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3/2021）
在苏格兰举行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于周二结束。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一届大会本应该是在去年举行，被顺延到了今年。而同样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各国经济都在艰难的恢复之中。这使得各国在对应环境改变上，显得非常犹豫。毕竟，改善环境是需要成本的。
加拿大在会议上介绍了自己的碳排放收费的经验，这一措施在加拿大从
2019 年开始实施，每吨碳排放将收费
20 加元并逐年涨
10 加元，然后逐步加码，到
2030 年，每吨碳排放将收费
170 加元。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汽油价格远高于美国的原因之一。这一提案最初受到了一些省份的挑战，但最终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护了联邦政府的这一政策。加拿大首相
Justin Trudeau 说，“加拿大也不是什么神奇的进步国家，在制定政策上我们一样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要坚持和合作，我们就可以成功。”
拜登总统则向各国介绍了在美国即将通过的
1.75 万亿的社会改造计划，这一计划中投入的对环境的改造的资金是巨大的，也是这一计划中最成功的一部分。拜登表示说，对新的清洁能源的投入，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还可以创造一个新兴的产业，创造就业拉动经济。拜登总统说：“美国回来了。”
本次大会到目前为止最显著的成就，是超过
90 个国家，包括巴西在内，都签署了“全球甲烷承诺”，这一协议签署国承诺削减甲烷的排放。这一承诺的具体内容是将甲烷气体的排放在
2030 年削减
30%。全球共有
10 个主要的甲烷排放国，而签署了这项协议的有
6 个，这覆盖了全球
45% 的甲烷排放量。为什么说巴西很重要呢？因为巴西的养牛业十分发达，是全球第二大的牛肉供应国，巴西有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都来自牛所排放的甲烷。
另一项成果是超过
100 个国家承诺停止森林砍伐。亚马逊公司的创建者贝索斯承诺将捐献出
20 亿美元用于保护环境和改革食品供应体系。这是贝索斯之前承诺的
100 亿美元用于环保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则承诺在其
1.75 万亿的社会改造计划中，拨款
90 亿用于森林的保护。
俄罗斯和中国的缺席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两个国家在环保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是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和重要的原油出口国；而中国则是目前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在全球碳排放中，中国一个国家就占到了
28%。
注册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也超过了历史记录。一般来说，越是大家关注的会议，申请参加的人就越多。这次会议的人数超过了
COP21 的巴黎会议，达到
3.9 万人。
我在前天，11 月 1 日的“今日美政”中提到过，实际上，如果科学家们的预测是对的，如果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
2 摄氏度以上，全球将出现不可逆的气候灾难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作的努力，已经可以被看作是最后的挣扎，甚至是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要实现在
2030 年碳排放减半的目标，我们现在每年的碳排放需要降低
7% 以上，但实际上这根本做不到。中国降低碳排放并不积极，而美国最好的减排年度也只下降了
2.9% 的碳排放。因此美国的气候大使，前美国国务卿克里
John Kerry 说，“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让我们看看现状和展望。
和前工业时代相比，我们现在的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
1.1 摄氏度。2010
年时，科学家们根据当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推测，到了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
4 摄氏度。但是，令人鼓舞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加强了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根据现在的排放水平，如果不再下降，那么到了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
3 摄氏度左右。这说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效的。但同时也需要看到，我们的努力还没有达到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之内。超过这个限度，大量冻土会融化，释放出惊人多的温室气体，主要是甲烷，同时两极冰盖融化，减少了地球反射的太阳能量。这些效应开启了一个正循环，气温越高，地球吸收太阳的能量就越多，温度就会进一步提高。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地球的生态系统。
我们的努力是有效的，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科技的进步。在过去的十年中，太阳能板的成本大幅下降，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下降了
89%，也就是说现在的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只有十年前的十分之一。风力发电也一样，在过去的十年中成本下降了
70%。这会形成一种良性的正循环，价格越低，接受的人越多，产量就会越大，而单位产品的价格就会继续下降。所以这是我们希望的所在。
当然，我还没有提到电动汽车，电池价格的下降速度和电池质量和能量密度上升的速度，也快于我们的预期。十年前还是很罕见的电动汽车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美国
2% 的新车销售来自电动车，而欧洲这一比例是
5%。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政府对电动车的补贴要远远高于美国政府。汽车制造商也正在接近他们的转折点。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价格越低，销售越多，销售越多，成本就越低，价格就越低。电动车替代化石燃料车，会呈现一种加速的态势。
这些进展确实令人鼓舞。但是，所有目前的技术水平，都不足以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只要平均气温的上升超过了
2 摄氏度，将导致两极冰盖的不可逆转的融合，这一融合过程可能长达上千年，直到全球海平面上升
40 英尺，即超过
12 米，那样的话，全球几乎所有沿海城市将被淹没，全球生态系统将迎来一次大洗牌。那么如果我们严格地遵守了本次
COP 26 制定的标准去行动，我们能够在本世纪末将气温上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吗？
答案是：NO。如果按照
COP 26 制定的目标行动，到本世纪末，气温上升的幅度是
2.7 摄氏度。远远达不到巴黎气候协议中规定的
1.5 摄氏度的上升极限。德国气象学家
Niklas Höhne 说，“好消息是，2050 年达到零排放的计划，第一次将巴黎气候协议制定的目标变得似乎可以实现了；但坏消息是，没有一个国家正走在通往
2030 年碳排放减半的道路上。” 换句话说，第一阶段目标都不可能达到，2050 年实现零排放或者碳平衡就只是一句空话。
人类在试图进行大规模合作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所谓“搭便车现象”free-rider，在中国有一个形象的故事是说三个和尚抬水，最终谁都不愿意出力。这种大规模的心理博弈在各国内部还形成了更为复杂的难题。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答应在国际上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出更多的牺牲，他会被国内的反对势力描绘成一个卖国者。虽然大家都很鄙视朝鲜的某种自大的说法 “这个世界没有了朝鲜就不值得存在”，但事实上我们似乎都在实践着同一种哲学。
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人的一种生存策略的本能。和关注我们自身的生存状态相比，我们更关注自己会不会输给竞争者。我在之前的“今日美政”中提到过一个有趣的心理学试验，这个试验在世界多个地方被重复，被认为是一个经典的博弈理论的心理学试验。两个孩子分钱，如果双方都接受分配方案，那么双方就可以根据这个分配方案拿到钱。但只要有一方反对，那么谁都拿不到钱。按照理性的经济学家们的说法，哪怕一方分到再少的钱，他都应该接受，因为这至少比没有强啊。但试验的结果是，只要分配比例不公平到一定程度，一方就会提出反对，宁可谁都不拿钱，也不能让另一方拿得太多。这个比例基本上在
1：3
到
1：4
之间。
这就是说，我们人类有一种“自毁”倾向。如果我得不到公平对待，那么我们干脆一起毁灭。这看上去是一个不理性的决定，但这个决定的深层生物学意义是：如果我允许不公平发生，那么我虽然得到了一点钱，但因为你得到的更多，你在未来的竞争中就会处于优势。相反，如果我不同意分配方案，大家都拿不到钱。看上去我亏了，但至少我依然处于和你平等的状态，你不至于压迫到我。这种潜意识，根植于我们的基因，是我们生物种内竞争的一个基本策略，是我们人性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的理性能对抗这一“自毁”趋势吗？
在最近两万年间飞速发展的人类，如今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就是这种太快的进化，是否足够使人类利用自己的理性来进行超大规模的，完全反生物本性的某种合作。如果成功，那么这将再次证明我们的进化是出乎意料的成功，我们的理性力量将继续拔高我们应有的文明程度；如果失败，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将会在经历了灾难之后，重新审视我们在进化道路上的选择。经历了灾难之后的人类，应该会更加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