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第1288期，2021-09-21）
导言
一
众所周知，毛泽东于1929年为古田会议所写的决议案中明确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中共建政后，毛时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绝非单纯的国防军事力量，而是毛泽东“五七指示”中所说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是党内斗争的重要工具。文革十年，尤为甚之。
本书以纪事本末体编写。力求将人民解放军在十年文革风暴中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历程，勾勒出基本的轮廓，完整地予以呈现，并揭示这一军事力量与整个文革进程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
此十年间（并上溯至文革前一年），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者在位的时间计，大致可分为林彪的前五年与叶剑英的后五年（其中包括陈锡联的八个月）。前五年，军队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并一度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后五年，军队从舞台逐步后撤，影响力大减，最终又对结束文革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若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负责人两个层面计，则又可以分为若干子阶段。概述如下：
（一）文革准备发动阶段
本时段为1965年一整年。
年初，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达到447万。这一支全球人数最多，绝对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指挥的庞大武装力量，是毛泽东敢于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力量和有力保证。
在此之前，经历了两年之久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声誉日隆。军队“学毛著”运动及政治工作的经验被广泛应用到地方，中共从解放军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建立的地方政治机构工作。1965年2月，调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萧望东任国务院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部长陆定一兼）、部党组书记，以改组、调整文化部领导班子。“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具有文革中三支两军的雏形。
这一年，已经实行了十年之久的军衔制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产物，与人民军队的“革命化”不相适应。作为“突出政治”、“防止修正主义”的措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度。这一倒退性做法，使军队正规化建设遭受重创，进一步趋于政治化。
这一年，毛泽东对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愈加不满并决心将其打倒，因而对党内第六号人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愈加寄以厚望。１月底，林彪的形象首次出现在纪念邮票上，这是中共建政后除毛泽东、朱德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未有过的殊荣。２月中，毛泽东高度赞扬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声称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他还进一步发挥道：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其潜台词是，将在今后政治斗争中依靠和运用军队的力量。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权倾一时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被诬指为觊觎军内更高权力的“野心家”和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的两面派，遭到毛泽东、林彪的合力清洗。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罗瑞卿的“错误”，剥夺了罗瑞卿的权力，从而在军内“消除隐患”，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使军队成为其发动文革的保障，以及震慑政敌的武器。
（二）毛－林（周）－叶、萧、杨“三驾马车”时期
本时段由1966年1月至1967年上半年，约一年半时间。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秉承其一贯做法，对军队大权一人独揽。林彪名义上是以军委第一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惟自1967年1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的具体任务，往往是周恩来以中央碰头会主持人身份布置的。文革时期，虽然周恩来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惟以其在中共党政军历史上形成的威望，对军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毛泽东的认可下，由于周恩来的作用，林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甩手掌柜”。
上海会议后，1965年12月，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1966年1月，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同年5月，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原毛泽东－林彪－罗瑞卿（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军委秘书长）的军委领导架构，被毛－林（周恩来）－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三驾马车”所替代。
进入1966年，罗瑞卿问题升温。三四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彻底弄清罗瑞卿的问题”。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邓小平为罗问题定调：“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了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五一六通知”中提到，“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一次将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纳入“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之中，要求进行清洗。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军队系统负责人谈话，通报了毛要与刘少奇摊牌的紧急要况，要求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在此次全会上，政治局常委会改组，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并被称为毛的“亲密战友”。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军队领导人在政治局中的份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至于军内文革，1966年5月的设想是，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彻底批判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此计划在三个月后发生变化，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指示：“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８月，第54次军委常委会议确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九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惟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时间的设想很快被突破。
1966年9月，毛同意将有关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的问题在高级干部中打招呼。1966年底至1967年1月初，贺龙问题公开化，贺于1月中旬失去人身自由。1967年9月，毛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贺龙在被关押的状态下，于1969年6月9日病逝。
1966年10月5日，经毛批准，中共中央批转林彪指示起草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自此，全军院校十万青年军人解除束缚，汇成造反洪流，其巨大的冲击能量波及军内外。
1966年底，在文革狂潮冲击之下，中共原有的地方党政权力架构根基已然动摇。翌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使各地党政权力架构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这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去填补地方党政机构坍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承担稳定全国局势的重任。
1967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３月，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五项任务被简称为“三支两军”，是军队介入文革的基本任务。“三支”中最重要的是支左，“两军”中的重点是军管。
文革期间，军队干预国家及各级政府事务的广度、深度及时间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就其广度而言，1967年初最具战斗力的陆军机动部队（野战军），全部介入并领导所驻地区以支左为核心的三支两军。年内，各野战军的三支两军地区和范围迅速扩展。
就其深度而言，军队几乎接管了各级政权组织、社会团体和重要企业事业单位。1967年1月后展开的“军事管制”，是在原有党政权力架构处于坍塌状态之下采取的一种措施。根据军管对象的不同情况，军管的形式大致分为三种；一为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二为建立军管小组，三为派出军代表。
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67年3月至5月间，由中央批准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有8个，占总数的28％。
1967年，国务院共有正部（委）级机构48个，除国防部为虚设，公安部、文化部未实行军管外，实行军管的部（委）共45个。其中，国防工业六个部（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国防工业口以外的部（委）39个，其中组成军管会18个，军管小组3个，派出军事代表18个。国务院221个直属机构中，除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已由空军接管，国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列入军队序列，两个局情况未详外，其余机构及国务院秘书厅共18个单位全部实行军事管制。其中组成军管会的1个，军管小组4个，派出军事代表13个。
1968年4月至8月间，对中共中央主要工作机构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调查部等分别实行军事管制。中央组织部虽未实行军管，但早已于1967年5月派驻由军人组成的业务组，以负实际领导责任。
最令人惊诧的是，军事管制的形式竟然延伸至军内单位。1967年4月，军委决定，对大军区级的军队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1968年10月，对军队最高政治首脑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实行了不符常理的军事管制。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组成部分，偏于保守，追求稳定为其必然。故而，在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大部分军事机关、部队和军人往往比较倾向于维护旧秩序的保守一派，与群众组织中所谓“组织成份较纯”、“出身好”、党团员较多的保守或稳健派思想感情接近，关系天然地较为亲和。这就难免与造反派、或造反派中的激进派之间感情疏离以至产生对立情绪。1967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八条”颁布，使军方以为拿到了对付曾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内外造反派的“尚方宝剑”。1月底至3月间，各地普遍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激进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
1967年4月，又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军委十条”，对“军委八条”引发的军队对造反派、激进派的镇压进行纠偏。“军委十条”解救了造反派，却又引发了其对军队及保守派、稳健派的报复。军队及保守派、稳健派不服，两派矛盾加剧，武斗频仍。7月，在倾向保守派的武汉军区眼皮底下，发生了武汉地区部分军人与保守派群众冲击毛泽东及中央要人居住的东湖客舍，要挟中央改变对武汉地区既定政策的“七二○事件”。该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反映到军内的一次大爆发。“七二○事件”中，毛泽东趁夜仓促转移，并打破十年来不乘飞机的惯例，清晨离汉飞沪。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一事件对毛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冲击，反而使毛看到文革局势演变下去将难以收拾的严重性，促成他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逐步从“乱”走向“治”。
全国范围的武斗逐步平息下来，两派纷争走向缓和，经历了年许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军队尤其是野战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不排除在个别地方，军队的介入加剧了两派的矛盾，但总体而言，在平定大局方面，军队的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作用。
在军内，“军委十条”颁布之后，一度受压的军内造反派重新抬头。大部分驻京军内单位中分为两派，一派是受萧华、杨成武及年初成立的新军委文革小组实际支持的造反派（“新三军”又称“反三军派”），另一派是受军内实力派支持的保守派（“老三军”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派相互对峙的局面，在“五一三事件”发生后被打破。毛泽东、林彪支持了参加演出的“老三军”（“演出派”），而冲击演出的“新三军”（“冲派”）随即一蹶不振，萧华在“五一三事件”两个多月后也被打倒。
（三）毛－林（周）－杨成武时期
本时段由1967年9月至1968年3月，为期仅有半年时间。毛、林、周的作用与影响力基本与上一个时段相同。
1967年8月，由于萧华的倒台，加上批判“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三驾马车”仅余杨成武一人。此时，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根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人组成办事组，9月，又决定增加杨成武为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初，任务主要是“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而“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
“五一三事件”之后，杨成武的日子亦不好过。1967年9月间，江青指责杨成武整她的黑材料，杨是“放长线钓大鱼”。年底前，毛泽东在“绝对权威”的问题上不点名地重重敲打了杨。文革以来位高权重的杨成武实质上存在的“华北山头”倾向，引致毛、林及部分军队实力派人物的警惕与不满，最终酿成了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倒台。
（四）毛－林（周）－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时期
本时段由1968年3月至1971年9月，为三年半时间。若再细区分，又可分为两个子时段：1968年3月至1969年4月，为林彪尚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名份时期；1969年4月至1971年9月，林彪已失去此名份。而毛、周的作用与影响力与上两个时段相同。
1968年3月25日，“杨余傅事件”后，经毛、林同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以黄永胜为组长的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三天后，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等，周恩来称，“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称，“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称，“把它悬空起来。”毛称：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毛泽东的话里，隐含以黄代替林主军的意图。
此一时期，中央一方面发出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一方面将军队的“支左”方针调整为“支左不支派”，对各派群众组织号称“一碗水端平”，以促进“革命大联合”，促成“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际上由军队为主导。到1968年9月，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现役军队领导干部20人担任了省一级革委会主任，占同级革委会主任人数近七成。其余原地方领导干部9人，亦分别兼任了大军区第一政委、政委。
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在此前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些全国性的以及各地名目繁多的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两年多时间没有消停。这些运动，基本上是由各级革委会尤其是革委会中的军队代表为主导，相当多的干部、群众受到批判和政治迫害，“逼供信”盛行一时，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1969年4月，中共召开九大，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其中现役军队领导人13人，占52％（四野系５人占20％）。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讲话时，有意提及苏联攻击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等言论，显示出他对军队干政掌权心存疑虑。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军委未设常委，军委办事组部分行使军委常委职权，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969年3月，毛泽东借中苏边境发生的小规模冲突“珍宝岛事件”，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使全国进入紧张的战备时期。196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部队的部署调整。10月，军委发布命令调整战略预备队，加强了“三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周围的兵力部署，并在战略纵深留置强大的机动兵力。至年底，部署在“三北”地区的陆军共有16个军，为全国陆军军总数的44％。
1969年之前的几年，军队的兵力已呈逐年递增趋势。1969年为适应战备需要，开始大量组编部队，军队员额持续上升。至当年底，全军在编人员增加至631万余人，超过朝鲜战争时期的最高数额，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军队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1969年9月中下旬，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研究苏联的战备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各项具体措施。毛、林、周分别到会强调：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全军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之后，毛泽东即离京赴武汉，林彪随后疏散至苏州，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10月17日，林彪就军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作出指示。这个指示被称为“林副主席的第一个战斗号令”，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和猜疑，以致于后来成为军内清查的重要事件。根据林彪的这个指示，全军各部队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在随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部队一直处于紧急战备和疏散待战状态，到1970年4月底稍有缓解。
自1967年初开始，军队通过三支两军，修复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被打倒后陷于坍塌状态的权力架构，加之1969年对苏战备形成的客观情势，使国家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产生了戒心，担心其“尾大不掉”。而林彪对毛的“继续革命”渐生厌倦，态度转为消极。在此情况下，毛有意在文革极左派中另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传承者。而林彪虽然在中共九大当选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但他的权力不仅未因此增加，反而有被架空的迹象。在新军委中，林彪为六位副主席之一，但没有第一副主席的名份，也没有像十年前那样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0年3月，毛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6月，经毛同意，国务院由文革前的90个单位精简为27个单位，各新单位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虚设的国防部没有任命实际负责人，林彪仍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中央政府架构中的地位低于周恩来。周试图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向毛提议解决此一问题。8月，周恩来与陈伯达、康生向毛提出：“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对此，毛有意不予回应。在修改的宪法草案中，称毛泽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惟未给予林“副元首”的尊称。
1970年8、9月间，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在如何对待以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出现严重分歧。庐山会议之后，毛明批陈伯达，实则剑指林彪。毛通过逼迫军委办事组诸成员一再做检讨，试图迫林彪低头认错，惟林不为所动。毛决心弃林，于1971年八九月间“南巡”，采取“吹风”方式，发动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倒林，毛、林关系濒临决裂。毛一贯采用的整人手段，令林彪及家人（林立衡除外）深生恐惧，在林立果刺杀毛未遂之后，林与妻、子于9月13日零时后在山海关机场乘专机强行起飞，逃出境外，在蒙古肯特省苏布拉嘎盆地坠毁，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五）毛－叶、邓时期
本时段由１９７１年９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为四年又四个月时间。叶剑英被毛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主持处置“九一三事件”后，在军队事务中逐渐淡出。
蒙古草原深处的一声巨响，宣告了毛泽东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毛的身心均受到沉重的打击，步入黄昏岁月，文化大革命从“辉煌”走向衰落和破产。“九一三事件”之后，被视为林彪派系的军人遭到大规模清洗，“批林批孔”运动持续经年，军队的形象黯然失色。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１日，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及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至此，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就地转业，各地方权力重新回到地方党政官员手中。
“九一三事件”后，军委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１９７３年１２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１９７５年１月，邓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又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在邓、叶主持下，同年六七月间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会议决定军队消“肿”，三年减少兵员１６０万，全军总人数精简２６·２％。到１９７６年，全军总人数比１９７５年减少１３·６％。后因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军队精简整编和整顿工作中断。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并未将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权力交予势力膨胀的极左派。１９７３年，王洪文一度成为毛预设的又一接班人，但并未成为军委副主席。即使是最受毛青睐的张春桥，也只是出任没有军事指挥权的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这一尚存理性的安排，使党内健康力量在１９７６年十月之变中得以依靠军队的力量轻易取胜，从而使中国避免了在黑暗中继续徘徊。
（六）毛、华－陈锡联时期
本时段由1976年2月至10月，为期八个月。陈锡联名义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6年1月，毛泽东取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权力，同时决定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以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部分兵力，猝然起事，一举抓获“四人帮”，清除了中央的文革极左派全部势力。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让汪检讨过关，“信任如故”，而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旧在汪手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过了汪，汪却没有因此放过江青和毛远新。没有叶剑英、汪东兴等军方领导人的主动参与和坚决支持，1976年十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
如此说来，结束文革的历史性任务，实际也是由军队最终完成的。
二
以上，仅是军队与文革进程关系的大致脉络，并非是军队文革史的全部。在这段历史中，尚有另一个阴暗面应予揭示。
文革对人民解放军的摧残、对军队建设的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文革十年间，对军队高级将领曾进行过三个阶段的大规模清洗。
（一）第一阶段的清洗
此阶段自文革前夕至“九一三事件”前。被清洗者，大部为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指的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一阶段遭受不同程度冲击、诬陷、迫害以至被隔离审查、予以逮捕的高级将领（包括文革前经历历次运动而被降职或离开军队者），据不完全统计，正军职以上共204人，名单如下：
贺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副主席）、陈毅（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军委副主席）；罗瑞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副总参谋长）、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刘少文（总参情报部部长）、吕正操（总参军交部部长）、傅秋涛（总参动员部部长）、叶运高（总参政治部主任）；萧华（总政主任）、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徐立清（总政副主任）、梁必业（总政副主任）、傅钟（总政副主任）、袁子钦（总政副主任）★、贾若瑜（总政代理秘书长）、徐文烈（总政副秘书长）★、李曼村（总政宣传部部长）、史进前（总政保卫部部长）、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部长）、鲍奇辰（总政群工部部长）、金如柏（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胡痴（解放军报社代理总编辑）、赵易亚（解放军报社总编辑）；饶正锡（总后副部长）、汤平（总后副部长）★、李耀（总后副政委）、李雪三（总后副政委）、彭嘉庆（总后副政委）、杨恬（总后参谋长）、卢南樵（总后政治部主任）、周长庚（总后政治部副主任）★、张和（总后工厂管理部部长）★、傅连璋（总后卫生部副部长）★、苏焕清（总后管理局局长）；萧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路扬（军委办公厅主任）、郑汉浩（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王兴纲（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刘转连（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吴保山（沈阳军区副政委）；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司令员）、索立波（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王蕴瑞（南京军区参谋长）、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廖政国（上海警备司令员）；刘培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吴瑞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林忠照（江西省军区第二政委）；文年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晏福生（广州军区副政委）、郭成柱（广州军区副政委）、陶汉章（广州军区参谋长）、相炜（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江民风（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谭文邦（湖南省军区政委）；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武汉军区第二政委）、李迎希（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杨秀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武汉军区副政委）★、吕炳安（武汉军区政治副主任）★、何运洪（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阎红彦（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胡荣贵（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力雄（云南省军区政委）；黄新廷（成都军区司令员）、郭林祥（成都军区第三政委）、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李文清（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何正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余洪远（成都军区副政委）、余述生（成都军区副政委）；杨嘉瑞（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王庆生（兰州军区副政委）、张子珍（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声达（宁夏军区司令员）；王恩茂（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左齐（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新疆军区副政委）、何家产（新疆军区参谋长）；谭冠三（西藏军区政委）、王其梅（西藏军区副政委）★、桑颇·才旺仁增（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阴法唐（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乌兰夫（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孔飞（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廷懋（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内蒙古军区副政委）、王良太（内蒙古军区参谋长）、塔拉（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张德贵（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苏振华（海军政委）、刘道生（海军副司令员）、陶勇（海军副司令员）★、杜义德（海军副政委）、张学思（海军参谋长）★、李君彦（海军政治部副主任）、方正平（南海舰队政委）、卢仁灿（北海舰队第二政委）、李呈瑞（海军航空兵部原政委）★、康志强（海军学院政委）、雷永通（海军学院第二政委）★、齐勇（国家海洋局局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刘震（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空军副司令员）、张廷发（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空军副参谋长）、黄玉昆（空军政治部主任）、王平水（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漆远渥（空军后勤部部长）、石忠汉（空军后勤部政委）、杨文安（空军第二炮兵指挥部副司令员）★、黄立清（沈空政委）、聂凤智（南空司令员）、顾前（南空参谋长）、张少虹（空四军政委）、吴富善（广空司令员）、安志敏（广空副司令员）★、王定烈（广空副司令员）、刘善本（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吴克华（炮兵司令员）、苏进（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炮兵副司令员）、匡裕民（炮兵副司令员）、向守志（炮兵副司令员）、孔从周（炮兵副司令员）、欧阳毅（炮兵副政委）、刘何（炮兵副政委）★、谢良（炮兵副政委）、丁本淳（炮兵政治部主任）、李铁砧（炮兵政治部副主任）★、高存信（炮兵学院院长）、贾陶（原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李天焕（第二炮兵政委）；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贺晋年（装甲兵副司令员）、张文舟（装甲兵副司令员）、程世才（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装甲兵副司令员）、邱相田（装甲兵政治部主任）；谭友林（工程兵副司令员）；崔田民（铁道兵第二政委）；陈鹤桥（通信兵政委）、樊哲祥（通信兵部副主任）；张震（军事科学院院长）、王平（军事学院政委）；莫文骅（政治学院院长）、邓逸凡（政治学院原副院长）；陈伯钧（高等军事学院原院长）、李聚奎（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李志民（高等军事学院政委）、解方（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林浩（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钟期光（军事科学院副政委）、胡秉权（军事科学院教研馆主任）★；安东（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国防科委副主任）、蔡顺礼（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国防工办副主任）★。
文革前已被降职或调离军队：萧克（原训练总监部部长）、李达（原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彭德怀（原军委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克诚（原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邓华（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周桓（原沈阳军区政委）、洪学智（原总后方勤务部部长）、万毅（原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钟伟（原北京军区参谋长）、谭政（原军委常委、总政主任）、欧阳文（原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刘其人（原总政组织部部长）★、范明（原西藏军区第一副政委）、张经武（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贺振新（原炮兵科研院政委）★、萧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颜金生（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庄田（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以上204人中，取消军衔前少将以上者200人。其中元帅6人，大将4人，上将25人，中将59人，少将106人。大部分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恢复了名誉及职务，惟有37人（名字后有★者）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
此外，在此阶段死于非命的还有谭甫仁（昆明军区政委）。谭于1970年12月17日在其住所内被正在受审查的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科长枪杀。
（二）第二阶段的清洗
“九一三事件”发生当月直到1973年，除林彪（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群（军委办事组成员）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死于外逃坠机事故外，众多被视为林彪派系的军队高级干部先后遭到清查清洗。受牵连的军队高级干部被予以逮捕、隔离审查、免职审查等不同程度的处分。事后复查，绝大部分人与“九一三事件”并无直接关连，其罪名查无实据。
⒈
军职以上军队干部（不含空军）
正军职以上军队干部（不含空军）被解职审查的，据不完全统计为38人。其中，取消军衔前的上将1人，中将12人，少将19人，大校6人。以党内职务计，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4人（含中央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候补委员7人。在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举行的两案审判中，被判刑4人，免予起诉9人。其余各人处理轻重不一。
黄永胜（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邱会作（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阎仲川（副总参谋长）、黄志勇（总政治部副主任）、陈庞（总后副部长兼司令部参谋长）、王希克（总后副部长兼供应部部长）、伊文（总后副部长）、张明远（总后副部长）、严俊（总后副部长）、丁先国（总后副部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戴金川（总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靳来川（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医院院长）、白辛夫（总后西安办事处主任）、萧建飞（军委办公厅主任）、袁升平（济南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南萍（陆军第二十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熊应堂（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委书记）、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程世清（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栋梁（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广西区革委会副主任，广西区委书记）、卜占亚（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南省委书记）、刘丰（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王新（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委书记）、蓝亦农（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四川省委第二书记）、陈仁麒（成都军区政委）、温玉成（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龙书金（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新疆区委第一书记）、吴瑞林（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张敬一（海军政治部主任）、易耀彩（北海舰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军政大学政委）、王秉璋（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罗舜初（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国防工办副主任）。
⒉
军副军职以上干部
在“九一三事件”后的清查清洗中，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副军职以上干部被解职审查的，据不完全统计为43人（吴法宪主要工作在军委办事组，王秉璋主要在国防科委，未计算在空军人数内）。其中取消军衔前的中将1人，少将13人，大校8人。以党内职务计，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１人，中央候补委员２人。两案审判时被判刑４人，免予起诉２人。
曾国华（空军副司令员）、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空军党委常委）、何振亚（空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朱虚之（空军副参谋长）、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第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江腾蛟（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戚先初（空军后勤部副政委）、王宝功（沈空政治部主任）、张永亮（空军第三军政委）、吉世堂（空军第六军军长）、司中峰（空军第六军政委）、王绍渊（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李全春（空军第九军第一政委）、齐国忠（空九军参谋长）、陈冠（空九军政治部主任）、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维国（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副书记兼空四军第一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副书记兼空五军第一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胡立信（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郑长华（空军第四军军长兼政委）、姬应伍（空四军第二政委）、张启文（空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忠林（空四军副政委）、冯键（空五军第二政委）、王是桥（空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马运河（空五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林虎（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解耀宗（空军第十二军军长）、沈科（空军第十二军副军长）、张守恩（空军第十二军副军长）、马进修（空军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解长林（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查全伦（任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鲁鸣（空军第八军政委）、李登云（空军第八军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马杰三（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张东梅（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副主任）、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周德润（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副政委）、李万增（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
此外，1972年10月，赵登程（原空八军副军长，时任公安部革委会副主任）因在国防科委九院221厂制造假案事件被关押审查。
12月，萧劲光（海军司令员）被指为“上了林彪的贼船”受到审查。
1973年1月26日，王良恩（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自缢身亡。
7月24日，赵启民（海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因在国防科委九院221厂制造假案被免职接受审查。
10月21日，李震（原沈阳军区副政委，时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自缢身亡。
（三）第三阶段的清洗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除王洪文（军委常委）、张春桥（总政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被逮捕外，一批被视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等原因的军队高级将领被清洗。这批人包括：
胡炜（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徐海涛（总政保卫部副部长）★、毛远新（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李伯秋（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王淮湘（沈阳军区副政委，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孙玉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丁盛（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广立（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宋佩璋（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张宜爱（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李彬山（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冼恒汉（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贤权（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张江霖（青海省军区司令员，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马宁（空军司令员）、邹炎（空军副司令员）、郭玉峰（原陆军第六十四军政委，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施义之（原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时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陈绍昆（原沈阳军区副政委，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刘传新（原陆军第二十七军副政委，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以上23人中，取消军衔前的上将1人，中将1人，少将12人，大校4人。这些人的种种罪名，大部分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另有个别人如吴忠（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在1979年后，竟又接受了长达八年的审查，终以“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反党篡权阴谋活动”的结论解除审查。
（四）我们决不能再重蹈覆辙
以上三阶段合计，波及少将以上高级将领265人，占文革前少将以上1614１人的16％。其中元帅7人，占元帅总数的70％；大将5人，占大将总数50％；上将27人，占上将总数47％；中将74人，占中将总数42％；少将153人，占少将总数11％。总的趋势是军阶越高，波及的比例面就越大。而据官方统计，至1975年，全军受审查共4.4万多人，其中正军职以上干部361人。
在和平年代，军队高级将领由于政治原因而大规模倒下，绝非正常现象，令人痛惜。此情况在全球历史范围内，只有苏联的大清洗时代可与之相比。
1937年苏联大清洗前，苏军共有5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叶戈罗夫、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1937年10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旋即被枪决。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其他4名元帅，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布留赫尔于1938年11月遭到秘密逮捕，后被处决。叶戈罗夫则于1939年2月开枪拒捕，当场殒命。
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军的军官阶层。苏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大清洗除清掉了5名元帅中的3名之外，还清掉了4名一级集团级将领中的3名，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名，397名旅长中的221名。
大清洗导致了苏军在对德军的卫国战争初期频频失利，损失惨重，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苏军将领格里戈连科曾称，“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
所幸的是，文革时期中国没有面临如苏联卫国战争般的全面战争！
惟人民解放军当时介入的，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政治斗争和党内斗争。人民解放军担负了世界上现代国家军队所不必担负、不胜负荷的沉重政治任务。而军队干政的结果，亦使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蒙受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是军队作为政治斗争工具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著名美籍西班牙裔哲人乔治·桑塔亚纳有云：“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牢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惨痛历史吧！除非我们愿意再次承受这样的苦难，否则，我们决不能再重蹈覆辙！
◇ 后记
撰写一部文革军史，从军队的角度诠释一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进程，是笔者长久以来的愿望。
为此，笔者进行了近四十年的努力，广泛收集有关史料，多方采访请教，钩沉索隐，潜心钻研。近二十年间，就有关重大历史事件和专题，编著了多部专著及百多篇文章，以为该课题作前期准备，在此基础上，又用了十多年工夫加以综合整理，终于形成了这本书。
本书的目的，是依据大量的原始资料，对文革中涉及人民解放军的史实，作出全方位的、客观真实的回顾，发掘和披露新的史料，进行必要的梳理，以求使读者看到一个比较完整和准确的历史轮廓，并能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启迪。
有关文革中人民解放军及其关联者的著作浩如烟海，回忆录不计其数，各种各样的传闻光怪陆离，许多事件至今仍扑朔迷离，令人莫衷一是。对此，本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原始书证和官方记录为主，不采信民间传说或故事，在有其他史料的情况下，尽量少采用私人回忆录，力求做到言之有据，真实可信，不加讳饰，还历史之真相，争取为读者提供一部信史。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引用的部分文本。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出版物，文字及标点符号或未尽统一，或略有讹误，笔者征引时均保留原样，未加修正。
诚然，有关文革的官方档案材料大多未能完全公布，一些事件的真相仍在云山雾罩之中，还有不少谜团未完全揭开，这不能不留下一些遗憾。惟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不懈努力，今日的尚余未解之谜，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在本书收集素材、酝酿和写作过程中，笔者采访过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经历者：关锋、戚本禹、毛远新、程世清、王淮湘、王猛、宋维栻、刘江亭、张纪之、刘锦平、黎原、李布德、胡萍、顾同舟、解耀宗、孙凤章、关光烈、康庭梓、宋德金、于运深、李根清、陶斯亮、阎长贵、王广宇……，以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丁盛、罗舜初、梁兴初、李震、郭玉峰、周赤萍、唐平铸等的亲属及后人，得到了他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笔者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及中国部分省级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珍贵的文革文献、档案资料，也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指点和帮助。著名历史学者秦晖教授为本书撰写了序言。笔者的同学蔡小洪仔细地审读了本书稿的全文，提出了大量宝贵的补充、修改意见。同学、好友马海甸、刘小磊对全书进行了认真的校对。在此，笔者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本书若有疏漏、谬误之处，恳请读者涵谅，同道方家赐正。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