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之争有不断激化的趋势：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河北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副局长左春和先后因为公开发表辱毛言论被开除公职；不久大陆学者邓聿文在微博爆料，有“毛左”举报并要求“刑事处理”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很多知识分子在舆论场惊呼，左派的“定点清除”手法令人警惕，中国再次面临“文革”的危险。中国的左派真要“卷土重来”吗？他们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左转”的说法？他们最新的主张是什么？对此，多维新闻记者流火专访了中国左派学者的代表人物张宏良。以下为采访实录。
多维：因为邓相超、左春和以及贺卫方被举报等事件，舆论中不少声音认为左派要重新崛起了，您是这么认为的吗？
张宏良：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左转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说左派已经崛起则是言过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中国左派力量还很弱小，左派自身四分五裂是主要原因。
从立场上来看，目前中国左派大概可以分成三部分。这三部分有些是原先就存在的，有些是后来分化形成的。
一部分人是对中共已经完全绝望，走上了反中共的道路。这其中包括一些极端左派和一些官场失意的退休老干部，他们和右派的结论是一样的，认为整个中国应该推倒重来，被称为“推墙沉船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目前已经对右派失望，减少了对右派的支持，转而支持这部分左派，企图把中东地区“左派带路党”的模式搬到中国。
这部分左派的力量也的确有上升趋势，所以极端左派以往那种“左右合流”的说法，现在已经变成了客观行动，极端左派和极右势力的配合相当默契，极右势力反对谁，极端左派就反对谁，从党内到民间，他们双方的斗争对象完全相同，甚至连斗争对象的排列顺序都完全相同，极右势力的头号敌人，也是极端左派的头号敌人。
但是，这种“左右合流”，仅限于极右势力与左派带路党之间的合流，并不包括占主流的广大左翼爱国力量。这些与极右势力合流的左派又分为两类，一类想要先与右派联合起来把中国共产党“干掉”，然后再民主选举，与右派坐分天下；另一类则有些不仗义，想要先联合右派夺取政权，然后再消灭右派，属于“二次革命论”。
左派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体制内的那些左派。这些体制内的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领域主张实行公有制，在外交领域反对美国霸权，所以说他们属于左派。中国老百姓特有的正统观念，决定了包括左翼群众在内的老百姓对他们特别尊重，特别宽容，寄予特别大的希望。但是，他们的主要问题就在于纯粹唱赞歌，很少去管现实改革路线的对错，哪怕是眼睁睁看着国家走错了路也不管不说。
第三部分就是包括左翼学者在内的左翼爱国力量。这是左派当中的主流，代表左翼群众的绝大多数。一方面，中国左翼爱国力量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对四十年来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政策和错误路线，特别是当前存在的问题，保持批判态度，指出改进方向；另一方面，又坚决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国家稳定。
在维护国家稳定问题上，左派主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中国首先是不能乱，在外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一旦乱起来就会四分五裂，中华民族就会彻底终结。即便现在这个“家长”有问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也只能想办法督促他帮助他改正，但是不能不要他，否则“邻居”一脚踹门进来，这个家就彻底完了。
由于左翼爱国力量对现实问题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所以常常受到官方、精英和主流社会的打压；又由于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又受到国际反华势力、中国极右势力和极端左派的反对；这种来自于国内外、左右上下各个方面的打击，造成左翼爱国力量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
中国左派内部的混乱和对立，过去还只是处于潜伏状态和半公开状态，十八大之后特别是2015年以来，左派内部的四分五裂越来越公开化。当今中国左翼一大特点，就是许多人完全靠左翼事业吃饭，把左翼事业当作养家糊口的手段，很容易被收买。
多维：左派内部可能确实存在问题，但舆论中大部分的声音认为现在官方对于右派明显“收紧”，对左派的支持在加大。
张宏良：最近这一系列事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官方第一次没有打压左派。以往左派要是敢喊口号、拿着标语上街，早就被“镇压”了，特别像邓相超这个事情，以往左派要是敢在警察面前打人，更要被“镇压”了，但这次没有。
至于这次地方政府对邓相超、左春和那些人的处理，也不是那些官员“左”，更不是什么“宁左勿右”。那些官员一反常态处理反毛分子，是因为中央形势变了，他们怕自己受牵连。这轮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其中一条就是政治纪律，不能“吃饭砸锅”，邓相超他们如此恶毒反毛反共，显然是触犯政治纪律的。只不过一贯遭受打击的都是左派，右派已经习惯了，这次突然没有打击左派，很多右派就受不了。
多维：经过您所说的这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左右双方的地位会发生逆转吗？
张宏良：我认为十八大之后意识形态确实开始左转，从任志强事件开始，右派被打压的力度开始加大，到最近的这一系列事件，中国开始进入左右派趋于平衡的阶段。
中国左派被妖魔化得太久了，三十多年来动不动就被扣上“极左”的帽子。邓小平当年留下的那句“当前主要还是反左”，导致反左就像中世纪杀女巫一样，谁都可以杀，谁杀了都没事。一个人只要被带上极左的帽子，就等于完全被剥夺了人权，别人想怎么对待你就可以怎么对待你。
现在中共也开始逐步采纳左翼的一些观点，比如“8年抗战”改成“14年抗战”。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左派有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改纲领、主张和政策体系，只是长时间处于被打压被妖魔化的状态，根本没有条件来讲这些而已。
多维：左派有什么样的具体主张？
张宏良：首先，在经济改革方面，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了大数据时代，完全能实现资源的统一调配，但左派主张的不是官僚支配的计划经济，而是人民大众支配的计划经济。
两种计划经济区别的关键，就是调配资源的人必须置于老百姓的监督之下，否则就会像前苏联一样，把调配资源的权力变成一种谋取私利的特权，不是调配资源为人民服务，而是调配资源为官僚服务，所以苏共最终才被人民推翻。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不是只有官僚计划经济和资本市场经济两条道路可选。以往那种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二选一命题，完全是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联手设置的阴谋。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对左派和右派都不感冒，就在于左派（教条式）选择的是官僚，右派选择的是“老板”。
第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左翼爱国力量不主张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那是资本集团管理社会的一种方式，主流左派主张建立一套新的权力关系：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百姓民权，约束地方官权，限制外来洋权。
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必然会导致官权泛滥，无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经验教训，还是当今俄罗斯和中国的经验教训，全都证明了这一点。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加强中央集权这一步很了不起，但是中央集权必须和民权相结合，才能产生积极作用，否则势必会和地方官权相结合，形成一个法西斯专政。所以目前中国必须跨出“扩大百姓民权”这第二步，形成一个中央自上而下和老百姓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机制，把官员牢牢夹在中间，才能将官权约束住。
目前中国反腐运动之所以还未解决根源问题，就在于没有把以官治官与以民治官相结合，而只是单纯的以官治官，结果必然是既治不了官，也治不了贪。右派认为用资本可以制约官僚，结果陷入了权钱交换的泥潭；又主张用“民主”来制约官僚，结果更是瞎扯。右派所谓的“民主”，就是知识精英、资本精英、官僚精英三个集团的小圈子。
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左派和一些“红二代”有些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离开大众民主，单纯依靠党内民主就可以避免官权泛滥。这个说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靠不住的。党内民主说到底仍然是一种精英民主，就算这些精英都是红色精英，但权力会腐蚀人，往往本来是“红色”的，一旦掌握了权利，就会变成“白色”的。
关于限制外来洋权的问题，目前主要是解决外资问题。目前中国企业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问题，而应该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问题，通过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兼并外资企业，把外资经济变成民营经济，把民营资本变成民族资本，才是中国企业改革的正确之路。
多维：您认为中央会支持左派的这些主张吗？
张宏良：我认为从邓相超、左春和等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来看，中央正在改变对左派的态度。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观察，中央已经看明白了，那些右派先是打着反毛的旗号反共，随后又打着反共的旗号反华。就拿目前成为舆论焦点的那几个右派大V来说，没有一个是只反毛不反共，亦或是只反共不反华的。
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变。看看现在美国的社会撕裂，欧盟的解体危机，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战后国际体系瓦解的危机，支撑世界一体化的国际规则崩溃的危机等等，都有可能把人类社会再次带入动荡和战争之中。战争阴云的迫近，也在推动中央改变以往对左右派的看法。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中央开始重新强调已经放弃几十年的“斗争思维”。王岐山在最近一次中纪委会议上使用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提法，习近平在民主生活上再次恢复了“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的传统提法。这恐怕不是中央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站在中央的角度来讲，恨不能整个世界一直和平发展下去才好，能够100年太太平平发展才好，可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得不让中央重新换上“斗争思维”。
虽然内外情况的变化，促使中央对左派的态度在转变，但是，目前中国左派面临着四大力量反对的严酷形势：一是官僚集团的反对，二是资本集团（而且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集团）的反对，三是文化精英集团的反对，四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反对。这四大集团联合起来，力量之大足以打垮任何党派，目前左派处境之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包括中共也是如此，虽然现在对左派态度有所变化，但是能不能抗住上述四大集团的压力，就不得而知了。特别是这四大集团一旦祭出“文革复辟”这把屠龙宝刀，结果怎样的确难以预料，毕竟文革是官僚集团的一场噩梦。现在针对意识形态的转变，右派又不出所料地拿出了“极左”、“文革复辟”的大帽子往左派头上扣。党内的左派健康力量能不能顶住压力，现在很难说。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习近平上台后一直没有自己的政治力量。政治家一定要有自己的政治力量，否则就难以贯彻自己的政治路线。
习近平现在实行的是一条共同富裕的政治路线，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政治力量，只能用右派来干左派的事。由于右派不想干，结果就是左派的事也没干成，右派也得罪了，左右都不落好，以致于右派攻击习的人越来越多，左派中也有人越来越不满。政治是力量对比的游戏，政治斗争最终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家个人的信仰和意志品质虽有作用，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这就又回到了我在一开始所说的话题上，目前左派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没有形成可依靠可使用的统一政治力量。可见，不是习近平不使用左派力量，而是目前的左派根本不堪使用。
或许有人会说体制内左派是一致的，但是我很理解习近平为什么不用体制内左派，因为那些人是典型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他们眼中的社会主义就是1962年-1966年那四年，此前的大跃进是极左，此后的文革更加极左，再往后改革开放又是极右。
可就算是那四年再好、再完美，历史也是倒不回去的，回头路是走不了的，所以体制内左派根本就指望不上。而民间左派又是一塌糊涂，再加上右派掌握的各种内参渠道不断地歪曲和妖魔化左派主张，习近平自然也就很难找到政治上的新鲜血液，只能在党内旧有力量中进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