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李志绥说，毛在长沙火车上接见张平化时发现的录音机，《杨尚昆日记》等中共官方资料却说，毛在长沙接见的是外宾，余汝信也接受此一说法。但他们为何不肯说明毛在何处接见哪个外宾的呢？要知道，毛见任何外宾，官方是有详细记录的，即使当年官媒没有公布，现在公布此事也不涉及泄露国家机密。官方只要公布这位外宾的身份、接见地点、甚至详细过程，就获得一条证明李志绥撒谎的重要证据。
然而，自李志绥的书出版二十多年来，官方始终没有这样做，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因而，我怀疑，李志绥说的很可能是事实，至少有部分事实。而官方却可能是替尊者讳，在隐瞒历史的真相。
（35）
我们自东北回北京做短暂停留，随即转往天津、济南，南下南京、上海、再抵杭州。这次外出，毛带了罗瑞卿与杨尚昆随行。目的也是要他们受教育。两人真是喜出过望。自从一九五六年在游泳问题及警卫工作上对罗严厉批评，甚至要将罗调离公安部以后，罗学乖了。再也不多管中南海警卫局的事，更不敢对毛的警卫工作多加过问。这两年多以来，罗默默勤练游泳，心情沉重，唯恐毛再算老帐。
对杨尚昆，则因政秘室的所谓黑旗事件以后，撤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即中直党委。杨被免去中直常委书记，无异于给予了党内处分，此后杨给人的印象是，说说笑笑，对于大事一贯不发表个人见解。这些年来，杨虽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可从来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毛，谈谈话。这次毛带他一起出巡，自然是否极泰来，受宠若惊了。
一路行来，沿途参观学校、工厂、公社。每到一处，当地党、政、军的领导人对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此时全国经济紧张，但毛的个人崇拜之风反而日渐高涨。老百姓认为粮食紧张是地方首长未尽到责任，不是毛政策上的错误。只要毛主席来视察，马上就会情况大好。天子被奸臣蒙蔽的观念，早已在中国传统中，形成根深柢固、牢不可破的定理。
一路南行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而抵杭州，处处都是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此外，毛带罗和杨出来，也是要他俩看看毛受到群众狂热欢迎的程度。
一次在行车中，杨尚昆、罗瑞卿及我们，在一起闲谈。杨又提起毛在各地参观和谈话中，即席讲了不少有关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人民公社的问题。例如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及不能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等等这么多的讲话，都同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关系。书记处不知道这些话，无法按毛的意思形成文字指示下达。
这时，毛路经各省市的党委，纷纷根据毛的谈话要点，拟出一些改进建议，向中央请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讲了些什么，没有办法作出决定。杨因此想找个法子，将谈话记录下来。这样中央可以根据毛的谈话，按照毛的意图下达指示。
叶子龙跟我说，杨让他去向毛请示，以后外出能不能带个速记员，毛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毛通常用讲话方式表达他的意思，他清楚他的话所具备的力量。毛说“人民公社好”。全中国农村便纷纷建立人民公社。但他并不想将他的话拟成政策，如此一来，他得担负的责任太大。
这下就得背着毛安装窃听装置了。困难的是，既然得背着毛安装，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装上去，毛会发现。于是决定由公安部的专门管理各种先进侦察技术设备的十二局负责技术设备在专列上安装窃听装备。整个安装实在巧妙，小收音喇叭放在灯罩、花盆等的里面，一点都不会暴露出来。还在毛专列的餐车、会客室及卧车内装收音小喇叭。连接的录音机也很轻巧，放在隔壁车厢内，丝毫不露马脚。又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调一个姓刘的人，守门负责秘密录音。自此以后，毛每次外出，都有刘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随行。刘奉命不得在毛的面前露面，免得被毛看到来了一个生人，查问出来，露了馅。这就要求刘做一个“黑人”，随时躲开毛的眼晴。后来叶子龙告诉我，毛常去的一些招待所住地也给装上了窃听装置。
叶子龙向我们一组的人交代，这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许向毛透露。叶同我们说：“这可是中央决定，谁要是向主席讲了有刘这人和录音这事，中央查问起来，谁讲的谁负担责任，不要怪我没有打招呼。” 我们只有如金人参缄其口。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将自己牵连进去。何况这是党的命令，我们只得服从。
我们哪知后来竟牵连出那么大一场灾难呢？文化大革命中，安装窃听器成了一件滔天罪行，也成了江青多次公开声明公安部门专政，专到我们头上来了的罪行之一。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到四月五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上海会议期间，毛的专列停在龙华，毛住在车上没有住进招待所。原因是，一方面在上海市内，柯庆施给准备的住处“哈同花园”，毛不喜欢，另外一方面，根本的原因在于，毛与专车上的铁道部专列局的随车护士仍打得火热，所以开会下车，晚舞会后回到火车上。晚会设在茂名路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毛那时对自己的私生活已无所顾忌，这位护士公开和他在锦江俱乐部出双入对。柯庆施替毛引见了许多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和歌唱家。但这些女人年龄太大，见识广阔。毛喜欢的是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年轻女孩。后来柯庆施从叶子龙那了解毛这项癖好，便每晚都安排了文工团女孩子的表演。
在锦江饭店内，南楼和北楼之间的新建小礼堂放映电影，和演地方戏曲。一九五八年毛外出巡视，路经长沙时，便看过有关海瑞的湘剧。这次柯庆施则将湖南湘剧团调至上海再次演出。
当天夜里，毛对我说：“海瑞被人称为南包公，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他还把这句话，写到给嘉靖皇帝的上疏里。嘉靖看了十分生气，将海瑞关进班房。想杀海瑞，可是把海瑞的奏文看了一遍，放下。又看一遍，放下。连看三遍，然后说‘海瑞还是赤心为国的’。没有杀海瑞。有一天，管班房的牢头给海瑞端来酒和菜，海瑞吃了，以为大约是要杀头了。一问牢头，牢头说，恭喜你啦，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一顿，将吃下的东西，全吐出来了。 可见海瑞对嘉靖是忠心耿耿。”
毛在会议中，提倡要有海瑞精神。特别叫中央办公厅将海瑞传印出，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并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的这种精神，毛还说，要找几个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此后由人民日报开始，许多报刊杂志都不断登载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又在上海和北京出现了宣传海瑞的戏剧。海瑞一下子变成全国的英雄。
如前所言，在一九五九年，因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过左的措施，伴随而来的困难己经出现。同时我也察觉到，广泛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搞浮夸的现象。毛同我谈到海瑞时说过：“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海瑞这个人物，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斗彭德怀的引燃点。我往后常就这两件事思考海瑞对毛的意义。毛是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毛身为皇帝，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至于政策和决策上的错误，是下面的人说假话，上面的人被蒙骗欺瞒的结果。
我看毛之推崇海瑞精神，自有毛自己的策略。毛说海瑞这个人，‘刚直不阿，直言敢谏’。海瑞甚至为了国家大义，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可见护主之心甚切。海瑞近乎‘死谏’的行为，益发和嘉靖身边的奸臣形成对比。。
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阻止那场大灾难。
但问题在于，毛认为现代海瑞应该讲真话。批评式的谏言或是意欲夺权、心怀不轨的那些高级领导所说的话，无法让毛接纳。只有一心为民、毫无野心的人才会讲真话。但这种人很少能在政坛上爬至高位。
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政争中的夺权倾轧。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所以即使有的人向毛禀奏了客观的事实也是忠言逆耳，因为他不相信在朝为官的人能扮演刚直不阿、无私无欲的海瑞。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一九五七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只有英明的毛皇帝能决定谁是真正的海瑞，谁只是借机夺权的造反分子。
但毛的逻辑也有不通之处。毛崇拜一般中国人民厌恶的秦始皇、殷纣王和隋炀帝。大部分读海瑞传的人视嘉靖皇帝是密处深宫，二三十年不见朝臣的昏庸皇帝。许多毛的亲密战友自认为比得上海瑞对嘉靖的忠心。可是毛认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是嘉靖，下面的人应该向这些人提意见。他自己是与下面深深相连的英明领袖。
我在这里所需指出的是，毛所说，上面压下面，下面不得不说假话，毛口中所谓的上面，是其他领导干部。但其实真正的最大的上面，是毛自己。从一九五六年以后，由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毛的一系列过左、过急的批评和讲话，都不难看到这点。毛所提倡的海瑞精神也好，直言敢谏也好，是用来对付中央和地方的其他人，并非提倡别人用来对付自己。彭德怀和周小舟这种现代海瑞便是误读了海瑞故事。现代的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
四月十八日到廿八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前毛赶回北京。会上由朱德建议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
一九五九年后刘少奇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在毛退居二线刘出任国家主席前，大家都叫他少奇同志。现在他突然被称为刘主席。主席这职位本身就代表极大权力。刘对此头衔也十分在意，逐渐扩展势力控制中央日常事务，有时没有先请示毛便执行工作。因此可以说，毛要确立自己为中国唯一的主席的斗争就在此时展开，直到刘被批斗，取消“国家主席”才告结束。
我们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月，五月下旬又乘专列南下。
（45）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後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後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
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
一位高级军官的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在脑後挽了一个髻，面容沉郁。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後同军官结婚。
江青知道这段「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後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
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
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化平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
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厮混很久後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等了很久。
王是河北省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後，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
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麽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他「还听到什麽？」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後，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机设备。
随後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後，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麽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麽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
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麽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麽装，什麽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麽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麽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後，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录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物，并将照片存档为。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麽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後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後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的私生活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他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後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禄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夫（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做毛的机要秘书。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禄、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後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後，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