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08/08/2023）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无论是在世界经济格局上，还是在地缘政治的格局上，中国都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很自然地，在美国也开始有了大量的声音，要求美国对此采取一定的措施。
但很显然的是，美国国内仅就 “反击中国” 这一件事情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如何执行，则依然众说纷纭。有的说要彻底脱钩（de-coupling），有的说要去风险化（de-risking），也有的说只是要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最温和的也说需要实现供应链的安全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们和中国都可以在尽可能的相互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中获益。”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表示说，只需要保护一小部分美国关键的军事科技就可以了，不是要和中国脱钩。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还是相对温和的。
但民间智库的态度则有很大分歧。有些比较温和，而有些则相当极端。今天我看到的一篇 《外交事务》 杂志上的文章，题目就相当惊悚，叫 “为什么经济去风险是不够的，我们要与中国决裂（hard break） 的理由” 这是一篇代表极端鹰派势力的文章。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篇文章的极端态度，其中提到的各种措施是否有现实的可行性也值得怀疑。但是外交事务杂志很少发表如此极端态度的文章，这起码说明这种声音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介绍给大家。
首先要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来路。这篇文章其实是另一篇更长更系统的智库报告的缩减版。它来自一个叫 “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 的智库组织。美国指南针的创始人，也是这篇报告的首席作者
Oren Cass 是一位 80 后，是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学士，和哈佛法学院的法学博士。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在美国政治界小有名气。他是
2008 年和
2012 年，共和党大佬罗姆尼（ Mitt Romney） 的总统竞选政治顾问，曾担任多家保守派智库的研究员。2020 年，他成立了 “美国指南针” 智库，专注于研究后川普时代美国右翼的思想和政策。
2018 年，Cass 曾经出版了一本书《曾经和未来的工人：美国劳动复兴的展望》（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 A Vision for the Renewal of Work in America），这本书受到一致的好评，国家事务杂志主编
Yuval Levin 评论说 “这是我们整个时代最重要的政策指导书“；国家评论则评价这本书说：“他的书及其政策建议标志着奥伦·卡斯是美国最具原创性和最有力的政策思想家之一。” 奥巴马总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Jason Furman 说：“一本深思熟虑的、具有启发性的、经过仔细论证的书，它让我在一些我认为自己思考了很多的问题上改变了主意。” 这些评价相当的高。政客杂志 Politico 将 Cass 列为 “50名改变美国政治的思想家、实干家和远见者” 的第 35 名。而今年
Cass 才刚刚
40 岁。
但是，对 “美国指南针” 智库的一些重要文章，也并不都是赞扬的声音。福布斯杂志就曾经批评美国指南针的一篇重要论著 “重建美国资本主义” 中引用的数据不真实，严重贬低了曲解了金融业的现状和其对美国经济的作用。认为这是一篇低质量的学术文章。
但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这篇极端化文章的观点，其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两件事情。第一，美国极端鹰派的观点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第二，他们观点成立的原理是什么？其中有没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合理逻辑？
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其不同并不表现在实际的经济层面，而在于其核心的国家组织方式上。文章指出 “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国家控制下的经济，是完全不相容的。”
文章认为，和中国的经济一体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国家安全上的。这是因为，在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投资者和经济的参与者，都在追求自身的利润。他们在追求自身利润的同时，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如果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将发展经济的目标锁定为国家利益，那么他们就可以动用国家的能力来对付自由市场经济下的每一个自私自利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在这种对峙中，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个体参与者，哪怕是马斯克还是扎克伯格，无论他们在相互的决斗中谁能胜出，他们都不是一个国家的对手。
他们会为了自己短期的利益，而向中国政府低头。比如中国可以用自己庞大的市场来逼迫这些公司转让自己的技术。反过来又用国家的力量去支持这些企业的竞争对手，这一点在中国光伏产品和汽车产品上有充分的体现。从长远来看，美国这些独立的企业，都可能逐一失去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另一个国家的自由企业家，而是
14 亿人口的中央集权国家。
这还不算完。因为美国的政治深受资本的影响。资本会推动美国政府制定更有利于企业获得利润的政策。这样，资本就会向工资受到人为压制，没有工会的中国流动。这就使得美国的工人阶层也受到了影响，反过来扭曲了美国的消费市场。美国的产业不断地空心化，各种供应链不得不严重依赖于中国。这是一个恶性的正反馈，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在过去，是美国使用自由市场的理念来将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市场模式推广到全世界。而现在反了过来，是极权国家使用自己的国家力量，将自己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模式侵蚀到了美国社会。
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投资，是可以不通过美国政府同意，也不必受美国政府的挟制。但中国企业反过来，在美国投资，却依然受到中国政府的监控。最宽容的说法是：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他们只关心自己企业的利益；而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却肩负着复兴伟大祖国的任务。这两者是不对称的。美国前贸易代表，著名的鹰派
Robert Lightizer 在一场国会听证中说，“ 当中国企业收购美国资产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做出以利润为导向的商业决定。相反，他们的行动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其背后是国家力量的支持。”
文章说，美国制定法律的目的往往不是解决全面的经济问题的，而是处理特定的某个领域，某家企业，某项交易。因此无法对全盘的经济投资有所控制。因此，文章建议，美国法律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制定规则，华盛顿应该立法禁止美中之间的资本流动、技术转让和经济伙伴关系。
文章认为贸易本身问题反而是比较小的。作者并不担心双方的贸易逆差。2022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
5370 亿美元，出口
1540 亿美元。但他认为，这种贸易失衡是中国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考虑，中国拒绝向美国开放很多市场。他们用自己的出口顺差获得资本，然后购买美国的资产和技术，同时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来主导关键的供应链，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作者不但提出极端的要求美国政府斩断绝大多数两国的相互投资，同时要求美国制定更严苛的政策来降低从中国的商品进口。比如说，取消中国的 “最惠国待遇” （即恢复高关税，甚至进口配额制度）。至于这是否会引起美国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作者拿出川普时代的案例说，川普提高了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但并没有引起国内消费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将商品的订单给更多自己的盟国，这样不但可以抵消中国产业链的安全风险，也可以帮助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自己的盟国发展经济。这一切靠企业自身是无法做到的，只能通过政府层面的立法和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来实现。
文章尤其提到关于中国意识形态对美国的侵蚀。比如中国会利用自己的庞大市场来激励美国的大学、新闻机构和文化产业来为自己代言。文章甚至提出，美国法律应该实施文化出口管制，阻止美国公司通过向中国销售电影、音乐、体育赛事等获利。中国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作者认为这些文化产业如果能够从中国获利，则一定会为中国讲好话。
文章承认，也许其他经济体，比如欧盟，不会跟进美国的做法。但开始这样做，比永远不这样做要好。和中国的决裂是美国最佳的选择。同时，美国可以通过一些奖励机制，比如说建立自己的贸易圈和贸易体系，来让配合美国的国家享有进入美国市场的优先权，而拒绝加入美国阵营的国家将受到贸易条件的区别对待。总之，通过美国的市场力量来建立一个完全孤立中国的圈子。
也许我们在看完这篇文章后，总体的感觉是太极端了，而且可施行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中国不是俄罗斯。西方世界可以完全孤立俄罗斯，但确实很难孤立世界经济体量第二的中国。不过文章中提到的问题也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自由经济体系是否有能力对抗极权主导下的以国家利益为主的经济行为，这似乎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值得我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