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读录，2023-04-14）
“生活中没有旁观者，历史中同样没有旁观者。即使你做明哲保身的旁观者，对历史合力投了弃权票，却仍在消极地参与历史，并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当这种弃权一旦成为普遍状态，历史的合力就可能滑向恶，而历史的恶完全可能反噬你自己。在历史的恶酿成的时代灾难前，一粒尘埃也许就是摧毁你的一座大山。”----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宋史专家；本文节选自作者《学史三昧》一书序言，原题《捍卫历史的权利》，标题为编者所拟。）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参与者。“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里所说的人们，包括所有芸芸众生的小人物及其同时代威名赫赫的大人物。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大众、各国人民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非物质资料生产者、非劳动群众、各国统治者也创造各自的历史。
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体，人类的历史是在选择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选择的。客观历史中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选择，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是积极参与，有的人是消极参与。历史的选择在从底层到上层的不同层次间不断地进行着，从而最终汇成某个历史关节点上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其一，上层与下层的选择一致或基本一致时，上层选择兼容了下层的利益、意志和要求。其二，上层选择与下层的选择相去甚远或基本悖逆时，上层选择是以其权位与强力作出的。其三，各层次的选择或互相冲突抵抗而引发剧变，或互相协商完善而达成妥协，则形成一种全新的选择。
历史的选择性是历史偶然性与历史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但人们更容易將结果推诿于历史必然性，潜意识中为作为个人放弃参与历史与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掩饰或辩护。我们强调历史的选择性，正是指出每个人作为历史参与者进行选择的重要性，避免把历史必然性曲解为历史宿命论与不作为主义。
这里仍有必要重温历史合力论，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信里指出：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有无数互相交换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在他看来，在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指向中，尽管最终上演的历史事变总会不同程度地偏离每个人选择的初衷，但每个人的选择已经融入了平行四边形的历史合力之中：
“（各个人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对历史合力论，应有全面准确的理解。第一，一切历史事变是有许多单个人、因而也是有许多单个人所构成的集团（阶层、阶级、社团、党派等等）力量互相交错、融合而成的合力所决定的；第二，构成这些合力的个人与集团的意志，归根结底受“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的规定和制约；第三，这种按一定方式结合起来的历史合力，是集合发生作用的，不可能完全清晰地分割其层次性。
在历史合力中，大人物的作用总是备受青睐。这与中西历史上英雄史观长期占主导地位有关。在中国，君主集权的帝制更长达二千余年，一方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等等，对历史走向的作用确实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圣主明君的崇拜情结也随之根深蒂固，潜意识中认定历史是由奇利斯玛式的英雄人物创造的，主动放弃了自己参与历史的权利。
然而，英雄也好，帝王也罢，作为大人物，他们创造的只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明主昏君的帝国兴亡，只是帝王的历史，并不等同于百姓身受的苦难史。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成功的也是“一将”的个人史，“万骨枯”才谱写了充当炮灰的士兵史。时代已进入21世纪，这种前近代的英雄崇拜与个人迷信，不仅有悖于现代的民主意识与平等理念，与150年前《国际歌》早就唱出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也完全格格不入。
进入现代，领袖人物也高扬起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旗帜。历史思想家黎澍却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因为“人民群众也一样,尽管在历史上作用很大,但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他还提醒有人借口“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以‘并不否认’为由,大肆宣传个人崇拜”（《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载《黎澍自选集》）。
早在1945年岁末，诗人臧克家针对当时政府在宣言文告中频频以人民为说辞，在《人民是什么》中，尖锐地揭露与辛辣地嘲讽了国民政府把人民抽象化、旗号化、实用化与工具化的伎俩：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面旗吗？/用到，把它高高地举着，/用不到了，便把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一顶破毡帽吗？/需要了，把它顶在头顶上，/不需要的时候，把它踏在脚底下。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木偶吗？/你挑着它，牵着它，/叫它动它才动，叫它说话它才说话。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一个抽象名词吗？/拿它做装潢“宣言”、“文告”的字眼，/拿它做攻击敌人的矛和维护自己的盾牌。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什么？/这用不到我来告诉，/他们在用行动作着回答！”
这里之所以引用这首诗，意在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切勿自我虚化为“人民”“群众”“老百姓”这样的抽象名词，更不应该自甘于被代表，成为他人打出的旗号、操纵的木偶或利用的盾牌。每个具有现代价值观的国民，应该自觉捍卫其作为个人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权利。如果说，历史是一幕大剧，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既是这场大剧的剧作者,又是这幕大戏的剧中人，而“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我们常说，生活中没有旁观者，历史中同样没有旁观者。即使你做明哲保身的旁观者，对历史合力投了弃权票，却仍在消极地参与历史，并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当这种弃权一旦成为普遍状态，历史的合力就可能滑向恶，而历史的恶完全可能反噬你自己。在历史的恶酿成的时代灾难前，一粒尘埃也许就是摧毁你的一座大山。惟其如此，每一个现代国民都应该主动自立地参与历史，在历史合力中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这样，才能创造好自己的历史，也能有力推动历史合力更符合人类普遍价值的走向。
在历史合力的选择中，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其走向。古人说：“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后汉书·申屠刚传》）。倘若将“天”理解为历史合力，个人选择无论归或叛，向或背，大体分为赞成或反对两类。但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冷漠的弃权，这种情况在当下还占大多数。冷漠的弃权者缺失的是个人独立存在的意义，有违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现代价值。他们犹如鲁迅所揭示的，固守一种积重难返的奴隶意识，令人“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摩罗诗力说》）。
受二千余年皇权帝制的浸淫与灌输，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国家，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他们习惯于放弃个体的自我，自觉融入集体与国家之中。但从根本上说，集体是个体的集合，国家是国民的集合，没有单个的个体就没有集体，没有独立的国民也无从构建起现代国家。职此之故，时至21世纪，每个人都应自觉体认自身独有的存在价值，决不放弃历史合力中的个人选择，践行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的那样：“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人的历史》）只有每个国民主动积极地参与历史，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独立做出选择，才能汇成影响历史走向的合力。西哲柏拉图指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设想两种情况，一是人民仍然只构成一个抽象名词，一是人民真正成为每一个独立个人的集合体，他们选择的各自政府，其优劣高下不言自明。一位西方政治家说过：“国家的伟大取决于它的普通百姓的伟大”（威尔逊）。决定了国家伟大的伟大百姓，只可能是具有独立价值的每个人的集合体，而决不会是放弃历史选择的抽象名词的一份子。
总之，每一个人应该自觉捍卫自己参与历史的权利，在历史合力中做出理性选择时，还应该认识到，历史的进程肯定不是一马平川，但历史选择一旦做出，就将坦然面对，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那样：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