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Mark Cohen认为，资本主义发生的关键在于消灭农业精英阶级即地主阶级。但共产革命直接用暴力消灭了地主阶级，得到的却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所谓“社会主义”。为何如此？恐怕重要原因在于消灭地主阶级的方式，是采用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方式。
资本主义究竟是如何出现的？它的出现与否取决于什么条件？如果说社会科学中有什么一定绕不开的根本性大问题，那么“资本主义的起源”肯定算一个。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什么最早在英国出现呢？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为什么如此不均衡？为什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功完成了资本主义转型，而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却一直跨不进资本主义？
这些问题，自从马克思、韦伯等人开始，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讨论了一百多年。今天的社会科学，还能为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提供新的洞见吗？
历史社会学家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孔诰烽和纽约大学的Mark Cohen分别在2008年和2015年于《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研究，为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更加丰富、深入而细致的认识角度。
一场绵延百年的学术论争
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指的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的自我增值为目的、以生产规模和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形态。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资本主义产生于城市工商业精英以“先锋队”的姿态挑战、摧毁封建时代生产方式的过程。在马克思身后，以韦伯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都将城市工商业精英的兴起作为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
然而，这一视角在解释具体历史事实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城市工商业精英不只存在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十六世纪的荷兰同样有活跃的城市工商业精英阶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偏偏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才成为了一个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一大波研究转而强调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这批学者看来，十八世纪英国的特殊性不在于城市工商业精英的活跃，而在于农业生产力出现了质的飞跃。一方面，农业生产力发展解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创造了大量价值，这些价值进一步转化为工商业投资，这才有了工业革命。
但“农业决定论”很难解释中国的历史经验。历史学家李中清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十八世纪，中国至少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并不亚于同时期的英国。同样的农业基础，为何英国诞生了资本主义，而中国没有？
彭慕兰给出了一个“资源决定论”的解释：将英国和中国区分开的关键因素是自然资源。英国在十八世纪发现了大量容易开采、运输的煤炭，同时美洲殖民地也向英国源源不断输送各种资源，这才使得英国在经济发展中占据关键优势。
但是，自然资源的影响真的是决定性的吗？当日本进入了我们的比较视野之后，答案似乎就不那么确定了。日本的自然资源比中国更加匮乏，但却在十九世纪后期成功迈入资本主义；赖以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资源和原材料，很多是从世界市场上购买的。
日本能通过世界市场来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为什么中国就不行？“资源决定论”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历史学家王国斌等人则从战争的角度解释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差异。在他们看来，早期现代欧洲一直处在战乱频仍的环境下，各国不得不展开军备和财政竞赛。这种竞赛有力推动了国家建设和技术创新。这种地缘政治环境的刺激，有力地推动了十八世纪英国的发展。
但“战争决定论”的问题在于，战争固然可以产生推动国家建设、技术创新的正面效果，但更制造了毁灭生命和财产的严重负面后果。所以真正需要解释的是，究竟是什么特殊的环境条件，使得战争的正面效果超出了它的负面效果？为什么对资本主义发展而言，“战争”成了优势、而“和平”反倒成了劣势？这一问题也是“战争决定论”本身无法回答的。
这样看来，无论是城市工商业精英、还是农业生产力基础，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战争环境，似乎都没办法很好地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原因。难道，“资本主义的起源”真的是一笔糊涂账？
工商业精英和农业的发达缺一不可
面对这一理论困局，社会学家孔诰烽在2008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的研究中指出，单个因素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必须重点关注多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孔诰烽认为，资本主义要想兴起，农业生产力的发达确实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必要条件之一。相对独立而活跃的城市工商业精英阶层，是另一个必要条件。农业发达、工商业精英活跃，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在孔诰烽看来，这一分析框架，能很好地解释英国、中国和日本在发展轨迹上的差异。
在英国，正是由于城市工商业精英的存在，才能将农业部门积累的价值产出转化为工商业投资。这群工商业精英也不断加强和科学研究人员的联系，将最新的科研发现转化为技术创新。换句话说，农业产出积累不可能自动转化为工商业投资，城市工商业精英起到了连接两个部门的“桥梁”作用。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和十六世纪的荷兰，虽然城市工商业精英活跃，但因为农业部门没有持续的产出增长，工商业投资的长期持续增加也就无从谈起。
反观十八世纪的中国，城市工商业精英一直依附于官僚和士绅阶层。这不是说当时的中国不存在城市工商业精英；相反，当时的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商人群体也比较壮大。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工商业精英没能一代又一代地复制下去。
清代中后期的一个普遍趋势是，商人发家致富之后，往往热衷于办学校、鼓励子孙后代考科举、在农村购置地产。大量的商人家庭致力于转型成为吃俸禄的官僚阶层或者吃地租的士绅地主阶层，愿意代代经商的少之又少——这种现象在徽商群体中尤其突出。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是，虽然不断有平民通过经商致富，但商业资本无法一代一代地积累起来，也无法持续转化为工商业投资，而是最终“转回”到农业中。
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普遍不希望子孙后代一直经商呢？孔浩峰认为，这并不是由于官僚阶层仇视商人；正相反，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积极鼓励商业发展。
然而，每当城市内部阶级矛盾激化、城市下层人民和工商业精英展开正面交锋时，政府往往站在城市下层人民一边。比如，当手工业劳动者向经营作坊的商人发起抗争、要求更高的工资或更短的工时，政府官员往往站在手工业劳动者这边、促使作坊主做出妥协。再比如，当灾年来临、城市贫民围攻商人囤积粮食的粮仓时，政府也往往敦促商人开仓平价售粮。
清代政府在城市阶级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和同时期的英国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当英国的资本家和工人发生冲突时，政府总是帮着资本家镇压工人；当灾年的贫民试图抢夺商人的粮食储备时，政府积极维护商人囤积居奇的“权利”。
孔诰烽指出，政府在处理城市阶级矛盾时倾向底层的立场，是导致工商业精英更愿意放弃经商、积极向官僚和地主士绅转型的重要因素。而工商业精英普遍热衷于向官僚和地主士绅转型，使得十八世纪的中国不存在真正独立而活跃的城市工商业精英阶层，也就无法将农业产出有效转化为自我增殖的工商业资本。
这样看来，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之所以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因为政府通过繁重的农业税负将农业产出集中起来、进行工商业投资，在此过程中培育出相对活跃的城市工商业精英阶层。这个由国家“制造”的工商业精英，成为了日本迈向资本主义的关键。
总结起来，孔诰烽的观点是：农业生产力持续发展是历史转型的必要物质基础，而独立、活跃的城市工商业精英是引领资本主义到来的关键行动者。
“两头受气”的前资本主义商业
针对孔诰烽的观点，另一位历史社会学家Mark Cohen提出了不同意见。在2015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的研究中，Cohen指出，要想真正弄清楚资本主义是如何到来的，就必须对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运行模式有更加透彻的理解。
在Cohen看来，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两个基本要素。第一，农业生产是最为主要的生产活动，而作为农业生产直接参与者的农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生产来满足各种物质需要，基本不依赖于市场交换。第二，精英群体的收入来源是从农民那里掠夺他们农业产出的一部分，而这种掠夺主要通过政治手段完成——精英们的“掠夺权”来自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或者手中所掌握的暴力工具，他们本身不直接介入农业生产。
因此，前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出现繁荣的商业并不奇怪，但这种商业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基础。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政治精英们从农民手中掠夺的财富越来越多，他们的消费需求也越来越旺盛。前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之所以出现商业，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这些政治精英的消费需求，因为广大农民自给自足、基本上没有市场消费需求。
商业繁荣催生了商人群体，而商人与政治精英之间，也产生了越发紧密的联系。政治精英需要商人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也依赖商人缴纳税负来完成“二次掠夺”；而商人则需要政治精英为自身的贸易活动提供必要的政治和武力保护。新兴商人和传统精英之间，构成了一种暧昧的共生关系。
然而，这种共生关系并不对等。前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商业是否繁荣，根本上取决于掠夺农民的政治精英是否有旺盛的消费需求和能力。如果农民的人均产出下降、或者精英手中的政治权力减弱，都会导致精英掠夺来的收入减少，从而影响他们的消费。
换句话说，商业究竟能繁荣到什么程度，第一受限于农业生产力，第二受限于精英与农民之间的政治权力分布。
另一方面，虽然许多农民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之外，会有限度地参与一些市场交换
——比如将自家额外种的经济作物卖给商人，或是参与一些手工业劳动——但市场交换对于农民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无法取代自给自足式农业生产的根本地位。这极大地限制了市场活动的扩张。
——比如将自家额外种的经济作物卖给商人，或是参与一些手工业劳动——但市场交换对于农民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无法取代自给自足式农业生产的根本地位。这极大地限制了市场活动的扩张。
因此，虽然前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存在商业繁荣期，商人们也可能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财富，但他们却在根本上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市场的消费需求严重受限于政治精英能否有效掠夺农民；另一方面，因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民参与市场交换的意愿有限，市场的产品供给也无法大幅增加。
在论文中，Cohen以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为例，具体分析了商业贸易是如何夹在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掠夺农民的领主之间，虽然能迎来周期性的繁荣，却无法冲破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
因此，前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商业不可能一直繁荣，商人群体和商业财富也不可能通过工商业投资而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贸易规模。某种程度上说，转型成握有政治权力、靠掠夺农民为生的精英士绅阶层，根本就是商人群体所能选择的最为保险的长期策略。在Cohen看来，这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普遍现象，而并不是如孔诰烽所说，是十八世纪中国才出现的、由于政府的阶级倾向所造就的特殊现象。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这便是Cohen与孔诰烽的根本分歧之处。孔诰烽认为，活跃的城市工商业精英是引领资本主义到来的关键行动者；但从Cohen的理论框架看，“活跃的城市工商业精英”本身并不是历史变革的逻辑起点，而只是一种更深层变革的表面现象。这种更深层的变革，便是打破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掠夺农民的精英”这个二元格局。只要这个二元格局不被打破，“活跃的城市工商业精英”就不可能出现。
这么说的话，在满足了“农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之后，资本主义转型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城市工商业精英是否活跃，而在于这个倚仗政治权力的、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纯靠吃地租等方式掠夺农业产出的传统精英阶层——这个前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最为关键的行动者群体——能否被消灭。
这一视角，使我们能对英国、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做出新的解读。十八世纪的英国之所以迈入资本主义，关键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城市工商业精英活跃，而是因为那个纯靠掠夺小农为生的贵族阶级已经被彻底消灭了。历史社会学家Vivek
Chibber指出，在十七世纪早期之前，英国的主要农业生产方式就已经变成了由土地所有者直接组织雇佣工人进行生产、通过市场交易将产出变为利润的“类资本主义”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掠夺农民的精英”二元格局已不复存在。
与之相对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之所以没能迈入资本主义，主要原因恐怕也并不是因为城市工商业精英不肯代代经商，而是因为那个靠掠夺小农为生的官僚士绅阶层依然占据着牢不可破的主体地位，工商业精英只能寄生在他们身上。
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之所以能成功完成资本主义转型，也很难归功于“活跃的城市工商业精英”。事实上，这个纯靠国家主导工商业投资而催生出来的日本精英阶层，也很难说有什么主体性。真正的关键在于，明治维新消灭了幕府时代那一整套靠掠夺小农为生的领主贵族体系——从幕府将军、到大名、再到下层武士。这一精英阶层被消灭之后，国家就可以将农业部门的价值产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以进行系统性的工商业投资。
如此看来，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必要前提下，资本主义转型能否发生，就要看能否将农民从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和食利贵族的掠夺压力中解脱出来。某种意义上，这又让人想到著名历史学家Robert
Brenner的经典洞见：资本主义能否到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部门权力关系的调整。
主要参考文献
Cohen, M. (2015). Historical sociology’s puzzle of the
missing transitions: A case study of early modern Jap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3), 603-625.
Hung, H. F. (2008).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lite reproduction
in Qing China: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debate revisit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4), 569-588.
次要参考文献
Brenner, R. (1976).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70, 30-75.
Chibber, V. (2013).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the specter of
capital. Verso.
Goldstone, J. A. (2002). 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2), 323-389.
Lee, J., & Feng, W. (2000). A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 and Chinese reality 1700-200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meranz, K.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ong, R. B. (1997).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