史在几经曲折盘旋之后，于一个更高的、全新的历史视野上的一个大飞跃。今天，中国共产党须从无到有地“制度创新”出这样一种体制：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多元共存的和依法治国的。它还将借鉴地将宪政机制引入共产党内，靠着内部的竞争机制来治党治国、从而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既能正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又能驾驭这种必然性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总而言之，本人作为一个民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位反思的毛派，希望郭文贵所转述的那位“新领导”的话能成为现实：将郭文贵的爆料转化为推动国家法制建设、推动国家健康发展的正能量。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写于2017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