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徐悦东，《新京报》2021-01-28）
【新京报编者按】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距今已有几百年，在这几百年中，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对于当下来说，18世纪的启蒙哲人的思想还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对于启蒙来说，知识分子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与时俱进的启蒙》，略有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拟。
真相的启蒙是授人以鱼，认知的启蒙则是授人以渔
我们今天需要的启蒙可以分为三部分，它们互有联系，但又可以单独产生不同的明智效应。
第一个部分是“真相”，它的明智效应是“了解”和“知晓”。事实关乎真相和真实，它的反面是掩盖真相、制造假象、散播谎言和迷信。在不自由的情况下，真相经常是用暗指或旁敲侧击的方法来揭示的，能接受暗示的其实已经是明白人，不明白的人经常并不能接受暗示，这样的启蒙因此也就不起作用。
历史学家沈志华说，认识历史需要从“发现历史”开始。这个“发现”就是从不了解真相到了解真相，从不知晓事实到知晓事实。“发现”指的是发现真实，破除谎言、欺骗、迷信、盲信、神话等等。不仅是历史事件的真相有启蒙作用，苦难的真相也是一样。苦难真相不一定是纪实的，也可以用文学的形式。阅读这样的作品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感动情绪中被唤醒的同情、悲愤、良知和良心，就是启蒙的效应。
启蒙的第二个部分是认知，它的明智效应是“理解”和“认识”。这是一个比了解事实真相要高的层次，它不仅要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且还要知道那是什么性质的真相，因此对它的本质和发生原因有所理解和认知。认知的启蒙把重点放在可靠的方法和合适的概念上。
如果说事实真相的启蒙是授人以鱼的话，那么认知的启蒙则是授人以渔。谁都不可能指望别人来告知他所需要的所有真实知识，他必须自己学会如何辨别知识的真伪。这就需要有可靠的认知方法，如准确的概念、逻辑论证程序、检验说理谬误的训练、辨析真假的能力等等。我们将此统称为“批判性思考”。
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抵御强制灌输、歪理骗术，也可以帮助我们抵御愚弄、操纵和轻信自欺，明白人为什么会有错误的认知，为什么会上当受骗。批判性的文学也能对认识现实世界起到启发认知的作用，不仅让人们看到发生了什么，而且认识到如何发生和为何发生，这就是一种认知的启蒙明智效应。
认知不仅需要方法，而且还需要用合适和准确的概念来思考。例如，心理学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现象： 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同情和好感，甚至认同加害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反过来帮助加害者。
心理学为此抽取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概念，用它来认识和解释这种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情结，那就是非理性的、病态的认贼作父。我们可以用这个概念来认识人的一种自我防卫机制，那就是，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时，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胁。
这样的概念不是现成的，而是深刻思考的结果。18世纪启蒙哲人的问题思考很多是在概念层次上进行的。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科学家和哲学家日益强烈的需要是，“要求对已经能够用精确的语言明晰描述的知识加以系统整理。牛顿把词语描绘成对现实不可化约的概述，洛克专注于思想和词语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些都证明了一点，即人类精神的进步是如何与表达一般观点的具体术语的使用联系在一起的”。
概念是对已有词语的更专门更精确的运用。例如，苏格兰启蒙代表人物之一的亚当·斯密坐在自家楼上的窗口，看到窗底下人来人往，买卖货物，他从自己的实际观察中形成了“交易”（exchange）的概念，这是英语中已有的字词，不是斯密发明的专用词。他用“交易”这个概念来分析交易行为中包含的“信任”。你拿一块钱换取别人的东西，这里面有“说服”的机制在起作用。你被说服了，就觉得值；不被说服，就觉得不值。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交易如果都是自由的，都是说服而非强制在起作用，那便是推动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
斯密解释说，从经济交易价值观（值与不值，自由与不自由）可以发展出社会道德价值观（好与不好，自主与不自主）。这两种价值观是互相联系的，其中的纽带就是“公正”。一个良序社会必须是公正的，一定少不了“信任”和“道德”。良序社会不只关乎国家社会财富，而且关乎人的道德情操。在斯密那里，所有这些概念都是环环相扣的，互相起到解说和支持作用。
概念有助于解释事实的本质，把个别的认识提升到一般的层次，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例如，社会心理学的一些概念揭示了胁迫或不自由状态下具有普遍意义的种种人性晦暗：“沉默的螺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服从权威”（米尔格拉姆实验）、“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当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改变行为倾向的效应）、“无助心态”、“温水煮青蛙”，等等。
一个人要打破自己的愚昧和不成熟，只能靠自己的观念转变
概念经常是在观念的作用下发生作用的。例如，18世纪启蒙思想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催生了特定意义的“世界”、“全球”、“人类共同体”概念。启蒙思想的世界主义，至今仍然是狭隘民族主义和以及种族之间的排外、仇视、敌意的解毒剂。
在18世纪，世界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观念，它不同于历史上那种超国界哲人的无根人生观（如公元前五世纪的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不同于伟大君王的帝国想象（如罗马皇帝奥勒留的世界帝国），不同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那种宗教一统天下。启蒙思想的世界主义是一种包括所有人类的普世存在（ecumenism），只要遵守某些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任何人都是这一人类共同体的可贵成员。
人类的普世存在要求限制和消除形形色色的部落主义、种族主义、民族对抗、仇恨、歧视和暴力冲突，也要求警惕现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可能带来的祸害。正如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所说：“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普遍已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在地球上的一个地方的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 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张的权利表现方式。”
康德认为，个人可以把自己看作超越感性世界的公民，个人是理性存在者，也是世界公民。今天，启蒙的世界主义理想还远未实现，但是，人类至少可以从这个理想汲取普遍价值、普遍规则、国际法和普遍人权的合理性，而这正是拜启蒙思想所赐。由于概念与观念的衔接，在概念和观念层次上的启蒙也经常是衔接的。
启蒙的第三个部分是观念，它的明智效应是“判断”，识别善恶、正邪、是非、对错等。判断所涉及的观念是具有普遍性的，不是局部的知识或学理。例如，一个人虽然可以在学理上明白康德的普世主义，但仍然会由于某种需要而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需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对错和是非的判断和选择。对错不辨、是非不分、善恶不明，这些是康德所说的那种自己加于自己的愚昧和不成熟。一个人要打破这种愚昧和不成熟，只能靠他自己的观念转变。这是一种自我启蒙。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里对此写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所说的启蒙，不是在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之间对比出来的，而是在“懒惰”与“勤思”，“怯懦”与“勇气”之间对比出来的。康德写道：“懒惰和怯懦乃是何以有如此大量的人，当大自然早已把他们从外界的引导之下释放出来以后，却仍然愿意终身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以及别人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就俨然以他们的保护人自居的原因所在。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我们不能靠书本得到理解，不能靠牧师变得有良心，不能指望医生替我们规定食谱，同样，我们不能依靠别人来获得自己思想上的解放，观念的启蒙尤其是这样。
“观念”（ideas）是指那些对重大问题（历史、人性、社会、政治）的观点，这种观点经常成为有价值观支撑的信念。18世纪启蒙思想之所以与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关，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仍然在影响我们现代生活的基本观念。
18世纪的观念包括，人可以运用理智来认识世界和人自己、人的独立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人类是一个整体性存在、自我完足是人的存在价值、永久和平和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人类应本着世界同胞之精神互相团结共同协谋发展。这样的观念是信念与价值的结合。
这样的信念和价值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前后发展起来，对此有所贡献的思想家包括孟德斯鸠、亚当·斯密、休谟、卢梭、康德等。他们对这些观念的见解是否正确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否正确或具有真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他们在这些观念上某些看法或结论遭到推翻，其表述和论辩本身的有效性依然存在。真正留存下来的是一种开创性的经验、探索的勇气、理性思考的方式和新型的知识。他们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传达出这种经验、勇气、思考和知识。我们称之为启蒙精神，它至今仍然是启蒙运动对当今世界的重要遗产。
对判断是非和区分善恶来说，观念不仅是道理，而且是根本、基本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大道理”也无不可。启蒙不需要总是说大道理，但决不能没有基本的道理。没有基本的道理，就会说不清具体的道理。知识分子应该是善于用基本道理来对具体的事情说道理的人，因此应该懂得基本的道德是非，能分辨善恶和正邪，这是当一个知识分子的条件。
可以说，没有观念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对观念的运用也没有知识分子。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里，把知识分子定义为“那些工作始于观念也终于观念的人”。
当然，知识分子本身并不都是这样的，他们并非已经充分启蒙、不再需要启蒙的一群人。恰恰相反，由于他们与观念的特殊关系，他们可能是一个最容易用伪观念禁锢和束缚自己和他人的人群，因此特别需要康德所说的那种启蒙：从加于自己的愚昧和不成熟中解放出来。
英国政治学家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指出，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阶层。他们的启蒙不同于一般的“群众”（公众）。知识人士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能有丰富的专门知识，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群众人”的特征。一个人充当群众人，与他是否受过学校教育或者学历有多高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如果说有，那也是受的教育越多，也就越容易成为群众人。
欧克肖特还指出：“群众人并不一定‘无知’，他常常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所属的那个阶级恰恰是与其他阶级最不常联系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受保护的社会领地里，在这个领地里他们无须担负自决自治的重负”。
欧克肖特认为，知识分子最容易成为“群众人”。这个看法与许多人头脑中的那种理性知识人士形象大相径庭。知识分子担任“知识保镖”和“教育者”的双重身份，前一种身份往往是一些头面知识分子专门拥有的，而后一种身份则是作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灵魂工程师”的知识分子们共同拥有的。无论扮演的是知识保镖还是教育者，他们都是观念启蒙的阻挠和破坏力量。
我们该继承18世纪启蒙哲人什么样的遗产？
回顾18世纪的启蒙，不难发现，那个时候的启蒙是在真相、认知和观念这三个部分同时发生的，其中最值得我们今天传承的是它的认知和观念启蒙。18世纪最有系统、最雄心勃勃的知识传播可以说是法国启蒙哲人狄德罗等人编写的《百科全书》。然而，在这部以提供真相知识为目的的百科全书里，我们同样也能看到认知启蒙和观念启蒙在起作用。
《百科全书》的知识顶多只能到编撰时刻为止，所以需要不断更新。由于法国《百科全书》后来再没有知识更新的机会，我们今天只是把它当做一部历史文献，而不是真正的百科知识来阅读，所以它的知识价值不如它的认知和观念价值来得重要。
一般而言，百科全书提供的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知识。但是，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百科全书》却是一个例外。马丁·莱恩斯（Martyn
Lyons）在《西方世界的阅读与写作史》一书中写道：“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与今天众多的百科全书不同，它的目的并不是立场中立地描述当时的知识状态。它当然包括讨论当时最新科学方法的文章，但它也是在以理性改革的精神，对旧制度社会和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当时的主要知识分子都参与了这部百科全书的工作。”
这部《百科全书》贡献者人数将近200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约140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但在启蒙知识问题上却有着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百科全书的目标不是要汇总过去或现有的所有知识，而是要开创一种面向未来的新知识。既然它的目的是要与过去的知识模式决裂，既然是要对支持现有体制的知识基础提出批判，它的立场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中立客观的了。
我们从这部以启蒙为目标的百科全书可以看到启蒙知识或真相知识启蒙的四个重要特征。第一，这种启蒙提供的不是简单的事实真相，而是以某种可靠方式来确定的事实真相。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方法”成为寻求新型知识的关键，笛卡尔和培根倡导的方法虽有不同，但共同奠定了现代知识认识论的基础。《百科全书》所提供的知识本身就是对经院哲学的批判，“批判它幼稚的诡辩伎俩、空洞做作的赘词，以及摧毁一切理性、扰乱人的常识的推理方式。……针对各种陈旧思想，他们以胜利的热情提出一种真正的哲学作为对抗，这就是批判考察的精神，观察实验的精神”。
这就像倡导公共说理和批判性思维一样，它们虽然没有直接针对谁具体制造的谎言歪理，也没有直接批判某个不讲理的环境，但由于它们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说理行为本身所包含的诉求就已经是对不讲理和讲歪理的现状的一种批判。以行为示范代替说教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批判策略。
提供真实的知识是有启蒙目的的，这个启蒙的目的也决定了在无数可能的真实知识中，对某些真实知识有优先的选择。它首先要针对的就是在当下环境里阻碍或限制自由意识和思考的种种愚昧机制。因此，它需要确定什么知识在此时此地比较重要，应该优先对待。知识者的问题意识决定了什么是最为迫切的知识，“每当一种全面性偏见应受重视时，那么这种偏见就应该在百科全书的条目中郑重其事地加以阐述，且须带有所有似是而非、颇有诱惑力的点缀物；但另一些条目则以可靠的原则论证相反的真理，参阅这些条目则可以推翻这座烂泥堆起来的大厦，使其化为齑粉”。今天的启蒙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虽然不同，但这项确定优先知识的工作却是同样重要的。
第二，《百科全书》提供了许多在当时被认可的真实和可靠知识（今天人们可能对它有了新的不同认识）。狄德罗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词条中说，百科全书的目标是“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他和同道者们要提倡的是一种与天主教神学不同的世俗学说。《百科全书》要包含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并向公众和后代传播这些知识。从一开始起，这部著作的构想就已经包含了批判和改变现有知识结构与性质的目的。那就是倡导理性，要求以理性来客观检验任何形式的知识，而不是盲目地依赖神意或意识形态。任何理性的知识都具有驱除愚昧和迷信的作用。
提供理性和真实的知识不等于直接破除特定的愚昧，直接戳穿某个谎言或某个具体的神话。真实知识具有普遍的启蒙意义，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越可靠、越广泛——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可以成为普通常识——就越不容易轻信上当，就越能独立思想和判断，克服愚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普通的知识教育对每一个人在认知和判断上成熟起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一种最基础的启蒙。
第三，真实的知识会不符合权力的利益，权力对真实的知识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提供真实知识是一件有风险、甚至有危险的事情，会有障碍，也会受到权力的限制。《百科全书》的坎坷出版经历充分显示了18世纪传播真实知识时所遭遇的限制。莫尔内在《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中指出，启蒙哲人在原则问题和实际问题上的表现是不同的，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以理性取代迷信和反对一切非理性或排斥理性的权威，必须用启蒙来改变民众的愚昧思维方式——是大胆而明确的，但是，“当原则问题转向实际问题时表现得畏畏缩缩，甚至自相矛盾”。
《百科全书》的贡献者们尽量让他们提供的知识显得中立客观和学术专业，对权力没有丝毫冒犯的意思。与其他许多百科全书贡献者们的“学者”身份不同，“法国《百科全书》的撰稿人是些‘哲人’。众所周知，他们对过去的哲学思想毫无敬意”。但是，“公开署名的文章……完全是一种毫无冒犯意味的学术；甚至论述的问题（除了狄德罗的几篇文章之外）也是不容许大胆讽刺的课题。如果我们浏览一下阐述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文章，比如说，随便看10篇或100篇，我们看到的无一例外都是中立的、谨慎的，甚至包含敬意的言辞”。这样的中立和敬意可以理解为自我保护手段，这是一种必要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手段。
第四，《百科全书》看似提供客观中立的真实知识——这是事实真相的启蒙，但是，在对知识的介绍和阐述中会出现相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观念——这是认知启蒙的部分，最有效的认知启蒙恰恰是与事实真相启蒙同时进行和发生的。今天，出现在网络或纸媒上的时事评论或具体事件评论经常以澄清某个事实或真相为目的，这是真相的启蒙，这些评论经常需要运用一般性概念，包含普遍性观念，这些概念和观念就是认知启蒙。这个时候的真相启蒙和认知启蒙结合经常是非常自然而有效的。
对后来的启蒙来说，18世纪启蒙里一些真相知识虽然可能已经过时，但许多认知和观念并没有过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这是我们重申这一启蒙的根本理由。当然，对不同的国家社会来说，重申启蒙的问题意识和当下性会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