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2016-04-02～4）
【前注】陈坡，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已取得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对文革的深入研究与彻底否定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行为学、心理学、伦理学……直到史学和哲学的伟大发展。……中国人民流过的血和泪一定会凝成使自己今后不再那样流血的智慧。
——陈坡
毛的政治生涯有三个重要阶段——夺权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毛临终回首只讲了两个时期，夺权与文革。把文革视为生平创举，而迴避了毛进行经济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而导致四年大饥荒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为什么呢？
（2）
40后50后的中国人，最刻骨铬心的未必是文革的闹剧，而是饥饿，大饥荒。是粮食关。饥饿与饥渴症是这两代人成长的真正烦恼。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弥天大谎，是第一面神秘的面纱。这个面纱是文革织就的，因为里面有文革起源的全部密码。青少年的狂热犯罪可以压抑童年的匮乏。
（3）
毛的幸与不幸都在于其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刻意遮沒的往往是念兹在兹的，他的恶梦是遍野饥号的大饥荒而非文革，反官僚反修大民主的青春白日梦老少皆宜，轰轰烈烈，享足了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后现代虚拟现实的况味，把二十年代兴起的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闹剧式的高潮，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旷野的哀音却不是那么惬意的。大跃进从农业生产跃进肇始，以农民受难终结。文革亦以学生造反爆发，以上山下乡冷却。
（4）
研究者与观察者可以把党内冲突远溯到二三十年代血腥肃反的苏维埃时期，也可以驻足于红太阳升起的延安，但对于文革，对于四十年代开始的毛刘联盟到决裂的文革，其主要成因却不必追溯那么远，因从庐山会议（59年）到庐山会议（70年）的政治轨迹足以见证文革的酝酿与运行轨迹，对毛思想的复杂性与单一性可作多视角的分析，尤其要联系其政治实践。千秋始皇谁欲求，毛刘，唯见红墙起洪流。
（5）
因此看来，最被掩饰的历史一一刘少奇声称”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大饥荒是文革的发源地。而1962年的七千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群）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是一次底线良知的测验。检讨大跃进是从这个大会开始的。江青68年讲，这次革命应该追溯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1962年，我们伟大领袖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呢？就是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 而文革的真实目的却是，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造反永远地埋葬这个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胜利了。因为参与文革的一代青少年将有一个光荣的青春回忆与革命回忆，反官僚永远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一
如果说，58年莫斯科会议后毛雄心勃勃与赫鲁晓夫争锋国际共运的领袖，以超英赶美的人定胜天之豪气闯下了饿殍千里的滔天大祸，59年败象尽露后仍坚持乌托邦实验与跃进指标，到61年面临崩溃，不得不实行调整政策，苦渡困厄，那么，熟读帝王史书而精明透顶的毛此时此刻所考虑的就是死后声名的身后事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越来越成为他念念不忘的心病。所以，毛的选择不是改弦更张，而是以挑起意识形态谬误争论转移目标，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在北戴河会议高谈阔论形势与阶级斗争，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利用一本所谓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制造了习贾刘反党集团，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夺占先机而卷土重来，对一线主持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制约，而林彪主导的军队，以“政治挂帅”导演了在全国全党范围内对毛的造神运动。军队、政党与人民的政治指导思想逐渐为立竿见影的“毛主席语录”所支配。个人崇拜强化了毛的政治地位。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更为突出，由训政时期到军政时期的过渡亦开先河。
引言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饥饿的肚肠与为意识形态虚假叙事充塞的大脑是这个历史岁月的人的特有画像。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尊严，个人的权利，人文的烂漫，遥不可及，消失于革命大批判的空洞文字。但对文革的历程，亿万人的生命处境与磨难，存在的荒谬与蒙昧，青春的暴力与压抑，却应以人性、人权、人文的视角反复考量。所有文革的亲历者，心里都有一本帐，一杆枰，都有权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与审判文革。 ……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对文革的深入研究与彻底否定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行为学、心理学、伦理学……直到史学和哲学的伟大发展。……中国人民流过的血和泪一定会凝成使自己今后不再那样流血的智慧。
——陈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一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精神”？这是反思文革碰到的首要问题。文革的性质当然不是什么反修防修，更不应从发动者的主观意图中去判断。从六十年代中期的困境看，大饥荒恢复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既恢复经济也恢复人性与人道的修正主义阶段(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式的修正主义，还是东欧式的修正主义以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纠正与缓和激进的阶级革命之消极后果的有益偿试)……文革显然是与休养生息的现实需要背道而弛的，是悖道之举，那么，这个逆举的风暴起于坚守列宁原教旨的“伟大领袖”，虽然文革的发动者承诺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纲领是斗私批修，修正主义被咒为罪恶之源，而文革的根本精神却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占据神圣性之缺位，以其“乾纲独断”导演一场毁灭文化文明人性与社会的荒唐戏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
以必然论阐述文革起源的理论模式应警惕陷入宿命论的观念陷阱，犹如对文革机制的制度性深层解析不能冲淡对个人责任的探究。勒庞讲得好，研究历史，应当极为警惕在宿命论掩盖下的无知。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但吸取历史教训却难上加难。在人的观念、知识结构与社会政治环境未有实质性的改进时，历史不是创新，而是循环。文革虽然过去四十年了，对文革的认知有多少进步？对文革究竟有多少反思反省？研究文革，有多种视角，从下到上，从基层到中层，从上到下，从首都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国内到国际，从现在到过去，各有各的观察与判断……但文革毕竟是中央号召的，毛决策的，不是什么天然的群众运动，政治史，是文革的核心部分，是纲。因此，文革起源的谜底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毛为什么发动文革？毛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毛如何发动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与目的究竟是什么？毛对文革起因的论述前后是否一致？其中前三个问题的探寻必须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与理论，尤其是延安时期以后领导集团的分化组合，比如毛的神话是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两次造神运动的结晶，还要探索中苏关系之演变与国际共运的轨迹。因为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是恶性的互动。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
个人崇拜是文革的突出现象，其规模与信众应为史无前例，亦是文革之祸因。怀疑一切的文革只有毛和毛思想不能怀疑、不准怀疑、禁止怀疑的。文革法是《公安六条》。毛是真理的化身，代表真理的领袖，片言只语皆是最高指示。个人崇拜即偶像崇拜，对领袖的偶像崇拜与盲目信仰。在无神论的国度、地区与文明，是否必然发生偶像崇拜，值得研究。历史经验证明，无神论的文化土质与心理结构容易滋生偶像崇拜的奇观。而六、七十年代举国上下导致走火入魔的崇拜狂潮，有其强力的政治推动，是封闭社会的特有现象。在文革结束时通称为个人崇拜，或因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说法，亦称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更为准确。个人崇拜与迷信在共产国际与中共都有久远的历史。胡乔木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也自认为是斯大林。所以，不仅应梳理评估延安至文革刘、彭、林、周鼓吹领袖崇拜编织领袖神话的历史，也要探明毛泽东崇拜毛主席的自弹自唱。毛从两种崇拜的诡辩到肯定和主张个人崇拜，鼓励党内外对他本人的崇拜，实为有意识地为其政治上的个人独断取得正当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
什么是文革？这是文革的算术题，也是文革的代数题。作为文革中从属于单位共同体的中国人，几乎都被动员而自愿不自愿地卷进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时而叱咤风云时而身陷囹圄，经受无常命运的起伏与感受人世的沧桑。每个亲历文革十年的人都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史，也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图像。只要诚实地面对自我，谁也不能不拷问文革。不知为什么，胡风那拗口的名句“精神奴役的创伤”时时想起，余味无尽。精神被奴役后留下的深深的伤痕，曾以“伤痕文学”记录一代人沉痛的心灵历程。经历了，并不意味着理解。我以为应以人道主义的视野研究文革中的国人的人性，文革的状态，恐惧，政治恐怖，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匮乏，意识形态疯狂，不是正常的心智所能参透的。那么，文革究竟是什么？谁的文革？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民众究竟从文革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三年还是十年？文革是历史、文化与语言的断裂，偶然意志的促弄，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史的必然？绘制怎样的一画文革图像才能更理性地把握文革的现实？文革，结束了吗？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
对于文革的后果、后遗症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长远影响，绝不能低估。估为文革残余是轻敌。毛的遗体展示在首都的广场上，其反资反修的魔咒活在国人的神经中。毛左，活跃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文革，亦被文革理论家巧伪包装。最悲哀的是，我们都从毛时代走过，曾是毛左、毛分子，红小兵，红卫兵，有毛思想的遗因，同一物种……韶山，会是毛崇拜者的圣地吗？领袖崇拜会死灰复燃？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巫教的崇拜中心是太阳，难道神洲还会升起人样的太阳吗？从文革到改革，改革的背景是经济的凋敝、社会的碎裂与文化的废墟……文革既连根铲除了传统文化，又根本摧毁了神圣性根基。这是真正的虚无主义。去神性化与去人性化是文革与文革精神的主要特征。反思文革的两个维度一一精神与理性，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是首先应确立的“理论良心”。无神圣性的根基，精神落叶无根，百孔千疮的人心难以自安，而无科学的冷静逻辑，就不存在理性的条件。“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
59-62年是中共建政史上最关键性的三年，因为这三年的旷世灾难“粮食关”古今罕有，不仅是中共建政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与举措的重大挫折，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良知底线也是一个极大的拷问与考验，与毛在58年豪情万丈的自吹自擂恰成对照，甚至应该说，47年内战以来一系列凯旋式胜利在大饥荒中化为尘埃……而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共核心层的分裂亦在此时，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领域，八大以来确立的毛刘周朱陈林邓及两彭都发生了政治裂痕，其中包括政策分歧、形势判断、意识形态地位、对外方针、权力较量与认知差异……这些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猜忌共同把中国推向了难以逆转的文革，一场五千年难遇的浩劫，而其主谋者是主张“独裁好”的毛。而领袖核心的集中制制度为毛提供了独断的条件。臥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两个主席并立的局面摇摇欲坠，其问题仅仅在于，毛心目的中国赫鲁晓夫是何时并因何而成形的。这可是文革的头号敌人，革命的主要对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
虽然我倾向于把文革的爆发溯自62年以后高层分歧的激化，但仍同意陆定一的判断，57年是转折点。因为在我看来，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56年宣告终结，阶级基本消亡，单位为社会成员的栖存地。而57年反右后，改变了八大的基本判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的新概念，康生后来解释说，毛看阶级问题，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这为阶级斗争无中生有与扩大化的理论根据。59一62年关于大跃进与调整政策的党内分歧发生后，毛把这种阶级斗争观念延伸到党内，发挥了阶级解释的随意性，与国内外所谓复辟与颠覆势力联系到一起，阶级斗争是毛终生奉行的法宝，直至到毛决定对党政军进行大清洗，到文革后期，毛总结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新概念，做为社会主义的长期对象，而在社会生活领域，把阶级斗争转化为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之争，从而排斥任何成员的物质利益欲求，权力特权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私欲餍足方式。权力政治的极端形态披着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覆盖了山河大地。因此，发生了冯友兰判断的思想史上的与实践的荒唐阶段。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
我之认为59年庐山会议是毛建政以来遭遇的第一次滑铁庐，并不是说毛的政治权威受到削弱，而是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其心理上的巨大冲击。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批评的高度敏感显然是忆起了其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缠斗不休的“王明路线”，不能完全排除彭以其道还治其人迫毛反省改错的暗讽，毛知道自己心亏，理亏，但认错改错却不是他的品性，毛是从不下罪己诏的。毛的反应是从反左到反右的大逆转，并排兵布将发动了对彭的全面清算。毛彭的决裂对中共的震动远远超过高饶事件。刘周林配合了毛对彭的清算，彭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轮番围攻，软硬逼迫，不得不违心检讨，因而中国人民注定要为毛的权威、空想与虚荣献上更多的生命更重的祭品。但耐人寻味的是，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胡未敢起草文件也未敢告毛。后来胡受到刘的责问后，竟以养病为名退出了中枢……毛刘的蜜月接近尾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
大跃进的惨重失败及给农民造成的巨大苦难，在当时就引起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批评议论，其反映在更真实全面掌握信息的中共高层，也发生了种种或明或暗的不同意见，我不想在这篇概述性的文革史导论中旁征博引，史料俱在，千古不磨。陈云、邓子恢在农村调整政策（三自一包）与毛的分歧（陈向毛建议分田到户），周恩来陈毅在知识分子性质上与毛的分歧，邓小平在平反右倾上的一风吹做法（平反600万），朱德对公共食堂的尖锐批评和单干的主张，彭真对大跃进文件的清理并点名要毛检讨错误并承担责任，陈甚至讲集体化以后再搞……最重要的，是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对形势、政策与三面红旗的评价，他在湖南调查时说大饥荒时期死的人比秦始皇和隋炀帝时还多，其主因是人祸，称中央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他主张“退够”，这些核心领导层的意见、主张与批评都深深刺痛了自负自恋自我崇拜的毛。他在战友们心目中百战百胜的光辉形象蒙上了阴影，对其建设能力的怀疑在高层滋生，因此可以认为，毛的赫鲁晓夫情结与心病就是六十年代初形成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
（1） 毛的政治生涯有三个重要阶段——夺权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毛临终回首只讲了两个时期，夺权与文革。把文革视为生平创举，而迴避了毛进行经济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而导致四年大饥荒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为什么呢？
（2）
40后50后的中国人，最刻骨铬心的未必是文革的闹剧，而是饥饿，大饥荒。是粮食关。饥饿与饥渴症是这两代人成长的真正烦恼。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弥天大谎，是第一面神秘的面纱。这个面纱是文革织就的，因为里面有文革起源的全部密码。青少年的狂热犯罪可以压抑童年的匮乏。
（3）
毛的幸与不幸都在于其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刻意遮沒的往往是念兹在兹的，他的恶梦是遍野饥号的大饥荒而非文革，反官僚反修大民主的青春白日梦老少皆宜，轰轰烈烈，享足了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后现代虚拟现实的况味，把二十年代兴起的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闹剧式的高潮，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旷野的哀音却不是那么惬意的。大跃进从农业生产跃进肇始，以农民受难终结。文革亦以学生造反爆发，以上山下乡冷却。
（4）
研究者与观察者可以把党内冲突远溯到二三十年代血腥肃反的苏维埃时期，也可以驻足于红太阳升起的延安，但对于文革，对于四十年代开始的毛刘联盟到决裂的文革，其主要成因却不必追溯那么远，因从庐山会议（59年）到庐山会议（70年）的政治轨迹足以见证文革的酝酿与运行轨迹，对毛思想的复杂性与单一性可作多视角的分析，尤其要联系其政治实践。千秋始皇谁欲求，毛刘，唯见红墙起洪流。
（5）
因此看来，最被掩饰的历史一一刘少奇声称”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大饥荒是文革的发源地。而1962年的七千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群）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是一次底线良知的测验。检讨大跃进是从这个大会开始的。江青68年讲，这次革命应该追溯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1962年，我们伟大领袖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呢？就是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 而文革的真实目的却是，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造反永远地埋葬这个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胜利了。因为参与文革的一代青少年将有一个光荣的青春回忆与革命回忆，反官僚永远是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一
如果说，58年莫斯科会议后毛雄心勃勃与赫鲁晓夫争锋国际共运的领袖，以超英赶美的人定胜天之豪气闯下了饿殍千里的滔天大祸，59年败象尽露后仍坚持乌托邦实验与跃进指标，到61年面临崩溃，不得不实行调整政策，苦渡困厄，那么，熟读帝王史书而精明透顶的毛此时此刻所考虑的就是死后声名的身后事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越来越成为他念念不忘的心病。所以，毛的选择不是改弦更张，而是以挑起意识形态谬误争论转移目标，重新祭起阶级斗争的旗帜，在北戴河会议高谈阔论形势与阶级斗争，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利用一本所谓为高岗翻案的小说，制造了习贾刘反党集团，通过意识形态领域夺占先机而卷土重来，对一线主持的经济恢复工作进行制约，而林彪主导的军队，以“政治挂帅”导演了在全国全党范围内对毛的造神运动。军队、政党与人民的政治指导思想逐渐为立竿见影的“毛主席语录”所支配。个人崇拜强化了毛的政治地位。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更为突出，由训政时期到军政时期的过渡亦开先河。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二
内政决定外交，内政决定社会主义国家间政党关系。大跃进失败后的政治斗争加剧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这个政治的主旨就是在国际范围内坚持反美的革命，在国内坚持清肃异己异议的“阶级斗争”，而苏联苏共的最大罪状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支持欧洲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自称为“全民党”、“全民国家”，这是62年以后毛从国际反美转向反美反苏的根本原因（赫鲁晓夫对大跃进的尖锐批评也是触怒毛的重要因素），同时又借势把这种激进好战的反苏反修转向国内党内，制造紧张气氛，如给对大跃进有意见的国防部长彭德怀构陷了“里通外国”的罪状以置之死地令彭死不暝目。所谓中苏大论战，虽有邓小平后来所谓民族“受屈辱”之曲辩，实质是服务服从于国内党内的毛式阶级斗争政治的需要，以坚持列宁原教旨应对国际和平、变革与科学发展的变局，固步自封，饰非拒谏，以遮蔽内政失误转移危机并压制正常的批评异议，是一种愚臣愚民手段。反修反帝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更加孤立。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三
托毛之赐，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苏共领袖赫鲁晓夫，但又有几人真识这位矿工之子呢？赫氏作为退休者临终曾经忏悔：“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但赫氏无负于中国，反而有功，沙俄从中国东北掠取的权益是赫氏时代归还的，对华工业与军事的大规模援助是赫氏完成的，大饥荒时期又是赫氏主动提出对华援助粮食与糖，延缓偿债……但毛对赫的善举不屑一顾，以赫为国际头号大敌，主要是因为赫以“秘密报告”的方式在苏共二十大清算了暴君斯大林，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戳中了毛继承斯大林的中国梦，对毛来说，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份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中共的冲击亦不可低估。刘认为应译为“个人迷信”。两卷《斯大林批判文集》证明赫氏报告的国际影响。中国“右派”的某些思想资源亦出自赫氏的报告。赫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家，在内外政策上都做了一系列改变列一斯原教旨主义的举措，主张裁军，限制核武，与西方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不仅如此，赫氏对斯大林的挖尸焚灰也刺痛了毛，更让心高气傲的毛难以容忍的，是赫对大跃进的抨击并批评中国不具备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与政治条件。这是毛的麦城。58年与赫开始决裂，62年以后组织对苏共的九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指赫鲁晓夫与铁托，剑指中国的赫鲁晓夫。赫是毛的恶梦。毛至死未忘土豆烧牛肉。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四
那么，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呢？ 无可讳言，文革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刘邓彭贺罗主持的中央一线领导，刘是文革打倒的首要对象。因此，不探究详查毛刘从合作、结盟到分歧、对立、决裂的全过程，就无法把握文革的起因。而不洞察毛何以利用以破坏为目的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和全面夺权的方式即“全面内战”（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摧垮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权力集团，而不是像对高岗彭德怀那样通过党内整肃予以罢黜，就不能深刻地认识文革的特殊性以及文革的消极后果。因为文革是领袖独断与群氓暴政的大动乱，是人类政治史上两种最坏的奴役形态的结合，亿万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愚弄参与秘密政治的高层政争，打断了国家正常进化的过程，为祸甚巨，为害甚深，对几代人都是难以解脱的精神创伤。高层权争政争以全社会长期动荡内乱为代价，以亿万家庭生离死別的沧桑巨变结束，史无前例，也可能后无来者。文革的群众性是其反思的难点。然而，不摆脱文革的魔咒，不认清文革的真相，不否定文革的本质，不真正反思文革，不吸取文革教训，中国就永远无法进入现代文明。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十五
中共建政以后毛刘的意见分歧主要有三次，一次是五十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争，其结果是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与高饶事件。一次是56年冒进与反冒进之争，其结果是58年南宁会议与大跃进。一次是62年七千人大会及前后对经济形势与困难原因之争。其结果是调整政策、经济复苏和文革。毛刘分歧公开显露于65年社教运动的一次对话，这个运动局部试点于62年下半年，是毛布置阶级斗争的产物。对大面积饥荒与非正常死人的反应，如震惊朝野的信阳事件，毛认为是地富反坏右及党内坏人捣乱破坏，因而要求民主革命补课。其后果是更大的灾荒与人禍。经济调整政策的逐渐生效，毛认为动摇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与三面红旗的正确性，62到65年，毛有计划地布署从基层到高层以及从国际到国内的所谓阶级斗争，以收回一线中央的权力，回到前台。文革之前，公安部明文规定的阶级敌人即所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多达三千万人，株连亲属多达亿人以上。刘应对毛式阶级进攻战略的方法，是将斗争的锋芒引向基层干部的四不清，引向文化领域与传统的革命对象，这是毛刘分歧的政治背景，而自64年开始，毛已从大饥荒的消沉中振起，以政治策略家的机谋实施剪除刘邓中央一线的一系列政治设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六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饥饿是六十年代前五年的记忆符号，革命与阶级斗争则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十五年间的记忆符号。饥饿的肚肠与为意识形态虚假叙事充塞的大脑是这个历史岁月的人的特有画像。无论多少妙笔，多神画技，也绘制不出另类的图像。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尊严，个人权利的意识，人文的烂漫，遥不可及，消失于革命大批判的空洞文字。研究指导文革的思想理论，是一件枯燥且劳而无功的苦差事。文革的反动，不仅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灭，而是国民心理对文革理论一一阶级与专政一一的永久的厌倦与厌弃。但对文革的历程，亿万人的生命处境与磨难，存在的荒谬与蒙昧，青春的暴力与压抑，却应以人性、人权、人文的视角宜细不宜粗地反复考量，它离开文明究竟有多远？！《苦恋》结尾的人字问号意味深长，“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存在？”文革，使亿万人难以进化为现代人。所有文革的亲历者，心里都有一本帐，一杆枰，都有权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与审判文革。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七
毛是从文武两条战线进袭一线中央的。对毛来说，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枪杆子是政权的根本，枪杆子亦是文革的支柱。64-65年，毛决定在中直机关、国务院各部委成立政治部，其主要负责人由军队派任。在毛看来，当时形成了刘邓彭掌控的党机器与刘贺罗掌控的军事机器，而罗是兼跨党政军的实权人物。罗对刘贺的效从和刘对罗的信用是文革发动的绊脚石，亦是文革的隐患。65年底神秘的上海会议以“野心家”（“篡军反党”）和反对“突出政治”的罪名罢黜了茫然不知所措的罗，诬其为抢班夺权的“军队中的赫鲁晓夫”，是毛利用军内将帅矛盾联手林周叶的重大政治战役。整罗，也是对周的警示。罗案曾是中共建政史的最大谜案之一，亦被当作林彪与毛交易陷害忠良的罪证。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回忆录的问世与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开，罗案的庐山面目显露真容。朱德对罗案将导致“党内不平安”的感叹一语成真。罗案后，林叶杨取代贺罗，叶是罗案的关键参与者与受益者。杨亦举足轻重，为军中翘楚。罗案则是文革内乱大动荡的真正开端。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八
另一条战线是文。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是毛时代的重要特征。毛深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及影响力。造舆论是夺权的先声。毛发动党内清洗与政治运动的惯例，是首先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名不正言不顺。65年初毛秘授江青先通过华东局后找上海市委谋划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刊于65年11月《文汇报》，几乎与罗案同时，被官方和学界认为是毛发动文革的信号。这篇文章批判的重点是明代清官海瑞的“退田”，影射六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毛讲《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影射庐山会议罢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的官。“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彭即当代海瑞。几乎同时，彭被毛劝说离京到西南任职。尽管作为文革信号的姚文在当时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人知其政治含义，邓小平依旧找吴晗打牌，周恩来将姚文转载于《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栏，试图将其向学术论争方向引导。被毛誉为“红秀才”评海文的另一个重要信号，是一直在幕后的毛夫人江青的政治亮相。“露峥嵘”。但历史将昭示，缓解大饥荒的经济政策对患有意识形态僵化症与妄想症的毛而言，是新一轮政治整肃的突破口。其罪名是“修正主义”。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九
历史与文艺，是毛式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两大重心。从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毛讲话到66年初江青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其主旨都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为权力需要服务。江青的这个纪要，把文艺政治化到“尖锐阶级斗争”的程度，以文艺问题为政治问题，锋芒直指陆周的中宣部文化部，开辟了攻击刘邓陆的文化舆论战线，是中共建政以后批《武训传》、批胡风、批胡适、批俞平伯、批丁冯的继续，其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创作，否定中国、欧洲与俄罗斯的古典作品，否定苏联的经典作品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否定三十年代的国防文学，达到“我花开來百花杀”的地步，堪称全盘推倒所谓“封资修”即人类艺术成果的文艺虚无主义的典范。其中提及接受斯大林的所谓教训竟然是斯大林无批判地继承了俄罗斯与欧洲的经典著作。纪要经毛多次修改并以“林彪同志委托”向全军全党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批发。毛邀请林彪这个“尊神”为其夫人助威。江青从此以创造京剧革命的“文艺旗手”的身份称霸文坛，闯进政坛，呼风唤雨，并以文艺文化为利器向彭真限制文革的《二月提纲》开刀，文革夫妻店敲响了毀灭文化自我膨胀的震天锣鼓。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
林、周是毛发动文革稳定军政的柱石，没有林、周的支持，文革难以发动，发动了也难以控制。林、周在文革前期对毛的辅助是不可缺少的政治支持，故其对文革的灾难亦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也是林、周，后来却成了文革的制约因素。69年九大以后的毛林分歧以林71年9月13日出逃苏蒙实践了高岗、彭德怀里通苏共的罪名，震骇中外。林案的扑朔迷离演绎为当世的拍案惊奇。毛主持的对林的揭露批判令国人大吃一惊，原来这位最亲密的战友接班人私下对毛腹诽最多最尖刻，“妄议”毛的个人品质与政治诡计，不是愚忠，而是利忠，利用之利也。“主先臣后”、“主倡臣和”……林以宫廷政治的诈术对毛。作为林政变纲领印发全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批林文件竟是一篇石破天惊鞭辟入里的讨毛檄文，道出了毛式整人政治的真相，直指毛为秦始皇，毛时代为秦皇时代……毛苦心虚构的文革理论顿时破灭为举国的笑柄，所谓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所谓文革理想的五七指示，不过是烟幕。在人们的心目中沦为宫廷的权力角逐。最最革命的话语后面是“封建复辟”。无论张春桥辈如何妙笔生花，罕有人信以为真了。而周，以其老成稳重鹤立为众望所归的人民领袖，与二次出山的邓共同为结束文革进行了思想与组织准备。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一
文革纲领一一五一六通知后两天，518林彪的“政变”讲话讲透了毛的心事，是这个通知的注释。从64年底到66年初，毛在党内高层和与外宾谈话中讲了一年多“修正主义”、“造反”、“反革命复辟与政变”的危言，毛断言“修正主义”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甚至鼓励地方学蔡谔造反。林的讲话，是对毛的响应与呼应，是政治警告（“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亦是政治动员（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作为军人政治家，林在文革初的讲话较直白地说明了毛的真实想法。如传世的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林的权力学忠实地折射了毛的权力观。这是研究文革时值得特別关注的。周也讲了反革命政变问题。与此同时，为应对毛因一线中央控制而忧虑首都已非安全之所，防范“修正主义”占领北京，周恩來受毛委托秘密组建并始终控制首都工作组，叶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其主要成员来自总参作战部，调兵布将，改组扩大北京卫戍区，增加到四师一团，调动70师、189师进驻南苑长辛店清河地区，全面接管北京的安全保卫，直接对毛负责，其所发文件均属绝密级，以让65年3月离京南去的毛放心回京。首都工作组为毛发动文革时期的一着重棋。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二十二
66年6月到8月，毛决定公开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等批判北大党委与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一张大字报并亲笔复信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这是文革的动员令，召唤出“造反有理”的大规模红卫兵运动。因势利导，毛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1000余万红卫兵及宋彬彬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将造反之火引向刘邓一线及各级当权派。因停课与免费交通，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以大串联的方式迅猛席卷全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革命暴力、领袖神话与阶级斗争价值观的大中学生狂热地卷进毛为总司令的造反运动，文革初期的打、砸、抢、烧、斗、抓、关、杀、抄家、掘墓及无所不在的语言暴力，多为青春燥动的红卫兵所为，充分显现了暴力仇恨教育下泯灭人性的少年人的残忍性和蒙昧性。这是长期运动施政的后果，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恥辱的一页。北京高校率先造反并在反工作组压迫中受毛支持而崛起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独领风骚名噪一时，为文革势力所利用而深深卷入了高层的政治内讧并于九大以后陆续作为政治牺牲品身陷漫长的牢管之灾。长期受歧视的社会弱势群体地富反坏右受到所谓革命群众的集体迫害和无妄之灾。其子女亦因血统论而饱受凌辱。北京大兴惨案与湖南道县惨案只是两个文革初期的典型案例。这是十年文革中最受屈辱最悲惨的社群。
文化大革命沉思二十三
文革之初的工作组与反工作组之争反映了毛刘不同的文革观。刘以为毛发动的文革是新一轮反右运动，故其主持的中央以传统的派工作组方法处理首都学校日益失控的造反活动，计划打出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因为响应毛“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召起来造反的攻击对象往往是各单位的党政领导，从而造成难以避免的乱象。如北京大学的乱批乱斗。工作组理所当然把这些造反分子当做新右派来清查处理。王光美顾问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对蒯大富就是这样的立场。文革打开了当时社会冲突与积怨的潘多拉之盒，各地的造反派以毛的文革思想与516通知为指南表达各自的不满与利益诉求，与地方党政领导冲突不断，后者对前者的压制亦沿用了一贯的反右模式。而毛的文革目的是全盘改组甚至清洗从刘邓中央一线到地方的党政军当权派，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因为毛视刘邓为异己的、失控的、变修的党政官僚集团的代表，是革命对象，毛要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重新造党造军造政府，使之完全成为自己意志的随心所欲的工具。林彪讲文革是罢官运动，组织问题是政权问题。“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陶铸讲，“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文革的实质。通过文革纲领的516通知时，刘是会议主持人，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就是毛的乾纲独断。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四
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卫兵）运动的“大闹天宫”达到了甚至超出了毛的“天下大乱”的预期，66年12月26日，毛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在中南海过七十三岁生日并为他的心腹干将祝酒：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67年1月上海由安亭事件引发的夺权风暴使这一年成为文革最动荡而血腥“怀疑一切，全面内战”的岁月。王洪文呼啸而出。夺权按照毛的意图和布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文革从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阶段进入工农兵为主体的造反派阶段，激进的造反势力与当时党政军权力当局相关的相对保守的势力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卷进充斥暴力的派性之争，中央文革则为激进造反者的主导者与坚强后盾。中央乃至地方的党政机关多在造反群众的冲击下陷入瘫痪。而夺权背后的派性斗争激化了旧制度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也恶化了各类历史的与现实的及民族的人间嫌怨，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人性灾难遍及神洲大地。野蛮的丛林法则支配了仇恨的政治世界。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堂皇论争较量后面掩饰了权欲的狡诈与贪婪。文革中的两面人格是毛时代独特的人性变态。1966年下半年以北京为中心的打砸抢抄抓、67年下半年以武汉为代表的全国血腥武斗与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是文革中三个恐怖时期。而率先造反的北京各路领袖，则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把矛头指向毛反复抨击的“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包围中南海的“揪刘火线”。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五
刘少奇从被审查直到惨死开封的结局，说明毛的阶级斗争政治发展到极致，即使是党内最高层，也难幸免，人人胆颤心惊，朝不保夕，党内斗争如此残酷、如此冷血、如此不可理喻，世所罕见。中南海外，揪刘火线的喇叭震天轰响，中南海内，在毛女儿组织的批斗会上，刘与全家受尽羞辱，死前含愤抗议以至拒绝医治，血管无下针处，发长数尺，仍被令其生命治疗延续到听读“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人世之辱，莫此为甚。难以测知刘在临终之际如何感叹人生如何追思往事，延安时期就辅佐毛打天下，为毛护法，为毛造神，竭智尽忠，呕心沥血，一旦分歧，黄泉相见，党治人治之噬人自噬，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大悲剧。这个悲剧说明中共政治制度化的严重缺陷。其一，党内缺乏有效监督最高领袖的体制机制，其二，党内缺乏文明理性处理高层政治分歧的体制机制。因此，党极易变成领袖的工具而难以自行纠错。组织的神圣化与领袖的神化是毛时代的两个政治陷阱，多少罪恶，多少人伦灾变，假组织、领袖与革命的名义发生。毛刘的政治悲剧值得永远回味。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六
文革中最动荡的一幕戏是67年的夺印。夺权，谁來夺权，导致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当权集团与夺权造反势力的对立，利害不同的造反群众亦分化为因阶级斗争的政治理念而誓不两立的两派或多派。夺权时期发生了对各级党政干部的游街戴高帽喷气式关押围殴等批斗场景，也有地方当权者动员工农围攻造反学生……其混乱是必然的，因为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谁是毛派，谁是反毛派，谁是文革派，谁是反文革派，谁是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并无明确的标准与裁判的规则。他们信奉的都是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阶级革命价值观。故其政治争斗亦无章可循，更无妥协之伦理。派性斗争撕裂社会，其影响不止于文革，为文革的恶果之一。全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但也可发现某种共同性。如地方党政权力与地方军区往往有密切的关系，与野战部队则较有距离。如保定武斗的军方背景。对地方党政的造反冲击也难免波及地方军区甚至冲击军事机关，后者在局部地区则用军事手段压制造反派，如青海赵永夫事件和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而武汉的七二O事件，则把这种大民主的群众对立推向白热化，惊动中枢，震憾全国，演变为文革群众性动乱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反思之二十七
67年2月反击所谓二月逆流后，江青的文革小组取代了周的碰头会，毛的“天下大乱”与夺权政策引起全国范围内尤其各大省会城市的愈演愈烈的派别武斗。其中武汉事件尤为突出。7月，毛亲自坐镇武汉，处理武汉的派別冲突，试图树立一个典型。几乎同时，武汉发生了造反派的大游行与保守派百万雄狮对游行的冲击，死伤百人。毛决定把武汉军区与省军区独立师支持并参与的百万雄狮定为保守组织，对立派别三钢三新为革命造反派，以后者为中心实现大联合，并要求陈再道领导的武汉军区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领袖。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周恩来对陈讲武汉军区犯支左方向错误，遭陈顶撞。周走后，大量军人（8201独立师、8199部队及军校）卷入的百万雄狮持冲锋枪长矛大刀冲进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误殴陈再道，拳打脚踢后绑走了中央文革代表王力，游斗十余小时，骂退谢富治（“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困毛于东湖客舍。牛怀龙蔡炳臣坐视不问。百万雄狮近百万人连日荷枪实弹浩浩荡荡环武汉三镇武装大游行，其中百余辆军车，车头架着轻重机枪，高喊“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坏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揪出谢富治的黑后台周恩来”“质问陈伯达”的口号，亦有质问毛的言论，向中央施压，挟制中央改变对武汉派别性质的认定与处理方针。其标语有“毛主席受了蒙蔽”。武汉全城如节日狂宴，呼声震天。毛下令找回王力，警车出动482辆，消防警报响彻武汉上空。是夜，武汉全城回响着“百万雄狮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吼叫。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八
武汉事件震惊了北京。江青惊慌失措，以为陈再道”兵变”，劫持了毛。林、周商议后，林亲笔致信毛要毛转移，着手相应的军事布署，周赴武汉劝毛离开。这是中共建政以后毛头一次被迫离开一个城市，避往上海。七二O事件后，毛判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队首脑都是支持党政右派的，他以毛润之的署名私自致信江青，提出武装左派，实行群众专政，支持揪“军内一小撮”。这是江青号召“文攻武卫”的依据。林彪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文革从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进入全面内战的时期。各地爆发的大规模武斗与死伤事件多发生在这个时期，发枪与抢枪，甚至劫抢援越军用物资，接管监狱，阻断铁路，炸桥，抢劫银行、仓库、商场，局面开始失控。毛感叹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这是文革最动荡最血腥的阶段。毛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被迫对造反夺权降溫，强调自上而下三结合，以军队为主，老干部与革命群众代表都是结合对象。依靠林彪对动荡地区实行全面的军管。派军宣队工宣队接管学校。认为攻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为“反动组织”，甚至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所以，七二O事件是文革群众性动乱从盛转衰的转折点，在短期的疯狂过后，毛从鼓动群众造反到强调革命大联合，最激进的造反派开始走向衰亡。8月26日毛下令逮捕文革要员王关戚，不久前王力曾是武汉事件的英雄，从武汉回北京受到林彪、江青安排的百万军民凯旋式欢迎。谁能导演这样的人间戏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十九
武汉事件是文革政治史富有启发意义的典章，其对文革的进程影响甚巨。文革对毛，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它释放了文革前被压抑的各种力量、各种利害、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其暴力强度匪夷所思，称之内战并不夸张。两派对立势同水火，生死相拼，是一次人为权死的总爆发。毛深夜二时转移到王家墩机场，黯然飞沪后，怒称东湖是贼窝，七二O是反革命兵谏。毛是深知事件之性质与严重性的。将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周讲是家丑，“百万雄狮是对着中央来的……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林彪将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困兽犹斗，有武汉军区与地方独立师深度介入的百万雄狮为其政治命运挺而走险，清君测要挟中央，几危元首，确是惊心动魄的政治辣剧。武汉人的火炉脾性充沛展现。各种势力各类人物之表演淋漓尽致，活龙活现，笔墨难述。据邱会作回忆，事传北京，江青向叶群哭诉“反革命分子已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要求林叶亲去武汉护驾。周率中央警卫团人员赴汉，王家墩机场被占，其专机只好改降山坡机场，周化装后急奔东湖救驾，帅府千金有挥泪别红颜之传闻，王力评论8201部队的特别呼吁：“这是反革命宣言书。这回独立师可真是独立了，向毛主席独立，向解放军独立”，陈再道、钟汉华事后检查对毛的安全不闻不问，“以蒋介石的态度对待主席”……毛对于自己释放出来的革命魔鬼，已近失控了。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十
武汉事件三十余年后，烟消雾散，已过不惑之年的当年敌对派別的代表人物曾经聚首江城，杯酒交错，相逢一笑泯恩仇，往事历历堪回首，其话题离不开激情燃烧的七二O事件，百万雄狮的当事者坦承：项庄舞剑、意在毛公。可见证毛、林、周、江对武汉严重局势的估计是准确的，军队的分裂与地方的独立，是严重的危机。以毛的绝对权威，摆不平武汉一个群众组织的抗命，差点演变成军队的火并。当权的地方党政军集团仍有左右局势的实力且并不甘愿俯首被黑，更不甘愿任由昔日臣民的摆布。据我观察，被斗被关被审查的老干部心服口服者少之又少。七二O事件后，据统计被打伤打残打死人数多达十八万四千人。毛在武装左派重组军队的激进举措之同时，亦保留了几分清醒的头脑，如保护陈再道钟汉华，争取大多数，很快停止“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使用，令张春桥从大别山请回许世友，在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后，毛听从周的建议，果断逮捕文革激进派王关戚，为文革狂热适度降溫，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大串联，制止武斗，复课，派工宣队军宣队接管武斗的高校，为造反派开办学习班，并亲自召集京城五大造反领袖训话，演出了喜怒交加的惨淡的闭幕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