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克：美国前劳工部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
（2019-06-25，观察者网）
中国领导人下周可能会同意采取更多措施以减少对美贸易顺差，以便让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能够体面地收场。然而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同意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做出改动。中国领导人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
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莱克2019年6月23日在英国《卫报》刊发评论文章：《忘了中国吧，是美国自己的经济制度出了问题》
美国的经济体制着眼于如何使股东收益最大化，而且这个目标正在实现：标准普尔500指数已创新高。然而对于普通的美国民众来说，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他们的收入已经40年未见任何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却是着眼于如何让国家实现最大程度的发展。中国的这个目标也正在成为现实。4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如今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和一些全球最强大的高科技企业。在过去40年里，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美中两国的经济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总部在美国的500家大公司处于美国经济体制的核心位置，它们的生产、采购和销售活动遍及全球，这些跨国公司里一半的雇员不是美国人，三分之一的股东也不是美国人。
这些公司对美国并无特别的忠诚可言，它们只忠于自己的股东，他们只对股东负责。他们会想尽办法抬高公司的股价，具体手段包括压低工资、打击工会、使用合同工而非正式雇员、将业务外包到成本最低的国家进行生产、把利润转移到税率最低的国家、付给公司高管过高的薪水等等。
相比之下，处于中国经济核心位置的是国有企业，它们可以在国有银行获得低息贷款。这些中国国有企业能够在民营企业不愿投资时拿出更多的钱，从而在经济起伏的情况下发挥稳定器的作用。此外，中国国有企业还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它们能够在包括尖端科技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上进行资本密集型投资以促进中国的繁荣。
中国的核心战略规划者和国有企业为了增进中国民众福祉、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全球最大、最强经济体可以付出任何代价。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9%。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有所放缓，而且美国加征关税措施还可能进一步将其增长数字拉低到6%或7%，然而中国经济增速仍将远远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
美国体制依靠税收、补贴和监管等措施引导那些美国跨国公司向美国社会的公共利益看齐。然而在“使股东收益最大化”这个压倒一切的公司目标之下，上述手段是非常软弱无力的。
以美国最大雇主沃尔玛为例，虽然受惠于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该公司已经享受了20亿美元的减税待遇，但上周该公司还是宣布将裁员570人。去年，沃尔玛关闭了数十家山姆会员店，导致数千名美国雇员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沃尔玛拿出200亿美元回购自己的股票，该公司高管薪水因此大涨，富裕的股东们也受益颇丰，然而这对美国经济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措施并没有促进企业提供更多工作岗位或提高雇员工资水平，但那些减免的税收却让公司高管和大股东大大受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美国公司高管并没有把因减税获得的资金投入公司的运营，他们其实把钱花在了回购股票上。
可是请等一等。人们不是说美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是专制国家吗？这种说法在美国的确很普遍，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力，这也是特朗普减税措施并没有惠及普通美国民众的原因。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也得出了上述结论。两位学者在研究1799项公共政策后发现，“美国民众的好恶似乎对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接近于零，或者只有在统计上存在无关紧要的影响”。他们进一步发现，美国立法者只对富裕人士（大多是公司高管或华尔街精英）和大公司的声音给予了回应，富裕人士和大公司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游说活动。
请诸位读者不要责怪美国公司，他们存在的目的在于创造利润并尽量抬高自己的股价，他们没有服务美国社会的义务。那些大公司主导着美国的政策走向，他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股价而不是美国民众的福祉，指望他们为美国民众创造就业岗位或提高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是非常愚蠢的想法。
我并不是在向大家暗示美国应该模仿中国的经济制度，我只是建议大家不应认为美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完美。我们要做的应该是降低美国大公司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而不是改变中国。半数美国民众在过去40年里收入没有实质增加，这并非中国的错误。事实已经非常清楚，美国是不可能在一个由大公司主导政策制定、以大公司股价为重而不是美国人民利益为重的制度下实现繁荣的。（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9年6月23日英国《卫报》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