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政府8月25日宣布，明年起将进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试验，向每位芬兰公民发放560欧元(约合人民币4200元)月工资。基本收入指从政府的收入中拿取部份配额作为全民的基本收入，该收入不需要任何条件与资格，只要是属于本国国民，都可以拿到这一笔基本收入。
这样的新闻，如果不是官媒公开发出来，很可能以为是谣言！现在看来，日渐衰弱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先进组织的领导之下，只能靠金钱来收买人心了，喜乎悲乎？欧洲国家素来重视国民福利补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民的福利保障己经远远超过了仅剩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直只体现在极少数人身上。
同为一国的弹丸之地因为现在还在搞资本主义，特首也只能有样学样，连续多年实行现金分享计划，向每名永久居民派发9000元澳门元，非永久居民派发5400元。澳门还宣布继续向每名年长者每月发放3350元长者金，而每年发放的敬老金也提升至8000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膳食津贴、伤残津贴等每年都在提升。透过这项经济补贴及成果分享计划，澳门政府今年预计向市民直接派发红利117亿元。
而澳门的博彩收入去年比上年同期下跌超过了35%。澳门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博彩，博彩收入大减，澳门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压缩行政开支，向市民推出的发钱现金分享计划却不受任何影响。澳门特区政府自2008年起决定直接向市民发钱，当时每名永久性居民发放5000元，非永久性居民发放3000元。在此后几年里，这项福利一直延续下来，且金额呈上涨趋势。从2009年的分别6000元和3600元涨至现在的分别9000元和5400元。
对于澳门特区政府的作法，国内有学者和专家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类普惠式的发钱派利是一种懒政行为，并非长久之计，也只能在澳门这个地域不大人口偏少的地区实施，对中国内地各省市区而言，没有太多借鉴意义，也不值得学习。
中国内地各省市区是否借鉴学习并不重要，但这种懒政行为还是令内地人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所企盼或羡慕的，犹其是内地曾经尝试过共产主义试验，何为共产主义？在很多内地人看来，澳门特区政府向市民发钱的作法就是共产主义雏形。向市民发钱总比在海内外大把大把撒钱，或者说被官员挥霍浪费甚至贪污腐败转到境外要好很多很多吧。
一个政权和国民共同分享国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对社会的稳定很重要，也体现了一种人心的向背，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显然拿走了太多太多，留给国民的是太少太少，而留下来的又被极少数所占有，绝大多数人并未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中国的GDP数字非常奇特，政府财政收入和全民收入相加，构不成一块完整的蛋糕。缺失的部分哪里去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6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人均5.2万元（约8500美元）。
2015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52217亿元，201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32547亿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按常住地分，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
尽管无法准确测算国民收入总额，但GDP总量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总收入是不争的事实，其中至少十万亿财富不知去向，财政收入、老百姓收入和GDP总数之间，数字不匹配和不对称，要么是GDP数字造假，要么是被既得利益集团吞噬了，要么是被权贵们肆意挥霍了。
有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0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下降到50%，而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7%。同一时期，美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韩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
财经专家质疑中国GDP几乎一半不知去向。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1年的15%降低到2005年的11%；而发达国家民众的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0～65%之间，加上政府财政收入占40%左右，两者相加差不多是100%，是一块基本完整的蛋糕。比如美国，2015年美国居民收入总和大约是12万亿美元，占当年GDP数字16.2万亿美元的65%左右；而美国联邦税收入占GDP的百分比，大约是35%左右。
中国虽然国力雄厚，但除了极少数富人可以与国力媲美之外，绝大多数国人与国力并不匹配。人数庞大的城乡低保人员每月收入依然只有几百元甚至几十元，人均最低贫困线标准依然维持在2300元，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依然越来越难，以至于仍有高达6000多万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农村义务教育学生餐宿问题也没有得到全面解决。这些问题财力雄厚时都没有得到解决，一旦经济下行只会更加困难。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数据，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基尼系数困扰着中国，然而，现实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谁也说不清。但人们却从社会现实中感受到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与其说基尼系数困扰中国，不如说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中国。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和少数富人拿得太多，因而社会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中国很多公共政策，事实上加剧了贫富差距。税收被公认是调节收入分配最有效的手段，如英国的基尼系数在收税和再分配之前大约是0.52，但在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后，基尼系数就只有0.35左右。中国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差距并不大，甚至税后的基尼系数比税前还要高。这是因为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中国税收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累计税制，穷人的税负比富人还要高，个人所得税在中国沦为“工薪所得税”。
无论是芬兰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试验，还是澳门特区年年向市民发钱，都不是尽善尽美的福利政策，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政府公共资金黑箱操作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健全惠及全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是否有必要向芬兰向澳门学习借鉴？是否有必要削减居高不下的三公经费以及庞大的行政开支？是否有必要压缩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盲目援助？是否有必要把社会财富真正用到每一个国民身上真正激发国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值得当政者警醒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