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需要经常修补才能良好运行，这意味着不断调整政治代表形式和经济管理模式，以适应变化。
（FT，2019年10月7日）
就像汽车、个人电脑和人体一样，民主制度也需要时不时地修补才能良好地运行。在当今的美国和欧洲，无数公民感觉自己在政治经济体制中无足轻重，没有人代表他们发声，体制对他们的需求没有做出充分的回应。对于曾经敬重的机构，人们普遍感到不信任。“民主衰退”，甚至更糟糕的话语，成了西方社会的流行语。
每一代人都忍不住认为，他们这代人面临的挑战是独特的，历史却告诉我们并非如此。20世纪上半叶涵盖了美国进步时代、罗斯福新政，以及英国在1906年至1914年期间的自由党政府和1945年至1951年期间的工党政府。在这些时期，驱动改革的都是这样一种信念：为了消除危机，构建更美好的社会，旧的政治代表形式和经济管理模式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深远的社会和工业变化。
民主制度可能消亡——对于这一点，人们应该没有疑问。但我们也可以对民主制度进行“现代化”，使其恢复良好的运行状态，尽管我们不可能让它们永葆健康、十全十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做出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在当今形势下，尽管以下这两方面的问题存在重叠之处，但把它们区分开来是有益的：一方面是改进民主代表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繁荣的需要。
人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欧盟的多场投票上（包括英国“脱欧”公投），以至于无暇去关注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从根本上来说属于内生缺陷的事实。在美国，压制选民权利、选区划分不公以及未能改革竞选融资规则，都与俄罗斯无关。欧洲各国的腐败和糟糕治理，以及欧盟机构问责制的不完善，同样与俄罗斯没有干系。
不可否认，西方的敌人和竞争对手懂得如何搞事。俄罗斯的一种策略是，找出一个会造成分裂的话题，例如美国的种族问题，或者欧洲的移民问题，然后煽动争论双方的愤怒，目的是阻碍理性的辩论，并使政府瘫痪。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假新闻是俄罗斯的手段之一。
但是美欧一些毫无道德原则的政客也在不知廉耻地纵容假新闻。它并不算新鲜事物。1924年英国大选前冒出的“季诺耶维夫信件”（Zinoviev
letter）就是伪造的，人们后来认为，这封信与英国情报部门、保守党和媒体操作有关，而与莫斯科方面无关，是过去一个世纪里你能找到的最好的假新闻事例。
当然，强化正式的民主程序以防范外国干涉是必要的。法国总统埃马克龙提议成立一个“欧洲保护民主机构”，以防范网络攻击和其他操纵行为。但风险在于，此举只是添加了又一层无效的欧盟官僚程序。
要采取更为雄心勃勃的做法，每个欧洲国家都应该通过法律，规定政党和候选人的融资必须完全透明，包括谁为网络广告掏了钱。银行、企业、游说组织、媒体等等，也同样有责任申报他们从国外获得的任何财务支持。然而，即使是用探照灯照射现代西方政治的阴暗的财务角落，也不能完全解决关于政治代表性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一种极端不平等、不公平的感觉袭上无数公民的心头，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的政治机构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空间能够有所作为。
随着政府为银行纾困，然后通过增税和削减福利来弥补财政缺口，民众觉得自己在为把持着政府和商界的不受问责的精英受过。不满情绪慢慢发酵，那种政治如今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专属领地的感觉更是加剧了民众的愤懑。
在一些具有改革意识的政界人士和公民活动家看来，复兴民主意味着要扩大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创建新的论坛，使其与传统的议会和政党并行运作。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爱尔兰，“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即公民大会，带来了很有希望的结果。
相比之下，欧盟推动“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最重要工具——“欧洲公民倡议”(European Citizens’
Initiative)似乎不了了之。就连征集签名已超过100万个的民众请愿，也不能说服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就活动人士提出的问题开展立法筹备工作。去年法国爆发“黄背心”抗议活动后，马克龙的总统任期陷入麻烦，之后他发起“全国大辩论”(Le
grand débat
national)，旨在重振法国民主，结果却是好坏参半。尽管这场大辩论征集到了200万条网民意见，召开了上万次地方会议，但参与者大多是年纪较大、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居住在城市的公民。
任何复兴民主的行动都必须包括一项持之以恒的努力，保护那些被推到边缘的公民的生活水准，改善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机遇——这一点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必要。还政治以清明、拓宽民主参与非常重要，但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本身进行改革也同样重要。
译者/珍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