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起源于59一63年5年大饥荒的党内争议，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关节点。因为这次大会是六十年代中共内部对大饥荒集中而全面的检讨与反省。这在《文化大革命沉思录》有所论述。而造成大饥荒的祸根是57年底到58年上半年的反“反冒进”，反冒进是56-57年八大以后中央多数的决定。反“反冒进”打乱了原有的经济计划与安排，使毛凌驾于政治局，一言九鼎，党内高层逢迎之风兴起，八大二次会议上，周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大跃进是反“反冒进”的直接产物。从反“反冒进”到文革，实质上都是中共党内斗争，是党祸。毛治国理政二十七年，朝战3年，大饥荒5年，文革10年，27年中战争、饥荒、动乱有18年，其余9年亦是运动不断，从土改到四清，大运动套小运动，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所有这些给同胞带来史无前例苦难的折腾，毛的说法从来是为了六亿人民，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林彪私下评毛，毛自认为代表人民，以人民自居。
二
56-57年对中国而言是风云变幻的两年。56年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苏共二十大拉开了社会主义联盟变革的序幕，波匈事件是东歐的反映与回响。中共八大与双百方针也是一种反映和回应。57年莫斯科会议赫鲁晓夫宣称超美的雄心与毛泽东超英的呼应，为反冒进的国际因素。反右运动为毛改变八大基本矛盾与基本任务的决定提供了借口，毛讲反右派就是肃反，是“新式肃反”，从而为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的阶级斗争政治打开了通路。应该指出，对反右运动中共核心领袖层是高度一致的。右派人数是55万还是130万或介于两者之间，尚无定论。右派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亦无统计。邓后来讲：“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毛从反右经验抽象出两个阶级一一资产阶级右派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为其阶级斗争政治寻找到社会的根据。反右运动扼杀了党外的民主与监督力量，反过来，据薄一波回忆，从反右派开始到78年三中全会，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双百方针也沒有贯彻执行。
三
毛的超英口号不仅是响应赫鲁晓夫，而且是基于世界战争的估计，实际是超苏，并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及“争当意识形态首领”。据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米库尼斯回忆，毛热心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是根据这场大战来思考问题的。毛11月18日大谈核战争：“是否可以估计一下，未来的战争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许会死掉全世界人口二十七亿的三分之一，也就只有九亿人。假如真的摔原子弹的话，我认为这还少说了。当然,这很可怕，但是，即便是损失一半人也不是那么的糟糕。……假如人类的一半被毀灭，那么还会剩下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会被全部毁灭，并且整个世界将只有社会主义存在下来……”。因此，毛反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主张而强调战争准备。而苏共二十大则主张在核武器对抗下应通过和平而非战争走向共产主义。毛的战争不可避免论与社会主义必胜论是中国加速经济大炼钢铁并要在15年超过英国的动力。毛在58年5月动员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称“还要准备打大仗”。7月毛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苏美相互进行核打击会使全球一半的人口毁灭，但由于苏联和中国的人多一些，因此结果将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毛指示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 这是大跃进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四
早在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毛就批反冒进“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是消极的促退，而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促进委员会。毛以促进自翊始于53年倡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时毛批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促退，后又批邓子恢的适当控制合作化进度是促退，并称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57年10月，毛称“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非促退”。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会议期间传消息到国内，反冒进不要提了。57年底杭州会议批反冒进是右倾保守，曾与刘周约谈至深夜，毛对周等说，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指名道姓批周恩来陈云。促进是中共建政以來毛的革命标牌。毛据此把党内划分了两派：促进派与促退派。毛耿耿于怀张奚若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称“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毛对陆定一说：“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以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58年1月南宁会议是毛清算反冒进的集结号。
五
58年1月毛主持的南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批评反冒进，准备大跃进。56年4月，在是否增加基建项目预算上，毛与周意见相左，周对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意见。”即毛追加基建预算的意见。56年6月《人民日报》刊发了经刘少奇审批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实际侧重反急躁情绪，即反冒进，反映了周恩来陈云的经济主张。毛曾在社论上批注“尖锐地针对我”。毛在南宁会议上讲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是“方针性错误”。打击了六亿人民建设的积极性。并在会上对周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当事人回忆，实际批评的是陈云。毛借反右派之势，讲党内反冒进在前，右派批评“全面冒进”在后，反冒进助长了右派进攻，讲周陈反冒进与右派是相关联的，反冒进为右派言论，离右派“大概50米”。上纲上线是毛的专长与专利。毛提出不平衡的绝对性与平衡的相对性，主张积极平衡，即高指标。南宁会议成就了毛的一言堂，党内意见“一边倒”，使党内不同意见难以申辩，且把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多数反对冒进的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如周陈李先念薄一波被迫检讨右倾保守的错误。南宁会议后，若干省和部门提出了大跃进计划。南宁会议的例外是毛听了李锐的建议，推迟三峡工程。
六
南宁会议之后，毛在北京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与八大二次会议，连续攻击反冒进，为大跃进造势。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58年3月成都会议毛有六次讲话，其激烈程度咄咄逼人，可谓豪情万丈浮想连翩气冲宵汉，对后来的政局有决定性影响，值得重点研讨。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毛规定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毛讲，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毛认为建设速度要快，建设方法要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敢想、敢说、敢作。陈伯达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论证“一天等于二十年”，并称1956年以来的党内分歧是建设速度的分歧。毛陈配合得天衣无缝。毛批评陈伯达“勤恳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毛称发明“跃进”一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58年4月毛在武汉会议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冒进=跃进=马克思主义。批陈之后，毛愤愤言：“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6月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掀起高潮。毛信心十足走上前台直接领导经济与社会大跃进。
七
毛发动的大跃进从经济发展而言是两纲，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毛所称反冒进扫掉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粮食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亩产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亩产达到800斤。1957年10月，毛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宁会议后，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提出5年左右达到农业纲要亩产目标。河南吴芝圃提出一年达到纲要亩产目标。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1000斤，争取1500斤……毛听说深翻土地可以增产，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要求全国所有耕地深翻一遍。毛称：“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要敢于标新立异”。毛在刘的工作报告加写了56一57一58年是“跃进一保守一大跃进”。毛又要求密植，他亲自算了一笔密植帐，算出可亩产稻谷820斤。58年6月，毛在军委会上讲，苦战三年，争取每人千斤，今年可能增产一千亿斤。58年7月，毛接见时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平均粮食1000斤，100斤猪肉，20斤油，20斤棉花。在毛的号召下，有些地方深翻土地到1丈2尺深，一亩地下种几百斤。大跃进是从农田水利与农产量的浮夸风刮遍神洲大地的。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水稻130434斤的卫星。《人民日报》社论称“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沒有万斤的收获”。
八
莫斯科会议时，毛了解到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估算15年后可达年产3000万吨钢。毛宣布：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毛的超英计划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又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上7年赶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后来赶英的时间缩短为二、三年。冶金部制订“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计划，“二五”期间钢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41,5%，王鹤寿的报告称62年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而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毛称赞王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八大二次会议上王又提出59年钢产量达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指标层层加码，6月计委决定59年钢产量超过2000万吨，争取2500万吨。毛赞成提高钢指标。“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煤炭部门提出“两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二五”期间煤产量要达到7亿吨，铁道部门计划“二五期间修铁路3万公里，15年内全国铁路总长度达27万公里……柯庆施称15年内，苍绳、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孩子们读到书上关于这些动物的记载，就像谈到希腊神话里的怪物一样神秘。周恩来在会上做了检讨并诚恳表示，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決定“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6月22日毛在一条批语中写道：“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八大二次会议强调：“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狂想支配了无限权力的决策大会一一八大二次会议。
九
从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毛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借反右派的政治优势修改了八大基本矛盾的决议，以阶级斗争的政治挂帅统领全局，同时把反右与反反冒进相关联，重炮轰击以周陈为代表的党内高层稳健平衡的建设规划与主张，反冒进的实质是压缩高指标，避免国民经济失衡，而毛倡导的大跃进则是速度优先，以大跃进取代反冒进，就为“以粮为纲”与“以钢为纲”的赶英超美战略打通道路。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后，毛把王鹤寿的高产报告批给邓：“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阶级斗争政治与党内外反右推动了大跃进，并在党内造成毛泽东以势压人的一言堂的政治局面。从南宁会议毛倡导对革命领袖正确的个人崇拜开始，以柯庆施为代表的迷信毛主席的风气弥漫全党，任何异议难以发表，集体领导受到严肃消弱，军内反教条主义加剧了这种紧张气氛……加上当时党内外普遍欠缺科学素质与现代化經验，专家被批，卑贱者最聪明，以及动员体制的党天下，“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中国”，6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力争高速度”的社论，称“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一场以高指标为指针通过运动群众大兴水利大炼钢铁的大跃进狂潮骤然而来。
十
毛在58年6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后，决定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58年10月，毛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毛在对外谈话中讲到，他要求相关部门把钢产量“翻一番”，即在58年达到1070万吨。毛强调一吨也不能少。为了在数月内达到翻番目标，只有土洋并举，以土为主，因为土高炉易为群众使用。薄一波传达毛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陈云提议搞“土炉子”。10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让土法炼钢遍地开花”。据苏方报告，58年下半年中国建设了90多万小型炼钢设施，动员8000-9000万农民参加炼钢，以至农忙季节乏人收获，导致一些农地失收。周恩来坦承，小高炉炼出的大量生铁和钢质量不高，含硫与磷过高，难以用来生产优质钢和轧材，边远地区的难以运出。又据苏斯洛夫59年12月报告，中国自制的小高炉白白消耗了几千万吨煤炭，炼出的钢连回炉都不能利用。63年12月赫鲁晓夫说：“据说，孙中山的遗孀一一宋庆龄也在自己家里建造了一个这样的炼铁炉，以证明自己尊重总路线和毛泽东的英明才智。此类工业的最终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如今，这些炼铁炉已经废弃了，而所谓赶超英国也放弃了。”
十一
八大二次会议决定粮食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59年粮食产量指标8000-10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9000-10000万担。到11月毛主持的郑州会议，要求1972年全国粮食亩产过5000-10000斤。“以粮为纲”的号令下，遍地卫星，捷报频传。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群众来信。保定徐水是实践的典范。据报道，徐水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一亩山药达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一棵玉米33个穗。8月4日毛视察徐水，感叹不已，毛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钱学森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刊文称，如果植物能够利用照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的亩产量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一4万多斤。杨献珍59年1月看到河南登封县委书记发言记录：“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毛“完全愉快”地离开徐水后，徐水成为全国共产主义试点县。
十二
大跃进时期的另一项重要变化是以公共食堂为标志的共产主义试验，其对亿万家庭的影响可与土改相比。58年8月，毛从徐州巡视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好”。随后，毛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现。……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大变化，大概十年左右……我们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毛又讲：“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河南卫星公社二十四条，这是它的宪法”。毛要求把陆定一邓力群编印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发到县、区、乡，乡党委至少要有一本。毛说：“因为我们要搞进一步的社会主义，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看那个东西”。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称建立人民公社是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北戴河会后，共产风刮遍中国。58年11月，全国人民公社增至26576个，参加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9点1。这就是毛所说的不能专讲民主，必须有控制，“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十三
58年11月毛从《宣教动态》中看到《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导，兴奋地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毛批示后，范县的报告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范县人民公社党委的规划有：1960年粮食作物种植15万亩，保证亩产2万斤，争取3万斤，共产39亿斤。58年下半年的公社化实际上是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以前的农业社的全部财产一一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农作物、果树、蔬菜一一都共到公社，原来的穷社共富社的产，所谓一大二公，公社的平均规模4797户，1959年底参加公共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所有事务都以行政命令执行，如河南喳岈山公社建牛场、万头猪场与万鸡山，就调各队农民替公社建305间畜舍，到农民家里牵走牛192头、猪89头，鸡2700只，这就是无偿平调。另外，是县以上政权向公社平调。毛在北戴河会议说：“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湖北当阳跑马公社书记讲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共产就是不分你我，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毛在讲话中说到了康有为秘不示人的《大同书》，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强迫命令与瞎指挥伴随着共产风劲吹。
十四
农业放卫星的结果，是高征购。58年粮食实产量4000亿斤，却按6000一7000亿斤的产量征购了1175亿斤。据统计，到59年4月，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2517万人口挨饿。农业的浮夸风又逼迫工业大跃进，“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 毛在 确立了1070万吨钢的目标后，又将冶金部59年产钢3000万吨的《产钢计划》批发全党。6月21日，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结果，虽达到了1108万吨，但58年第4季度和59年第1季度的生铁有一半以上不合格，含硫量超过3%，名为“烧结钢”，无法炼钢。鞍钢日有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钢。 而财政补贴小高炉亏损超过国家收入的十分之一。59年6月国家计委李云仲致信毛：“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
十五
人民公社化毛称其大而公，其最珍重的是公共食堂。58年9月，毛安徽巡视时听闻舒茶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指示：“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11月毛在郑州会议上讲到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毛向中央委员们荐读《三国志 张鲁传》并写了批语：“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毛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到58年10月底，农村兴办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农村人口从70%升到90%。谭震林鼓吹甚力。毛声称“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结果仅吃了半年有余，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就只有清水汤了。59年7月朱德批评公共食堂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
十六
大跃进的灾难首先是农产量的浮夸风，再倒逼工业上的大跃进，炼钢指标一升再升，直到九千万人大炼钢铁，58年风调雨顺的大丰收年因缺劳力收割丰而不多收，人民公社化的共产主义革命把几千年稳定的农村社会闹翻了天，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毛58年11月就收到云南省委因肿病而严重死亡情况的报告，写了批示《一个教训》。毛开始放缓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脚步，讲农村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些急躁，而刘少奇、彭真则认为穷一点过渡好，彭真说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主张两年转完，搞慢了不利。毛对自已闯的大祸有所察觉，建议其部属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钢的高指标存疑，反复质询59年生产1800万吨有无把握？称“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破除迷信别把科学破了，适当收缩，主张保留与利用商品、货币和价值法则以更有效向共产主义过渡。毛说，中国比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一是不可能，二是不应该。但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这就是毛从58年底到59年上半年有限的纠左努力。
十七
从58年9月18日四川郫县报出亩产824525斤的天大卫星，到59年初的缺粮缺油风潮和市场供应短缺，只有短短的四、五个月。58年的高征购挤占了农民的口粮与种子粮，导致59年春天的粮荒。山东“馆陶事件”披露不少公社社员饿死，逃荒者成群结队。济宁事件暴露全区水肿病人67万多人，非正常死亡人数甚多。59年2月，毛收到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瞒产私分的报告，发现春荒的症结是生产队干部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批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坚决解决”。全国开展了反瞒产私分运动。反对瞒产私分更加重了农村缺粮的情况。反瞒产私分运动造成了大量的迫害事件，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伤亡惨重，如四川荣县区、公社、生产队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对干部群众进行毆打、逮捕、劳教、处分，逼迫交粮。但毛从瞒产私分中也发现了共产风问题，“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毛认识到公社化运动的“一平二调三收款”是恐慌的根源，毛说，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使毛注意到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差別并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性。毛开始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毛在2月27日郑州会议的讲话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这是毛炳政以来稀有的自我批评。毛在郑州会议结束时心绪低沉，说：“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了，不行”。
十八
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甫过，周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报告送毛，毛还收到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十五省春荒统计表。毛为这两个文件加了一个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并批示十五省处理紧急危机。受此触动，4月29日毛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称亩产量实际只有三百斤，能增产一、二百斤，就很好了，“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毛还写道：“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6月，毛同意陈云建议，将钢产指标降到1300万吨。对宣传口讲“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尽管庐山会议前，毛做了一些纠偏的努力，但指标仍高，公共食堂和供给制仍维持，公社体制未改，北戴河会议仍有效，局面未如毛预计那样很快会明白无疑的根本好转。风波却因读书而起，4月毛在上海会议上讲海瑞骂嘉靖皇帝：“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 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彭德怀会作海瑞吗？
十九
彭德怀并无先见之明，也曾头脑发热，58年9月东北考察其间曾在军事工程学院演讲：“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0500斤……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58年10月-12月的西北、湖南之考察，彭开始清醒过来，发现公社社员吃得是清水大锅汤，烂在地里的蔬菜庄稼无人收获，土法炼钢的巨大资源人力损耗与公共食堂的巨大浪费，尤其农村干部在层层高指标压力下的粗暴作风，他对家乡的干部郑重告诫：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令彭吃惊的是，他在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参观时，发现两个产量数字是颠倒公布的：把收成好的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58年的产量，而把58年较低产的数字，写成57年的产量，以彰显大跃进的成绩。彭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可怕”。59年6月出访回国后，彭听黄克诚介绍全国不少地方断粮及军车及海军舰艇帮助地方运救灾粮的情况……彭是以沉重的心情赴庐山开会的。
二十
庐山会议前，毛回了韶山，到墓地祭奠了父母并拜了毛家祠堂，6月26日赋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30日上庐山，又赋诗“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郑州会议时的灰黯情绪似已消散。7月2日召开的庐山会议议程是毛拟定的十九个问题，主旨是总结经验教训。毛对前期工作的定调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围绕着毛对形势的基本估计，会议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大跃进中狂热的封疆大吏，如李井泉、柯庆施，热衷于“成绩伟大”，歌功颂德，另一派则强调“问题不少”，而且要讲透。彭德怀是后者的代表。从7月3日到7月10日，彭在西北组有七次发言和插话，其中涉及到毛。彭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彭还说：“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主席去过这公社，我曾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彭还批评了好多省为毛修别墅，乱传毛的意见……彭告诫：“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二十一
彭德怀力图把大跃进的问题讲透，他说：“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实验。”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在毛主持的一次会上，彭听说58年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共50亿以上，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毛对彭说：“呃，不会有这样高。”彭答：“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彭认为：“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彭响应毛学海瑞的倡议，上海会议后找到《明史 海瑞传》，置于案头，有半个月的时间。彭的意见并不孤单。刘少奇在中南组也说：“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的储备。看来凡事不可轻信，要有办法让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日子不好混”。朱德说：“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北戴河会议高兴起来了，各项指标和对形势的估计，全从粮食多得不得了出发，结果搞乱了”。
二十二
党内高层在各组会上表达的批评意见令毛不安，也超出了他的预计。7月10日毛在各组长的联席会议上讲话：“从总的形势來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毛断言大跃进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点。毛把反对意见与右派进攻扯到一起，说：“全国办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以前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搞经济工作，现在是全党领导干部抓经济……“成绩是伟大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毛最关注的是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评价，强调“成绩是伟大的”，认为“已经批了九个月的左，差不多了，应赶快抓工作，争取1959年的跃进”。毛不再谈纠左了，而是偏向“同右派作斗争”。毛的讲话使彭德怀深感毛并未觉悟到其经济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及问题的严重性，故于7月14日将写就的一封万言书送毛，系统说明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这封信是彭口述秘书笔录成文彭又修改后送出的。写信前张闻天曾告诫他毛学了不少帝王权术，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
二十三
7月16日，毛将彭的万言书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毛约谈在庐山的几位常委要他们“评论这封信的性质”。7月17日，所有与会者都收到意见书并被告知讨论。当日下午，毛约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谈话，反复讲成绩要讲够，“不要怕乱，乱了才好治”。毛提及洛川会议彭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游击战的方针。那么，彭的万言书有那些内容呢？彭信分甲、乙两部分，甲部在肯定大跃进成绩时，提到严重失调现象，“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对全民炼钢铁，信中认为“有失有得”。乙部认为大跃进时期的要害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吹遍各地区各部门，高估粮食产量，片面发展钢铁，铺张浪费，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失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指标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都是一种左的倾向，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纠左比反右难……彭信中引起最大争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列宁批判的左派共产主义幼稚病。
二十四
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讲了给毛写信直言的原由：“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而在当时，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不好说话，恩来、陈云过去犯过错误，不敢讲话，朱德不便讲话，林彪同志长时间没管事，情况不熟，小平同志不便讲话。政治局、中央只有我还可以同毛泽东同志讲话。讲了话以后，可能被撤职。撤职以后，黄克诚当国防部长”。彭信讨论了六天，多数讨论者基本赞成彭的意见，其中周小舟、黄克诚、张闻天的发言较具典型性。黄克诚说，争议在于“问题不少”。他认为还有三点在胡乔木等起草的“议定记录”中未充分体现，一是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是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三是59年计划指标过大。胡乔木也发言称浮夸风尚未过去。周小舟专门谈了得失问题，从具体问题来讲，得多于失，得失相等，失多于得倒是有的，要加以区別。如湖南搞五万个小土炉，有两万个没点火，这些只有失而无所得。7月21日，张闻天讲了三个多小时，理据充分，系统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利弊得失。这位曾任八年的中共总书记在民生危难的关键时刻表达了政治智慧和良知。
二十五
历史无常。四十年代初被称为教条主义之首的张闻天在五十年代末成为“经验主义”元帅彭德怀的盟军，以首席理论家的学术功力，辅以大量事例批评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珍爱的大兵团作战式的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与公社化式的共产主义……张闻天说：大跃进的问题“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的失调，引起很大损失。”，不仅如此，“问题不单是赔了50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7000万至9000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张全面支持彭的意见书，对一些吹毛求疵的非议一一辩证，不忌讳“触犯龙颜”，比如，张说：“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张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张闻天认为关键是党内民主：“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二十六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讨论彭德怀意见书的长篇发言，纵论大跃进时期的十三大问题，是一份科学的总结报告，其尖锐性与深刻性在于归结为党内民主生活的缺失。他与彭交换过意见，大跃进的失误主要在于毛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怪他人。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有鉴于此，张闻天强调，党内民主“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总之，民主作风很重要……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被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彭德怀的万言书与张闻天的8000言将被历史重重地刻在功德碑上。
二十七
毛未“一触即跳”，而是硬着头皮听了近十天，考量着讨论的倾向性，似乎向着他期待的肯定伟大成绩总结经验以发动新跃进相反的方向倾斜……7月23日，庐山全体会议，雷霆震怒，杂以无尽的伤感，毛发表了苦心构作的三个小时的滔滔宏论，痛击彭的“战书”。毛以反右派引论，驳斥耿耿于怀的“小资产阶级狂热论”：一亿几千积极分子“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刮共产风不好，但一个月就刹住了，“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毛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对食堂的批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人无完人。毛说他有两条罪状，一条是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一条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只是“多付了学费”。如何对待失误？毛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走”。毛承认58、59年主要责任应由他负责，接着伤叹：“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
二十八
毛讲话后，周对彭说，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今年你替了我了……对彭的批判不断升级。毛又评论彭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猖狂进攻，是党内“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增长。会议也由批判彭的意见书转向追查彭黄的非组织活动，转向批判以彭为主帅张为副帅的反党纲领以及捍卫总路线。彭回忆当时心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更会加深左倾危险，使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以致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从小会到大会，从讨论彭的意见书到对彭的全面清算，包括历史旧帐，所有的会都开成了围攻彭的批斗会。其中透露的若干信息耐心寻味。如批彭“百团大战”，林彪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刘少奇讲彭反对唱《东方红》。他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毛泽东说，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林彪批彭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
二十九
批彭的高峰，是8月2日在庐山开幕的八届八中全会，毛在讲话中称要面对两大危险，一是世界大战，一是党内分裂。毛讲了几次58年5月上海会议上讲党内分裂是针对彭的。彭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毛认为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8月11日，毛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康生致信毛，称“不仅我们的农业社可以叫人民公社，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做'中华人民公社'”。毛立刻批示“印发各同志”。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问题。毛致信张闻天，讲张与彭武文合壁，相得益彰。毛讲彭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庐山上有两个司令部。大会的批判是一边倒的，诛心之言比比皆是，左派俱乐部高唱凯歌，给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彭则被迫“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最后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毛在闭幕会上又讲到了海瑞：“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会后，彭德怀被罢官，林彪接替彭主持军委，任国防部长。
三十
庐山之变是反冒进的继续，反右派、反冒进、反右倾三次政治风暴，破坏了党内外民主的基础，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共，集中于中央，集中于领袖。人民、民族与国家的命运系于领袖的反复无常的意志。庐山会议把党内关于大跃进评价的不同意见变成一场阶级斗争，毛把党内正常的批评意见看做“反党的意见书”，看做闹分裂的敌对势力。8月16日，毛在一个批示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庐山会议的逆转再一次证明毛的独断完全可以任意操纵决策层。陈云80年曾问，如果政治局委员都是彭德怀会怎么样？毛曾欢迎批评，倡讲真话，吟诵杨继盛的”与人和气察群言”，称颂赵充国“能坚持真理”，号召党内多出骂皇帝的海瑞，那么，讲了真话的彭与李云仲又如何呢？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別人讲，就听不大进去了，特別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人治是靠不住的。
三十一
庐山会议有两个恶果。一是毛的个人崇拜更加严重更加肆无忌惮。八届八中全会闭幕的翌日，在毛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称毛是最好的、最正确的领导。彭、黄、张、周反对搞政治运动，要顶住。刘说，苏共二十大后，党内有人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他是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刘少奇说：“我想我是积极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我现在还要搞。我现在还要搞小平同志、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以后我还会要搞。”二是庐山会议开始了新一轮大跃进。毛在下山前致信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要就维护人民公社“向世界宣战”。1960年钢产量定为1840万吨，还有第二本帐2040吨，第三本帐2200万吨，以土洋结合的大炼钢铁又狂飙复燃。据統计，全国小土群、小洋群的职工占总数的55%以上。1960年12月中央又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钢指标降为1860万吨，要求炼“争气钢”，一吨也不能少……这是又一场灾难。农业大幅减产，粮产量1960年比57年下降28.4%，棉花产量下降36%，油料作物下降54%，全国有3000万人以上缺粮断粮，非正常人口损失1000万以上。据60年6月中央工作组报告，河南信阳饿死436882人，农村几乎家家丧服。有文字记载的人相食事件达数千起。
三十二
公共食堂万岁！万岁的公共食堂办到61年上半年实在撑不下去了，党内外怨声载道，但直到胡乔木4月14日关于韶山的公共食堂调查报告送毛才有了转机。胡乔木说，解散公共食堂，是农民的第二次解放。毛说：“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人民公社亦退到生产队核算，局部地区试验包产到户。钢铁不再大炼，城市压缩人口，饿、病、逃、荒、死在广阔村落如瘟疫流行，大饥荒吞噬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早在59年7月23日彭德怀就在笔记中写到：“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61年6月，毛反省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县以下应“继续反左”。薄一波认为：“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1961年9月毛在武昌会见蒙哥马利元帅，元帅问毛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为毛收拾大饥荒残局的，是刘少奇！
三十三
1949年10月 中共建政以后，从1953年废除《共同纲领》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开始，毛以人民的名义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一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共产主义大跃进，其后果是非正常死亡达3000-4000万人口的五年大饥荒，一是冤及亿人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后果是历史决议钦定的十年浩劫。这两件事中间仅隔了三年，其实血脉相连，前一件事引发后一件事，如安子文传达刘少奇的话，千万不要以犯更大的错误掩盖曾经发生的错误。不幸的是，毛确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发动一个更大的灾难掩盖已发生的灾难，这就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了。文革前史，就是文革的起源史。欺瞒可得逞于一时一世，绝不可能长久。青史不灭，人心不死。对毛之失误的反省，对文化大革命消极遗产的反省，必然导致对共产主义革命祖师列宁创造的集中制政党体制的反思，也必然导致对共产主义革命本身“乌托邦”性质的反思以及对秦皇以来君权独断的帝制传统和陈胜以来破字当头的游民传统的反思，改革开放，回归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主流，这就是结论。
三十四
62年初七千人大会时的中国，尽管通过《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研十四条》等若干法规性政策遏制了经济局面的加速下滑，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充分显露，其严重性超过所有先知先觉的预言，全党全军全民都在找食吃，吃饭实实在在成了全国民众的头等大事。三位名不见经传的陕西农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题为《当前形势怀感》，其述直白有道：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何今暗而昨明？ 因此，无须诧异，本来以征购粮食反对地方分散主义的五级干部(中央、中央局、省直辖市、地委、县委及军队、国营大型企业)参加的七千人大会开成了出气的诉苦会，与会者关心的是究竟什么原因造成如此的困境与如此的惨状一一全国性的大饥荒？其可圈可点，堪比庐山会议。只是风水轮流传，这回换了一批元勋重臣同伟大领袖博奕了，而且是在比庐山会议规模大得多的平台上。
三十五
七千人大会的毛刘分歧仍是对形势的估计。毛以为自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政策调整后经济状况从谷底复苏，开始好转，人心也趋于稳定，天下已定，他的兴趣转向赫鲁晓夫，考虑如何反修防修。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则对严峻的现实有更清醒的估量，粮食危机迫在眉睫，各地自顾不暇，1961年的粮食产量1475亿吨，是1957年的75%，进口粮食520多万吨，城市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正是这种认识的歧异，毛对刘邓主持的七千人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有所保留，尤其是这个报告所讲成绩为12年以来而所论失误则是大跃进以来，倾向性是明显的，毛决定把这个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以听听各路诸侯的意见。果然，七千人议论纷纷：高指标是禍首，片面强调高速度，农业问题，根子是所有制，剥夺农民自主权、自由权、所有权，人祸是主要的，失误是人灾造成的，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不敢讲真话，一错再错，祸及全国，源于党内斗争过火，光从反右考虑问题，把党内的不同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斗争了。反右倾的扩大化，在党內出现了四不讲，报上沒发表的不讲，中央沒讲的不讲，文件沒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沒讲的不讲。有人讲过去几年受的损失并不亚于第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统计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陶铸认为错误的责任在上边，有人公开讲焦点在毛主席身上。
三十六
本来会议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集中统一，而地方大员并不认可分散主义，实际为谁也不愿多交粮，自顾不暇。毛顺势而为，支持各种意见充分表达，决定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修改报告，并建议刘少奇不必照本宣科，拘泥于文本，可就报告的一些重点详加阐释与论证。于是，62年1月27日刘在全体会议上做口头报告。刘说，1959年以來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百分之四十还多。原以为会有大跃进，反而退了很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刘讲到“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谁对人禍负责呢？刘说：“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中央不少领导人有了骄傲自满情绪，在党内党外，“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因此，要实事求是，就要調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刘批评了左比右好的观点，讲“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他建议要认真地清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刊登的口号。对于刘的口头报告，胡绳回忆，刘在台上讲，毛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是否能够接受。
三十七
大饥荒的责任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也是难以绕开的难题。刘澜涛触及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不民主的问题。彭真有惊人之语。1月5日，彭致信毛：“在三年灾荒中，晋南有些县死人在三分之二以上”。他明确提出毛应作自我批评。在起草委员会讨论大跃进责任时，彭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邓小平说，毛自己说不是圣人。刘少奇强调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周恩来讲不能叫毛负责，毛早发现问题早纠正，“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后来林彪的大会发言夸张了周的意见。陈伯达指责彭要检查毛的工作：“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负责？”彭声辩：“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三十八
七千人大会还有几个大会报告，周恩来多次讲话代表国务院承担责任，邓小平讲中央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林彪发表了一篇怪异的毛的颂词，对毛加以神化：“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林还说：“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林的讲话黑白颠倒，指鹿为马，以不合常理的阿谀逢迎毛，维护毛，与柯庆施、李井泉的文过饰非左派俱乐部异曲同工，为大会定调，高度评价大跃进“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困难是“特大的自然灾难”造成的，损失只是“付出一点学费”。不论有何理由，都是林氏政治历史的污点。林在私人笔记中写道：“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讲话后，毛即时回应说：林彪同志讲得很好，给你一月时间整理出来，一个月不行两个月，请你整理出来。后来毛就林讲话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决定延长会期，在北京集体过春节，“我建议让大家出气，……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帐，不打击，不报复。”毛还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
三十九
林彪別具一格的讲话虽为毛欣然悦纳，也在大会上引起议论纷纷，林的“自然灾害论”与“学费论”显然为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减压解负，本來对刘书面与口头报告不满的柯庆施等受到鼓舞。有人称林讲话更证明了59年庐山会议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但也有人疑惑，有人反对，其尖锐者是河南鲁山县县委书记杨国殿，他认为：林彪讲话是袒护毛主席，什么交学费了，毛主席离正确总是八九不离十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林彪在那里讲得天花乱坠，不实事求是呀！还有人在会议上说：这几年批右的时候，有名有姓，问题明显。但是，这几年主要是左的错误，到底是什么人左了，是什么思想，都看不到。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会上有人披露，据中南局统计，反右倾、反瞒产、拔白旗三个运动，共处分了32万人。民主革命补课，河南处分了23万人，湖南处分了21000人，中南区平反的只有7万人。有人说：几年來，每次搞运动，上面规定的控制比例，实际上起了促进扩大的作用。有人批评：湖南80余县撤换了30余县委书记，取了经是唐僧的，闯了祸是孙悟空的，反右倾是整了说老实话的。朱德说：不要自上而下地普遍搞反倾向斗争。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普遍化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往往造成扩大化错误……
四十
59年7月庐山会议毛有一篇讨伐彭德怀的长篇讲话，62年初七千人大会毛又有一篇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与56年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和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算是四篇中共建政以后较有系统的文献。可惜的是，这四次讲话都因政治需要而在毛生前就不断修改，有二个或多个版本，与原始记录相差甚多。毛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从15年超英的立场上退缩下来，讲没有一百年的时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毛提出向苏联学习，“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來，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毛坦承缺乏建设经验，“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他就不讲话。”毛也有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据相关文献，毛自59年至61年11月做了六次自我批评，其中一次要求传达到各级党委。
四十一
所谓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决策机制的政治制度，聚讼纷纷。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实为列宁的集中制。毛加了民主二字，一为修饰，二为因政治需要而征求不同意见，可作民主作风之解。“全党服从中央”，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精义。七千人大会时，毛对各级官员的怨言与异议有所体察，故欲纵之以察舆情，毛说：“强调集中，首先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毛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毛的讲话一石激起千重浪。刘少奇临场发挥了毛的民主，讲“ 党内民主不能代替国家的民主，1700万党员的民主不能代替6亿人的民主”。邓小平提出对权力监督的问题，邓说：”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因为“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
四十二
毛讲话后，七千人大会进入后半段，即地、县级干部出气，省部级干部检讨的阶段，毛亲自听各大区汇报，密切关注，真实的意见也于此时密集地表达出来……吉林有人批评中组部：“1958年中组部在徐水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河北有人说：“这几年搞运动多，对干部压服多，开会经常讲撤职，开除，如干部不入食堂撤职，反不出坏人撤职……”河北省长刘子厚检讨说，河北58年自称“创造了18万亩千斤、双千斤甚至5000斤以上的上麦卫星田和大面丰产典型”，其结果呢，河北连自己的口粮也解决不了。1960年冬，全省人均只吃4两粮食，59年庐山会议后，把解散食堂也看成右，农村左的情况未改，却掀起了反右浪潮，造成60年减产。会上对反倾向斗争多有批评，有人说：“近几年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实行了过火斗争，破坏了民主生活，人人自危，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实际上没有民主生活，在斗争中，一搞就找集团。”陶鲁笳说，反倾向斗争从57年反右开始。几乎所有的省委书记都讲到了党内斗争过火与缺乏民主的问题。
四十三
出气会上，有人提出：“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要请报告人做个报告”。山西有人说，饥荒主要是“人灾”造成的，天灾对收成的影响不大。59年以后公共食堂散了又办，办了又散，反复了两次，征购中征了过头粮。1960年冬，闹了浮肿病，饿死了一些人。陶鲁笳说：“1958年冬我曾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少种高产，全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其实是170斤”。王任重说：“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湖北58年向中央上报粮食产量450亿斤，实际只产197亿斤。59年春湖北开始饥荒，大量饿死人是在59年底至60年。59年1月，武汉市仅有吃用一天的存粮，只好把四川调上海的粮食扣了应急。检讨的共识，是庐山会议反右反坏了，真正减产的是这一年。高指标是祸首。冶金部检讨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高指标是冶金部带起来的。粮食部说，59年全国粮产量3400亿斤，征购了1200亿斤，占三分之一多。1960年本來全国已出现大面积的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已极为严重，粮食部还自以为天下太平。陶鲁笳后来反省说，虽然毛纠正高指标，“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
四十四
那么，七千人大会如何看待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呢？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刘少奇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正式报告宣布：“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未参加七千人大会，看到刘“小集团”之说，写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沒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事实将要证明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62年6月，彭将自撰的八万言书交送毛与中央。彭说：“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态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彭申明：“我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也沒有任何企图小集团篡党的阴谋”。9月，毛将彭信称为“翻案风”。 诬构彭德怀是七千人大会的一个污点。
四十五
宣传舆论不仅是大跃进时期的一面镜子，而是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万能机器。吴冷西作为主管在七千人大会上有沉痛的反省。他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吴冷西说，宣传了总路线的灵魂是高速度。“高速度万岁”是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人民日报》还编制各省进度表，助长浮夸。新华社热衷于报道各类农业卫星，鼓励“放开肚皮”吃饭，“无限量”地吃饭，倡导“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等等，种种荒诞不经的事情，充斥纸媒广播，真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邓小平就党的问题在会议结束前做了正式讲话，其中批评了党内过火斗争并称：“今后不准搞整人运动”。陈云没有讲话，他在大跃进时期多次建议降低指标而惹毛不悦。他26年后解释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大会上不给毛“难堪”的理由合理合情，也合乎陈云的政治性格。
四十六
七千人大会尘埃落定，余波未息，几年后仍会引发更巨大的风暴。暂且不说。62年2月23日陈云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南海西楼会议上发表了深思熟虑的经济讲话。陈云说：经济上严峻的困境并未好转，困难有五个方面，其最基本的是农业大幅度减产，61年比57年减产了800多亿斤，城乡居民吃穿用严重不足，基本建设规模投资超过了财力物力的可能，城镇负担过重，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陈云认为，经济仍在恢复阶段，“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陈云建议向每个城市人口每月供应3斤大豆。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來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2月26日陈云在刘少奇的建议下又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提出经济工作要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的基点上。中央决定以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恢复经济，伤筋动骨，惨淡经营，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陈云在党内管理经济与理财的威望主要是56-62年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四十七
恢复阶段，党内争论的焦点是农村政策。作为中共独树一帜的农村经济专家邓子恢主张责任制，建立激励农民多劳多得的管理制度，允许农民有小自由，如将自留地扩大到10%。邓批评58年以来的大跃进是运动群众而不是什么群众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都赞成包产到户等责任制的政策。62年7月，毛批评田家英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尔后约杨尚昆谈话，提出“是走集体经济呢？还是个人经济道路？”毛的表态改变了中央的方向。邓子恢直言犯上，当面向毛建议实行包产到户，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农民不愿改变。后来毛说，邓向我保荐责任田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我向他提问题，他不答复，他讲他的。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到8月北戴河会议，毛批邓子恢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也是这次会议，毛把刘、陈、周等对经济形势的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批为“黑暗风”，把包产到户批为“单干风”，把彭德怀要求重新审查的八万言自述书批为“翻案风”，毛声言：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
四十八
众所周知，文革是从批《海瑞罢官》开始的。姚文发表前的65年9月23日，毛突然召见了彭德怀，说：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 1967年2月毛对巴卢库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翻遍七千人大会毛的全部讲话，没有这个内容。毛为什么编造“先见之明”的谎言呢？为什么对七千人大会讲话改了又改呢？文革刚开始，江青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这口气”。59年庐山会议与62年七千人大会是毛的心结。因为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加剧了全国的大饥荒，七千人大会对大饥荒责任的检讨又触犯了毛的权威，加深了毛对中国赫鲁晓夫的恐惧，而大饥荒，则是毛永远挥之不去的恶梦。千秋万世，只要人类还在，就会记住这块黄土高原上的墓碑。墓碑的白黑两面分别镌刻着：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
四十九
我自撰的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与文革前史是业余的尝试之作，亦是文革五十周年后的思考。 人世的苦难，只有真正被理解了，才会成为历史。 沉思是一种理解，历史沉思是一种对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以对历史的充分尊重为前提的，尽管人的局限性使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永无止境，但没有追求真理的诚实仍是无济于事的。历史研究是严肃的事业。而培育判断力的理性思维，也是必不可缺的精神条件。唯有如此，还有艰辛的努力，心存敬畏，广泛借鉴与吸取前人及当世的研究成果，才能点燃心智的明灯，看清历史混沌的烟云背后本质性的作用，权力的愚蠢及追求不可能的事而疯狂……以史为鉴，丰富我们的智慧，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当我沉思我们民族57-77年二十年间的痛史时，我所始终不渝关注的，不是逸事野闻，而是某些支配历史运动的重要事件与人物的内在关联和内部结构。我寻求的是事实的整体，是宏观的视野，是认知的框架。 奢望没有，但愿与读者一同进入历史的理解。
(陈坡 草于2016年4月10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