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还有一类后毛崇拜者，他们并非根据什么理论、或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崇拜毛，而是搞“政治正确”，因为这样做符合当政者的主张，从而可能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孙美堂，男，1956年生，湖北省监利县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环境伦理学会理事、全国价值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研究。1985年起，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系统讲授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当代理论热点问题评介、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价值哲学导论等课程。自1986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专著和译著(包括合作)10多本。论文: 《悲剧的实质》，《毛泽东思想研究》）
本文不是评价毛本人，而是评价时下风行的“后毛崇拜”现象。“后毛崇拜”这个词是我生造出来的，是指当下中国流行的毛泽东崇拜现象，与改革开放以前的、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毛泽东个人崇拜现象相区别。我发现，既有许多好友有强烈的后毛崇拜心理，也有许多好友对此极其反感。就我所知，这两种人大都是善良和真诚的，虽然在知识、素质等方面有很大差距。从个人角度说，只要不对他人、对社会产生危害，你崇拜谁不崇拜谁，是个人自由，我尊重和理解。但毛泽东代表一个文化符号，一种价值导向，对他的崇拜是个公共问题，也会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某种作用影响，这种影响会以复杂的方式和途径左右我们的命运，正是这点引发我的忧虑。
后毛崇拜现象是当下中国最诡异的现象。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崇拜同一个人，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都赋予同一个人，后毛崇拜意识中，中国几十年复杂而繁多的思想观念，都混乱地纠结到了一起。不仅如此，无论哪类人，哪种动机，最终实际形成的合力，都会把社会向很糟糕的地方引。
后毛崇拜主体，第一类是“红族”后裔，有人戏称“赵家”，亦即既得利益集团。这类人把国家权力理解为私家“江山”、家产：“这是我们的父辈、祖辈打下的江山”。毛是带领他们的父辈、祖辈“打江山”的领袖，是“红族”的象征和总代表。崇拜毛，是证明其统治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和仪式。按照这个逻辑，“红族”后裔把国家的公共权力、公共资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就合理合法了。显然，这是一种极其古老陈腐的宗法帝王观念，也是一种极其霸道的强权意识：江山是老子的先人打下的，你敢怎样？这类后毛崇拜必然拒绝人民权利，尤其是拒绝公民参政议政、选举监督的权利；拒绝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与法治文明。这类观念还潜在地包含了以下观念：既然江山是我们家的，那么我们搞特权、贪污腐败、恣意任性，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类主体有个尴尬局面。因为毛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的很多说法和做法对这个群体也不利，他们的先人大多挨过毛的整，所以“红族”后裔对毛有一种复杂的“矛盾情结”。由于他们是掌权者，宣传毛的话语权、崇拜毛的度和方式，都在他们手中，他们必然以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为目标，选择性地对待毛的遗产，把民众的后毛崇拜现象朝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引导，屏蔽可能对他们的不利方式。
后毛崇拜第二类主体是普通民众，是中下层老百姓。这类又可分两类：一类是改革开放大潮的失落者，是近几十年各种不公平现象的受害者；另一类则是对现实问题的不满者。他们在整个利益格局中相对别人、相对过去，不见得是弱者，但环境污染、社会腐败等等，也使他们深受其害，从而激发他们对现实的不满。问题上，这类群体崇毛时，真是把问题想明白了吗？假如时间可以穿越，真的要这些人回去过毛时代的日子，比如农民世世代代只能做农民，一辈子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当牛做马累死累活还吃不饱；城市青年让你到北大荒“扎根”一辈子；所有人都不断地整人和挨整--，我看谁也不会去。现在有些人故弄悬殊，例如南街村、华西村崇毛，不过是叶公好龙。用国家资源、拿银行贷款等等，满足下少数人的癖好而已。毛时代哪是这样！这些人之所以崇毛，主要是用上世纪50-70年代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理解今天的现实问题，导致历史方向感的倒错。改革开放虽然提倡“换脑筋”，但理论上只是做了少许修修补补，整个框架还是毛式的。当人们对现实不满意时，超不出旧的窠臼，几乎本能地搬来毛式解释系统，想当然地把他们不理解、不接受的斥之为“资本主义”。
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毛式体制，是一种准军事化体制。它把人们的所有财产和社会资源全部剥夺，集中起来。名义为“公有”、“国有”，但落到实处，这个“公”，这个“国”，究竟是谁？是作为整体的职业官僚群体（由革命时期的职业革命家演变而来）。职业官僚群体出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主体。他们把所有国民按准军事化方式编制起来，人们因出身、户口、工作单位、工资级别、政治面貌等，分为不同的等级。职业官僚代表“公共”掌控和支配社会资源，以及人本身；平民百姓则沦为执行指令的工具。这种组织方式进行国民动员还是很有效的，所以毛时代创造了不少奇迹。但那些成就主要是实现国家意志，与民众的自由和福祉基本无关。
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说白了，正是抛弃了毛的主张，有限地、羞羞答答地借鉴了毛抵制的自由、个人权利与市场经济才有的，是人们有了些许独立、自由和权利，能在可怜的范围内支配自己活动的结果。市场经济需要配套的政治和法律体制，需要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需要公开、公正等游戏规则。但是保守力量太强，这种诉求以悲剧结束，并导致今天畸形和扭曲的“半市场经济”。职业官僚群体过去的权力优势向市场延伸，权力、地位和身份的不平等转化为掌握市场资源和机遇的不平等。90年代开始“抓大放小”的改革，以及2000年开始的房地产开发，把毛式“公有制”——作为整体的职业官僚群体掌控财产与资源，变成职业官僚私人掌控财产与资源。加上权力不受人民的约束，可以恣意任性，这就导致了今天种种的社会问题。
吊诡的是：人们按毛式思维，不理解旧体制的本质，不理解50年代“公有制”与今天“权贵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必然联系，不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哪些是旧体制、旧势力的变种，哪些是试图超越旧体制、旧势力的努力，不理解“当此之时”与“因此之故”的区别，把他们不欣赏、不理解的东西，把给他们带来苦难的东西，都理解为改革开放所致，理解为“资本主义”所致，理解为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所致，并因此怀念起毛时代的“埃及肉锅”。按这类群体的思路，崇毛必然崇党、崇“公”，必然拥戴那些掌握社会资源和人们命运的职业官僚群体，拥戴这个官僚群体赖以确立的社会组织方式——“公有制”。结果怎样呢？假如你认为社会不公，那么按你的思路，不是消除这种不公，而是强化这种不公；假如你认为你的权益受侵犯，按这种思路，不是保护你的权益，而是强化那些侵犯你权益的人们的力量！
后毛崇拜的第三类人，是基于价值观与认知。他们主要不是从利益和命运出发，而是从观念和立场出发。迂阔的“学者”按苏联教科书模式和毛式宣传品理解现实，涉世未深的学生没有体验过那个时代，基于误导和蛊惑而臆想，某些不负责任的“鹰派”人物则需要虚构出一个英雄和偶像。这类群体的思维和心理，基本上是以下几类情形的杂拌：一是抽象思辨。典型的就是把毛、党、社会主义、公有、无产阶级，以及各种美好的东西归为一类，把资产阶级、私有、西方（美国），以及各种坏的东西归为与前者对立的另一面，再就是加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固化模式，不顾事实，不讲逻辑，不具体分析，用笼统、混乱的“宏大叙事”和抽象思辨，以及“上纲上线”的方式，得出结论。二是情感和情绪的发泄。主宰这类人的价值观和认知模式，是些假大空的说辞，大得无边，空得不知所云，假得令人哭笑不得。事实不清，逻辑混乱，偷换概念，把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认真琢磨，这类说法往往莫知所云，但却有强烈的情绪和极端的立场。借用实证主义的说法，它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没有意义。三是狂热分子。这类人把毛想象为民族英雄，领导中国人民打败“美帝及其走狗”。他们希望有毛式英雄再世，率领他们征服“敌人”。的确，毛时代我们打过很多仗——联合国联军、美国、苏联、印度、南越等等。但是这些仗起因和背景究竟是什么？该不该打？打的结果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我们究竟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具体情形怎样？事实与宣传的差距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个复杂和专门的问题，本文不予赘述。不过，如果真按这类狂热分子的思路走下去，对国家利益、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来说，恐怕不是好事。
我也承认毛是伟人，他留下的历史遗产也非常值得研究，但不能走后毛崇拜的路子，而应在从新梳理历史深层逻辑、从新认识时代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