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革命成功之后怎样？”

------与左翼革命派聊聊天

（红中网，2017-2-9）
  按：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改开”路线下，邓后的共产党中央，包括今日的习近平中央，对他们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是当下左翼革命派与左翼“保党救国”派（保救派）争论的一个焦点，相当对立。

    老王不是革命派。这里，愿与左翼革命派聊聊天。

    其实，这里有三个层次问题：一是，今日共产党政权应该革命推翻吗？；二是，中国左派革命派有力量有可能将今日共产党政权推翻吗？；三是，推翻了，革命成功了，之后怎样？老王重点要聊的是，“革命成功之后怎样？”

    第一个问题，今日共产党政权应该革命推翻吗？这对左翼革命派来说，是个无需讨论的问题。因为左翼革命派是坚定的毛派。根据毛泽东的主张，他身后共产党的中央若搞修正主义了，资本主义复辟了，人民就应该起来再革命，推翻它。邓后的党中央越来越甚地搞了修正主义，最坏的资本主义都在中国全面复辟了，这是有眼睛的人人都看到的。不应该革命吗？不应该推翻吗？应该。不必讨论。所以，老王不与左翼革命派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左派革命派有力量有可能将今日共产党政权推翻吗？老王认为没有可能。完成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左派革命，一需要国内各社会主义阶级力量的发动，二需要国际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持。缺一不可。这两条，中国左派革命派能得到吗？得不到！起码国际支持得不到！右派革命派为什么对他们推翻共产党政权有信心？因为他们坚信也事实长期得到国际强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西方力量的支持和奥援（虽然这信心越来越弱）。西方国家是反共右派革命和流亡的大后方，左派是没有的。但左派革命派很可能争辩说，“没有国际的支持我们革命也能胜利”。老王不打算争论，故也就不与左翼革命派多讨论这个问题。

    老王最要问左翼革命派的问题是：“革命成功之后怎样？”

    我们假设，今天的左翼革命派革命成功了，改开路线邓江胡习共产党修正主义中央政权竟被推翻了，再怎么做？那末，左翼革命派立即就要面临毛泽东1949革命胜利至1976文革失败所经历的全部问题，就要把毛泽东那近三十年的道路再走一遍：

    他们就要土改，将“小岗村”式的中国农民重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他们就要没收改开暴发的共产党权贵手中的大中小官僚资本，就要将城乡全部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化，再国有化；他们就要镇压一切共产党权贵官僚资本联合城乡资产阶级，反共知识精英群，传统反共势力的反抗；更棘手的是，他们就要应付他们自己掌权后的阶级蜕变，“不作李自成”，就要警惕和不断揭露、整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新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于是，就要再次发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而最后，几乎一定，不幸，失败，“华叶”右派政变，将左派送进监狱，再来一次“改开”！......

    很好玩很可笑的天方夜谭吗？不是，左派革命胜利那天起，一切必将循路发生。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我要问问左派革命派，以毛泽东空前的权威、伟大和气吞山河的魄力，尚不能障江河之东下挽狂澜于既倒，捍卫住他的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成果，最终复辟，你们谁能超越毛泽东，取得革命胜利后，又取得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最终成功？

    道理在哪里？我们再回头看看文革史家徐海亮先生曾提到的：

    “毛泽东询问过田家英和戚本禹，对社会主义能不能胜利怎么看，田说一定能胜利，戚说困难很多，但主席老人家在就能胜利。毛的回答是，年轻人没有说真心话，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

    不少左派朋友争辩说，毛这话不见经典，不作数，戚本禹自传也未提到此句，若毛真说过，戚自传一定会有云。未必。1966年12月生日家宴，毛举杯“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乾杯！”面面相觑的中央文革大员那时，也是思量再三也不敢公开披露它的。

    不在是否载入经典，而在这句存疑的毛的断言本身是否符合实际。

    20世纪理想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复辟，绝不是什么少数共产党内阴谋家的操作，它是革命的主体阶级工人农民市民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本能地自发地向往着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资本主义在今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下，还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它吸引着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憧憬艳羡能像“外国人”（资本主义下的外国人）一样富裕和发财，出人头地。边界的铁网警犬或柏林墙哨兵的枪口挡不住他们，起码挡不住他们的向往。

    我们早就知道，特别是文革后期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知道，农民的自发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后掌权的共产党干部，基本由他们构成，他们“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官僚资本主义。

    而工人，列宁告诉我们，这个阶级也不能本能发生社会主义意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怎么办？》），“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也即资本主义意识。社会存在，才能决定意识。对任何阶级作意识的“外部灌输”，即所谓“政治思想教育”，对阶级整体来说，是根本无法持久的。

    市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则不必说他了。

    农民小生产决定的资本主义自发性容易理解，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自发性哪里来？就从劳动力价格构成来。《资本论》里，马克思断言工人出卖劳动力所得工资只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全部剩余劳动作为利润为资本家攫取。因此，工人阶级只能积累贫困，无法积累原始资本使自己上升为资本家。但实际上，由于各种的条件，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劳动力成本外，薪金中多少也能包含一点微薄的利润。这点蝇头利润，正是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自发性的源泉。穷困的工人家庭把他们上升出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工资中微薄利润的积累上，省吃俭用，相信总有一天能积累起可以作点小生意起步的原始资本。作为整个阶级，他们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希望是一定要破灭的，失败的，但不少的个人，经过吃尽千般苦的拼搏努力，经过对自己过去的工人兄弟的比老资本家更残酷无情的压榨，还真能成功了，变身小资本家了，甚至上升为大资本家富豪了，这就成为了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自发的榜样，他们遥远的出路，激励着他们。

     要明白，工人农民是在自己身受着资本主义深重压迫无法出头时，才要求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一旦革命胜利，解放，他们将立即自发地向往资本主义，向往自己阶级地位的上升成为凌驾于其他人头上的社会新的上层阶级。理想社会主义者以为，只要以革命和专政的手段彻底铲除掉私有制，挖了根，绝了工人农民市民自发资本主义的望，社会主义就能巩固了。大错了！阶级和资本主义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它不是刺刀能够消灭的。消灭了，它如野草还将顽强地生长出来。而正因为你绝了工人农民市民自发资本主义的望，断了他们上升的路，他们感到没了出路，他们会不满你，普遍地愤怒你，抵抗你，最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奥援下推翻你。东欧的社会主义及其政权，不是别人，恰是被工人阶级运动埋葬的。虽然埋葬之后，少数人外，最终倒霉的还是作为阶级的工人。

    文革过来人只要客观，那时都能看到，包括“割资本主义尾巴”“让资本主义绝种”等等极左社会主义政策已经遭到工农市民民众普遍的不满。76右派官僚政变，“四人帮”被捕，人民的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买酒庆贺，是发自内心的，是真高兴的。三中全会后新年，胡耀邦首贺人民“恭喜发财”（这贺词就那时起在全中国走红），邓小平瓦解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城乡对资本主义的束缚，鼓励私人资本主义，为民众的资本主义自发性开了门，给了他们各自发挥自己本事去发财的机会，是真顺应了文革后的人心，得到民众拥护的。问题出在共产党各级被毛泽东长期压制的当权者在资本主义市场化下，迅速将权力投入市场寻租，转化为个人牟利的资本，自己演变为权贵官僚资产阶级，鲸吞国有资产，聚敛了惊人财富，便放任了资本主义泛滥，造成了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这时，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和左翼社会主义力量，才重新兴起和聚集起来，日益强大。

    明白了道理，明白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衰的历史过程，我们才能明白新兴左翼今天的历史任务究竟是什么？

    是革命推翻共产党修正主义政权，回到“毛派”的理想社会主义去吗？上面说了，不可能的，走不通了。让你一万步，即便你革命成功了，仍然要来一次必然的历史大回环，你自己又必将成为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新的革命对象，何苦？

    革命派或曰：“革命胜利了，我们会有总结了教训的不同于毛的新政策的”。但是，这不正是薄熙来、习近平们正在探索和着手的事业么？

    我说过，毛的“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已经透露他在深思这个教训和历史规律问题了：

    “他在艰难斗争中似乎也感觉到了马克思当年所断言的，人类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可以通过革命人为越过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成功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他感觉到了这规律的无可抗拒。毛泽东开始像大禹一样，从他的前人和自己与资本主义之“水”长期搏斗的经验和挫折中深思其中的教训：“无产阶级专政”的“息壤”，真的能够永远地将洪水堵住吗？----“很难”！如果资本主义的“水”真的靠堵堵不住，“社会主义很难胜利”，那末就要像禹一样完全改变治水方针，改堵水为引水，按水的本性将它朝向相对对人民最少恶果最多好处的方向去引导了！”（王希哲：《关于毛泽东晚年“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路”的思考》）

    这么看，修正主义的“中国特色”本来未必有什么不好。邓启动的改革开放，恐怕也未必不是延续毛晚年最后的思考。只是邓，特别是邓后的共产党，在六四彻底剥夺了人民民主运动权利，摧毁了人民监督机制下，竟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了原始资本主义特别是官僚买办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成灾罢了。

    故此，今天中国左翼的历史任务不是“革命”，回到原教旨理想主义的毛路线去，而应是重新聚集“文化革命”的民主力量，给共产党中央以压力，给共产党内左翼力量以支持，促其纠偏，矫正路线，修复“水利”，在尽可能保留社会主义经济要素的基础上，节制和调节资本主义洪水，减轻危害，让它有序地朝向有利国计民生的方向奔流。最终，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意识形态制约下的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体国家。这便是它的“特色”。它不是人为地主张和设计出来的，而是社会和自然规律各种力量的博弈制约下，自然发展出来的。

    左翼革命派就完全没有存在必要了么？也不是。喊喊“革命”、“推墙”给共产党压力，吓唬一下，还是需要的。百花齐放，无妨。但左翼的主流，应该是“保党救国派”。一个党，哪怕上层变质了，只要它传统的阶级基础在，它法定的传统意识形态在，这就是巨大的制约力量，也就是左翼能够占有的强大的政治道义力量，左翼就决不能放弃“保党救国”口号去另起炉灶。放弃“保党救国”口号，空喊完全不能实现的“革命”，是愚蠢的，是无法将自己与民众广泛的维权诉求运动结合起来的，也就必将吓走民众，脱离民众，陷自己于孤立的。

    但“保党救国”，必须高举政治民主改革的旗帜。越是要在共产党执政下发展社会资本主义，就越是紧迫要求要将人民对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监督监察罢免的民主权利，交回到人民的手里，建设起民主制度，就越是要争取为完全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各项人民民主权利而斗争。这就是宪政。至于你称它“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还是“人民民主宪政”，都可以讨论。

    201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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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关于毛泽东晚年“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路”的思考

（评徐海亮和项观奇两先生意见）

（红中网，201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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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

过去听说毛泽东询问过田家英和戚本禹，对社会主义能不能胜利怎么看，田说一定能胜利，戚说困难很多，但主席老人家在就能胜利。毛的回答是年轻人没有说真心话，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如果我们失败了，可能是三种前途：走德国的路，走苏联的路，或者英美的路。德国的路，法西斯主义，不赞 成，苏联，搞修正主义，贝利亚、法西斯，也不赞成。相比之下，倒可能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

项观奇：

徐海亮提出的自然重要。我的看法是，一，以主席有据可查的讲话，文字为准。二，这个说法，是个大事，主席应有解释。只有现在提供的结论，不足为据。三，文 革十年，特别提出理论问题时，未涉及此看法。四，我和戚老有过几次深谈。一再要我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书出版后，立即给他，他几日内读完五本，给我发三 条短信，高度评价。但戚老一直未向我透露主席有这个想法。真有这个想法，那要看怎样表述。人都不在了，无法落实。两件事说法，我有考证，毛远新有证明。可定论。此想法有，那段文字，造的。

多年前，我听吕加平同志说，在文革中，主席也曾向姚、王等人提过类似提问，主席不満意他们的回答，自言自语地说可能走美式民主道路。吕说他是听谢静宜说的。真伪如何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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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社长：

观奇兄：毛主席的话，当然要以“有据可查”的为准。但流传的戚本禹、谢静宜关于毛的这方面想法，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思考的。因为你是知道的，我的想法，就与戚、谢流出的这尚待考证的毛的想法，十分接近。

我对列宁、毛泽东这些20世纪的社会主义理想家革命家，始终抱崇高敬意。但我还是坚信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在它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殆尽之前，是不会被人为消灭的，因此，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形态在这之前也就不可能成功取代它，得最后胜利的。列 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各国事业在20世纪末期的全面失败，复辟，不是什么某些共产党的领袖很坏，“篡夺了权力”，“背叛”的偶然结果，这太肤浅，它背后推 动它走向复辟的是一条沉重的，悲剧性的（实际正好证实了马克思断言的）社会发展规律。列宁、毛泽东革命的胜利与斯大林理论“一国社会主义成功”那几十年， 对人类历史长河，我说过，就像是人向天空一跃飞起那一两秒钟，或大坝拦住水流的那若干天，人很快要摔回地面，水终归要向下奔流而去。人为“消灭”的资本主义终究要“复辟”的。这些，你是听我说过的，曼谷座谈会我还详细说过，虽然你始终不会同意。

毛泽东是意志极其坚强的伟大革命家，他不畏惧革命前途中的任何困难，勇于向它挑战。但我还是相信毛对戚本禹、谢静宜们说过“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的话。因为，他不是惧怕困难，他是在艰难斗争中似乎也感觉到了马克思当年所断言的，人类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可以通过革命人为越过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成功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他感觉到了这规律的无可抗拒。毛 泽东开始像大禹一样，从他的前人和自己与资本主义之“水”长期搏斗的经验和挫折中深思其中的教训：“无产阶级专政”的“息壤”，真的能够永远地将洪水堵住 吗？----“很难”！于是，我认为，毛主席开始考虑如果资本主义的“水”真的靠堵堵不住，“社会主义很难胜利，如果我们失败了”，那末就要像禹一样完全 改变治水方针，改堵水为引水，按水的的本性将它朝相对对人民最少恶果最多好处的方向去引导了！

毛设想了三个可能的方向，“三种前途”：“走德国的路，走苏联的路，或者英美的路。德国的路，法西斯主义，不赞成；苏联，搞修正主义，贝利亚、法西斯，也不赞成。相比之下，倒可能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

所以，我绝不相信戚、谢等毛主席身边的人流出的毛主席的这番极其重要的话，极其重要的他老人家晚年思考，是空穴来风。所以建议大家，特别是左翼朋友不可对此掉以轻心不去作认真的省思。

毛说“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好。但老王主张，现在看，还是选择“搞修正主义”的方向对中国较为妥当。因为无论当初对错的剧烈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革命缘 故，中国延续存在了你死我活两大敌对政治势力，他们无法和平政权竞争。老王反复论述过，这种社会条件下，绝不宜人为去“设计”，去“搞出”一个西方多党竞 争政权的“民主体制”来。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不许反共右派问鼎，不开放政权竞争，但须开放自由的多党社团对共产党执政的依 宪法法律的政治监督和监察。这才是正道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修正主义”。“中国特色”本来没有什么不好。邓启动的改革开放恐怕也未必不合毛的晚年思考。只是 邓，特别是邓后的共产党竟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拆毁毁弃了“节制”资本主义洪水的毛时代的一切大坝，放任了原始资本主义特别是官僚买办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 的泛滥成灾罢了。水，是必须让它顺势而行的，但又必须控制的，不控制就将是滔天的水灾。今日中国左派成长壮大所负的历史任务，老王之见， 不是要重回“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可能了），去堵住资本主义之水，而是力促40年共产党右派中央纠正路线，修复“水利”，在尽可能保留社会主义经济要素 的基础上，节制和调节资本主义洪水，减轻危害，让它有序地朝向有利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方向奔流。

今天认真省思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发展前途的这番难得一见的思考，还可以有助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左派某些人可能走向的另一个极端。

老王社长

2016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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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徐海亮评《戚本禹回忆录》节录：

有个说法没有证实弄清。过去听说毛泽东询问过田家英和戚本禹，对社会主义能不能胜利怎么看，田说一定能胜利，戚说困难很多，但主席老人家在就能胜利。毛的回答是年轻人没有说真心话，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如果我们失败了，可能是三种前途：走德国的路，走苏联的路，或者英美的路。德国的路，法西斯主义，不赞成，苏联，搞修正主义，贝利亚、法西斯，也不赞成。相比之下，倒可能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

之前，我曾找到金敬迈，询问他，戚本禹说过这个事吗？金把他听说的也讲了一遍，大致是这个意思（但金是个文学作家，我不敢就真信）。我见了戚以后，也专门询问他有没有这个对话，他承认确实有过，即，与其……不如……。但我在这次文稿中没有看到这个记载，这么重要的事他居然没有写，在深圳时我想问他为什么没有写进去，但时间紧迫没有问。出门后敖本立说，可能上海与他对话的人年轻，不知道有这件事，没有问他，他没有想起来，也就没有录音留下了。这样重要的对话，戚本禹会忘记吗？我觉得他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记忆和表述，大多还保持在文化革命时期我们大家信仰的朴素范畴，有涉及研讨毛思想的话题，他既往言论和留下的文字，是非常谨慎的，敏感问题或探讨问题，他大概还不愿放开
——和我们一般的研究者议论毛主席，他特别把住不出格——（传统表述的）列宁主义和党的原则，怕有什么呢？从总体上看，他未能（或做不到）提纲挈领地去回顾文革派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的教训，他似乎没有真正抓住晚年的机会，辨证、琢磨史实和史观问题，去完成从一个文革大员到一个文革史学研究者的身份转换（也可能不需要这样要求他），我估计即便是和其他人座谈后他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也难以在病榻上做一个全方位的经验教训的理论概括。我感到这是这本回忆录最大的不足地方。而这个深沉的研究和表述，本应该由虔诚的文革派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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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写完此文，项观奇兄又来电：

希哲，看来确有此事了。

今上午到加平同志处，转迖了你的问候后即核对那件事。他说确有此事，2001年在北京香山居住时，静宜同志之子亲口转述给他的。当时，主席在与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谈完正事后，突发此问，得不到满意答复方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我嘱吕赶快核实时间、地点、人员，吕已应充，特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