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09/01/2021
在我们完成了从阿富汗撤退以后，大量的包括媒体和学者在内，善于思考的人们开始反思我们到底从阿富汗战争中能学到什么？我们如何避免下一个阿富汗战争？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失败？今天介绍的我喜欢的青年才俊
Ezra Klein 最近的一篇访谈节目，他的嘉宾是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美国知名作家和记者的莱特 Robert Wright。他非常有名的一部书是“非零和博弈，人类命运的逻辑”（
Nonzero: 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
莱特教授提到：我们总是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但很少试着站在其他人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感受。比如说，当我们在说塔利班突然横扫了阿富汗的时候，有多少人关心过到底有多少阿富汗人支持塔利班吗？我们几乎没有想过，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大量的人群逃离阿富汗。但如果阿富汗人不支持塔利班，你很难想象塔利班会如此迅速地占领阿富汗而且还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
所以，确实有很多人是支持塔利班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和我们完全不同。当我们去关注妇女权利和宗教自由的时候，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下一顿饭在哪里？他们需要安定，需要办事，需要不那么腐败的官员。这些东西，塔利班能给他们，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塔利班？至于塔利班的极端宗教思想，这在我们看来是难以忍受的，但在阿富汗大多数老百姓看来，这些却很可能是他们不太在意的，因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活的，女孩很早就嫁人了。所以不理解阿富汗人为什么支持塔利班，就无法理解塔利班的迅速胜利。这里就会引申到一个真实的问题：我们如何面对那些还生活在中世纪的人民。这是一个目前没有答案的问题。文化多元要求我们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感受，但普世价值则要求我们尊重个人表达的自由。那么如果一种文化本身就是压制个人表达，比如压制女性自由的，我们如何选择？这目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莱特教授还提到另一个问题：我们缺乏一个评估某一决策是否成功或者失败的标准。我们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进入阿富汗是胜利，撤出阿富汗还是胜利。这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我们一旦做了某一个选择，我们会动用一切资源来证明我们最初的选择是对的。如我们昨天谈到的，我们选择了军队来执行这个任务，那么来自军队的报告总是会告诉你，你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军队正在成功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直到，突然有一天，大家仿佛一夜之间发现我们失败了。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撤出阿富汗是失败的，那么我们继续驻军，是不是就是成功的？这就引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靠什么来评估自己行为的成败？坦率地说，目前我们没有这样一种机制。这个机制根本不在我们的制度内，没有人会去问责，也没有一个机构是可以中立评估某一行动和决策是否有效的。我们盲目地决定，然后自循环式地夸赞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直到突然有一天的崩溃。这是一种可怕的倾向。
比如说，我们总是使用经济制裁这种方式，谁能评估这个方式是否有效？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希望的目的？我们凭自己的感觉也知道，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制裁除了制造人道危机和恐怖分子之外，很少起到积极的效果。但是，到下一次危机的时候，我们依然采取经济制裁的方式。因为我们没有评估报告告诉那些政客们，经济制裁其实无效。很难想象，如此大的行动决定，我们居然没有一个成效评估机制。同样地，也没有一种机制，来评估干涉与不干涉，两者的风险和成效对比。在如此大的问题上，我们却缺乏行动理性的依据。
这导致我们决定行动的主观性。这也反应在我们实际上根本不在乎对方的感受，也许是有意忽视，也许是一种习惯性的自大。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会忽略阿富汗人的感受以外，我们甚至都不将他们作为同等的人类去评估。这是一个严重的指责，但我试图来说明我的理由：我们都在哀叹阿富汗如此迅速就沦陷了，都在抱怨阿富汗政府怎么会如此孱弱导致我们不得不仓惶撤退甚至被恐怖分子炸死了
13 名战士。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如果阿富汗那注定失败的政府再坚持一两个月，结果会是什么？结果是我们美国人更为体面地撤军了，没有恐怖分子炸死我们的战士了。但是，这就意味着阿富汗将要经历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塔利班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夺，政府军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守。最终的结果是死更多的阿富汗人。从阿富汗人的角度来看，塔利班如此迅速而相对和平地夺取政权，难道不是一种代价最小的权力更替？但我们不会这样去考虑问题，我们习惯于按照我们自己的利益标准去衡量一件事的好坏。
这其实体现在美军行动的方方面面。我们的战士陨落了，我们会追认他/她是英雄，我们会建造他们的纪念碑。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军事行动中，由于失误或者难免的原因，杀死了大量阿富汗的平民，我们什么时候追悼过他们？他们难道不是我们追求自由民主和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他们的生命难道不值得悼念？不，我们从来不提他们。他们只是我们新闻报道中的一串数字，没有美国人去纪念那些死于我们侵略的普通阿富汗老百姓，那些死于婚礼上的孩子们。
那么，你如果是一个阿富汗人，你如何能爱美军？不，不要说你是一个阿富汗人，你即使是一个生长在美国的阿富汗裔，一个穆斯林，恐怕你也会心声抱怨。我们似乎还十分幼稚地对那些生长在美国的穆斯林怎么会转变成恐怖分子而迷惑不解，但试想一下，如果是你自己，当你看到自己的族人被屠杀甚至美军连一句抱歉都没有，更不要说补偿和纪念了，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些本土的恐怖分子，他们原本也是普通美国人，他们并非一定是宗教极端分子，他们的转变，只是来自普通的同族兄弟姐妹的朴素感情。
还有美国的撤军行动，这一点我之前讲过，今天再提一次。当我们的政客，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高高兴兴地大谈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他们考虑过阿富汗人吗？完全没有。他们只想讨美国选民的欢心。因为美国选民也不关心阿富汗人。所以，公民们，你们不是想撤军吗？那么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立刻撤军！他们完全不会去考虑阿富汗人听到美国领导人如此信誓旦旦地要撤军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感受，他们哪里来的和塔利班作战的信念？事实上小孩子也能想到，既然美国人决定撤军了，那么塔利班回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川普和塔利班谈判的时候，甚至连阿富汗政府都不邀请参加的。美国根本就默认阿富汗政府是会倒台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尽快投降呢？没有美国政客为阿富汗人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美国政客其实只关心自己。
问题的核心在那里？问题的核心不仅仅在于政客，而是全体美国人。我们只考虑了自己。我们美国人才是世界的核心，甚至我们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类。阿富汗人，他们只是符号和工具。这是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躲在我们文明外衣之下的一些原始甚至罪恶的想法。
我们从没有认真地讨论过恐怖分子的理由。恐怖分子在我们眼里只是一群疯子。但他们不是完全失去理性的疯子，他们犯罪是有理性动机的。而我们的文化却要求我们不能公开地讨论恐怖分子的主张。比如本拉登就是希望美国人从穆斯林的土地上撤出去。这本身能不能谈，能不能和本拉登这样的人事先沟通和谈判？但愿今天，这个问题可以拿出来谈一谈。
我们在研究本拉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是本拉登所说的非常可怕的话，杀死美国人，建立纯净的伊斯兰世界等等。但是，本拉登回到沙特的时候，看见了海湾战争的情况，他反对西方势力占领穆斯林的领土。他的抱怨是真实的。但我们没有去听他的抱怨，我们认为那只是因为我们不是穆斯林，我们认为他只是宗教极端。但不是的，抱怨外国军队占领自己的领土，这不是宗教极端，这仅仅是一种合理的民族自尊的抱怨。换句话说，当我们妖魔化本拉登的时候，我们为自己进一步的军事干预找到了合理的理由，但同时也丧失了通过非军事手段来和本拉登谈判的机会。
但在美国，同情恐怖分子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恐怖分子确实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我们不愿去体会这些罪行背后的动机。但对于那些残酷杀人的罪犯，我们不是也有社会学去研究他们犯罪的背后的动机吗？那么为什么去讨论恐怖分子犯罪的动机，就会在美国社会中被禁止呢？
不要把今天的内容看作是我通过莱特教授的话来反对美国对世界的管理。不，我不是孤立主义分子。我主张美国积极地对世界进行干预。但我们应该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理性，更加客观。一战之后，正在因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缺席，正是因为缺乏一个超级力量对世界的管理，世界陷入了更为残酷的二战。因此，美国的干涉和管理是必要的，是防止世界再次进入丛林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存在。但美国需要反思的，是自己干涉的方式和尺度，如何避免过度依赖军事力量，反过来导致军事力量来主导美国的外交？我们前面说过，一旦你动用了这个机制，这个机制就会找到无穷的理由来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最终使得美国开始依赖于军事干涉。这正是我们目前非常希望纠正的一点。
同时，对于国际上的其他主要玩家来说，美国的炫耀武力，会进一步加强国际社会的对抗。威胁是相互的，当美国感受到来自外国的威胁的时候，美国自己是一个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对方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恐怕更大。这就使得国际合作变得非常困难。实际上，在对抗恐怖主义、对抗全球气候变暖上，各国需要合作的必要，远大于对抗。莱特教授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很多美国人担心美国一旦撤出，俄罗斯或者忠国的势力就会进入阿富汗。但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入侵阿富汗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遏止那里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吗？如果俄罗斯或者忠国进入阿富汗，他们是会加强那里的恐怖主义势力呢？还是会打击那里的恐怖主义势力？
所以，最关键的，是不要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而是始终明白我们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但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