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WZ增刊》第1191、1192期，2019年9月23日）
《“九一三”回望》原是我主编的2013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我想将它作为这次讲座的主题。2013年迄今，“九一三”的研究有一些新发现的材料，我们的认识又大大向前了一步。今天，我想以近年来的一些新材料为依据（以及对一些旧材料的新认识），讲一下文革走到“九一三”这一步的过程。这是以我个人的理解对这一事件的史实回顾，至于发生这一事件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剖析，恐怕不是这一次讲座就能完成的。
一、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道扬镳
“九一三”这一结局，实际上是毛泽东、林彪两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九大是林彪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九大一年多后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使毛、林之间的裂痕加深，毛、林从此分道扬镳。
九届二中全会毛、林分歧的表面原因是，对毛的宣传，毛自己要降温（毛内心真正的意思是，不要把对我的宣传变成宣传你自己），而林坚持不降温。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毛想换接班人了，而林却坚决维护自己接班人的地位。
1970年８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吴法宪通过叶群向林彪报告了８月13日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关于这次争论，吴法宪在1971年４月９日检讨时称：在那次会议上，对宪法的写法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在宪法讨论稿的序言部分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我平时对张积累了一些成见，所以对张提出这个问题很反感，后来又听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我情绪就更加激动顶驳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我完全忘记了在讨论九大新党章时，主席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圈了，也没有搞清楚张所说的那句话的来由，直到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经总理指出，才弄清楚张的那句话，是主席在接见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讲的）。吴法宪的报告，促使林彪在８月23日下午大会宣布开幕后，发表了不点名地针对张春桥的即席讲话。
林彪在讲话中称：“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不但说是科学社会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那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嘛，社会科学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他处在新的时代嘛，当然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说是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这是过去的思想，已经结束的思想，毋用发展嘛，只要旧的就行了嘛。……，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是不动的，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生命的，可变化的，而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１〕
林彪在这里其实是将他对毛“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重新阐述了一遍。问题是张春桥的意见并非是个人自作主张，毛在审阅九大党章时即圈掉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林彪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仍坚持己见？
林彪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设国家主席问题。林在讲话中说，“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提法，是与在全会前已定稿的宪法草案相一致的，只不过“国家元首”这一称号在宪法草案中是表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
８月24日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以华北组的发言和讨论最为激烈。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引用了林彪关于天才问题的三段话后，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称：“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汪东兴接着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对张春桥的不点名批评，并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陈、汪发言后华北组群情激愤的情况，充分体现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上：“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８月25日中午，毛泽东听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各组对全会第六号简报的反应。下午，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
九届二中全会的最终结局是：陈伯达被清洗；李雪峰、郑维山受牵连相继倒台；汪东兴检讨过关（事后证明，汪是毛氏家族的最大威胁之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林彪一系从此不被毛信任，处于被动挨打状态。
从本质上说，陈伯达、汪东兴都是对江青、张春桥有所不满的。1970年，他们都想借林彪的力量去扳倒张春桥（还不至于要直接向江青发难）。他们误以为，如果挺林反张，毛肯定会支持林彪。他们错了，他们连带误导林彪一系将领也错了。毛泽东是宁愿不要林彪这个名义上的接班人，也要他自己的老婆，因为在毛的心目中，江青、张春桥才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真正传承者。
二、毛对叶群检讨的严厉批注
1970年９月22日，周恩来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
10月12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叶群与吴法宪一样，也不得不向毛泽东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称“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她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10月15日，毛泽东对叶群的检讨作出严厉的、不留情面的批注。叶群在检讨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画了横线，批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检讨中说：“没有注意核实情况。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画了横线，批注：“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叶检讨中说：主席讲过“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批注：“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叶检讨中说：“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批注：“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叶检讨中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毛批注：“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检讨中说：“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毛在“间接地”后面打了“？”，并批注：“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检讨中说“过去对他（指陈伯达——编者注）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批注：“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检讨中说：“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开完大会回家，陈伯达来见林彪同志。我们劝他回去了，“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运动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批注：“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叶检讨说：“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画了横线，批注：“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毛在叶的检讨结尾处批注：“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２〕
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她的丈夫林彪面子吗？！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下如此详细、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彪、叶群表面上不得不服从，惟对毛泽东的怨恨，必然悄悄在内心滋长。
三、《“５７１工程”纪要》
大量事实证明，林彪唯一的儿子林立果及其身边几个人的反毛情绪，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愈发积蓄滋长。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他们在1971年３月间草拟的《“５７１工程”纪要》。惟他们的能力与其计划、目标相差甚远。无论如何，林立果及其身边几个人，是导致“九一三”发生的重要因素。
据官方称，《“５７１工程”纪要》是“九一三”后“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的。官方又称，经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刘世英（空军党办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办一处秘书）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空军党办副处长）的其他记录本笔迹核对，证明是于新野手记。目前，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林彪、叶群知道及看过该《纪要》。
《“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称：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３〕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５２〔４〕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５〕
1971年11月14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中共中央通知将《“５７１工程”纪要》发至省、军级党委。该通知称：“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５７１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现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全文及原件影印本编号发给你们，供你们阅读研究。此件只限于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的成员阅读。”〔６〕1972年１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将《“５７１工程”纪要》扩大发放至全体干部群众。
有人说《“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毛与康生等人编造的。我不相信这样一个文件，能在“九一三”仅仅两个月以后就能编造出来。
四、林给毛的一封信
1971年５月23日，林彪向秘书口授了给毛泽东的一封长达一千一百多字的信函，全文如下：
主席：
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映。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的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绝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一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
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付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
2016年３月31日，我在北京见到了原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清和林办机要秘书于运深，向李、于两人展示了林彪信稿原文的影印件。
李根清称，信稿是他的笔迹，毫无疑问，这份信稿是他誊清的。于运深也说，信稿是他记录的，其中“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这一句话，是他对照林彪口述记录稿，发现李根清的誊清稿漏了这么一小段，于是由他添写上去的。
我注意到了林彪信中有关“乱命”〔７〕的提法。林彪称，“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林彪声称“除主席以外”，恐怕是语带双关的“客气话”，恐怕林内心所指，其实也隐含了毛在内。
以当日情势而言，林彪致毛信中用上“乱命”这样强烈的带刺激性的语言，所表露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不无道理。林在这里提出的“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是因陈伯达问题无辜牵连至李雪峰、郑维山有感而发，所涉不仅包括黄、吴、叶、李、邱和林自己，还应包括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等一批高级将领以及汪东兴等人。
林信中“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表面上是避嫌，其实是直接宣示了对毛的不满。三十八军是毛手上打击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正如毛所称，“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子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林明知毛所好而欲要其弃之，明知事不可为而言之，以林对毛了解之深，为什么他还要这样说？窃以为，这恰恰反映了林最后对毛的抗争心态。毛、林走到此时，裂痕不可愈合，已是必然。
李根清称，他与于运深都记得，当时做了两份誊清稿。只是为什么搞了两份？个中缘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在看到了誊清稿的复印件，才豁然省悟——原来信稿誊清后，于运深发现漏了一小段，就给补上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件，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修补文字的，李根清便又工工整整誊清了一份。于是，信稿就有了两份誊清件，一份可以送毛，另一份存底。
据此，可以大胆假设：重新誊清的另一份信稿，很有可能最终由林彪签名并署上日期送了给毛。
无论这封信最终是否送到了毛的手中，林彪在信中所表达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是明白不过的。这封信是林彪思想的明确表达，是林毛歧见的一份重要证明。５月20日，林彪已与周恩来谈过并要周“考虑和请示主席”，周极可能不敢隐瞒林的要求而随后报告了毛。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不排除毛在当时已经知道林的这些想法，但没有理会林的建议，反而加紧了围剿林的行动。
五、毛南巡讲话〔８〕
在北京的政治气氛表面风平浪静了一段日子之后，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一场更猛烈的黑色风暴悄然降临。
1971年８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南下中南、华东等地“巡视”，就庐山会议“没有完”的问题向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亲自发动各地诸侯，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以彻底解决林彪一系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沿途各地的谈话，无一不是尖刻地、明白无误地针对林彪及黄、吴、叶、李、邱。毛这些谈话，成为林彪出走的直接诱因。
８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昌。在武昌车站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汪东兴谈话。17日，毛在武昌与刘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河南省委书记王新和汪东兴谈话。
毛在讲述了中共的历史后，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称：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８月25日晚，毛在武昌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谈话称：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８月27日，毛再次给刘丰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称：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还称）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生气地称）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毛还对刘丰讲：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８月28日晚９时，毛泽东在长沙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参加。毛在谈及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历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后接着称：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接着称：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
（毛对丁盛、刘兴元、韦国清称，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毛称：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８月30日，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之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毛称：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称：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专门强调他的谈话与批陈整风会议是不同的）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对刘兴元、丁盛称）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８月31日晚，毛在南昌住地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和汪东兴进行了谈话。９月２日，毛准备离开南昌，临行前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了40分钟。９月３日，毛泽东专列到杭州后，找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二十军政委兼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委书记、二十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省委书记、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９月10日下午，毛专列由杭州出发，晚抵达上海。９月11日上午，毛与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９月12日中午，毛的专列驶抵丰台。毛在车厢里与应召前来的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谈话。16时多，毛的专列抵北京站，毛乘车回到中南海住地。此时，离林彪、叶群、林立果登机出逃，已不到八个小时。
六、对“九一三”过程的重组
叙述“九一三”过程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窃以为，最值得重视的是邵一海的两本书：《“联合舰队”的覆灭》（1988）及《林彪“９·１３”事件始末》（1996），两书的内容基本相同。另为王海光长达八万字的《“九一三”事件循时考》一文，该文的节录版收在《“九一三”回望》一书中。邵、王著述的最大特点，为均重点引用了当事人林立衡写于1971年9－10月间的《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对研究者重组“九一三事件”过程的重要性，是我们在这一两年才察觉到的。在2013年出版《“九一三”回望》时，我们只能见到林立衡、张清林1980年写给中纪委的一份关于“九一三事件”过程的材料，今天我们才发现，这份材料与《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相比较，在真实性方面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基于现有的材料（尤其是《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我们认为“九一三”已经并非是一个永远破解不了的谜团。相反，这一事件的发展脉络，今天看来已经是比较清晰的。
以下是依据林立衡《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黑体字部分）及其他当事人（李文普、刘吉纯、张恒昌、陈占照等）回忆等可以相互印证的第一手材料，对“九一三”过程的重组叙述。
▲ ９月５日
深夜，于新野打电话给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打探消息，记录了顾给他讲的毛泽东谈话要点。第二天，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来电话要顾同舟整理一份文字记录稿送来。
▲ ９月６日
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从长沙到武汉访问，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李作鹏回京后，将毛在武汉谈话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要他们不告诉叶群、吴法宪。黄永胜当晚就告诉了叶群。
下午，周宇驰驾驶直升机从北京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顾同舟给于新野讲的毛泽东同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要点。晚上，周宇驰以林立果的名义给顾同舟打电话，要顾将毛泽东谈话整理出来送到北京。
叶群晚上给林立衡打电话，要她带未婚夫张清林、林立果未婚妻张宁明天来北戴河。林立衡推托身体不好过几天再去。叶发脾气说：“你这么大的架子，爸爸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他病得快断气了，还没见过张清林。见到你们的事定下来了，病就会好了。”林立衡只好同意了。
▲ ９月７日
林立衡、张清林、张宁、杨森（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副处长，随卫林立衡）上午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11时20分抵山海关机场。
中午12时，林立衡一行抵北戴河林彪住地。去见叶群前，林立果找林立衡谈话，让刘沛丰守着门，当着周宇驰的面对林立衡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晚主任要乘三叉戟飞机逃到苏修去，首长不肯跑，被主任逼得同意了。他们硬要我调飞机，我借口来不及调，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从北京找来商量怎么办。首长见了周宇驰，抱着他哭，说：‘我一家老小都交你了’”。林立果还说：“我们过去是盟军，这种时候，我不能忘了你，就让主任把你骗来了。”“这件事只有首长、主任、我和周宇驰知道，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张清林。如果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你今天坐的三叉戟把你带到苏修了，你还不知道呢！”林立衡大吃一惊，问为什么要逃跑，林立果说：“主任干了许多坏事，怕把她抓起来”。还要林立衡在林彪面前帮他说话，说如果情况紧急，她也得跟着跑。林立衡表示同意。这是林立果第一次告诉林立衡要逃跑。随后，林立衡、张清林、张宁见过叶群。林立衡把林立果说的情况告诉了张清林、杨森。他们都很紧张。
下午14时许，林立衡、张清林、林立果、张宁一起去见林彪、叶群。时间约十多分钟。林立衡未向林彪求证林立果所言的真实性，更未向林彪请求阻止林立果的行动。
见林、叶后，林立果又把林立衡拉到57楼他房间里单独谈话，更详细地说了他的计划。林立果讲：主席最近在南方各地找各大军区头头打招呼，要开三中全会批判叶群“夫人专政”，还要把军委办事组叶、黄、吴、李、邱都整掉。批叶群肯定要批到首长身上。他很怕像刘少奇、陈伯达那样坐牢。首长身体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就连我们也会像刘少奇、贺龙、罗瑞卿的孩子一样关在监牢里。主席这样做也够冒险的，这么大把年纪，为了搞掉自己树起来的接班人，跑到全国打招呼，也不怕军队起来造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不敢这样干。现在，黄、吴、李、邱一个个急的在家里哭。总理现在也跟江青一边了，来告急说要保副，怕保不住了。叶群要跑到苏联去当寓公。林立果还说，主席利用完了军队，现在重用文人整军队。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封建的，搞的是专制集权。现在主席活着，谁也不敢讲话，主席一不在，谁讲话也不管用了。将来肯定要打内战的。主席一贯好政治冒险，58年搞大跃进惨败，文化大革命全国大武斗，不是靠了军队，差点亡国。现在又和美国拉关系。林立果吹牛说：“主席身边也有我的人”。现在不止空军听他的，陆军也掌握了不少部队。林立果还说：跑出去有把握，他能控制住３４师，可以瞒着吴法宪要胡萍调动飞机。可以跑广州，广州都是四野的部队，都会保护首长的，不行了随时跑香港。也可以跑苏联。三叉戟从这里起飞，只要40分钟就能到苏修，已派人到苏修联系，有三万美金存在国外。他已经计划好航线，沿线都没有高炮和雷达。如果不跑，最好的结果就是像苏联那样，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就是江青、总理和我们。林立果说这几天他都没睡觉，像做梦一样。还试探地问林立衡是否要跑，并说，实在要跑，你也得走。
期间，张清林、杨森担心她出事，让8341部队姜作寿大队长去56楼查看林立衡回来没有，还找到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要刘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刘不敢相信他们的话，即找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李文普汇报。李文普根本不信，说不要听他们的，没那回事儿。林立衡回来后，批评张、杨沉不住气。晚上，林立衡找刘吉纯去，问他们都给你说了什么，还问你给别人讲了没有。刘吉纯没说已告诉过李文普。林立衡说：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做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呆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还说：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日还要上天安门。等过几天再说。刘吉纯与林立衡商定，她在里，刘在外，密切观察动静。
晚饭时节，林立果又找到林立衡说：我们研究决定今天不跑了。跑不跑，这一个礼拜是关键。我准备回北京一趟。
▲ ９月８日
上午，林立果又告诉林立衡：“我们决定了一个新的方案：现在主席在上海一带，在我们手里，只要我批准，江腾蛟就出动，干掉他！”
林立衡吓了一跳：“江腾蛟不怕死吗？”
“江腾蛟对毛主席有仇。他自己已得了癌症，反正活不了几天了。”
林立衡说：“主席威望这么高，你可万万不能干这种事，这会在全世界遭到反对！”
林立果：“那没关系。暗杀后就借主席名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地点未定，也可能就在北京毛家湾。把我的敢死队埋伏在里边，把政治局委员一个个骗来，不服从的就干掉。反正那时我们掌权，专案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
林立衡说：“这个方案失败了呢？”
林立果说：“那我们就逃到苏联去。”
林立衡说：“这两条路都不能走。就算你夺了政权，也掌握不住。愿意跟你干的，都是有野心的人。将来还会用同样的手段干掉你。”
林立果说：“我也不敢保险。但什么事都得冒险。”
林立衡又问：“首长也知道暗杀主席吗？”
林立果说：“他也同意。”
在他去飞机场回北京前，又过来给林立衡说：情况有变化，主席已经离开了，原来的行动计划都要改变。我们准备在“十一”后行动。就看主席整我们到哪一步了，他要老实点，我们就不升级。
当晚，林立果回到北京。
林立果回京后，可以证实的是做了两件事：⒈策动关光烈（127师政委）用火焰喷射器解决钓鱼台问题，关推说部队调动程序复杂，办不了；⒉策动鲁珉（空司作战部部长）用轰炸机炸毛的专列，鲁听后回家用浓生理盐水把自己眼睛搞红肿住院，亦没有办。
▲ ９月９日
下午，林立衡找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两人说：主任的政治地位可能要下降，现在情况很反常，你们要注意一点，提高警惕，有什么情况报告她。内勤说：林彪前些日子身体不好，这几天不知有什么大事，与叶群、林立果谈得很多，精神倒好了。
林立衡找李文普了解北戴河的情况。李文普讲：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反常现象，要她放心。
林立衡找刘吉纯了解情况。刘说：林彪要他去大连看房子，叶群不同意。叶群要北京捎布料、皮鞋和冬衣等东西来。还说周宇驰从来没有到过林彪处。林立衡意识到，林立果７日的谈话是骗她的，将林立果走前讲的情况告诉了刘，要他提高警惕。
下午17时，顾同舟让他妻子乘34师的飞机到北京，给林立果送毛泽东与广州军区负责人的详细谈话记录（顾同舟按照周宇驰６日晚的电话要求，于７日借来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的笔记，花两天时间整理出了一份广州军区毛南巡讲话吹风报告会的详细文字记录稿，长达50页。８日夜，顾给周宇驰写了一封关于报告会的信）。
▲ ９月10日
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有去，到林彪处谈话。林彪说要全家一起去大连，时间要等林立果回来后再定。林立衡仍然未向林彪求证林立果所言的真实性。
９时许，林立衡找到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说叶群、林立果要害首长，可能要逃跑，要他俩提高警惕，想法偷听他们的谈话，告诉她。陈、张说林立果、叶群和林彪谈话的情况很秘密。并告她：周宇驰来北戴河肯定没有见过林彪。
晚22时许，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李伟信（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到空军招待所。林立果、周宇驰同他们专门从洛阳叫来的43军127师政委关光烈密谈。林立果说：现在上头斗争很激烈，要开人大了，开人大之前要开三中全会，找你来是请你调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他给关光烈看了放在塑料夹子中的林彪“八九”手令。关说：个人调不动部队，必须要总参下令才可以调动。林立果说，黄永胜再过几天也没权了，我们都不敢找他。
当天，林立衡与刘吉纯碰了一次头，没发现新情况，只听说去大连。
▲ ９月11日
上午，林立衡给内勤陈占照、张恒昌谈了关于最近叶群的反常活动，让他们偷听林彪、叶群谈话。
晚18时左右，林立衡找陈占照，说林立果阴谋暗害毛主席。要他提高警惕，不要害怕，发现情况，立即告诉她。
林立衡与李文普谈话，李说：林讲这次坐飞机要看地形，在空中转两三个小时，人不要带太多。叶群说这次到大连不带秀才，部队少去一个中队。林立衡问李：叶群和林立果会不会跑。李答：叶把东西退回北京不少，忙着在十一后在北京办婚事。现在没有什么迹象，有事情他负责。
▲ ９月12－13日
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
12日上午，林彪给李文普讲，准备去大连。
15时多，叶群叫林立衡、张清林去见林，突然要他们当天结婚。因林立衡强烈反对，改为订婚仪式。叶群让李文普给林立衡、张清林照订婚相，并与工作人员一起合影。
16时，林立衡给李文普说：林立果和叶群想把首长（指林彪）搞走。要李文普给林彪讲不要上飞机。李文普说他没有理由不让林彪上飞机。
下午17时叶群从林彪的客厅里谈完话出来，遇到张恒昌，对他说：“明天早晨６、７点钟我们去大连，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走的早一些，天气不热。你们准备一下东西。”
近18时，林彪给李文普说，准备明天早上去大连。同时告诉叶群通知周恩来，他要坐飞机“运动运动”。叶群也给内勤说要明早走。晚饭后，叶群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仪式。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和《假少爷》，以示庆祝。
19时40分，256号飞机载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两个女兵从北京飞山海关机场。抵北戴河后，林立果很紧张地与林彪、叶群密谈。林立衡安排内勤陈占照、张恒昌偷听。张恒昌偷听到叶群、林立果想往香港跑的话，马上报告了林立衡。
▲ 林立衡的回忆（摘自《《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
我向8341部队张洪〔９〕副团长、于仁堂副大队长报告了情况。……张副团长说：“你先回去吧。”
我先到56号楼，找到杨森，叫他到部队找辆车，然后一起上96号楼。
这时还不到11点。我又去看电影，并叫杨森掌握一辆汽车，外面等着，随时好用。
到了放电影的地方，我把情况告诉了张清林。张清林说，我走后，叶群和林立果几次在放电影的走廊里穿来穿去。林立果以送礼物为名，几次到张清林这里，打听我到哪里去了。张清林按照我们预先约定的说法，回答说：“找钢笔去了。”“拿夜餐去了。”
我们正说着，叶群的卫生员小王来叫我：“主任要你马上去。”我对张说：“你还是不要动，稳住他们。要是我出不来了，你就和杨森跑到部队去报告。”
走进叶群的房间，我看到叶群在整理卡片，刘沛丰坐在叶群旁边，两眼通红，直瞪着我。我叫了叶群几声，她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明天早上带你们到大连去，首长在飞机上还要看看地形。你告诉张宁、张清林，收抬一下。”
我问：“明天早上几点走？”
叶群凶狠地说：“你还管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几点走！你们早点睡觉，明天我派人来叫你们。你走吧！”
我出来，把叶群交代的话通知了张宁。张宁问我：“林立果送给我的大蛋糕带不带？”我说：“随你自己吧！”
没多久，林彪的内勤小张匆匆跑来，对我说：“他们现在就要走！”
突然的变化，使我大吃一惊。我赶快去找李文普。
这时，李文普正在打电话，在场的还有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见到我进来，李文普主动对我说：“首长现在就要走，不要刘吉纯去大连打前站了。我想给大连打个电话，没打通。”
我说：“你现在还打什么电话！赶快拖住他们，就说今天太晚了，不能走。还可以叫张副团长来劝一下。”
李文普说：“现在还是要上飞机，不行再拼！”
我就问：“你们带枪没有？”刘吉纯说带了，李文普说没有带。我说：“到这时候，你连枪都不带，还怎么拼！”
李文普就去拿枪。我说：“你们不拖住，我去叫部队阻拦！”
我从那里出来，碰上了林立果。我就问他：“现在怎么样？”
林立果说：“现在就走！……”他边说边往林彪那里跑。
我回到放电影的地方。这时，电影《假少爷〉快要演完了。我看到秘书李春生正在看电影，便告诉他，林彪、叶群今晚要跑，叫他注意点。随后又告诉了张清林和杨森，并要杨森在门口控制住汽车。
这时，叶群突然跑来，叫喊道：“快停演，今天晚上就到大连去。你们马上回去准备。杨森不去大连了，留下来看东西。”她一边叫喊，一边慌张地在走廊里来回乱窜。
我故意上去问她：“张宁问，她的蛋糕还没吃，要不要带走？”
叶群发火说：“现在这时候还带什么蛋糕！你们快走吧！”说完，推了我一把，她就走了。
我连忙跑出来，看到8341部队的姜大队长守在门口。我和他握手示意。随即和张清林、张宁一起，坐上杨森控制的那辆汽车，到了56楼。我叫张清林留在56楼，防备林立果来找我，好应付。我和杨森跑到58楼。
杨森马上把8341部队张副团长找来，我对他说：“他们现在就要跑！”
张副团长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报告。我把电话抢过来、直接向他报告情况。
正说着，一名战士跑来报告：“有一辆卧车从96号楼开走了！”
我立即把这情况报告了张耀祠。张耀祠叫查一下是什么车。
这时，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小张从96号楼打来电话说：“首长、主任、林立果、刘沛丰和李文普，坐着杨振刚开的车走了！”
差不多同时，我听到外面传来了几声枪声。张副团长慌忙跑出去。我又立即把听到枪声的情况报告了张耀祠。
张副团长很快跑回来，也给北京报告了情况：“林彪坐汽车跑了，没有拦住，李文普被打伤了！”然后对我说：“现在不知跑到哪里了？我马上去追！”
说着，他气喘嘘嘘地带上枪走了。
23时55分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行在96楼上汽车。林彪大衣、帽子未带，自己走上汽车。据李文普说：林彪在车上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林立果答：很快就到。
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六中队中队长肖奇明等人在58楼门口马路上拦车，汽车急速而下，没能拦住。在汽车开过100米后突然停下，李文普跳下车来，车内向他开枪，李负伤，开枪射击车门。中队长肖奇明见状，向车上司机开了两枪，对防弹车玻璃无效。警卫部队追至距离车７、８米处，汽车门没有关上又开跑了。以每小时100多公里速度向山海关飞机场疾驶。
听到门外枪声后，张宏、林立衡相继在电话里向张耀祠报告了林彪等人跑的情况。张耀祠要张宏赶快去追，张宏等马上赶了出去。林立衡请求张耀祠调部队从机场反方向阻截汽车，张说：现在是总理直接掌握情况。
张宏带人乘一辆吉普车，姜作寿率8341部队30多人一辆大卡车向机场追去。肖奇明带６、７名战士乘吉姆车追赶，零点13分有一辆拉油罐的火车由东向西开，到机场时，三叉戟飞机刚刚起飞。
林办刘吉纯、宋德金、李春生、张恒昌拉着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乘坐一辆伏尔加轿车，也直奔山海关机场。到达机场时间早于张宏的车，但飞机已经起飞。
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13日０时15分，潘景寅离开调度室（到机场停机坪距离百余米）。
13日０时22分，３位机械师为飞机做完了起飞准备，油车刚到场准备加油时，林彪汽车疾驶停到飞机左后方。第一个下车的是叶群，第二个是林彪。他们顺着飞机随机携带能够折叠的便梯爬上的舱门。刘沛丰先上机，林彪没戴帽子，跟着叶群后面爬上的飞机。潘景寅从调度室径直登上飞机。邰起良给调度室打电话，催促机组人员到场，随后登机。林立果最后一个上飞机。待剩下的机组人员出来时，飞机已经强行滑出，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追赶的8341警卫部队随后几分钟到场。飞机滑行灯未开，机舱门未关上，紧急起动，迅速滑出，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盖口。13日０点32分，256号三叉戟飞机在一片漆黑的情况下，强行起飞。
以上的过程叙述至少可以说明：
⒈林彪的外逃的主要原因，是深感到毛泽东南巡讲话已使其政治生命了结，甚至连身家性命也受到严重威胁。林立果暗杀毛泽东的计划失败，加速了外逃的行动步伐；
⒉林立果与林立衡的谈话表明，外逃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的一致抉择；
⒊林彪出走时是清醒的，他自己走出住处，自己沿工作软梯爬上飞机。
七、蒙古官方关于林彪专机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1971年11月20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完成了一份《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我在2015年从国外一所研究机构获得了这份以斯拉夫蒙文（西里尔字母蒙古文）打印的调查报告的复印件，并请斯拉夫蒙文专家译成中文。根据调查报告，于2016年３月31日在《南方周末》第1675期公开发表了《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一文。
该调查报告共18页，其中16页为正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坠机现场的详情；第二部分为“飞机的原产地、性能及其用途”；第三部分记述了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资料、物件；结尾两部分为“结论”及“建议”。调查报告最后两页为“在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及物件清单”，并附有照片多张。其第一部分首段称，“1971年９月13日凌晨大约２时2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架编号为256的飞机，坠毁于东经111度15分，北纬47度42分，也就是我国境内肯特省伊德尔莫格苏木，名为‘苏布拉嘎盆地’的一个地方。”
“结论”部分称：
⒈我们认为，这架编号256的涂有民用航空标志的飞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用于军事用途。在事故现场找到的无数实质性文件足以证明这个结论。
A）给飞行员下达的书面指示中，提及“中国空军第三十四师司令部”字样。与此同时，加油收据记录册提及“中国人民解放军3556部队”，每一页均盖有“3726部队”的印章。飞机技术服务文件、使用说明及其它文件（Q－码，地图等）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或空军司令部制作，还有给飞机乘员发的那些证件亦来自军队。除了所有这些印章、标志和机组人员的身份证件这类具有军事内容的资料之外，在此飞机上找不到任何与民用航空运输、以及与民用机构或组织、或与民用工作相关的个人有关证据。
B）非常清楚，这架飞机由中国军方所拥有，机上人员都是军官。由他们的着装、个人携带的武器弹药（枪支，军服碎片等），编号为0142、0143的军官身份证，参考数据如3726部队、7196部队，3726部队第三大队邰起良，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校等军队番号或记录，均足以证明上述判断。
C）该飞机原用于民用航空运输，后为军用目的而进行改装，拆卸部分乘客座位，增设一些用于军事目的的新设备。除了正常的无线电发射和接收器和其它控制设备以外，机上又增加安装了“Ekho”雷达、“PB－YM”无线电高度测量装置，这些设备均由苏联制造。蒙古和苏联调查人员一致认为，该飞机上安装使用苏联制造的无线电测量装置，目的是为该飞机的低空、超低空、高空飞行作准备。
⒉该编号为256的中国飞机，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此结论由下列证据证明：
A）该飞机安装有诸如导航雷达、气象雷达、无线电电台设施、高度测量仪等现代通讯导航设备和用于防卫的相关设备。与此同时，该飞机还安装了地面测量设备。
B）在事故现场发现的文件和纸张均表明，在最近几个月，该飞机曾经进行过多次夜间飞行，到过中国南部、北部、西部和东部的许多备用机场。记录显示，每个人都接受过很多训练来学习备用代码表及其解决方案、军用机场的经纬度位置、降落地区的地图、各种关于如何使用信号在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之间上空进行联络的说明。机组人员中包括有可以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即使没有技术支持也可以使飞机在机场强行着陆的专家。飞行员受过良好教育，在飞机上携带武器，以便在遇到袭击时进行防卫。
C）蒙古官方天气预报提供的数据显示，1971年９月12日、13日、14日，我国东部和南部天气晴朗。该三叉戟飞机安装有现代设备（PLS级E190气象雷达，该装置提供了全天候日航及夜航的可能性），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它绝不可能失去航向，特别是它在进行低空飞行。甚至在事故发生30小时后，中方都没有查询他们的这架作为“失去航向”的飞机的踪迹，也没有与任何无线电站联系。上述事实完全与中方所声称的该机因“失去航向”而坠机的解释相矛盾。
⒊该编号为256之三叉戟１E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这个结论可以由以下事实证明：
A）坠毁前该飞机航速为500－600公里／小时，直飞，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胎，而且襟翼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
B）飞机残骸碎片坠落及散布于6000x100平方米范围，这证明该飞机是以上述时速或高于上述时速的航速坠毁的。
C）飞机坠毁在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这证明事故发生时，该飞机仍然携带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
D）事故发生时的那一瞬间，飞机引擎仍然在全速运行，并没有损坏（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迹象）。
以上证据，驳斥了该飞机是因紧急情况而着陆的说法。
根据调查报告，我对林彪专机坠毁原因作了以下几点辨析：
（一）蒙方调查委员会的组成
根据《调查报告》所披露的蒙古官方调查委员会名单，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负责人图门登贝尔勒（人民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少将），成员桑加（边防及内务军事事务局司令部副参谋长兼边防处处长，上校）、高陶布（外交部领事司司长）、根登达日扎（职务不详）、达希泽伯格（法律专家）、云登（民航局专家，少校）、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和莫尤（法医）。调查委员会九人中，除图门登贝尔勒、根登达日扎外，其余七人在1971年９月15日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二秘孙一先等一道到过坠机现场。〔10〕
调查委员会虽然囊括了各方面专家，惟从以上已知八人的职务来看，这是一个中等偏低规格的临时班子。这似乎可以说明，蒙古官方对于中国256号飞机坠毁一事，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视。
调查报告虽然承认蒙方“也咨询了苏联军事专家，而他们也参与了事故现场的再次调查工作”，但苏联专家并非调查委员会的正式组成人员。从《调查报告》用语中我们可以意会到，蒙方将其与苏方的关系，仅定位为咨询与被咨询的关系。考虑到当时苏蒙两国政治关系的实际情况，并不排除苏方在调查过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调查报告承认，“为了再仔细研究这一事件，委员会部分成员邀请苏军技术人员在10月19日一起前往视察了飞机坠毁的现场。”但类似“后来，据当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11〕这样的传闻，在《调查报告》中得不到印证和支持。
（二）坠机现场发现的尸体和枪支
《调查报告》第一部分，叙述了蒙方在256号飞机坠毁现场发现的机上乘员遗体及所携带枪支的情况。
《调查报告》称，“距坠机点南侧500米处，我们开始检查工作。在那儿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其他散落的尸体之间相隔约3－15米。所有尸体分布在50x20米范围内不同位置。所有的尸体都被烧过，有些尸体的头部和四肢都破裂和压碎了。一共有９具尸体。”
《调查报告》接下来描述了每具尸体的状况。这些描述与孙一先的描述相比较，更为简略。从对尸体描述的细节可以推导出，除第８号女性尸体外，《调查报告》的尸体编号与孙一先所述编号有所不同。
《调查报告》称在坠机现场发现手枪七把、折叠式冲锋枪一支。这与蒙方在1971年９月16日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草稿的叙述是一致的。〔12〕根据机上乘员人数及枪支数量推测，机上乘员除林彪、叶群外其余七人都可能有佩枪（除非林立果、刘沛丰两人有多支佩枪），惟九具尸体均“身体外表正常”，没有异常的枪击痕迹。机上乘员俱为飞机坠毁过程中摔撞和被烧而死亡。
《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就间接地驳斥了坊间的众多不实传闻，如其中之一：“1972年１月，英国《新观察家》驻莫斯科记者听苏联人讲，苏联专家已把烧焦的林彪遗体整理出来，发现遗体上中了９颗子弹，呈蜂窝形。”〔13〕
《调查报告》同时证实：直至1971年11月20日，苏蒙方面对256号飞机乘员的真实身份仍然一无所知。
这样一来，《调查报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孙一先如下一些说法。孙一先称，“后来得知，此时〔14〕苏联和蒙古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遗体进行检验。……而在９月23日以后提出索要遗体，苏联和蒙古当局对主要死者的身份已有所察觉了。”〔15〕
《调查报告》实际上更否定了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政治参赞顾达寿在其口述回忆中的一些说法。顾达寿声称，1971年９月间，“苏联外交部已经从情报中获悉林彪叛逃的消息，考虑到我在中国多年而且认识林彪，故特别指定让我去蒙古辨认是不是林彪的尸体。”〔16〕
（三）蒙方判断256号飞机为中国军方拥有，用于军事用途（略）
（四）蒙方误判256号飞机“正在我国领空执行一项特别任务”（略）
（五）《调查报告》认为飞机坠毁原因是飞行员所犯错误所致
《调查报告》结论部分第３点称，“该编号为256之三叉戟１E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此结论由４点事实支持。
“九一三事件”后大半年，以空军司令部军训部第二部长王海为首的中国空军专家组作出的报告认定：
（256号三叉戟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机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56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17〕
王海又称：“我们认为，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18〕
中蒙两方结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中方认定该飞机采取了主动迫降措施，只是“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蒙方却认定飞机未有采取紧急着陆措施。主要相同点在于：双方都认为飞机的着陆速度过大，油箱存油造成爆炸燃烧。中方认定这两点是导致飞机坠毁的主要原因。
惟降低航速、放尽燃油才迫降，是潘景寅独自一人也能做到的。作为富有经验的资深飞行员，潘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中国空军专家组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六）《调查报告》完全否定了“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无论是蒙方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或中方的“迫降失败说”，两者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坊间长期流传的飞机“被击落说”和“阴谋说”。
“苏联导弹击毁说”以陈晓宁《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为发端。陈文称：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256号飞机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带着大火进行迫降，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19〕继陈晓宁的文章之后，互联网上出现过的持“苏联导弹击毁说”有王年一、吴润生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20〕。王、吴文称，“从飞机残骸上留下的大洞和目击者看到的飞机着陆前二十分钟已起火的事实，基本可以否定‘飞机迫降时爆炸起火’的结论，应是遭攻击后爆炸坠毁。”“判断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笔者最近得到一条最重要的旁证……蒙古外交部的坚持已见，显然是为他们的导弹击落飞机赢得坚实的理由。果然，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国内，到处流传着‘中国军用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的新闻。９月30日，蒙古全国报纸和广播电台以新闻消息的形式，公开对国内外报导了民众中流传的内容，而中方对此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为什么蒙方主动承认了我军用飞机被他们的导弹击落（尽管不是官方的正式声明，而是新闻报导），中方却因何不予追究，反而保持沉默呢？直到30年后的今天，中国也没有就此事向前苏联和蒙古‘讨个说法’呢？”
苏蒙方面击落256号飞机的新说法，以顾达寿为代表。顾称，“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在山海关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当飞机被击落坠毁后，蒙古共和国外交部立即照会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抗议，同时通过苏联驻蒙古使馆向苏联报告了这个情况。”〔21〕由于有国内高层知名人士早在顾的回忆录俄文版出版后，即对其类似言论不加分析地作过正面推介，〔22〕使不少不明真相的读者大为困惑。
“阴谋说”似乎始于王年一、陈昭的《256号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该文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256号飞机空中起火呢？有人认为是被苏军导弹击中，也有人认为是被中国武器击中。除此之外，许多人（包括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在空中的适当时机被引爆，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23〕
王年一与人合作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及《256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在蒙方调查报告面前完全站不住脚。
（七）《调查报告》没有提及256号飞机有“黑匣子”
关于256号飞机上的“黑匣子”，长期备受关注，传说甚多。
“黑匣子”即航空飞行记录器或称飞行事故记录器，其实包含了两个独立部分，一为飞行数据记录器（FDR），专门记录飞行中的各种数据；另一为语音记录器或称舱音记录器（CVR），专门记录驾驶舱及座舱内的各种声音。黑匣子具有极强的耐火、耐压、耐冲击、耐海水浸泡、抗磁干扰等能力，即使飞机已完全损毁，黑匣子内的记录数据亦能完好保存。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飞行数据记录器并非黑匣子，并不具备黑匣子以上能力。此外，一般提及飞行数据记录器时，如无特别交待，可能仅指FDR，但亦有可能既包括FDR，也包括CVR。
据有关资料记载，1969年12月６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决定从巴基斯坦进口英国霍克·西德利航空公司1960年代中期生产、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使用过的三叉戟１E型中短程喷气式客机４架，分配给空三十四师作专机使用。1970年８月接收３架，编为250、252、254号，随后不久又接收１架，编为256号。同时，周恩来批准由英国直接进口三叉戟２E型17架，其中６架1973年分配予民航，其余11架分配予空三十四师。
据空军有关资料手册明确记载，三叉戟２E型飞机装有型号为PV７２６A的飞行数据记录器２个〔24〕。手册中记载的２个是否包含了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并未明确。至于三叉戟１E型飞机是否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手册中未有记载。
最后没有上飞机走向死亡之旅的256号飞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承认，一旦发生重大飞行事故，“找到黑匣子后，获得其录取的信息，原则上要由飞机制造的国家进行，‘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录制信息的编码是经过加密的。”但“有的在购买飞机的时候，一并将黑匣子的密码买了过来。”〔25〕
康庭梓上述说法原则上没有错，但至少部分不准确。其一，黑匣子由专业公司而非飞机制造厂商生产。所以，黑匣子信息解码应由黑匣子生产厂进行。其二，由于黑匣子自身并无解码功能，其储存的数据信息，需要通过地面重放设备将其释放出来。因此，要买回来的不是密码，而是解码设备。
据空三十四师有关机务人员称，三叉戟飞机无论是１E型或２E型，进口时均没有同时进口黑匣子解码设备，也没有进口黑匣子的维护、校验设备。故而，机上即使有黑匣子，它的工作情况、完好情况从来没有人要求检查过，工作与否，也从来不知道。〔26〕
虽然256号飞机上是否有黑匣子（尤其是语音记录器）直至今天尚难有定论，但康庭梓“可想而知”、孙一先“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均认为它已被捷足先登的苏联人拿走了。
康庭梓称，“根据孙一先的回忆，我国使馆人员进入坠机现场的时间，是在蒙古国与苏联的军事专家不止一次去过现场之后才赶到的。飞机坠毁的时间是９月13日凌晨２点30分，距我使馆人员15日下午奔赴现场，已经过去整整两天半的时间。到现场时，发现有些遗物已经被整理过，可想而知，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不会留在现场。反映飞机失事原因的黑匣子也绝不会遗忘在现场。”〔27〕
孙一先则称，“另外，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１E’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因此，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飞机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28〕
康、孙两人以上说法，在《调查报告》中同样得不到印证和支持。更进一步说，对照《调查报告》，康、孙以上说法令人生疑。
先不要说苏联方面对坠机事件异常快速的反应令人难以置信，即便256号飞机上确实有黑匣子，即便被苏方取走，基于苏蒙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苏方怎么也应将黑匣子的情况向蒙方通报，作为供蒙方高层内部使用的《调查报告》，似不可能不提及黑匣子可否解码的情况。然而，事实上，《调查报告》根本没有提及黑匣子，不仅《调查报告》第二部分“飞机的原产地、性能及其用途”中，没有提及256号飞机安装有黑匣子，而且，在事故原因分析时，《调查报告》亦无只言片语是由黑匣子提供的。
（2019年８月）
（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1970年8月23日。中发［1972］5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1月15日发至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省、军级。
（２）《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页348－350。
（３）“舰队”、“联合舰队”是林立果小圈子的代号。
（４）B－52是美国空军一种亚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的代号，这里用以指代毛泽东。
（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载中发［1972］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1月14日发出。
（６）中发［1971］74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1年11月14日发出。
（７）乱命，悖谬的命令。典出《左传·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又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二回：“望吾王收回乱命，庶可免亡国之殃也。”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皆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覆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蔡东藩、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第十一回：“老袁欺人太甚，既召他进京，又令他南返，不但失信芝祥，并且失信直人，这等乱命，我尚可副署么？”
（８）毛谈话详情见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
（９）应为张宏。
（１０）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２月。高陶布等人职务据孙一先。
（１１）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27。
（１２）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50。
（１３）转引自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99。
（１４）指1971年９月下旬。
（１５）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97。
（１６）［俄］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１月，页78。
（１７）王海：《我的战斗生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２月，页233－234。
（１８）王海：《我的战斗生涯》，页234。
（１９）陈晓宁：《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载《枫华园》特刊总第32期，2001年10月２日。
（２０）载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118）》，2002年１月21日。
（２１）［俄］顾达寿口述、郑少锋执笔：《直译中苏高层会晤》，页77－78。
（２２）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２３）王年一、陈昭：《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载《重审林彪罪案》，纽约：明镜出版社，2004年７月，页470－471。
（２４）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机务参谋业务手册》，1975年10月，页380－381。
（２５）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页261。
（２６）访问包朝山记录，2016年１月11日。访问侯文仁记录，2016年１月13日。访问时念堂、梁金海记录，2016年１月12日。时念堂，时任空三十四师师长。梁金海，时任空三十四师工程部特设主任。
（２７）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页264。
（２８）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27。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