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即便是对久经战争考验、坚韧无畏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这个词也太具毒性了。他以苏联领导人的身份下令停止使用“人民公敌”一词，因为它“排除了任何意识之争的可能性”。
“‘人民公敌’这个用语，”赫鲁晓夫在1956年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演讲中对苏联共产党员讲道，“是为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与最高领导人意见不一的“个体才特别引入的”。
很难知道特朗普总统是否清楚这个词汇的历史含义，一个通常与共产党专制统治而非民主政体相关联的标签。但他使用这一术语的决定，使一些历史学家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的民选领导人要使用一个在斯大林死后连苏联都觉得带有太多邪恶含义的标签？
赫鲁晓夫的曾孙女、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国际问题教授尼娜·赫鲁晓娃(Nina
Khrushcheva)表示，“在一个非苏联且非斯大林主义的环境下听到”这个词汇，“让人感到震惊”。她说他的曾祖父“当然也使用苏联口号和意识形态习语，但仍会竭力避免对苏联的整块人口进行一概而论的谴责。”
然而，特朗普对这个词汇的使用却是给一部分美国人打上敌人的标签，具体来说就是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被他称为“假新闻”媒体的代表。
特朗普不止一次使用过这个词汇，包括周五在一场保守派聚会上进行的抨击中，他当时表示一些记者在编造匿名消息对他进行打击。
“几天前我说假新闻是人民公敌，是因为他们没有信源——他们完全是编出来的，”这位总统说，还表示这个标签只适用于“不诚实的”记者和编辑。几小时后，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禁止包括时报在内的好几家新闻机构的记者参加在他的办公室举行的一场新闻例会。
尼娜·赫鲁晓夫表示，通过使用这个词汇、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群体行列——至少就他选择用这个词汇攻击自己的批评者而言——特朗普证明了“国家民族主义的、独裁的”语言“总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民族，都不例外。”她还表示，特朗普多半没有读过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的著作，但“侮辱、羞辱、控制、打标签、树敌和扣帽子的配方总是一样的。”
1960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会议上。他在1956年的一次演讲中下令停止使用“人民公敌”一词。
白宫没有回应时报的置评请求。
“人民公敌”一词最早于1789年随着法国大革命出现在政治词典中。革命者最初将它当作一个口号，用于不加分辨地攻击任何反对他们的人。但随着革命面临的对抗日益增长，这个词汇获得了颇为致命且法律意味强烈得多的含义，1794年颁布的法律设立了一个“用以惩治人民公敌”的革命法庭，还编纂了一系列法规，将应受处罚的政治犯罪以死论罪，其中包括“传播假消息，使人民产生分歧或困扰”的行为。
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概念以一种更加良性的形式再度浮现，出现在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1882年的剧作《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中。这部作品讲述了小镇里一名理想主义的检举者与当局和本地人抗争的故事，后者为了保护经济想要封锁有关水污染的消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将这个词汇再度置于法国大革命血淋淋的戏剧性情境下。当时列宁在《真理报》(Pravda)上宣布，针对“人民公敌”的雅各宾式恐怖是“有益的”，需要被复兴，以使俄罗斯人民彻底摆脱“地主和资本家这个阶级”。
于1924年列宁逝世后接任苏联领导人职位的斯大林，急剧扩大了被打上“人民公敌”标签的人群的范围，不仅针对资本家，还将与列宁共事多年但被斯大林视为对手的虔诚的共产党员列为打击目标。
“这基本上是个代表死亡的标签。它意味着你不是真正的人，完全可被毁弃，”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俄罗斯与东欧问题的教授米切尔·A·奥伦施泰因(Mitchell A. Orenstein)说。“任何曾经生活在苏联或对它有所了解的人都是这么理解的，但唐纳德·特朗普显然不这么想——或者不在乎它是什么含义。”
他说很难搞清楚特朗普是知道这个词汇的含义，还是只是因为“知道它能激怒对此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才使用它。
“他只是在让人们憎恨他们，反正他们都是他想让人憎恨的人，”奥伦施泰因继续讲道。“他的支持者会把与斯大林的比较看作是进一步证明主流自由媒体乱了套的新证据。”
而且，这位总统以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使用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汇，“会将它变得毫无意义”。奥伦施泰因说。他还表示，“它变成了人们不会认真对待的什么什么什么”，因为没人真的觉得特朗普会恢复断头台。
曾撰写过毛泽东和柬埔寨实施宗族灭绝的领导人波尔布特的传记的英国作家菲利普·肖特(Philip
Short)表示，特朗普乐于“打破既有秩序，而此类语言恰恰就有这种效果。”
“我们试图从一种既成观点的角度分析它，但这不会有任何结果，”他接着讲道。“我不知道特朗普是否读过斯大林，但如果他的目的是动摇民众，那他做得相当不错。”
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学荣休教授、著有一本赫鲁晓夫传记的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表示，特朗普会重新使用一个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在苏联陷入争议的词汇，“令人感到震惊”。“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它的使用那么普遍，频率那么高，那么有毁灭性，以致没人想再碰它，”他说。“在俄罗斯我从没听人提起过这个词，除了在谈及历史或开玩笑的时候。”
尼娜·赫鲁晓娃表示，特朗普“一直在使用很多这类”革命领导人偏爱的“有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标签”，使用“自由派同情者”等词汇和“有关美国前途暗淡的话语，其消极影响甚至比俄罗斯人使用的还要强烈。”
他比中国和柬埔寨红色高棉共产党也更甚一步，相比于从苏联引入的词语，这两方一般更愿意使用本土的攻击词汇。
著有毛泽东和波尔布特传记的肖特表示，中国和柬埔寨共产党都有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就算真的有过，也很少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使用“人民公敌”，因为它是个外来词。作为替代，波尔布特会抨击敌人为“可怕的细菌”，会“从里面腐蚀社会、腐蚀党和腐蚀这个国家”，毛泽东主义者则创造了“臭老九”这样的辱骂词汇来声讨学者和知识分子。
肖特表示，毛泽东“使用中文说法，像中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一样说话。”
“他不太使用苏联术语，”肖特说。“但特朗普会用，这很不寻常。”
毛泽东有时的确也使用“人民公敌”，但不是指向自己在国内的敌人，而是指向美国。他曾在1964年宣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政客通常使用能让自己的民众产生共鸣的词汇，”肖特说。“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没有单纯地机械重复斯大林主义词汇。特朗普不寻常的地方在于，他起用了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的斯大林主义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