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该书的作者没有研究为何其他国家（如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没有导致民主。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体系能否在和平中幸存──Rosa Brooks对John
Ferejohn和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合著的《战火锻造：战争、和平与民主谈判》一书进行了评论。
有些书籍应该标上公共卫生局局长的警告：例如“可能引起不适”，或者“不适合浪漫主义者”。政治科学家John
Ferejohn和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就写了这样一本书──《战火中锻造：战争、和平与民主谈判》(Forged Through Fire: War,
Peace, and the Democratic Bargain)，这本书不适合心脏脆弱的人。
该书以一个悖论作为开篇。“战争过程中，人类令彼此承受无尽的恐惧”，Ferejohn先生和Rosenbluth女士写道。但是，通过普选权和财产权的独特结合，这些战争同时也孕育了我们“最珍视的人类价值”之一──现代民主。
高中公民学课程可不是这么教我们的。但是，这个观点由两位在学科领域颇有造诣的学者提出，掷地有声、令人信服。两位作者带领读者纵观2,500年充满腥风血雨的西方历史，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越南战争，一次又一次地凸显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权衡关系：民主的出现和巩固取决于战争，并且这里所指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战争。
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如下：有钱有势的人都倾向于保持现状，并且总体而言不愿意与穷人共享财富或者政治权力。只有当精英阶层面临军事威胁的时候，穷人对富人开始变得有价值，因为自古以来军队需要人员补给──大量的人员补给。
两位作者认为，这正是孕育民主的可怕“铁血魔力”。人力密集型的战争需要大规模人口资源，迫使精英阶层在外在威胁之下，不得不在政治上向普通百姓做出妥协。Ferejohn先生和Rosenbluth女士并非追踪战争与现代民主国家演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第一人，但是他们权威性的发声让这一结论变得更震撼人心，更明确具体。
让我们首先回到雅典，当时从贵族统治向民主的转变是由抵御外敌入侵的需求引发。公元前508年，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承诺将政治权力移交给雅典民众，作为交换，民众要对击退频频侵扰的斯巴达人作出贡献”，就这样雅典民主政治的伟大时期应运而生。
这种民主原本也可能很快走向夭折，但是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波斯战争期间外在威胁几乎成为持续不断的存在，同时，雅典海上霸权很快也需要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积极参与，该书的作者强调，“不论他们是否乐意，雅典富有的保守派市民似乎已经意识到，城邦的存亡在数千名划动三层桨座战船（trireme,古地中海地区被腓尼基、希腊和罗马等文明广泛使用的大型战船）的平民手中”。
同样的动因趋使罗马权贵将自由、土地、公民身份和选举权赋予不断扩大的平民队伍，并最终延伸至千里之外的殖民地居民。正如雅典时期一样，“罗马的军事成就依托于政治话语权换得的广泛人力资源”。
但是并非所有战争都能产生民主。在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主要依赖小规模重骑兵部队而非大规模动员穷人就可以维持其权力，而这基本上排除了通过向大众提供政治让步换取其军事服役的必要性。
随后，在现代欧洲的初期，“火药的有效使用令局势明显从此前500年期间由骑兵主导的军队向大规模部队倾斜……同时政治力量转向可以资助和维系这些大规模部队的领导人”。即便如此，大多数欧洲政府一度能够通过掠夺新世界（New
World），“或者，必要时通过和商人进行利益交换为军队提供资金，相比之下这种方式造成的不安定成分更小，否则（君主们）将被迫和穷人达成协议”。因此，推动民主的压力仍然微乎其微，只是断断续续地出现。两位作者写道，“只要君主们可以用钱购买军队，平民就无法像雅典和罗马时期一样以流血牺牲换得选举权”。
两位作者观察到，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后，形势才再次有利于民主的广泛扩张。法兰西共和国的全国总动员法令（lev口e en
masse）为此奠定了基础：全民动员不仅要有一个有效的行政国家，最终还需要一种更平等的政治途径。到19世纪末，法国和德国都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并且“两国都采取了代议制政体”，劳苦大众的内心因获得普选权而得到抚慰，同时富人的忧虑因财产权受到保护而得以缓解。
尽管如此，在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富人和工薪阶层的利益仍然相互冲突。书中写道，“以20世纪耗钱耗力的白热化战争为代价，双方才形成一个支持代议制民主的统一联盟”。
一时间，风云突变，势不可挡。20世纪初期，挪威和瑞典发起了普遍兵役制度；并且于10年之内授予男性普选权。在英国，兵役制直到1916年才推出；到1918年，男性普选权同样得到许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60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但民主已经成为风靡西方世界的准则。
《战火锻造》一书充满了严酷的论断。两位作者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他们冷静地提醒我们，战争在人类历史中几乎是一种持续的存在。那些倾向于从二战后洲际战争的落幕中寻求安慰的人们或许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70年并不算长。第二堂课：权力在握的人几乎都不愿自动放弃权利。历史上，只有恐惧和威胁曾让富人和权贵百般不愿地和穷人分享权力。
第三堂课──或许是最难令人接受的──是，没有战争及其带来的多种可怕境遇，我们最为珍贵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很可能无法获得成功，甚至连数个世纪的战争所换来 的民主硕果也“既非轻而易举，亦非必然结果”。民主取决于多种环境的独特结合：出现支持人力密集型战争的技术；政府精英缺乏通过购买而非从公民身上哄取军事力量的外在财富资源；等等。即使所有条件同时出现，高压政治或宣传有时足以令民主的发展受挫。例如，截至目前，中俄都成功地阻挡了这一趋势。
所有这些引向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富有的现代国家可以再次越来越多地将安全事务外包给私人承包商，而无论如何，新军事技术的出现将再次减少对大规模军队的需求。有了无人机、监控技术和网络战争，国家无需大规模动员公民就可能实现战争的传统终结，权力的平衡再次偏离普通公民，向统治精英倾斜。
Ferejohn先生和Rosenbluth女士不禁怀疑，“当军队不再需要血肉之躯，什么才能取而代之，起到稳定民主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战火中锻造的民主能否在和平中幸存？
（Rosa Brooks是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著有《为何一切变为战争，军队成为一切》(How
Everything Became War and the Military Became Everyt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