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2023-08-21）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私企倒闭潮、外企撤离潮、投资大幅萎缩潮、出入口下降潮、消费严重不足潮、债务连环爆煲潮、员工大规模失业潮、政府财税失血潮……投资、出口、消费三大经济引擎全部动力不足乃至死火。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不是疲弱下挫就是远逊预期，明显呈现通缩特征。第二季度外资投资额只有区区49亿美元，同比下跌87%！中国恒大、碧桂园两大房地产巨头“债可敌国”，象征整个行业崩溃累及相连产业陷入危机……以致美国总统拜登惊呼，中国经济下滑对世界犹如“定时炸弹”。
中国坊间流传段子：“经济新三大引擎是国家统计局、中宣部、新华社”“挽救经济的工具箱里只剩喇叭（意即‘靠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为何数年之间风云突变，急剧下滑？一句话：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中国是当今世上经济被政治捆绑得最厉害的国家，没有之一！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1978年5月，胡耀邦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大批老干部；为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摘帽，恢复公民权；在这基础上，1978年底，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推动下，大陆政府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这之后，农村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制，包产到户；开放沿海城市；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市场，大量吸收劳动力；到海外招商引资，港澳台、美欧日企业不仅带进资金、先进科学技术、成套设备，而且引进市场经济、法治、知识产权、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观念；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加搭上经济全球化快车，在国际分工中成为世界工厂，积累了世界最丰厚的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美友好是经济发展重要动力
必须指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努力达成如下党内共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搞改革开放；而开放和引进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因此，改善和发展对美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冷战格局下确保国家安全的根本要求。事实上，从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到支持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开放市场，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美国企业大规模投资中国；向中国输出尖端科技；每年为中国培养大量留学人材，中美友好互利共赢，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动力之一。
改革开放头30多年是稳步上升轨，近年来却陷入螺旋式下降轨，透过现象看本质，令经济逆转最根本原因在政治。
第一，中国经济上升期主因是大陆政府政治上中止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因而解放了生产力。近年经济恶化，主因是政治上强化意识形态，坚持“马克思是对的”、消灭私有制，强调斗争哲学，滥用国家安全、反间谍概念，对投资者和专业人士造成动辄误触法网的心理威胁，导致外商和游客对中国裹足不前。
尤其在层出不穷的各领域反腐败过程中，拒绝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套用政治运动形式，到头来治标不治本，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更有甚者，视司法独立为所谓错误思潮予以批判，根本不能培育出以法治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经济上升期是在认识上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在政策上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保护“傻子瓜子”年广久一类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
但近年经济滑坡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进民退”的恶果：在认知上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与大陆政府十三大报告“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在私企、外企设立党委、党支部，令国务院颁布的《公司法》《物权法》规定的企业自主权形同虚设，私企因此担心随时会发生“第二次公私合营”。此外，在舆论上“消灭私有制”“私营经济退场论”“私企职工共管共享论”此起彼伏，令投资者人心惶惶。
在政策上，地方政府视私企为韭菜，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发展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将对私企的罚款没收作为政府创收手段之一。河北省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被罗织罪名入狱，大午集团巨额资产被贱价拍走，巧取豪夺令人心寒！所谓“行业整顿”充满随意性，一纸公文消灭一个行业，毁掉一批上市公司并非神话，而是现实！
勒令移民公司交出移民档案
种种不公正待遇令私营企业家发出“利用我们是你们（大陆政府）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大陆政府）崇高的理想”的哀鸣，投资信心尽失，因而“润（RUN）”意顿生。
如今，官方又透过打击移民公司，勒令交出移民档案企图刹止“润潮”。中国私人企业和国际外资企业都是私有制的产物，目睹私企悲惨遭遇，外企自然兔死狐悲，心有余悸，感觉中国投资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而避之则吉。私企、外企两大经济主力军信心大失，中国经济岂能不走下坡？
第三，经济上升期重要原因，是大陆政府在思想上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令整个社会形成允许独立思考、敢于探索，有利于激发原创动力的良好氛围，故此人才辈出，万众创业，明星企业大量涌现，促进生产力发展。但近年经济倒退的重要背景之一，正是有人违反大陆政府中央第二份历史决议关于“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规定，鼓吹“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宣扬“定于一尊，一锤定音”，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峰。
后邓小平时代形成的集体领导格局无疾而终，干部队伍中吹牛拍马之辈当红得道，弹冠相庆。相反，正直敢言能干之士遭逆向淘汰；加上乱划敏感词汇，乱订封号标准的言论、网络监控，导致社会上万马齐喑，纠错机制缺位，以致违反经济规律、违反科学规律、违反自然规律乃至违反地缘政治规律的充满随意性拍板畅通无阻，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冲击和惨重损失。
泛政治化环境窒碍经济发展
例如冠病疫情三年，泛政治化成风，将明明是科学问题的公共卫生政策探讨，无限上纲为制度之争，提出不切实际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口号，任意封城封路封关，停工停业停产，企业的生产、流通、营运惨遭腰斩，居民的人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乃至居住权、财产权被恣意践踏，造成次生灾害远大于病毒本身，令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供应链受到重创，是中国继大跃进、文革浩劫之后的第三次大折腾，经济损失惨重、公民权利受到破坏、政府公信力跌落且后患无穷！
又如最近的河北省水灾，违反“水往低处流”自然法则，让海拔较高的涿州为“保护”海拔较低的雄安新区，无端成了泄洪区。涿州市民被拍脑袋工程祸害，人命财产损失惨重，是典型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如此投资环境，令人不寒而栗，自然窒碍了经济发展。
第四，经济上升期重要动力之一，是中国在外交上将中美友好关系放到重中之重地位。正是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表态支持美国反恐，美国遂投桃报李支持中国加入WTO，让中国获得最大红利。但近年中国经济下挫，却与战狼外交有直接关连：君不见前几年国内一片“厉害了，我的国”自嗨，狂言“中国已在经济上、科技上、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越美国”；扬言“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明明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动辄宣称中国在某某领域“为人类指明方向”云云。
国际交往欠缺风度，将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无小事”“有理、有利、有节”遗训抛到九宵云外，撒野成惯性，四面树敌。尤其是去年2月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一不定性俄方行径为侵略，二对俄侵略罪行坚持不作谴责，三依然宣称“中俄友好无上限，合作无禁区”“会在各方面予以策应”；中国舆论场叫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并且在大多数国家对俄侵乌的谴责声中，坚持与俄罗斯频繁进行海陆空联合军演，以致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白“俄中不仅仅是盟友关系”。
连年推行战狼外交的结果，令中美关系跌到1972年尼克逊总统访华以来最低点，中欧、中英、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关系全部跌至几十年来谷底。一带一路、大撒币的结果，只是糟蹋了中国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并没有换来真正盟友。
在大陆政府强调“马克思主义行”根本价值观、与俄罗斯抱团取暖、单方面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部署武统台湾等一系列事态演变面前，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盟友却意识到，基于国家安全和对以规则为基础国际秩序的维护，有必要“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并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华投资、交易予以脱钩，避免养虎为患，反噬自己。
古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外交上亲俄反美的实质表现，理所当然令中国逐渐失去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市场，实际上终结了改革开放，重回闭关锁国，其必然趋势则是中国经济大幅萎缩、失业压力山大、广大民众重新返贫。
常言道：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繁荣、衰退、复苏、繁荣周而复始，有其周期性和相应的经济对策。但中国是政治挂帅，政治凌驾经济，而且习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当前中国经济盛极而衰，正是由于大陆政府只搞局部经济体制改革，迟迟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恶果！
不受制衡绝对权力才是最大腐败
企图回归改革开放前那套原教旨社会主义，甚至回到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盛行的毛泽东文革时代，以此求得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安全，只会让僵化的斯大林政治体制下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激越大。由此令私企痛感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令外商惊悟危邦不入，则中国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将“火烧连营七百里”，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大坍方，反令共产党政权安全地动山摇的原因。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任内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语重心长地警告：“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也有可能重演！”须知不受监督、制约、制衡的绝对权力，才是最大的绝对的腐败，且是各领域包括官场、军队、司法、外援撒币、医疗药业、教育、工程等等腐败的总根子！
药方并不难开：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宪政民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立、保障言论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是保障经济高速优质发展必由之路。
越南推行革新开放，政治上从党内民主扩展到社会民主，带动经济健康蓬勃发展，对外关系包括对美俄西方及亚细安友好融洽。样板就在眼前。政治造成的经济逆境，必须在政治上对症下药。问题是，从井岗山到延安到西柏坡到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路风尘一路歌”的农民起义军领袖第二代，在“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惯性思维下，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感和远见魄力吗？
（作者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