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2023 年 03 月 31 日）
五
另一个绝症是权力继承问题。
说权力继承问题的绝症，是因为自从实行世袭制以来，一直到今天，专制政权虽然有权力继承原则、程序，但实行那些原则、程序的条件不一定存在；即使具备了条件，原则、程序也未必能够被遵守；即使遵守了也未必能得到预期的结果。
帝王继承的原则，在商代初期实行兄终弟及，商代后期开始传位于子。如果有多个儿子，有立嫡、立长、立贤种种传位原则。然而，实行原则的条件不一定存在。
比如说, “立嫡”，即立帝王嫡妻的儿子，那么嫡妻没有儿子怎么办？那么只有“立长”，即长子或年纪最大的儿子。但嫡子、长子的健康状况、性格不堪担当大任怎么办？
然后就有“立贤”原则， 挑选皇子中最优秀的继承。这一原则没有办法程序化。“贤”还是“不贤”, 要依靠人的判断，要有判定的标准。这种标准，历来都是些含糊的陈述。毛泽东倒是制定过所谓选择接班人的“五项标准”(逄先知等2013，第五卷，
p.236)。看一看那些标准，对不对暂且不说，起码都是些含糊不清、要依靠主观判断的条文。凭那些含糊的文字选人，没有可操作性。在模糊的判定标准之下，“立贤”往往就是一句空话，谁继承大位，最后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对比。因此，这一原则又将引起潜在的继承人拉帮结派，互相争斗，就如玄烨(清康熙帝，1662-1723年在位)时代那样。
如果君主没有后代，继承问题就更为严重。清载淳(同治帝，1861-185年在位)、载湉二帝无后，他们死后立嫡、立长、立贤的原则都没有条件实行，皇位继承就被实际掌握权力的那拉氏操纵。她排斥宗室中的成年子弟，有意挑年纪小的“立幼”，而且继承人都出自她妹妹家，“立亲”，目的就是便于她操纵朝政。传统帝制传位的原则，全然不顾。
其次，有了继承的原则和程序，也无法保证原则、程序会被遵守。朱允炆(明建文帝，1399-1403年在位)就是根据继承原则，由朱元璋亲自决定上位的，叔叔朱棣(明成祖永乐帝，1403-1425年在位)凭借武力推翻了他，何曾顾忌过原则和程序？何曾顾及父亲的意愿？林彪不是毛泽东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吗？那可是把继承问题法律化了。毛泽东在逼迫他下台的时候，何曾考虑过纸上的那几句话？最血腥的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有成文的法律规定了王位继承的原则和顺位，但王室父子、兄弟之间出现过多次争夺王位的血腥战争，视法律如废纸。不仅如此，登上大位者照例将兄弟全部屠杀，以确保无人挑战王位。这一血腥的行为曾长期存在(从1593年穆罕穆德三世登位开始，改为用铁笼囚禁兄弟，不再处死他们)。
再进一步，即使原则、程序得到执行，也不一定得到预想的结果。司马衷(晋惠帝，290-307
年在位)，就是司马炎(晋武帝，265-290年在位)的嫡子，次子，因哥哥早亡而得以继位。德才均不配位，弄得天下大乱，丢失江山(袁枢1964，p.970ff)。原则、程序倒是遵守了，结果却不是预期的。
因此，这类帝王继承原则和程序缺乏可行性。结果，权力过渡是否能够顺利、平稳，最后取决于当时各种势力的博弈。一旦各种势力之间权斗激烈又无法妥协，就出现武力夺权、阴谋、杀戮。回顾中国秦汉以来的历史，越是“有所作为”的君主，权力的继承越是腥风血雨。下面的史实为公众所熟知：
嬴政死后，其十八子胡亥勾结宦官赵高、丞相李斯等，伪造嬴政遗诏杀掉继承人、长兄扶苏顺利上位为“秦二世”。为防止阴谋败露，政权不稳，上位后残杀亲兄弟姐妹二十二人。胡亥本人最后也被赵高杀掉(司马光1956,
p.252ff; 袁枢1964,
p.66-69)。
刘邦(汉高祖，前206-194
年在位)死后，其妻吕雉为巩固自己儿子刘盈(汉惠帝，前194-187
年在位)的帝位，杀掉刘邦第三子刘如意和刘邦的宠妃，还企图杀掉刘邦长子刘肥。刘盈在母亲淫威之下，无法保护自己的弟兄，惊恐伤心，抑郁早亡。刘盈死后，吕后执政，扶植吕氏子弟担任要职，把持政权。她去世之后，刘邦旧部政变，杀尽吕氏，连带刘盈的后代也被杀(司马光1956,
p.414；p.436ff;袁枢1964,
p.148 ff)。
刘彻立嫡长子刘据为太子。刘彻弄臣术士江充、苏文等与刘据不合，眼见刘彻年老，担心刘据继位后对自己不利，于公元前92年诬陷刘据以巫蛊诅咒父亲。刘据无法自辩，被迫起兵反抗，诛杀江充，导致刘彻以为儿子谋反而派兵镇压。两方战斗导致长安城中死伤过万。最后太子兵败逃亡，在被追剿无路可逃之后自缢而死。刘据儿子，也就是刘彻的孙子被杀，母亲皇后卫子夫自杀(袁枢1964，p.250ff)。
南北朝时期后赵的石虎(后赵武帝，334-349年在位。实际称帝只有3个多月，其余时间以“赵天王”之类的名义掌握最高权力)，在正式登基之前就掌握政权，杀掉前皇石勒(石虎的堂伯父，319-333年在位)的全部妻妾、子孙。太子石邃不满父亲宠爱另两个儿子，密谋杀石虎夺位。石虎得知后先囚禁石邃，后下令处死石邃和他的家人，包括石虎最喜欢的孙子,
其党羽数百人也被一并诛杀(司马光1956,
p.1186-1187)。
李世民(唐太宗，626-650
年在位)为夺取皇位，于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掉亲兄弟李建成、李元吉。他自己的继承问题，也充满血腥。公元642年，太子李承乾意图勾结齐王武力叛变谋杀父亲。公元643年，齐王谋反，牵扯出李承乾，导致李承乾的皇储之位被废，被判充军到黔州，两年年后郁郁而终(司马光1956,
p. 6122, 6034；袁枢1964, p.66-69)，参与政变者皆处死。李世民本人因继承问题弄得父子反目，心灰意冷，竟然试图自杀(袁枢1965,
p.66-69)。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的武曌(周则天皇帝，690-705年在位)，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大肆屠杀唐朝李氏宗室，包括亲生的兩子一女，以及亲孙子(袁枢1965,
p. 2617, 2729，2749ff)。
另一开国君主赵匡胤(宋太祖，960-976年在位)，自己就是通过伪造外敌入侵的假情报、得以率领重兵屯聚于首都城外、号称由部下“拥立”而夺取了帝位。公元976年，他跟弟弟赵光义(宋太宗，976-998年在位)喝了顿酒，几个小时后突然暴毙宫中。帝位由赵光义继承。他的死，正史只用一句话交代，“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
死因无记载，不符合官史书写的惯例¬¬¬¬(脱脱等1977,
p.48)。当时民间暗示他被弟弟杀害(文莹1984,
p.74)。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继承问题，上文已经说过。
被认为是请代最有作为的君主玄烨生前儿子们结成党羽，互相攻击。他无法解决皇位继承问题，二度废太子，囚禁皇子，杀大臣,
自己痛不欲生。继承人胤禛(雍正帝,
1723-1736年在位)一旦上位，就开始对兄弟下手。两个弟弟在囚禁中莫名其妙死亡(黄鸿寿1986,
p.133ff)。
袁世凯称帝前后，儿子们就开始为继承帝位明争暗斗。要不是他做皇帝83天就被赶下台，袁氏弟兄也难以个个善终(袁静雪1999)。
毛泽东先后立刘少奇、林彪、华国锋为继承人，结果刘、林先后被整死，华在他死后被推翻。
邓小平先后立胡耀邦、赵紫阳为继承人，因与他政见冲突而被废。他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江泽民，因为与他政见不同，差点也被废。
“袖珍版”的中国，朝鲜金正恩上台后，为巩固自己的权位，暗杀流亡中的长兄金正男、处决具有“顾命大臣”地位的姑父张成泽等。
这些腥风血雨的继承过程，只是历史上最为人所知的那一部分。最高权力执掌者和有资格成为继承人之间的血腥厮杀，史不绝书。即使是曾经横扫天下、身经百战的如嬴政、刘邦、朱元璋，被认为是“明君”的李世民、玄烨，在政争中游刃有余、一生斗败十数个党内外政敌的毛泽东，碰到了权力继承问题，无不败下阵来！
毛泽东自己也有预感。对他身后交班问题，他晚年曾经说过，“怎么交?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逄先知、金冲及2003,
p.1781-1782；逄先知等2013, 第六卷，p.649)这样的话。
“血雨腥风”是对专制体制权力继承的最准确描述。
六
这就显示，专制体制继承问题的绝症，不是当事人的能力造成的，是体制使然。
专制体制的统治者，权力无制约，能使得一个人的欲望与野心得到最大满足，是众多有野心的人觊觎、争夺目标目标。大家都想争夺，有资格继承权力的人自身也就成了他人猜忌、防范的对象。这种互相猜忌和防范直接导致对他人行为的过度反应，因为他人的意图和行为关系到个体、甚至家族、政治集团祸福生死。在权力的诱惑之下，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超越利害的考虑，如亲情、友情，伦理、道德等等，都变得微不足道。双方一旦反目，就必须将对方斩尽杀绝，以绝后患，即使对自己的儿孙也毫不手软。是否伤及无辜，根本不在考虑之内。 斯大林死后，苏共党内权力最大的特务头子贝利亚(Lavrentiy P. Beria, 1899-1953)，首先被苏共高层各派联合军方逮捕，然后捏造罪名处死，连带他的部下大批被处决，就是因为他权力太大，大家都害怕，除掉他大家才安全。
韩非也早就指出过，争夺政权，无所谓亲情。他警告君主说，君主的妻妾很危险。因为君主一旦老了，妻妾就会盼望君主早死而让儿子继位，她们会谋害君主(王先慎1998,
p.115)。
在与最高权力掌握者互防、互相猜忌的人之中，太子、“二把手”处于顶端，因此就与最高权力掌握者之间紧张度最高。刘少奇、林彪与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彪明知道这一点，也用了很多功夫企图解决这个死结，限于体制和能力，还是无法避免被迫害至死。
有这么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曾经嚎啕大哭一场。周围的人感觉奇怪。纪登奎就认为，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周恩来只是反复地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高文谦2003， p.358)。
何止是纪登奎这些人不明白，后来不少对这段故事的分析，也仍然没有明白。比如有分析说，林彪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林彪惨死，他有兔死狐悲之感；或者说国家因林彪事件遭受到损害，因此伤心，等等。
这真是笑话，周恩来一生为保自身迫害他人、助纣为虐少了？潘汉年是他的老部下，潘汉年与日伪勾结明明是他直接指挥的，潘被打成内奸、特务，他出来说过一句话？习仲勋是他的助手，被诬陷迫害，他有过一点上下级感情？刘少奇、贺龙的专案，是他亲手定案的，他表现过一丝一毫实事求是的态度？其中贺龙还是他的亲信，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周与林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他弟弟周恩寿、干女儿孙维世是他签字送进监狱的，孙维世还死在监狱里，他有过亲情还是感情？“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国家受到的伤害小了？他有过任何的行动来阻止其发生？
他因遵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导致中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失败，被毛联合党内其他力量拱下台，后来数十年不得不屈居毛之下。与毛泽东互防、缠斗几十年，他对毛泽东的帝王心理，理解得透彻、全面、精细入微， 党内外无人可及。他非常明白，中共党内最危险的位置就是毛手下的“二把手”，而且毛对他极为猜忌，因此他自己一定得避开这个位置。一直到1971年，党内都有刘少奇、林彪在他前面，为他挡住毛最直接的攻击，还经常使得毛不得不借助他的力量以对抗刘、林。林彪惨死之后，中共已经拿不出一个人来做“二把手”了，就如邓小平后来在批周会议上指出的，对最高权力，其他人是可望而不可及，周则处于“可望而可即”的地位(同上，p.
p.472)。因此他将成为毛最优先的怀疑、攻击、整肃对象，再无人可以挡在他前面了。他作为毛的借用力量的地位不复存。果然，不久之后毛就开始了所谓“批林批孔”，意图在批“周公”的运动，周被毛用什么“投降派”、“有野心”等莫须有的罪名批判(同上，p.485ff)。
他的大哭，表现出的正是对专制体制运行机制和专制者的深切理解，以及在专制体制下自己不可避免的厄运的担心、焦虑、痛苦。
七
以上提到的历史事实，大多众所周知。但对事实的解读，读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本文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人会说，你说专制者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和权力继承问题是专制政权的两个绝症。得了绝症，那最终就会死亡，为什么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年以上，至今仍然健在？而且在某些时段，专制体制下的社会还显得有活力、有成就？
“绝症”，也就是找不到治愈方法的病症，当然最终导致患者的死亡。比如艾滋病、失智症等等。但个体的死亡未必就断绝了疾病基因的遗传。艾滋病，失智症患者都可能将这些病传给后代。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会因接受虚假信息、做出错误决策导致国家危亡，或因权力继承问题导致家族、集团内外的血腥杀戮、甚至自身的死亡。但是，如果新的政权、新的统治者继续前人的体制，那么专制的基因就延续下来了，我们就只会看到政权和专制者的死亡，看不到体制的死亡。只有阻断了专制基因的传承，专制体制才无法延续。而阻断专制基因的传承，就必须建立民主体制。要实现这一目的，迄今为止只有三条途径：
a.专制者主动改变专制体制，建立民主体制，如台湾蒋经国。
b.民众起义来推翻专制体制，建立民主体制，如罗马利亚。
c.外国占领者强制改变专制体制，建立民主体制，如日本。
某个专制者或某个专制政权的死亡，是专制体制死亡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第二个问题，有人会说，即使专制体制的绝症造成如嬴政、刘邦、刘彻、毛泽东这样权力继承失败，不也有很多专制政权能够做到顺利过渡吗？
不错，是有很多顺利过渡的例子在。生物的基因，在某具体人身上可以上表现为显性，也可能为隐性。这是生物学的常识。专制基因也一样，并不会在每个专制者身上都表现为显性。比如专制者比较开明，头脑清楚，看问题透彻，善于分析部下的心理，能够广开言论，就有可能主动矫正被扭曲了的信息，少受些蒙蔽；如果专制政权的继承人孚众望、有具有权力基础，在竞争者中鹤立鸡群，权力继承也就容易顺利。
问题是，这些条件并不是这个体制的“缺损值”(default
value), 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期望值。由于专制基因存在，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这种基因不表现为显性。是显性还是隐性，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国际国内大环境、甚至是其他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如气候，等等。因此专制统治者始终被笼罩在绝症的恐惧之下，一生都得为这两个绝症寻求药方；被统治的亿万民众也一直担心病症发作、自己遭难。相比较之下，民主体制下的统治集团和民众都没有这种负担。我们就没有听说过民主国家领导人像中共领导人几十年来不断宣传的那样，“要把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防止XXX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等等。政权都建立70多年了，从1950年代的高岗、饶漱石到2020年代的孙立军，不断出现野心家、阴谋家。难道野心家、阴谋家都投胎在专制国家了？
第三个问题，有人会说，你说的信息被扭曲和权力继承问题，在民主国家不同样存在？比如美国总统不也曾接受过虚假情报并且根据虚假情报做过决策？2020年总统大选不也出现过严重问题？
我们在对比专制体制和民主体制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假定：在这两种体制下，人性一样，官员、民众的道德水平一样。虽然第二个假定，我认为不对。但方法上必须这样假定，才能锁定体制上问题来讨论，避免走向道德分析。
我们假定，民主体制下的官员同样也企图欺骗上级，有望继承大位的人同样也会使用暴力、血腥的手段打击对方。我再重复一定，这只是为分析所需的假定，不是事实。
问题是，在民主体制下，由于信息不由政府垄断，权力有制衡，企图这样做的人成功的机率太小，成本太高而收益很低。
民主国家的信息不由国家、政府、官员垄断。绝大部分信息必须公开，在一定的时段内，所有的信息都必须公开。大部分的信息由民间搜集、公布，因此造假、扭曲信息被揭露的可能性也就很高。这就决定了编造假信息的代价高昂、效果很差。一个官员，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一旦被发现编造了假信息，会被法律追究，会被选票惩罚，会被舆论抨击。美国国家统计局就不会为了讨好总统去编造假数字，因为编造数字欺骗总统和民众，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即使总统因假数字受益，司法权不在总统手里，也保不了他。
权力继承问题，至今还没有过成熟的民主国家因最高领导人的继承问题而造成大规模流血、社会分解、国家灭亡的例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引起社会对立，确实是对民主体制的严重打击，确实暴露了民主体制至今仍不完善。但毕竟不管心理上如何，民众还是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结果。而且这种体制上的缺陷的解决之道非常明晰，也不复杂。“药方”很清楚，一帖即愈，只是还有人讳疾忌医或出于私心而不肯服药罢了。也就是说，民主国家的选举之道不完善但可完善，专制的继承问题是想完善而无法完善；2020年美国大选的问题是“时症”，不是基因造成的遗传绝症。用民主体制的缺陷来为专制体制的绝症辩解，就如艾滋病患者认为肺炎患者和自己同样都是病人、大家彼此彼此，谁都不健康一样，只能说是自己不知死活。
民主体制确实还很不完善，还距离理想的状态很远。但就如丘吉尔1947年11月11日说的，
“Many forms of
Government have been tried, and will be tried in this world of sin and woe. 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人类]已经试过许多种形式的政府，在这个充满罪恶和祸患的世界上，还会继续试下去。没有人假装民主完美无缺的或全能全智。 有人甚至说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一再试过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之外……。)
第四个问题，我认为是最好的问题：你通篇说的都是体制问题。中国从推翻帝制以来，也实行过先进的民主体制，有过选举、议会、民选总统，怎么都没有能够维持长久？比如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又当了可以自行选择继承人的终身大总统还不满足，还要将共和国改为帝国，恢复帝制；即使是很小的体制改革，比如邓小平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制，习近平上台之后不就废除了吗？由此可见，即使有了良好的体制，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个体制就能延续下去？为什么有人就有能力轻易推翻一种体制？
作者本人不是体制论者，根本不认同中国所有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良好的体制的观点。我一直认为，体制的基础是文化。在一种几乎纯粹功利性，缺乏超越性思考的文化之中，违反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去坚守体制、死守法律，并不为作为文化载体的全民所认同。别以为这种“利益超越法律”仅仅是专制者的意识和作为，文化并不是统治者的专利，这个文化所养育的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
建立了良好的体制，我们能够保证这个体制能延续下去吗？当然不能，只要纯功利性文化没有变化，国民的意识没有变化，法律、体制就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始终存在少数人在具备足够力量的情况下，为自己或集团的利益，推翻法律和体制可能性。
不过，本文针对的是“专制体制优越”论，只能集中讨论体制。体制转型问题，文化和体制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的前途问题，等等，不是本文的论题，而且也远远超出了作者的学力、能力，也远远不是少数人、不是几篇文章(遑论本文这样的短文)能够有结论的研究。
作者只能说，的确，中国近、当代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即使有了良好的体制，处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下，我们不能保证这种体制一定能够延续下去。如果文化中有专制基因生存的土壤，仅仅改变作为文化的表现、或文化的实体化一部分的体制就不能根除基因。
但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同样是华人，台湾的民主转型就堪称典范。从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没有流血，没有大规模社会动荡，而且也看不出有倒退到专制的可能。基于台湾有成功的先例，作者认为，希望依旧存在。
是什么样的文化因素使得台湾的政治转型如此顺利？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八
毋庸置疑，中国和全球的华人中，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内心欣赏专制体制高度集权的动员能力、集中社会资源的能力，欣赏专制政权的决策迅速、执行决策不受法律、选票、道德规范、国内外舆论的制约，因此能在短期内显示决策的效果，欣赏这种体制下完成的大工程，如长城、大运河、三峡水坝、南水北调、全国高铁网，等等。他们并非不知道专制体制的不公正、不人道、充满血腥，只是认为评价历史、政治要排除道德因素，因此对那些不在乎；只要自己不身受其害，他人受害无关痛痒。甚至认为历史要“进步”，就得让(自身之外的)一部分人作出牺牲。
作者不同意那种观点，但本文不讨论专制体制的道德问题。本文只是指出，专制体制的问题不仅仅是不道德，而且因其存在着遗传绝症，其运作也不可行(unworkable);不可行而强行，结果就是史不绝书的动乱、杀戮、血腥、灾难、社会崩解、国家分裂。谁也无法保证那些血腥不会有一天会祸及自身，谁也无法保证下一次牺牲的对象不是你自己。
即使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专制体制下的全体国民，包括统治集团、最高统治者在内，也始终在担心、恐惧潜伏的绝症有朝一日发作。
时刻担心绝症发作的人会幸福吗？
因此，对习先生志得意满、一再说过的那段话，拜登总统的回答虽然只有一句话、三个词，He’s
wrong(他错了)，却是从人类历史数千年血的教训中得到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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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静雪(1999)，“我的父亲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74辑，p.103ff。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
袁枢[宋](1964)， 《通鉴纪事本末》。中华书局，北京。
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