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角网，2021-09-06）
中国要建立一个比现有国际秩序更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国际秩序，就需要在本国实践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建立一个比美国更令人向往的社会。只有使其产生令国际社会愿意效仿的效果，这种价值观才有可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道义现实主义为中国崛起提供的是政治导向型战略，是以不断政治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复兴战略。
第一节 政治战略
中国在21世纪崛起面临着两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科技发展速度急剧加快。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使世界成为地球村，即各国人往来交流的频繁程度如同在一个小村子内部，相互之间的影响使得内外差别越来越小，即所谓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融为一体。先秦思想家们“治”的概念是不分内政和外交的，内外秩序和内外关系采用一致的政策。借鉴先秦这种内外结合的政治治理观念，道义现实主义提出的崛起战略不局限于外交领域，也包含内政建设。
一、确立王权的战略目标
中国本届政府提出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对于民族复兴使中国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强国却没有明确的定义。中国崛起将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中最大的事件，这一历史变化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未来，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因此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国际社会显然不愿意中国成为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如果成为另一个美国，其结果只有两种：一种是世界出现两个霸权国家，重现冷战;另一种是中国取代美国霸权，改变今天世界的领导者但不改变当下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这两者都是国际社会所不希望见到的。为了使中国人民清楚国家发展的未来，也为了使世界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有必要将崛起的目标定位于“王权”国家，即成为一个讲道义的世界超级大国。
任何世界主导国都不可能没有敌对者。然而，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亲密友好，使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其国际主张并使与之敌对的国家不敢先发动攻击，这是做得到的。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王权国家，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实现了民族复兴，而且还意味着中国将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公平和更安全的国际秩序。王权体系并不是完美的，但相比于目前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它是一个能带来更多国际合作、减少战争数量和安全威胁的体系。
在核武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三者并存的条件下，中国将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王权国家是有可能的。在中美都拥有核武器的条件下，中国无法靠全面战争的方式获得世界主导地位，同样美国也无法靠全面战争的方式阻止中国崛起。在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第一要素的条件下，大国积累财富的主要方式将靠发展科学技术，而不是靠占有自然资源产地。在全球化条件下，威胁全人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增加，实行道义的超级大国将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中国将来是否成为一个王权国，其重要标准之一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被多数国家自愿效仿的国家。学界提出的“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分歧，其实就是当前中美两种社会模式的竞争。近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令许多国家羡慕，但却不令它们向往，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腐败同步发展。中国政府从2013年起加大反腐败力度，并且已经取得较大成果，这为提升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奠定了基础，然而这还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王权国。中国需要在反腐败的基础上，将国家的发展方向从积累财富转向建设一个公平正义和文明富强的社会。中国只有在公平、正义、文明、富强四个方面都超越了美国，才能成为一个王权国家。
二、践行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
根据大国崛起困境的原理，中国崛起的速度越快，国际体系的反弹压力也越大，其中最大的反弹就是美国防范中国崛起的策略。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仅会改变中国与美国的物质实力对比，而且会改变东西方文明的主次地位。西方学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从担心中国的物质力量增长向担心中华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许多西方学者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实力方面，而且包括价值观方面。对于中国来讲，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增强物质力量，还需要为世界提供一种价值观，而且是高于美国价值观的价值观。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中国崛起的目标应是建立一个王权国际秩序而非美国式的霸权国际秩序，因为王权国际秩序会比霸权国际秩序更受国际社会的欢迎。在主权国家仍为最主要国际行为体的条件下，新型国际秩序需要新型的国际规范来支撑。要建立起各国更愿自觉遵守的国际规范，就需要一个高于美国的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指导原则。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公平、正义、文明是高于平等、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中国具备利用传统政治思想“仁、义、礼”来建设这种价值观的文化优势。
中国要建立一个比现有国际秩序更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国际秩序，就需要在本国实践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建立一个比美国更令人向往的社会。只有使其产生令国际社会愿意效仿的效果，这种价值观才有可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三、坚持民富国强的政治路线
王权的基础是实力和道义两要素，因此王权国需要有确保自身实力强大于其他国家的政治路线。经济决定论者认为，只要经济财富增加了，国家就能强大。然而，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将这个地位保持了三十多年，直到2010年其GDP才被中国超过。然而，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既没有成为超级大国，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实行道义的超级大国。究其原因，就是日本在民富与国强之间没有保持平衡，其结果是民富也难以长久维持下去。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王权国家需要坚持民富国强的政治路线，以保持综合国力的要素持续性地平衡增长。战国时期的司马错就意识到国力要素的不可转换性，他提出了王权需要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借鉴这种观念，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民富不必然导致国强，国强也不必然带来民富，中国要崛起为一个实行道义的超级大国，就需要坚持民富与国强平衡发展的原则。
民富国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富和强的横向标准是相对于世界上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而言的，富和强的纵向标准是相对于不断进步的特定历史时代而言的。在21世纪初期，横向标准的民富与否，是以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才为富;国强与否，是以美国的物质实力为标准，达到美国水平的才为世界强国。从纵向讲，当今时代的民富是指高水平的社会福利，而非个人财产多寡;国强的标准是军事装备的科技水平，而非军队的规模。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崛起，就需要制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民富国强的政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综合国力要素平衡发展。
坚持综合国力要素平衡发展的原则，才能保持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种实力的平衡发展。目前在中国，许多人将经济实力视为综合国力的基础，因此把提高综合国力的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方面。然而，回顾新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1949年以来我国都是先有政治变革，然后才有经济发展或军事实力上升。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于是有了1949—1956年综合国力的大幅上升。1978年我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于是创造了三十多年经济高增长历史。2002年，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政策，于是国防实力迅速提高。反之，中国政府制定错误的政治路线，如开展“大跃进”运动和发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严重衰落。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因此它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根据综合国力的原理，在目前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不变的基础上，中国只要能较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政治实力，至少提高国际战略诚信，就能大幅提高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四、建立选拔贤能的人才制度
道义现实主义将政治实力的提高视为一国崛起成败的关键，因此认为中国崛起战略的核心应为人才战略。管子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大国竞争与现代全球化下的大国竞争同样表现为人才竞争，这意味着人才竞争并非当今时代的特殊性，而是大国实力竞争的本质。人才战略的核心是选拔贤能从事领导工作。
大国竞争的核心人才是领导型人才，因为政治决策的对错对国家强大的作用远大于科技人才的发明创造。大国崛起最需要的是有制度创新能力的政治家和管理创新的官员，因为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实现大国崛起。例如，引进一流大学的校长和引进一流大学的教授对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作用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具有整体提升作用，后者只有局部发展作用。目前，中国人才制度面临的问题是将人才限定于从事科技工作的人员，而非政治领导者和高级官员。因此，中国的人才战略重点有必要考虑从引进科技人才向引进领导型人才转变。
世界上德才兼备的人并不少，关键在于他们能否被选用。提高选任官员的开放度，依据能力和品行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选任官员，可增强政府正确决策的能力。例如，古代中国的唐朝和印度半岛的莫卧儿帝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大量聘用外籍人为官员。据说高峰时期莫卧儿帝国官员中的外籍人士高达70%。美国能获得今日的霸主地位，也靠的是吸引外国精英的人才制度。中国的人才战略如果不能吸引到比美国更多的世界一流人才，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将是困难的。目前，中国的移民政策不仅没有美国宽松，而且还在许多领域限制外国人担任重要职务。中国需要禁止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拥有外国国籍，而不是严格限制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
选任贤能的另一面就是能及时淘汰不合格的政府官员，降低错误决策的概率。所有政治家和官员都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失去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如被权力腐蚀、知识过时、思想蜕变、思维能力下降、健康恶化、家庭纠纷等。建立一个及时淘汰不合格官员的制度，既可为选拔人才提供机会，也可减少决策失误，其结果是增强了国家的政治实力。制定淘汰制度是选任贤能制度的核心，缺少及时淘汰不合格官员的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级机构的政治领导能力退化，从而导致国家实力的衰落。
五、不断改革贤能领导的遴选制度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兴衰的根本在于政治领导，因此确保国家由贤能担任领导是核心。荀子说：“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国家来讲，一国政治领导力强弱的核心，首先是执政党领导人的能力，其次是中央政府决策核心层的能力，再次是政府各级官员的能力。
“领导”是指率领并引导大众实现一个目标的过程。领导力是多方面的，但核心要素是有率领和引导民众进行持续不断改革创新的能力，因为只有改革创新的能力强于主导国，崛起国才能在综合实力方面赶超主导国，从而实现崛起的目标。保持和增强各级领导的改革创新能力，是增强我国政治领导力的关键。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创造贞观之治的重要经验是“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改革创新的政治领导力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对时代政治方向的判断力、推动改革创新的意志力、引导大众参与改革的动员力。简言之，即改革创新的方向正确、意志坚决和方法高明。三者缺一则失去崛起的领导力，三项中只要一项弱其领导力就不强。这样的政治家必是那些心中只有民族使命而无他欲的人。他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得失。
领导力是人的一种能力，因此增强国家领导力的方法就是让具有卓越领导能力的人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一个人的领导能力是由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习得相结合而成的。这意味着，皇亲贵胄的后裔不一定就具备领导能力，经历磨练的干部也不一定具备领导能力。判断一个人领导能力强弱的方法，只能是观察其为人品行和工作效果这两个方面，这就是所谓的“贤能”。“贤能”与只要“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是两种不同的能力衡量标准。前者是政治领导力的衡量标准，后者是行政执行力的衡量标准。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由于各国面临的内外环境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遴选贤能国家领导人的最佳策略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改革遴选方法。十年之内，中国将崛起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内外环境将发生巨大变化。接受美国选举制长期不改革的教训，中国应根据环境变化不断地改革创新国家领导人的遴选方法。遴选领导人的方法需要定期改革与不定期改革相结合。定期改革是为了保证遴选方式不落后于社会的客观变化，不定期改革是为了保证遴选方式能应对社会的突变。只有根据社会客观变化不断改革创新领导人的遴选方法，才能保持一代一代的贤能接续国家领导工作。
第二节 外交战略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大国成功崛起的内外战略都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提出了许多外交战略原则，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形势不断发展变化，外交战略原则如果长期不变，就不可避免地难以适应新形势。例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判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因此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这种认识后来被归纳为“战略机遇期”，而且这种认识至今仍主导着许多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维护战略机遇期”成了外交的首要任务，于是以我国其他利益为代价维护战略机遇期就成了基本外交战略原则，回避和化解冲突也随之成为基本外交策略。随着我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今后面临的国际冲突将只增不减，回避和化解冲突的策略将不足以应对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此我国需重新思考外交基本策略问题。
一、政治导向的外交战略
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要求外交改革创新。我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服从和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民族复兴创造条件和实现民族复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略任务，前者是积累实力，后者如同参加比赛。在积累实力阶段我国避开与世界主导国进行正面战略竞争是可能的，但在参赛阶段却无法回避。具体而言，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并不必然有利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例如，对日本安倍政府否定二战罪行的做法采取绥靖政策，可能有利于维护我国经济建设需要的周边和平环境，但却不利于我国民族复兴大业。因此，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决定了我国外交工作需要改革创新。
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剧要求中国外交更多考虑安全战略利益。在中国实现崛起之前，美国防范我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改变，美国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深化。
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中国需要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将经济利益置于外交所服务的国家利益首位，会阻碍对提高我国国际战略信誉的重视。安全战略信誉是崛起大国增强其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要素，亦是崛起大国的一个本质属性。要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就需向全球和地区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只有如此，才能增大本国对国际安全体系的影响力。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不断上升，我国要提高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还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如防范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威胁、防止生化核武器扩散等。
提高战略伙伴关系的质量需要增强双边安全战略合作水平。目前，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大国都拥有自己的盟友。美国的盟友数量更是多达五十多个，而我国则缺乏“铁哥们儿”式的战略伙伴。盟友的多少与应对国际危机的能力成正比。为此，我国需要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战略支柱型伙伴国，通过逐渐提高我国外交友好关系的质量，扩大国际社会对我国崛起的政治支持。
二、树立大国外交的全球外交意识
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是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我国需要培养大国外交意识。当今时代的“大国外交”是指：以不怕事的态度应对各种挑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经济合作;以敢担当的态度为友邦提供安全保障;以自信的态度推动国际新秩序和新规范的建立。简言之，大国外交是舍小利而谋大势。
大国外交需要敢担当的意识。今后十年，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责任无法掩饰和回避，因此我国外交需强化敢担当的意识。这个意识应体现在个人工作和国家政策两个层次上。在个人层面，外交工作者应敢于担当，负起责任;在政策层面，我国应主动承担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实力不足美国的1/14，综合国力比美国差得更远，而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动员能力一呼百应。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当头”的理念是适合我国外交的。然而，在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加快、两极化不断发展的今天，继续坚持不当头策略，正在给我国带来巨大的国际责任压力。为推进民族复兴进程，我国外交要勇于参加大国博弈，在涉及国家利益以及全球重大问题上要主动表明立场和提出主张，尤其要加大工作力度动员国际社会接受我国的主张。
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外交需要有全球意识。我国的民族复兴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需要首先成为地区强国，然后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这种地缘政治进程决定了我国外交需要以周边为重点，进而向其他地区辐射。然而，我国民族复兴处于全球化的特殊时代，我国崛起的结果是成为世界强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强国。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国际事务已难以区分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国际投资、航运安全、游客安全、留学交流等事务均已无地区限制。因此，我国外交需要强化全球外交意识，即使是双边政策和地区政策也要从全球角度考虑，特别是有关国际规范的事务更要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考虑。
三、从回避冲突转向直面冲突
崛起大国的外交策略应是直面冲突而非回避冲突。随着我国海外利益规模的日益扩大，我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因此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将是如何面对冲突而非回避冲突。国家间冲突是以双方发生关系为前提的，当前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必然导致我国与他国的冲突增多。但从另一方面讲，冲突又是促成多种合作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相互冲突，国家间就失去了合作的主要动力。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国与他国间的贸易冲突将呈上升趋势，回避此类冲突的增加已不可能，因此推进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就成了重要工作。
我国与他国冲突的增加将使预防性合作与积极合作同等重要。鉴于战略竞争成为今后中美关系的主流趋势，双边合作需要更多地注重预防性合作，因为此类合作具有管控分歧和冲突的最直接作用。在其他国家之间发生战略冲突的情况下，我国也可以开展多种不针对第三国的国际安全合作。
将全球性冲突增多转化为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动力。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突也必然增加，新的贸易规则、减排规则、引渡规则、避税规则等，都会频繁引发各国之间的冲突。解决此类冲突需要大国提供领导和公共产品。借助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可在一些非军事冲突领域加大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推进国际规范的建立。例如，我国可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当一些国家在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方面发生冲突时，我国可推动国际社会制定管控网络安全和太空安全的合作协议。在地区性冲突频发的情况下，我国可在周边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次区域推动区域化合作，并开展我国提倡的全球治理合作。
四、从维护战略机遇期转向创造战略机遇
战略机遇在于利用而非维护。国际战略机遇的有与无，取决于一国对国际环境和趋势的认识和利用能力，而非能否维护环境长期不变。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享受着占绝对优势的国际环境，但它也无法保持这种环境不发生改变。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主要是我国的崛起，这是美国无法阻止的。这意味着任何一国都无法维持国际环境永久不变，都面临着如何利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的问题。对所有国家来讲，全球化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有的国家利用全球化发展了自己，有些国家却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2008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所有国家都有危害，然而会利用者则能够化“危”为“机”，不会利用者则只能深受其害。例如，德国利用这场危机提升了自己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而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却在这场危机中下降了。
国际战略机遇是不断出现的，关键在于能否利用起来。“战略机遇期”的字面含义是，机遇是外来的且时间有限。然而，客观上国际战略机遇是无固定期限的，并且各种机遇总是伴随着国际政治活动不断出现的。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任何时期我国都有战略机遇。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国之初，我国利用朝鲜战争把中国从一个被西方蔑视的弱国打成了列强刮目相看的军事大国。然而，在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期，我国错失了美苏争霸的良好战略机遇，连续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国家陷入了贫困。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靠的不是一个失不再来的“战略机遇期”，而是靠自身化“危”为“机”的战略能力。有抓住机遇的能力，战略机遇就源源不断;没有这种能力，就永无战略机遇。新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极“左”思潮常常是抓不住战略机遇的主要原因之一。
民族复兴需要创造战略机遇。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美国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有人认为是恐怖主义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吸引到了中东，所以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才得以延长。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一些人又希望这场危机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吸引至欧洲，弱化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然而，奥巴马政府非常明确地表示，无论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美国都不会改变以对冲和防范中国为目的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如果只靠外部事件延长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我国就将处于被动地步，因为美国不将战略重心转移，我国就无法延长“战略机遇期”，也就没有崛起的机遇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要求我国主动创造战略机遇，这样才能把握国际战略机遇的主动权。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为我国争取到了关于制定防空识别区国际规范的发言权，这是一个成功创造战略机遇的例子。今后我国需要更多地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而不是守株待兔般地等待机遇。
五、从融入国际体系转向塑造国际环境
中国崛起速度越快，受到的国际体系压力越大。融入国际体系曾是我国长期的外交策略，但是随着实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和海外利益的拓展会形成一定的反作用力。大国崛起困境是一个客观规律，它决定了随着崛起大国的实力不断上升，其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会不断增大。
今后十年，世界上很多国家将不适应我国在更多领域中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例如，在我国接近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几年中，面临的国际贸易诉讼案数量猛增。随着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我国面临的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压力上升。随着我国政治影响力上升，国际社会对我国在国际争端中表态的期望值也在增加，“中国责任论”的压力日趋增大。随着我国海军力量上升，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增多。崛起大国实力增长与国际体系压力成正比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且难以改变的，只有依据规律制定策略才能为民族复兴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实力越强，影响国际环境的作用就越大。目前，我国影响国际环境的力量越来越强，这意味着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取决于我国的政策和行为，我国已具备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环境的能力。因此，塑造国际环境的重要性就超过了适应国际环境的重要性。从正面讲，我国可通过自身政策的调整促进国际环境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例如，加大国际贸易双边货币结算的政策，就有利于人民币走出去，从而为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创造条件。开展和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特别是组织大型联合军演，可以改变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关系，增强周边国家的安全感，促使其从担心中国崛起向依靠中国崛起转变。我国到发达国家自费留学的人数快速增长，故此我国可将国家资助的留学和学术交流的重点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可以为我国培养迫切需要的发展中国家问题专家，而且可以扩大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知识界的影响。
融入国际体系与改造国际环境需要并行展开。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包括改造不利国际环境的工作。对那些故意与我国对抗的国家，应力求挫败其政策，以儆效尤。
六、从坚持不结盟转向建设命运共同体
国际格局的两超趋势使我国执行的不结盟政策难以为继。从历史上看，不结盟策略较为适合两极格局下的中小国家。自1982年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长期执行该策略，其核心原因是我国长期不具备承担地区安全责任的能力。在冷战期间，中小国家利用不结盟策略周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这一战略的确适合我国当时的弱国地位。冷战后，国际格局转变为一极世界，不结盟策略的效力明显下降，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力也因此衰落。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对弱化，中国崛起使两极化趋势凸显，不结盟运动重新开始活跃。2012年伊朗主办的第16届不结盟运动峰会有一百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展现的活力可为例证。然而，今后十年，在国际格局两极化中，我国将不再具有冷战时期的弱国地位，继续实施不结盟策略不但无益，而且可能弊端丛生。今后，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以不结盟策略来应对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竞争。
两极化趋势还决定我国对结盟的需求不断上升。目前的大国实力对比发展趋势是有利于我国崛起的，但是大国战略关系却对我国不利。美国虽然处于物质实力增长缓慢的状况，但仍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至少有五十多个盟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采取不结盟政策，因此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经成为我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奥巴马政府执政后采取了“巧实力”外交，即扩大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使美国的大国战略合作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在此情况下，如果我国能就不结盟政策进行调整，增加战略合作者的数量，就能有效地塑造有利于崛起的国际环境。
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策略。由于“结盟”二字被贴上了“冷战思维”的标签，因此很多结盟的国家都采取口头否定、实际加强的同盟策略。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趋势，我国应加快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我国应强调命运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军事合作为核心的全面战略合作，而后者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为防止“命运共同体”因泛化而失去战略意义，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限定于有军事合作的国家之间。在“军事同盟”这个词汇不太适用的情况下，我国应创造性地开展军事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的建设。
七、从坚持平等互利转向推行公平正义
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意味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这将迫使我国的对外战略从以弱对强向以强对弱的方向转变。2013年我国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与原先提出的“大国外交”含义不同。孟子当年就意识到，大国建立国际秩序得靠仁义政策争取小国，而小国要保住生存就得小心对待大国。在无序的国际体系里，只有弱国无法获得与强国平等权力的问题，而不存在强国缺少与小国同样平等权力的现象。弱国要求平等互利，是因为其较弱的实力使它得不到平等的权利;强国坚持平等互利，实际上是要保证大国的获利大于小国的优势。为了适应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地位，中国应从强调平等互利向推行“公平正义”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中国实力地位上升的要求，而且也是建立王权国际新秩序的需要。
推行责任与权力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原则。在任何时代，国家间都会有实力差距，因此国家根据实力大小享受不同的权力和承担不同的责任，这是有利于国际秩序稳定的。中国不宜采取美国的做法，即口头上宣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而实际上却追求自身权力独大的国际地位。美国这种言行不一的政策使其被国际社会视为虚伪的霸权。
我国应推行“反向双重标准原则”，即越发达的国家越要执行比落后国家更严格的国际准则。例如，《京都议定书》中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有差别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标准”就属于这一类。中国不宜采取美国所推行的国际社会统一标准的原则。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反向双重标准原则比统一标准原则更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世界上有两百多个政治实体，其差别太大，统一标准只能加剧冲突而无助于减少摩擦。中国应提倡不同国家承担不同的国际安全责任，推行不同国家遵守不同的安全规范制度。
推行“天下为一”的开放原则，即中国对全世界开放，世界各国对中国开放。自欧洲发明了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国家对边界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以至世界总体趋势不是融合为一，而是不断分裂。冷战后美国获得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后，不断加强其边界控制政策。“9·11”之后更是对外国人采取按指纹的入境管理制度。边界控制得越严，国家之间的猜疑就越严重，对立情绪就越大。中国应在全球推行旅行自由、居住自由和工作自由的原则。“人往高处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越成功的国家越能吸引人才，因此我国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应推动有关开放规范的建设。
道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后者是从抽象的人类利益角度出发。由于维护国家利益是现代国际政治中所提倡的道义，因此不考虑国家利益的理想主义策略是无法被决策者所实践的。道义现实主义的策略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特别是从崛起国的利益角度设计的，因此这些策略具有可行性。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靠损害他国利益来实现本国利益的策略是难以持久的，因此提倡中国要使尽可能多的国家从中国崛起中受益，特别是安全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