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內戰是一場非常獨特的戰爭。二十世紀有過更殘酷的戰爭，也有過更重要的戰爭，但卻很少有哪場戰爭在文化界引了起如此大的狂熱。西方知識階層普遍把西班牙內戰當成一次左與右、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戰鬥，就如同中世紀的信仰之戰。許多知識分子也真的拿起武器，前往一個陌生的國家，參加一場跟他們並無直接關係的血腥戰爭，對於他們來說，這就是他們的殉道之旅，就是他們的十字軍聖戰。而要理解這種激情與狂熱，就首先要理解三十年代知識界的精神狀態。
三十年代的天使與魔鬼
歐洲知識分子在十九世紀是相當自鳴得意的。他們相信文明，相信進步，而且大致來說，也相信憲政民主的力量。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了他們當頭一棒。這場大戰在歐洲知識階層引起了一場嚴重精神危機。戰爭導致了很多人死亡，讓人悲痛，但這還不是關鍵所在。。二戰的物質破壞更為嚴重，但它畢竟是一場有結果、有意義的戰爭。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無法理喻的戰爭。除了摧毀文明世界的根基以外，它毫無意義。歐洲的知識分子對文明喪失了信心。以往他們相信上帝，等他們不相信上帝的時候，他們相信進步。現在他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進步。二十年代的知識界瀰漫這一種無力感，就像大病初癒的病人一樣。他們是迷惘的一代。
在三十年代，迷惘的一代迅速變成了極端的一代。這跟經濟大蕭條導致的社會崩潰有關。我們生活在一個經濟繁榮的年代，對市場經濟頗有信心，所以很難理解那時人們的絕望。在三十年代，大家普遍覺得市場經濟那套行不通，必須得讓國家把經濟接管過來。民主憲政也成了一條落水狗。1920年的時候，全世界有35個立憲政體，到了1938年，只剩下了17個，減少了一半。人們普遍流行一種感覺，就是憲政民主解決不了問題，市場經濟解決不問題，我們必須另找出路。
頹廢的知識分子也沒有閒暇頹廢了，他們一下子變得亢奮而狂熱。他們開始尋找一種能夠拯救世界的東西：一面旗幟，一種信仰，一個承諾。自由主義者給不出立竿見影的藥方，但是史達林和希特勒可以。西方的知識界迅速地分裂為左翼和右翼。而在英美法這樣的民主國家，左翼知識分子占壓倒性的多數。英國作家奧威爾回憶說：「在1934年或者1935年，如果作家不左傾的話，會被認為是個怪物。」那一代知識分子幾乎集體迷戀上了蘇聯，要是你說蘇聯發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他們會覺得你造謠。要是你說的實在有根有據，他們會解釋說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兒，然後追問你為什麼心眼這麼髒，非要糾纏於這些事情。法國作家紀德就是寫了一本《訪蘇歸來》，對蘇聯說了一些壞話，雖然說得頗有節制，甚至有點「為黨提意見」的意思，但是也不行。他被作家同行們圍攻聲討，弄得處境極其尷尬。三十年代的知識界就活在這樣一個氣氛中，完全被意識形態所支配。
西班牙內戰是因為社會革命引發的，交戰雙方又分別得到了希特勒和史達林的幫助。在這個大背景下，它就帶上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成了天使與惡魔的戰鬥。西班牙內戰雙方都在國外做宣傳，力證自己是天使而對方是惡魔。但是西歐普遍左傾，佛朗哥當然宣傳不過共和軍。再說，共和軍提出的口號也確實更激動人心，再加上它本來就是民選出來的合法政府，占據法理優勢，所以共和軍的宣傳大獲全勝，就連非左翼的人士也往往傾向於同情共和軍。以堅決反共的邱吉爾為例，一開始他覺得共和軍比佛朗哥還壞，共和軍挑起紅色恐怖而佛朗哥只是「野蠻報復」，但是後來他變得更傾向於共和軍，甚至以私人身份向共和軍的部長提政治建議。
佛朗哥在知識界也有一些支持者，比如著名作家伊夫林.沃，詩人克羅岱爾，作家貝洛克等等，其中還有我們非常熟悉的《魔戒》作者托爾金。這些人有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都虔誠地信奉天主教。共和軍在西班牙沒收教會財產，關閉修道院，殺死了超過4000名教士和修女。托爾金這些人未必對佛朗哥有多大好感，但是他們被共和軍的這種行為深深激怒了，所以他們堅定地站到佛朗哥一邊。在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人民也普遍憎恨共和軍。愛爾蘭甚至還有一支幾百人志願軍前往西班牙，支持佛朗哥。
不過，跟共和軍的支持者比起來，這些人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幾萬名志願者從世界各地趕來參戰。英法等國都禁止本國公民參戰，威脅要逮捕他們，但是依舊無法阻止志願者。民間普遍把這些人當成英雄，志願者坐火車穿越法國-西班牙邊界的時候，海關官員不僅不逮捕他們，還對著火車歡呼：「西班牙萬歲!」
這些志願者都是些什麼人？他們職業分布五花八門，既有碼頭工人和教師，也有雜技演員和猶太拉比。這些人大多熱愛閱讀，喜歡思考。記者們就注意到，這些國際戰士不得不減輕行李的時候，丟棄了許多隨身攜帶的書籍，有康德，黑格爾的書，也有馬克思和尼采的書。他們非常勇敢狂熱，在戰爭中陣亡率高的驚人，比如美國志願者的死亡率有三分之一，英國志願者的死亡率也有近四分之一，如果加上負傷者，那比例就更高了。
前往西班牙支持共和軍的不僅僅有這些普通人，還有很多文藝界的精英，甚至是頂級的精英，比如英國作家奧威爾就到巴塞隆納參戰。英國詩人奧登跑到西班牙去開救護車。法國著名作家馬爾羅則組織募捐，為西班牙共和軍購買了幾十架飛機，組成了「馬爾羅飛行隊」。可惜馬爾羅本人不會駕駛飛機，所以只能穿上飛行夾克跟飛機合影，希望讀者誤以為他英勇參加了空戰。還有很多文藝精英作為記者來到第一線，比如海明威、帕索斯、卡帕、《小王子》的作者聖埃克絮佩里等等。他們都是懷著遠大的理想前來，希望向全世界證明西班牙共和軍的光榮和偉大。
但是問題在於，共和軍並不僅僅有光榮和偉大，它也有血腥殘酷的一面，更有彼此殘殺的一面。知識分子要如何對待這些黑暗之物？這些左翼知識精英在立場和事實、理想和良心之間要如何取捨？
你是站在我們一邊，還是站在敵人一邊？
對於海明威來說，一切都很簡單。西班牙內戰是自由戰士和法西斯匪徒之間的戰鬥，你要是說共和軍的壞話，那你就是支持法西斯匪徒，你就是個壞蛋。
海明威是個怪人。他確實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但他骨子裡主要是個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他在政治上顯得非常激進，但是你很難說他的激進是認真思考後的結果。他更像是在追求一種浪漫化的硬漢效果：炮火紛飛中一個勇敢的男人直面死亡，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參戰經歷，對他似乎有一種深刻的影響。他雖然寫出了《永別了武器》這樣的反戰小說，但是他其實對戰爭是一種迷戀的。他熱愛鬥牛，熱愛暴力，熱愛一切看上去和戰爭有點相像的東西。海明威對生命缺乏尊重，對是非對錯其實也沒有什麼興趣。他曾粗暴地說：反對蘇聯陣營的，「不是傻瓜就是無賴」。一個如此發言的知識分子，幾乎可以肯定，他對立場的興趣遠遠大於對具體是非的興趣。
海明威確實很勇敢。在西班牙內戰中，他曾經遇到過相當危險的場景，卻表現地非常鎮靜。但是他的大部分時間還是呆在馬德里的酒店裡，和各種各樣的人物（包括蘇聯派來的政治委員）一起猛灌威士忌。他有專業記者的素養，很仔細的觀察著周圍的一切，為自己的作品搜集素材。在馬德里發生的一些可怕事情，海明威肯定知道，但是他保持了沉默。他不光是當時保持了沉默，而且終其一生都保持了沉默。為什麼呢？也許是他覺得說出這些黑暗之物對左翼大業不利。但更有可能的是，海明威覺得這些黑暗之物一點也不重要，甚至是理所當然。
但是帕索斯不這麼認為。帕索斯是位著名作家，寫過《美國三部曲》，還上了時代周刊，在當時名氣比海明威可能還要大一些。他和海明威是老朋友，連他的妻子都是通過海明威才認識的。帕索斯也是個左翼知識分子，全面支持西班牙共和軍，萬里迢迢地跑來，要拍一部紀錄片《西班牙土地》，為共和軍做宣傳。可是電影還沒拍呢，就出事了。帕索斯有個叫羅布雷斯的好友。他是一位西班牙籍教授，同時也是支持共和軍的左翼人士。帕索斯打算讓羅布雷斯當他的翻譯兼聯絡人，誰知道他剛到西班牙，就發現羅布雷斯失蹤了。
羅布雷斯是被捉走了。當時西班牙共和軍正搞肅反，羅布雷斯就落網了，不久就被當成法西斯間諜處決了。處決是秘密的，帕索斯只知道朋友失蹤了。他一邊安撫老朋友的妻兒，一邊到處找人，想要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沒人搭理他。海明威跟他住在一個酒店，看他那副沮喪樣子，冷言冷語地說：「你的教授朋友失蹤了，看開點，很平常的事兒。」在海明威看來，帕索斯真是莫名其妙。偉大的戰爭正如火如荼，帕索斯居然為損失個把朋友而傷心！要是帕斯被捉去槍斃了，海明威就絕不會當回事。
帕索斯憂心忡忡地問海明威：「我心底一直藏著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公民自由在戰爭中被毀滅了，那麼人們為了自由而打一場戰爭還有什麼意義呢？」海明威的回答是：「公民自由，狗屎。你是站在我們一邊，還是站在敵人一邊？」
帕索斯理想破滅，離開了西班牙，海明威認為他懦弱，對他充滿了鄙視。後來帕索斯在文章里寫出了他對戰爭的感受，海明威讀後勃然大怒，給他寫了一封信說：我知道你為什麼寫這種反動骯髒的東西，「是為了錢。」他斷定帕索斯被反動勢力收買了。後來他們在一個火車站碰到了，海明威上去要揍帕索斯，被人拉開了。兩個人徹底決裂了。
海明威留在西班牙，寫了許多文章。後來他還寫出了《喪鐘為誰而鳴》和《第五縱隊》兩本書。《第五縱隊》來源於一個廣泛流傳的說法，就是人民陣線內部有一個內奸部隊。事實上，這個說法完全是子虛烏有。歷史學家已經證明了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第五縱隊。可是幾千人為這個謠言喪生。不過那又怎樣?紅光閃閃的《第五縱隊》一直到現在還是文學經典，被廣泛閱讀。
必要的謀殺
奧威爾的經歷更糟糕。他是個熱血的左翼作家，為了籌措去西班牙的旅費，把家裡的銀餐具都典當掉了。但是他雖然一腔左派熱血，但是對政治局勢相當模糊。他想要在英國找個左翼組織給他開個介紹信。但是找誰開呢?奧威爾憑直覺先去找的英國共產黨，可是人家不肯給他開。他就拐彎抹角聯繫上了西班牙的馬統工黨，簡稱POUM。POUM是一個比較小的黨派，也是西班牙人民陣線的一部分，當時控制了巴塞隆納地區。在奧威爾看來，在這場內戰里天下左派是一家，共產黨也好，POUM也好，有什麼差別呢?其實差別大了。就在奧威爾開介紹信的時候，史達林已經下了密令，要求徹底剷除掉POUM。西班牙共產黨表示堅決執行。
奧威爾直奔巴塞隆納。巴塞隆納的革命形勢讓他精神大振。那裡幾乎所有的私人企業都被沒收了，咖啡館裡的侍者跟顧客互相用同志相稱，大家都穿著同樣的制服，所有的街道都塗滿了革命標語。奧威爾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其實這些場景跟奧威爾在《1984》里描寫過的大洋國很像，但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終其一生，奧威爾都在懷念當時的巴塞隆納，認為那才是真正美好的革命。他在戰壕里呆了好幾個月，勇敢地像個瘋子，最後咽喉中彈，被送進了醫院。
就在他住院的時候，POUM覆滅了。它的領袖安德烈.寧被逮捕，嚴刑拷打後處死。馬統工黨的40名執行委員幾乎全部被捕，監獄裡的政治犯已經高達數千人。奧威爾正巧住院，大家把他給忘了，否則他一定也難逃羅網。
奧威爾對外界情況一無所知。他的妻子當時也在巴塞隆納，他出院後去找妻子，妻子一臉微笑，用手勾著他脖子，在他耳邊小聲說：「快走。」奧威爾像野獸一樣東躲西藏，住在廢棄的洞穴里呆了三天。後來他們夫妻覺得風頭已過，大著膽子去監獄探訪朋友，哪裡的情景讓奧威爾大吃一驚。監獄裡居然關著小孩子，明顯不到12歲。還有兩個被截肢的傷員，被逮捕的時候連拐杖都沒帶，只能在監獄裡一蹦一跳。奧威爾從沒見到過這麼殘酷的景象。
奧威爾獲得英國領事館的幫助，逃出了西班牙。從此以後，奧威爾的政治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還是一個堅定的左派，但是極其地厭惡史達林，厭惡蘇聯，厭惡一切極權政治。他決心要把自己看到的真相說出來。
可是沒有人要聽。英國的左派不願意聽奧威爾的大喊大叫。他們幾乎都像海明威一樣，認定最重要的是立場，「你是站在我們一邊，還是站在敵人一邊？」如果你站在我們一邊，你就不能說人民陣線的壞話。就算你說的是真相，那也是應該被隱藏的真相。奧威爾寫了一篇《目睹巴塞隆納》，雜誌不肯登，因為「它立場不正確」，奧威爾又寫了一篇《西班牙戰場》的書評，雜誌還是不肯登，因為「它的立場還是不正確」。奧威爾寫了一本揭露真相的書《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費好大力氣出版後只賣掉了幾百本。
奧威爾第一次發現了人們其實不關心真相，如果立場要求他們承認二加二等於五，那他們就會說二加二等於五。這個發現讓奧威爾極度驚駭，也成了他以後作品的一個最核心主題。在他憤怒的時候，詩人奧登撞到了他的槍口上。奧登從西班牙回來以後，寫了一篇著名的詩歌《西班牙》，裡面有這麼一段：
今天，是死亡幾率的有意增加
是對必要的謀殺中的罪犯心存寬恕
今天，是短命的傳單和在無聊的會議上
行使權力。
奧登的意思是說，「今天」雖然有種種迫不得已的爛污事兒，比如「必要的謀殺」，但是這些事兒能換來美好的明天，所以也是值得的。奧威爾卻被激怒了：「只有根本不懂什麼叫謀殺的人，才會寫出這麼個詞兒。對我來說，謀殺是應當避免的。每個普通人也是這麼想的。」那麼為什麼奧登不這麼想呢？奧威爾的答案很簡單：因為那發生在其他地方，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所以，」奧登先生的這種無道德感才能產生。」奧威爾評論說：「一群甚至不知道火是熱的人在玩火。」
奧威爾說出了很重要的一點。當時英美知識分子並不真正理解極權主義。他們滿眼只看到了自身社會的種種不好，但是卻不真正明白大清洗是什麼、洗腦是什麼、政治謀殺又是什麼。就像奧威爾在一篇文章里說的那樣：對於英國人來說，想像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所以他們不知道害怕。奧登從來不擔心自己在英國會秘密失蹤，從不擔心自己會在午夜被捉走送進集中營，所以他對這些事就不是很生氣，他生氣的是英國統治階級的虛偽和可惡。如果真有一天，奧登他們求仁得仁，落到了蘇聯同行的處境，那他們肯定會先是驚駭不已，然後就只能低頭順從。
大家讀到這裡，也許會認為在立場和真相之間，奧威爾選擇了真相。但是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他真的說出真相了麼?他真的認為「謀殺就是謀殺」了麼?
沒有。奧威爾同樣用立場遮蔽了真相。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他把POUM統治下的巴塞隆納描寫成一片正義和光明，「我看到了精彩的景象，最終真正信仰了社會主義，而我以前從未這樣。」事實上，POUM是一個帶有強烈無政府主義色彩的政黨，他們的行為極端殘暴。他們沒收財產，處死階級敵人，屠殺修士，其激烈之處甚至超過了馬德里的人民陣線。史達林鎮壓POUM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覺得他們太過火了。史達林認為要打贏戰爭就要團結一些中間力量，但是POUM堅持認為對敵人決不能手軟。奧威爾堅定地站在POUM一邊。也就是說，奧威爾認為史達林不夠革命，沒有在西班牙馬上推行集體化，沒有消滅資產階級，沒有消滅收入差距！我們可以為奧威爾做辯解，說他雖然理念激烈，但並沒有親眼看到巴塞隆納的屠殺，所以也是被騙了。但奧威爾實際上是知道的，他自己就提到過牆上的槍眼，那些槍眼是POUM處決修士和階級敵人時留下的。對於奧威爾來說，這是不是「必要的謀殺」呢？
誠實難於死
西班牙內戰已經過了將近八十年。從現在看過來，共和軍和佛朗哥的國民軍都幹了很多殘暴的事情，雙手都沾滿了血。我們不能因為共和軍的紅色恐怖，就寬宥國民軍。事實上，國民軍殺的人更多一些。至於他們的政治路線，都相當極端。我們可以猜測，如果共和軍獲勝，西班牙要經歷的道路可能會更坎坷，但這也只是一種猜測。我們真正能說的，就是一場悲劇。
至於那些熱情參戰的國際志願者，當然值得我們致以敬意。有一位美國的年輕人，留給他母親一封信後前往西班牙。這封信里寫道：「我必須去西班牙打法西斯，這樣以後我不會後悔，說在我們還有機會打敗法西斯的時候，卻沒有去。」這種情懷是讓人感動的。奧威爾變賣家產前往作戰，同樣讓人感動。但是在感動之後，我們也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許多理想主義者最終在立場和事實中間選擇了立場，在理想和良心之間選擇了理想。他們像奧登一樣，為自己找到了種種藉口，要展望未來，要犧牲小我，要顧全大局，要原諒這一點小小的屠殺。就連奧威爾也在說出真相的時候，掩藏了真相背後的真相。
可是在一個社會裡，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真相的守夜人，就像科學家應該是科學事實的守夜人一樣。當知識精英都要為了大局出賣真實的時候，這個社會就離墮落和瘋狂不遠了。他們來到了西班牙，他們勇敢作戰。他們是勇士，他們不怕死，但有時候，誠實比死還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