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 張力奮 2012-01-26）
一年一度的達沃斯論壇，都在一月份的最後一周舉行，已有42年歷史。每年都有個宏大主題。它是一個精密的“議程設置“工程，用來測試該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見領袖的脈搏和體溫。
今年的主題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轉型：尋找新模式)。對來自中國的與會者，這類主題很熟悉，是老生常談，甚至有時空穿越的錯覺。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30多年中，改革、轉型和新模式這些用語，幾乎獨用於中國、越南以及前蘇聯、東歐一黨威權國家向市場經濟的演革過程，但很少用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後，中國由復出的務實派領導人鄧小平主政，開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雖然對轉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異，但它已成為中國社會從上至下最恆久和高度認同的集體意識：不改革，中國別無出路。我們很少聽到“改革資本主義”的呼籲，可能是基於一個共識或前提：彼岸以市場經濟和選舉民主為特徵的資本主義實踐，已在制度競賽中勝出，已成型完備，進入長期的穩定。
這次看到達沃斯會議手冊上“大轉型：尋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三年之後，面對歐美經濟的結構性危機，達沃斯論壇——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的信奉者和推進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長達五天的議程，有近300個分會場的討論和活動。頭天清早，第一場就是“資本主義大辯論”。我趕去旁聽時，過道上已站滿了人。
主持人問，20世紀的資本主義制度，能否適應21世紀的現實？ 開場伊始，他對在座的幾百位代表做了一個舉手民調。結果發現，將近一半在座者認為，資本主義無法應對21世紀。兩成左右覺得資本主義並無大礙。餘下的是謹慎的游離派。
五人嘉賓陣容，頗有象徵意味：國際工運最高領導人、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全球工會聯盟（ITUC）的總幹事長、澳大利亞人巴羅(Sharan Burrow)；金融界領軍人物、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首席執行官莫尼漢(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學金融學教授讓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凱雷(Carlyle)聯合創始人兼總裁魯賓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電信集團阿爾卡特-朗訊(Alcatel-Lucent)總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賓都代表著不同的利益和價值訴求：工會勞工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學界的，跨國服務業的。
達沃斯雖是資本主義大本營，但崇尚多元，也不懼爭議。它每年都邀請不少工會領袖出席，80年代還曾邀請與鐵娘子撒切爾鬥法的英國煤炭工會領袖斯卡基爾(Arther Scargill)演講。在那次演講中，斯卡基爾宣告說，資本主義制度一定會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羅女士率先亮明勞工階層觀點。她說，富人避稅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游戲。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資本主義已失去方向；公司擁有有過多權力；金融業正將你致於死地。
“資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駁：“資本主義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嚮往的制度。它創造了財富，機會和自由。資本主義作為價值和理念沒有大問題。問題在於如何應用？”（這段話令我想起，中國80年代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爭論中，也出現過同樣的邏輯——共產主義理論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實施。）
巴羅搶過話頭，再度抨擊。她說，高失業率和貧富差距拉大，顯示資本主義制度正在失效。“商業界已經失落了道德的羅盤。我們必須重新設計模式。我們必須重新啟動。制止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談判，這個制度將繼續走向失敗。”
私募基金經理人出身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羅姆尼近來遭到批評，被指責交稅太少，低於一般中產階級的稅率。針對富人避稅的指責，美洲銀行總裁莫尼漢聽後覺得坐不下去，作了辯護：“世界上沒有人想多加稅，除了巴菲特先生。羅姆尼只是按章辦事，交應交的稅款。如果大家不滿意，可以提出來，要求修改法律，讓他們多交稅。”
魯賓斯坦則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現在世界上有兩種資本主義，一是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西方資本主義，另一種是中國和新加坡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至少從目前看，中國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創造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效率。如果西方資本主義不改良自己，國家資本主義就會最後勝出！”
印度裔的美國教授讓江，在討論中思維最為慎密。他提醒大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大體上是因為高等教育投資的回報的提高。其實，尋租行為在高收入群體中也很有限。對兩種資本主義之間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說：“只要貧窮國家在經濟上能趕上發達國家和它們的產業，國家資本主義就不會成功。兩種資本主義都有其局限。但西方有一個強項，就是創新。以前，資本主義的日子比現在好過，是因為需求就在家門口，現在則要創造全球的需求。”
他還談到，財富分配是個大問題，主要集中在富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增長已放緩，低於預期。而這些國家的公眾對生活水準的高預期，是超前消費，是國家能力所不及。
當下，歐洲一些國家就業慘淡。西班牙和希臘等國，失業率高達30%至40%，失業的多半是年輕人。巴羅女士說，她是全球勞工的領導人，她要看到的是一個沒有剝削的就業環境，企業要在全球各地創造就業機會，不要用一個地方的就業來犧牲其它地方的就業。她呼籲，公司須每年拿出2%至3%的年收入用於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顯然，莫尼漢覺得，進入新世紀才12年，關於主義的討論目前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他說，假如把今天的討論往前推100年，也就是1912年，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他說，現在如果回顧一下，資本主義還是或多或少履行了它的承諾，無論是就業，財富還是社會理想。現在，全球經濟陷入蕭條，工作機會受到威脅，影響增長的風險加大，經濟周期無法消除，加上貧富差距，這些都是制度的弱點。
佛瓦言在回應其它嘉賓對資本主義的反省時說：“我們不要過於懷舊，要向前看。現在的問題是，政府不知道方向，我們也不知道方向。這是一個未知的世界。面對新技術，24/7已經不夠，要的是25/8。”
提問時間，一位代表激言：你們臺上五位嘉賓，為何沒有一個人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承擔一些個人責任？
聽完這場火藥味的辯論，在場的一位FT資深同事感到很失望。他說，討論中，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擁戴者，還是反對者，觀點都過於模糊，談得過於空泛，對資本主義制度甚至沒有作基本的定義。
我的看法，倒是稍有不同。第一，資本主義碰到了百年來之大變局，必須改革。這個議題由大家戲稱為“全球資本傢俱樂部”的達沃斯提出，來自堡壘內部，用意良苦，是個很有價值的開端。
第二，嘉賓們未能找到一個彼此認同的剖析資本主義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資本主義機器的一顆螺絲釘，已很久沒人就資本主義的存在和價值發出如此的質疑了。
第三，過去30多年，中國對意識形態的敏感問題一直用“不爭論”來消解。但達沃斯無緣享受這種特權，因為繞不過去。這場不如人意的辯論，至少告訴我們，除了喬姆斯基這樣孤獨的永遠的批判者，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啟動反思。
資本主義正在生一場大毛病，但它並不需要退場。即便對它的批判者來說，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競賽的優勝者。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正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一個獨特的時代：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中國式的威權主義，將不再互為敵手，而是同時進入一個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運行中，在資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動中，這兩種制度的互動，到底會結成怎樣的果子？ 尚沒有答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進入21世紀，現在輪到資本主義舉起改革的旗幟，開始它對制度的重新設計和修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