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说，2017-01-15）
我心中，始终无法把英姿勃发，风流倜傥，儒雅书生这样的词和周有光联系在一起，尽管看他的照片，他是和这几个词有缘的。只是因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风烛残年了，垂垂老矣一个长者。
在我心中，始终无法把欸乃运河，小桥流水，阳春三月这样的词和周有光联系在一起，尽管我知道，他是我的乡亲，出生在江南名城常州的一条著名的街巷——青果巷，这里走出了许许多多的名人。只是因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在北京的一座破旧的居民楼里，正是冬天，灰蒙蒙的天和狭窄的楼梯，小小的房间里，他静静地坐在一张简易的沙发上。
但是，我知道，他还是一个青春勃发的人，我说的是他的思想。
他还是一个生活在江南的如画风景里，我说的是他的心。
昨天，一切都结束了。刚刚度过生日的周有光，永远离开了我们。
世间再无周有光。天上却有了光，也许，可以照亮更多的人。
今天，原本是搜狐文化召开的为周有光先生庆祝112岁诞辰的活动，很早我就接到了邀请。1906年出生的先生，实足年龄应当是111岁，但是家乡流行过虚岁，所以，他是刚刚跨过112岁的门槛。
最近几年来，每年的一月中旬，搜狐文化都会组织这样的庆祝活动，我也参加过几次。没想到的是，1月14日收到了先生逝世的讣告。会议组织者专门打来了电话，说，会议照常。
不过。我想庆祝会应该是改成了追思会了。
先生是我的同乡，都是常州人，又是我的本家，都姓周，所以，尽管以前不认识，但是听到这个名字，亲切感就会油然而生。
先生109岁的时候，我参加了在常州举办的一个庆生活动，先生没有出席，但是专门制作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他上来就幽了一默，说，我出生在常州，一不小心，100年没有回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估计没有几个人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了。109岁的老人还可以这样幽默，上帝怎么会愿意收走他到天堂去和他争夺听众呢？
先生总说，上帝太忙，把他忘了，其实，我想不是因为太忙而忘了，而是怕引进一个“竞争者”。
先生年幼时，因为身体欠佳，有医生预言，他活不过35岁，结果一不小心，他居然活了3个35岁。
看起来，上帝也很幽默，居然会开这样的玩笑。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先生，是随着常州市委统战部的张跃部长到他家去看望他，这是统战部每年都要做的事情。大概是从庆祝他100岁生日开始，每年家乡人都会为他专门做一个陶瓷碗，上面用釉写上先生XXX岁的字样，我去的那次，送的是110岁的碗。
家乡对碗是很重视的，因为过去总是吃不饱。我家现在还保存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用过的印花瓷碗，上面刻着父亲的名字，这只碗，我家一直用到九十年代，本世纪初我才向母亲讨过来。
不要以为送给先生的碗是一个纪念品，其实还是很实用的，因为先生晚年主要吃的一种食物是常州产的一种小包装的速溶的米糊，就是用这个大碗来冲调。
可惜这个米糊的牌子我没有记住。
米糊和迷糊谐音，以前总会开玩笑，说喝米糊容易犯迷糊，看了先生在知道，这是无稽之谈。
谁还能比先生明白呢！
那天，在先生小小的书房里坐了半个多小时，听他讲世界，听他讲历史。记得那天他讲的最多的是外语的重要性，他说，过去，英语和法语都很重要，现在，主要是要学好英语。
在朝阳门内的一个蜗居里，听一位110岁的老人讲外语的重要性，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记得那天张跃部长对我说，你看，老先生的头上还长出了新头发。确实，原本全谢了的头顶，居然长出了绒毛，确实有点返老还童的感觉。
我正好在这一年出了两本书，冒昧请先生为我的书签名，110岁的先生写下的是：“周有光，110岁”，字虽然显得有点颤抖，但是，仍然是工工整整。
110岁的人写字，世界上不会有几个人能够亲眼看到了。
先生到了晚年，说话有点吃力了，嗓门也不大，但是，他的声音的传播力，远远超过很多年轻人，也超过了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甚至超过了很多的媒体。
原因在于他说真话。
他对中国人的“说假话”危机很担忧，他认为“如果一直说假话，中国是没有希望的”。有人问先生，在讲真话与讲假话上能不能含糊一点、模糊一点呢？
先生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不能和稀泥，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除了说真话，还在于他说有水平的真话。
在庆祝他111岁生日的活动上，我有一个简短的发言，主要意思是说，先生的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知识分子一定要有专长，发出的声音才能大，如果没有专长，整天只喊独立自由，民主法治，也是没有力量的。
先生有很多的妙论，很难想象出自一个百岁老人之口。
他是硕果仅存的亲历五四运动的人，尽管他那时候年幼，但是印象尚存。他说，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德先生”、“赛先生”是完全正确的，之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他经过仔细研究发现，“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也不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而是后来提出的。
而对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他说，“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一块的，你怎么能只给“赛先生”发护照，而一直不给“德先生”发护照呢？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的大学教育，先生念念不忘蔡元培。他认为，蔡元培提出了八个字：“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所以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
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后，先生给他写过一封信，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第二点，小学生中学生大量的无效劳动要取消。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觉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书本还是学不好。为什么呢？大量的无效劳动。
先生说，部长很客气，打电话过来说“谢谢”。但是，他心里明白，要能够做到，部长是没有这个权力的。
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所以，他常常提到“真理”这个词。他说，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还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断被批判被否定当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形态是不许批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跟社会科学混起来讲。
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从世界看中国。他是真正的把世界和中国连在一起的。他爱国，但不是狭隘地只是站在自己的国家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上，站在全球的立场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比有些人的胸怀不知道要宽阔多少。
在一本著名杂志2010年的春节联谊会上，106岁的先生坐在轮椅上发言，声音高吭，引得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大家踮起脚跟、伸长脖子，有的干脆挤到前面举起了照相机。那次他发言的内容是，不仅要爱祖国，更要爱人类，爱地球。他说：“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那就会以邻为壑，甚至引发战争！”
振聋发聩的声音！别看他坐在轮椅上，其实是站在山巅上。
智慧老人的智慧判断和智慧表达，才使得他的声音能够传布的很远很远。
这些年，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去看望先生，但是，我都没有去，因为知道他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不愿意给他增添麻烦，心里惦记他，默默关注他，就够了。不过，心里似乎没有想过他会突然离去，还总想着要给他庆祝120生日，送第二十个碗。
噩耗是突然传来的。但是，112岁的老人离去，似乎更多的不是悲伤。
有朋友这样写到：
“他毕竟衰老了。2016年12月5日他因发烧进医院里住了三周，然而当月27日又平安出院回到家里。当下，他已经顽强地跨入了112岁的门槛。他真是返老回童，返璞归真了，又回到了‘婴儿’时代，没有多少气力了，开始不愿说话了，用手势和眼神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只想躺在床上睡觉。该写的他早就写完了，该说的他也说完了，该交待的他自认为也不需要再交待什么了。
他也许更需要整日整夜地徜徉在回忆的睡梦中，追忆当年在常州府中学、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的师友，回想他自己在抗战期间艰苦又难忘的日子，寻找“文改会”同事的面庞想与他们抵掌而谈，默念离休后他结识的一大串文友的姓名……这个世界好像渐渐与他无关了。
乡贤周有光止步在112岁。
他走完了一生漫长的道路。
他的路，比一般人都要长许多，留下的财富，也要多许多。
这些财富，都是光。
即使他到了天上，依旧能够照亮我们脚下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