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双周刊，2026-6-3）
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外界预计他至少会任满两届。习近平日益扩大对民间社会的打压、推行个人崇拜，令海内外众多观察家大失所望。他们原先认为习近平的家庭传承和生活经历注定他会是个自由派改革者。许多人曾想，习家在毛的统治下的种种经历，应该早已使习近平意识到了共产党专政的危险。他的父亲习仲勋（1913-2002）在1935年共产党党内斗争中差点被处决，在1962年内斗再起时遭到清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后惨遭迫害，在历经1987年党内新一轮对抗后淡出政治舞台、随后退休。习近平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折磨而自杀。习近平自己作为“走资派”的子女也被迫“上山下乡”和农民一起劳作。
这也难怪习氏父子二人在各自的政治生涯中都显现出对改革事业的投入。在邓小平时期，老习是华南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先驱，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逼宫，习仲勋是唯一一位提出反对的政治局委员。小习则是一位内敛、务实、鼓励经济增长的地方官，他先是在农业县，后来在福建、浙江和上海这三个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市担任要职。习近平在攀登权力高峰的最后一阶击败了对手薄熙来，后者在担任大都市重庆的领导人时曾推行效仿文革的政策。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外界广泛推测习近平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将会进行政治自由化和市场经济改革。但与此相反，他再现了毛泽东统治时期最为危险的几大特征：个人独断专权、强制思想统一以及任意迫害。
这个悖论的关键在于习对毛似乎不合常理的崇拜之情。习对毛的看法可以从他父亲的官方传记里看出端倪。该传记由党内学者编写而成，上卷出版于习即将取得最高权力之时，下卷则是在习成为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出版。书中在描述他的父亲习仲勋1935年险遭迫害致死一事时说，是毛救了他的性命。毛在下令释放习时说道：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随后习受毛的提拔，在陕甘宁边区当主席，1949年建国后进京工作，并担任要职。
传记将习仲勋1962年遭清洗一事归咎于毛的秘密警察头子康生，而非毛本人；还声称毛将习下放到省上的一个工厂是为了保护他避免北京政治风暴的波及。数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红卫兵从这个工厂里将习仲勋“揪出”并施以暴行、进行公开“批斗”。传记里说，毛的副手周恩来总理为保护习仲勋，将他送到北京附近的一个军营里接受监护。这些故事无疑都经过了加工，目的是把毛的形象以习近平所希望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这些故事确实基于某种历史真实，有助于解释习和毛的政治遗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如习近平在几年后所说：“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里会有今天的我！”
习崇毛绝非个人的偏好，许多中共贵族的世袭者都持有相同的态度。正如阿格尼丝·昂德莱西（Agnès Andrésy）在她以习近平为主题的专著中指出，当今中国绝大部分的政治领袖和多数商业精英都是世袭贵族出身。邓小平在1981年提出，毛的功大于过，（按照中文里一个老套的说法）是“七分功三分过”。但在实践中，邓基本上废弃了毛所推行的一切。西方普遍认为邓挽救了差点被毛毁掉的制度，而习和很多其他红色贵族持相反意见，认为邓几乎毁了毛的遗产。
曾经当过红卫兵和知青的红二代们还依稀记得年轻气盛时那股理想主义的劲儿，但他们对毛的崇敬之情不同于对过去的单纯怀念。与之相反，正如自由派知识分子李伟东在其广受热议的网络文章《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中写道，开国元勋的后人们将自己视为“天下”，也就是其父辈跟随毛打下红色江山的继承人。他们的父母从贫苦的农村走出来，一路扶摇直上，成为一个帝国的统治阶级。红二代生活在一个“站起来了”的、受世界尊敬和畏惧的国家里。他们可不想成为“丧失帝国”的一代人。
正是这样的逻辑，驱使刘源支持习近平复活毛泽东思想和政治象征，而他的父亲是被毛清算最后惨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至于其他被毛迫害的著名人士，他们的后代有很多也以同样的逻辑组建了以纪念毛的遗产为宗旨的团体，如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和北京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1]。
太子党成员们似乎是从字面上和生物学的角度诠释了政治纯洁性的“血统论”。文革期间，这个理论在高干子弟红卫兵之间流传甚广，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的父亲当年被毛泽东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自己却为习近平打击腐败官员连连叫好，丝毫不觉得讽刺。他们把毛泽东清洗异己视为“失误”。如今成批的官员们蜂拥而至想为中共效力，在太子党看来，这是因为中共当权，并非因为这些人继承了先烈为革命牺牲的精神。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是侵蚀革命遗产的蛀虫。
威胁革命传统的还有其它几股势力。习近平走马上任之时，恰逢中共政权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同时发生的紧要时刻。执政者需要处理经济增长的放缓、安抚数百万下岗工人、将需求从出口市场转向国内消费、整改表现不佳的大型国有企业、清理数目庞大的贷款坏账和不良投资、缓解令新中产阶级不满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问题以及精简军队和提升军力。国际方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多国不断向中方施加压力，试图阻挠其对台湾、尖阁诸岛和南海等利益的合法维护，故而被迫作出强硬回应。
面对如此多重大问题，任何一个领导都需要大权在握，而毛为如何掌握大权提供了样板。习近平作为党、政、军一把手，掌控了三大权力体系。但是在他之前的两届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是在集体领导机制下行使这些权力的。在这样的机制下，每一位政治局常委分管某项具体政策或机构，做决策时并不受其他高层官员过多干涉。
在这种模式下，领导班子的决策权力有限，不足以满足习和他的支持者的胃口。于是，习除了重用主管宣传的刘云山和主管反腐的王岐山外，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晾在一边。在22个分管具体政策领域的“领导小组”中，他担任7个最重要的小组组长。其中一个是新设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使得总理李克强经济管理大权旁落。习还创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协调国家安全事务。
习效仿毛的做法，重用几个信得过的副手，通过这个紧密的小圈子使用权力。这些人因为在习政治生涯的过去几个阶段表现出耿耿忠心而赢得了他的信任。在权力极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的栗战书就是一个例子。正如学者李成在《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上撰文说，栗战书在2014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政策制定的辅佐工作要做到“绝对忠诚”，中办的党员干部应该在“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习的心腹在负责安全、官员职务行为监督和宣传工作的官僚机构内都占据要职。与前几届政府里的高官不同的是，习的副手们避免与外国人士接触，就算是同僚，如果他们不属于习的小圈子也照样敬而远之。
习在维护统治、防范政变方面也仿效毛的模式。他的反腐行动使他四处树敌，坊间有他多次遭暗杀未遂的谣传。但是，正如毛文杰（James Mulvenon）和李成分别指出的那样，习凭借着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负责制”收紧了他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他还通过他多年的贴身侍卫王少军掌握了负责保护所有领导人安全的中央警卫团[3]。这样一来，习对其他领导人的动向了如指掌，这与毛通过他的忠诚追随者汪东兴的做法如出一辙。
习表现出一种拿破仑似的自信，认为自己肩负重要的使命而且必定会成功。有人形容他私底下和蔼亲切、神色轻松，但他精心雕琢的公共形象却像毛一样面无表情、不露声色。至于他到底是想要显示出一种克制隐忍，还是势不可挡的气魄，那就要看他是身处一场乏味讲话的听众席还是演讲台了。各宣传部门费力为他打造出一个可亲可敬的“习大大”形象，习好像也确实颇受人民欢迎，不过这一点正随着经济放缓而改变。但是他推行波及多人的反腐行动仍在继续，他的神情令知识分子和党内精英们读不懂、猜不透，难免心生恐惧。
最重要的是，习对思想统一的要求也是从毛泽东那学来的。在解释为什么文化和媒体工作者必须“姓党”、做好党的“喉舌”时，他引用了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强调党控制军队的重要性时，他沿用了毛泽东为1929年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他还警告党员切勿“妄议”中央，并严禁学者谈论“普世价值”。正如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他的新书China’s Future（译者注：暂无中文译本，标题可直译为“中国的未来”）中写道的：
对任何形式的异见和社会活跃人士严厉打压，毫不手软；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管控日渐严格；基督教十字架和教堂不断被拆除；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数百位人权律师被关押受审；公共集会被限制；大范围的书籍报刊被审查；大学课堂已被正式禁止使用外国教材；知识分子受到严厉审查；政府加大对境内外非政府组织的监管力度、程度空前，很多非政府组织已经被迫撤出中国；对“境外敌对势力”发动频繁的抨击；负责“维稳”的安全人员覆盖全国……从1989至1992年“后天安门事件”时期算起，中国政府对人民的压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但是，习和毛在许多重要方面还是有区别的。习掌握的消息比毛更精确，这得益于庞大的组织化、专业化高的情报分析系统，以及习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走访视察。他利用党的中纪委任意审查官员，以腐败罪的名义排除异己，而不是派出大吵大闹的红卫兵、给政敌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打压异见人士时，他使用的是政治警察，而非群众运动。毛是一个有文学气质的思想家，习虽然思想平平，但在决策上更深思熟虑、连贯一致。和毛天马行空的行事风格相比，习的生活作风看起来规矩得多。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失败婚姻后，他和著名的军旅歌手彭丽媛的婚姻稳定下来。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十分传统，甚至有些平淡，就是在谣言满天飞的北京城也没有丑闻，指称他是毛那样的贪淫好色之徒。（坊间也没有传言说习本身腐败，但是彭博社有过关于他的姐姐和姐夫聚敛财富的报道。[4]）
而且习绝不是什么革命家。他既不想把中国弄个天翻地覆，也不想把时钟倒回到农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他提出“两个三十年”——即毛时代和毛之后的改革时期——不能相互否定。中国必须将毛泽东主义的强硬与现代改革结合起来。
可是，习心目中的改革可不是海内外许多观察家所乐见的。他上台之后，政府发布的第一部政策宣言提到“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但是现在不难看出，动用市场力量的意图是将其作为提振“共和国长子”国有企业和国家金融机构的工具，而非削弱它们的势力。这些企业和机构持续享受国家扶持，构成经济的大部分。习将它们视为政权的支柱，绝不会把经济控制权交给中共不能掌控的私营企业。
习想要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意味着加大力度用法律手段进行政治压制和改变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他想改革大专院校，为的不是培养西式的学术自由风气，而是要让学者和学生（包括留学生）就范。他对军队的彻底重整有一部分意图是让军队作战能力更强，但另一个目的是让军队再次向党和他本人表示忠心。一切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让中共共产党继续执政。
习的治国目标是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些目标听上去不算宏伟，但实际上十分大胆。2049年的目标意味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三万美元。据中国政策制定专家预计，如果此目标达成，中国204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百分之三十，比美国现在的占比多出大概1.5倍。如果成真，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会相当巨大。但是，离2049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目前来说，习如果认为中国势力范围内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他会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但是从根本上说，国内问题是他的首要任务。
在某些方面，习为自己揽下了比邓、甚至是比毛更大的权力。虽然在困难的政策议题上是邓最后说了算，但是他竭力避免参与日常政策制定；就算被迫为重大决策拍板，邓也会先和一些高层领导人商议、寻求共识。毛在决策时倒是为所欲为，不管他的高层同僚有何想法，不过他一次只着眼于几个问题。习似乎每天都亲自过问不同领域的重要政策，无需同其他高层同僚或退休元老谘商。
习可能会走得更远。他几次暗示会想办法打破刚建立不久的两届五年任期的规矩，多任一届、甚至数届。他将自己封为领导“核心”，而他的前任胡锦涛没有谋求这一地位。每当中国领导人的第一个任期进入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般可以看到一两个年纪稍轻的政治人物以接班人候选人的姿态浮出台面，然后在明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被进一步确认，可是目前没有这种迹象。北京流传的一个流言是一个编辑组正在编写一本讲述习的“思想”的书。这本书如果面世，习将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另一位贡献者而与毛平起平坐，这个地位是毛之后的所有领导人中至今无人企及的。
习对权力的集中对中国构成重大危险。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关于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讲话对这个问题阐述得很清楚：
“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
正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邓所建立的制度有几条不成文的规定：高层领导干部最多任职两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分摊领导职能，高层领导干部做决策时要征求其他领导和退休元老的意见。
习对邓的制度的颠覆使得共产党政权命悬一线，其生存完全取决于习能否胜任庞大的工作量并不犯重大错误。大众传媒和他小圈子之外的官员似乎被习的威严震慑，不敢对他说真话。他试图抑制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和思想力量的发展，但这些力量必然会愈发壮大。习可能打破经济界、思想界精英以及党内领导班子对中国发展道路达成的共识，而不是发扬光大。他将惩治腐败的矛头指向了已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其他退休高官的残余势力，打破了退休领导人一旦卸任就能全身而退的规矩，这也为习卸任后能否安然无事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邓煞费苦心地通过改革，为继毛之后的政权打磨出来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但随着习不断偏离邓的轨道，这些能力有被削弱的危险。
当习身边的红色贵族在同一辆战车上试图维护政权的时候，其他人却用宗教信仰或个人消费逃避现实，还有的把钱和孩子送到国外，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危机就要到来的紧迫感。难怪习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像是在应对一场攸关生死的威胁。鉴于习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若要说他为巩固专制统治采取的行动将以失败告终可能有点冒失。但是，这些行动的风险在于，它们会催生出当局恰恰想要防范的政治危机。
[1] See, for example, news.sina.com.cn/c/2016-02-23/doc-ifxprqea5122519.shtml,history.sohu.com/20130830/n385376788.shtml, and news.163.com/13/1121/11/9E6V2N5E0001124J_all.html, accessed on March 10, 2016.
参见，例如：媒体盘点:“红二代”为啥近期连续聚会？和三十余名红二代北京聚会 合唱《盼红军》
参见，例如：媒体盘点:“红二代”为啥近期连续聚会？和三十余名红二代北京聚会 合唱《盼红军》
[2] Cheng Li, “Xi Jinping’s Inner Circle (Part 4: The Mishu Cluster I),”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6 (Winter 2015).
李成，“习近平的小圈子（第4部分：秘书帮 I）”，《中国领导观察》第46期（2015年冬季号）（只有英文）
李成，“习近平的小圈子（第4部分：秘书帮 I）”，《中国领导观察》第46期（2015年冬季号）（只有英文）
[3] James Mulvenon, “The Yuan Stops Here: Xi Jinping and the ‘CMC Chairman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Cheng Li, “Xi Jinping’s Inner Circle (Part 5: The Mishu Cluster II),”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7 (Summer 2015).
毛文杰（James Mulvenon），“人民币在这里停下来：习近平和‘军委主席负责制’”；李成，“习近平的小圈子（第5部分：秘书帮 II）”，《中国领导观察》第47期（2015年夏季号）（两篇文章均只有英文）
毛文杰（James Mulvenon），“人民币在这里停下来：习近平和‘军委主席负责制’”；李成，“习近平的小圈子（第5部分：秘书帮 II）”，《中国领导观察》第47期（2015年夏季号）（两篇文章均只有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