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集电视剧《生死十日----战火兄弟连》
编剧：刘戈建
利用文艺作品歪曲历史比歪曲现实容易得多。生活于专制环境、未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看到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历史文本解读，不易识破官方文艺作品的欺骗伎俩。他们可能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被官方宣传机器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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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1942年，八路军一支六人小分队护送国民党元老的独生女、中央社女记者吴效瑾，从共军根据地，穿过日军控制区，抵达另一根据地的十天经历。途中，他们遇到日军、伪军的封锁、堵截、破坏，小分队成员全部牺牲。八路军的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团结一致、相互关心、与老百姓亲如一家、牺牲自己保护俘虏，这一切深深打动了吴记者，以及被俘日军军官、天皇接见过的战神、吴记者留学日本时的情人江藤大尉，两人一起投奔了八路军。
与《地道战》等老式政治宣传片比较，《生死十日》作了如下一些“改进”。
一，日军不再被描绘为顽固不化、铁板一块的敌人。江藤在押解途中，受八路军言行的感染，最后站在八路军一边，成为反战同盟骨干。日军黑田中佐的怀孕妻子，也被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百姓所感动，写信劝丈夫放过江藤等人。积极追捕小分队的日情报官平野，发现妹妹当了慰安妇后，立即醒悟，放跑被日军抓回来的江藤，然后剖腹自杀。
二，尽管八路军小分队仍基本维持完美无缺的形象，小分队的于副队长却犯了一次错误，从缴获的日军军需费中，偷拿十几块银元，带回家里，但在内心的矛盾和妻子的劝说下，最后把银元上交给队长。
三，打入敌人心脏的三名中共地下工作者，皆被日军情报机关掌握，还被日军利用给八路军送假情报，引诱八路军主力部队去伏击日本车队。要不是小分队发现并破坏这个阴谋，八路军主力部队可能被日本包围歼灭（这里我似乎看到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白区路线、老毛指示样板戏《沙家浜》要突出正面武装斗争的影子）。
四，相比之下，日军的情报机关厉害得很。平野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冒充八路军、中国农民、货郎，发现小分队所在地。日军青木情报机关头子大佐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那些耀武扬威的统帅，而是情报人员，他们才是战争的主宰，这也许是影片编剧的心声。
五，国民党军队不像过去中共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不抗日、光反共。国民党杂牌军司令马胜魁的队伍，虽然装备、战术比八路军差得多，也敢伏击日军（然而影片又显示，没有小分队出手相救，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吃日军的大亏〕。
六，中央社女记者吴效瑾不是娇滴滴的千金小姐，而是一位能骑马打仗、枪法准的斤帼英雄。
当然，上述这些“改进”，都是为了衬托小分队队长刘亮的智勇双全、正义凛然、可爱可敬的光辉形象。可惜扮演刘亮的演员，其形象和气质，还不如当年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
最倒人胃口的是，在影片的结尾，日军黑田中佐率部队追上背着吴效瑾逃跑的江藤，他看了江藤交出地他妻子写的一封信之后，公然让两人从容逃走，而在他旁边和后面，还站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呢。
总而言之，这仍然是一部在新形势下歌颂中共抗战的伟大功绩、共军神勇无敌的政治宣传品。解放后中共的执政几乎乏善可陈，只有吹捧其解放前的光辉历史，才能证明其现在执政的合法性。
利用文艺作品歪曲历史比歪曲现实容易得多。生活于专制环境、未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看到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历史文本解读，不易识破官方文艺作品的欺骗伎俩。他们很可能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而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被官方宣传部门牵着鼻子走。想一想当代中国青年对文革的“了解“吧。
但这些政治宣传品究竟反映了多少历史真相呢？只有天知道！
Saturday, March 29, 2008
Tuesday, March 25, 2008
影评：贺岁片《集结号》
中国大陆电影的眼界和思想水平，还比不上数十年前的美国电影。看看人家是怎么描写南北战争期间为南方独立而打仗的“叛军”官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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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1948年解放战争中，一个仅剩47人的解放军连队奉命坚守某处阵地，除连长谷子地受伤昏迷，全体阵亡。该部队编号已被撤销并转至南方作战，谷子地找不到原部队，无法证实自己身份，甚至被怀疑是蒋军，只好跑到另一部队当兵，后来又到朝鲜作战。他复员后，千辛万苦找到牺牲战友尸骨和原部队一些官兵，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和“革命履历”。
这部贺岁片的剧情过于简单，甚至不够拍一部电影。冯小刚企图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例如解放军的文化教员作战怕死（当然后来洗心革面，从胆小鬼变成大无畏英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谷子地因指导员牺牲而当众枪杀蒋军俘虏；上级营长命令谷子地连坚守阵地、要听到集结号（集合号？）才撤离，谷子地到最后才发现，上级其实要求该连队全部战死，以保证其他部队安全转移，而司号员从未接到吹集结号的命令。
影片最后的场景是无名战士的“墓碑”木板如林，一支军号放在一个新垒的解放军坟墓上。
冯小刚似乎想说：战争太残酷了，解放军作出了巨大而沉重的牺牲。然而，牺牲共军的遗骨被找到并被“庄严肃穆地”掩埋，但那些战死的蒋军官兵呢？
中国大陆电影的眼界和思想水平，远远不如数十年前的美国电影。看看人家是怎么描写南北战争期间为南方独立而打仗的“叛军”官兵的？
大约十年前，冯小刚对媒体说，美国导演拍出好片子是因为经费多；如果中国导演也有那么多经费，甚至只要几分之一经费，同样可以拍出好电影。
十年过去了，中国导演现在拍片的经费比美国导演差不了多少（以人民币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知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拍出一部好片子了吗？
当然，也不能全怪冯小刚等导演。谁能指望专制政治环境产生优秀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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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1948年解放战争中，一个仅剩47人的解放军连队奉命坚守某处阵地，除连长谷子地受伤昏迷，全体阵亡。该部队编号已被撤销并转至南方作战，谷子地找不到原部队，无法证实自己身份，甚至被怀疑是蒋军，只好跑到另一部队当兵，后来又到朝鲜作战。他复员后，千辛万苦找到牺牲战友尸骨和原部队一些官兵，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和“革命履历”。
这部贺岁片的剧情过于简单，甚至不够拍一部电影。冯小刚企图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例如解放军的文化教员作战怕死（当然后来洗心革面，从胆小鬼变成大无畏英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谷子地因指导员牺牲而当众枪杀蒋军俘虏；上级营长命令谷子地连坚守阵地、要听到集结号（集合号？）才撤离，谷子地到最后才发现，上级其实要求该连队全部战死，以保证其他部队安全转移，而司号员从未接到吹集结号的命令。
影片最后的场景是无名战士的“墓碑”木板如林，一支军号放在一个新垒的解放军坟墓上。
冯小刚似乎想说：战争太残酷了，解放军作出了巨大而沉重的牺牲。然而，牺牲共军的遗骨被找到并被“庄严肃穆地”掩埋，但那些战死的蒋军官兵呢？
中国大陆电影的眼界和思想水平，远远不如数十年前的美国电影。看看人家是怎么描写南北战争期间为南方独立而打仗的“叛军”官兵的？
大约十年前，冯小刚对媒体说，美国导演拍出好片子是因为经费多；如果中国导演也有那么多经费，甚至只要几分之一经费，同样可以拍出好电影。
十年过去了，中国导演现在拍片的经费比美国导演差不了多少（以人民币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知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拍出一部好片子了吗？
当然，也不能全怪冯小刚等导演。谁能指望专制政治环境产生优秀电影？
Monday, March 17, 2008
感怀：爱犬“妹妹”死了
有些人还不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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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凌晨，我最喜欢的爱犬“妹妹”死了。
我把它埋在后面园子的东北角。从方位看，那里位于我家住宅的正北。
妹妹来我家已有14年。如果狗一岁相当于人七岁，那么妹妹活了将近一百岁，也算寿终正寝。
人皆會死，何况狗？陶渊明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但我还是很伤心。埋它时，掉下泪，对它说：但愿我们在天堂仍在一起。
**********
我家一共养了三条狗：Baby，妹妹和它们的儿子崽崽。
最近一段时间，妹妹食量大减，根本不吃狗食。我和妻子还以为它挑嘴。现在看来，那正是它寿命行将结束的征兆。
最近两三周，妹妹的肚子异常涨大，我怀疑它得了癌症或肠梗阻，但由于家里最近经济紧张，我沒有抱它去动物医院。动物不会说话，生病不会喊痛。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和惭愧。生命，包括自己宠物的生命，难道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昨晚，妻子把它从地下室抱到一楼，象喂小孩那样喂它牛奶。我把从排骨上剔下的瘦肉撕碎，一点一点喂它，它还能吃。后来它正面趴着身子不稳，就朝右侧倒下躺著。它的儿子崽崽紧紧依偎在它妈妈身旁，可能已经感到亲人即将离去。妻子说，崽崽最近兩周经常依偎在它妈妈身旁。也許，动物对自己或亲人死亡的预感胜过了人类，人类已经丧失了这种动物本能。
后来，妻子把妹妹和崽崽抱到地下室楼。昨晚我上楼睡觉前，听从妻子嘱咐，到地下室看妹妹。它侧躺者，一动不动。崽崽趴在妹妹身旁。我以为妹妹还会拖一些日子。哪知道，今晨妹妹身体已经僵硬，两眼無神。摸摸胸口，感觉微微的体温，估计它是在17日天明前后去世的。
**********
14年前，我们全家在德拉瓦州40号公路上“大熊区”（Bear)开外卖店。女儿想养狗，通过报纸买来半岁大的Baby。它是一条黑色、雄性的杂种北京狗。半年后，女儿给Baby找了个老婆，這就是“妹妹”，它也是北京狗，毛色黄白相间，以白为主。妹妹的个子比Baby大，身体似乎也更强壮。它们夫妻生下黑色的崽崽。
三条狗，我都喜欢。老婆最喜欢Baby，因为它最聪明。我最喜欢妹妹，因为它最爱干净，也最亲近我。它知道我最喜歡它，在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它不知是需要補充鹽分，喜歡我的體味，还是为了讨好我，它經常舔我的光腳丫，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崽崽见妹妹这么做，就跟着学。只有骄傲的Baby，从不做这种“下贱”的事。
我們住大熊區時，一天晚上，妹妹跑到街道對面鄰居的草地撒尿，一輛汽車從左面急馳而來，我跑過去來不及，只在心理說﹕妹妹，千萬不要衝上街呀。哪知道，當汽車經過我家門口時，妹妹一下子衝到街道正中間，被汽車壓過去，只聽到它尖叫一聲，我伤心地以為妹妹被壓死了。老婆和女兒聞聲從家裡跑出來，抱起妹妹，送到動物醫院，只是下巴骨被撞裂。肇事者是陳姓華人鄰居的兒子。
Baby大约在半年前放风时，一去不归，可能被野兽吃掉，也可能是它自己觉得寿命已尽，不愿主人伤心，跑到某一偏僻角落，呆在那里，直到油尽灯灭。
现在家里只剩下崽崽。由于害怕它感觉孤独，老婆把它抱到楼上的自己睡房里睡觉。
巴金的《随想录》记叙了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艺术家很喜欢邻居养的一条小狗，经常带食物给它吃。文革中，艺术家被打得满身是血，游街批斗。小狗从围观人群里跑出来，拼命舔艺术家的遍体鳞伤的身体，结果被造反派打断了后腿。文革过后，艺术家获得平反，立即买了几斤肉，想去慰劳小狗。但邻居说，小狗被打断后腿以后，回到邻居家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死了。
可见，有些人还远不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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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凌晨，我最喜欢的爱犬“妹妹”死了。
我把它埋在后面园子的东北角。从方位看，那里位于我家住宅的正北。
妹妹来我家已有14年。如果狗一岁相当于人七岁，那么妹妹活了将近一百岁，也算寿终正寝。
人皆會死，何况狗？陶渊明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但我还是很伤心。埋它时，掉下泪，对它说：但愿我们在天堂仍在一起。
**********
我家一共养了三条狗：Baby，妹妹和它们的儿子崽崽。
最近一段时间，妹妹食量大减，根本不吃狗食。我和妻子还以为它挑嘴。现在看来，那正是它寿命行将结束的征兆。
最近两三周，妹妹的肚子异常涨大，我怀疑它得了癌症或肠梗阻，但由于家里最近经济紧张，我沒有抱它去动物医院。动物不会说话，生病不会喊痛。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和惭愧。生命，包括自己宠物的生命，难道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昨晚，妻子把它从地下室抱到一楼，象喂小孩那样喂它牛奶。我把从排骨上剔下的瘦肉撕碎，一点一点喂它，它还能吃。后来它正面趴着身子不稳，就朝右侧倒下躺著。它的儿子崽崽紧紧依偎在它妈妈身旁，可能已经感到亲人即将离去。妻子说，崽崽最近兩周经常依偎在它妈妈身旁。也許，动物对自己或亲人死亡的预感胜过了人类，人类已经丧失了这种动物本能。
后来，妻子把妹妹和崽崽抱到地下室楼。昨晚我上楼睡觉前，听从妻子嘱咐，到地下室看妹妹。它侧躺者，一动不动。崽崽趴在妹妹身旁。我以为妹妹还会拖一些日子。哪知道，今晨妹妹身体已经僵硬，两眼無神。摸摸胸口，感觉微微的体温，估计它是在17日天明前后去世的。
**********
14年前，我们全家在德拉瓦州40号公路上“大熊区”（Bear)开外卖店。女儿想养狗，通过报纸买来半岁大的Baby。它是一条黑色、雄性的杂种北京狗。半年后，女儿给Baby找了个老婆，這就是“妹妹”，它也是北京狗，毛色黄白相间，以白为主。妹妹的个子比Baby大，身体似乎也更强壮。它们夫妻生下黑色的崽崽。
三条狗，我都喜欢。老婆最喜欢Baby，因为它最聪明。我最喜欢妹妹，因为它最爱干净，也最亲近我。它知道我最喜歡它，在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它不知是需要補充鹽分，喜歡我的體味，还是为了讨好我，它經常舔我的光腳丫，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崽崽见妹妹这么做，就跟着学。只有骄傲的Baby，从不做这种“下贱”的事。
我們住大熊區時，一天晚上，妹妹跑到街道對面鄰居的草地撒尿，一輛汽車從左面急馳而來，我跑過去來不及，只在心理說﹕妹妹，千萬不要衝上街呀。哪知道，當汽車經過我家門口時，妹妹一下子衝到街道正中間，被汽車壓過去，只聽到它尖叫一聲，我伤心地以為妹妹被壓死了。老婆和女兒聞聲從家裡跑出來，抱起妹妹，送到動物醫院，只是下巴骨被撞裂。肇事者是陳姓華人鄰居的兒子。
Baby大约在半年前放风时，一去不归，可能被野兽吃掉，也可能是它自己觉得寿命已尽，不愿主人伤心，跑到某一偏僻角落，呆在那里，直到油尽灯灭。
现在家里只剩下崽崽。由于害怕它感觉孤独，老婆把它抱到楼上的自己睡房里睡觉。
巴金的《随想录》记叙了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艺术家很喜欢邻居养的一条小狗，经常带食物给它吃。文革中，艺术家被打得满身是血，游街批斗。小狗从围观人群里跑出来，拼命舔艺术家的遍体鳞伤的身体，结果被造反派打断了后腿。文革过后，艺术家获得平反，立即买了几斤肉，想去慰劳小狗。但邻居说，小狗被打断后腿以后，回到邻居家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死了。
可见，有些人还远不如狗。
Sunday, March 16, 2008
人物：名中医何泽然
何泽然说：现代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原子、基本粒子，但人体的许多秘密并未搞清。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机械唯物主义，把人体看成各个不相干系统的机械组合，即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的解剖学基础比中医强，有些病需要动手术，西医比中医有优势。中医的医理很符合辩证法，治病从全身症状着手，强调身体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辨证施治，一些慢性病，中医比西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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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我在四川合江当船工，怀疑自己肝脏不正常，看了几本西医书，自己开了一些西药，吃下去，结果真的出毛病了，右腰经常剧烈疼痛，后来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老同学吴某某，开后门拍了张片。医生诊断是右肾结石。问如何治疗。答曰，西医无特效药，只有镇痛药和可地松，病情轻的，多喝水可能冲下结石，严重的只有开刀，割去肾脏。
我一想，爹妈生下我，一共就两个肾脏，割去一个，另一个又结石怎么办？当然不能开刀。回来后，每天一起床，我就喝一大茶盅冷开水，一连喝了半个多月，病情不仅没丝毫好转，疼痛反而日渐加重。走投无路之际，老朋友饶某告诉我，为何不去江津找何泽然？
四川江津县出过两个名医，一个叫傅灿彬，解放后调去成都任中医学院副院长。另一个是何泽然，原在江津第一中学教物理，后来考研究生，文革前在成都中科院光电研究所当研究室副主任。何的家属没迁去成都，妻子儿女一直留在江津县城。何虽然不是专业医生，但医术闻名遐迩，每次回江津探亲，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饶某与何的儿子何琪是铁哥们，他带着我来到何泽然的家。那是江津一中教师的家属院，住了许多家人。何家住得很窄，一共两间屋。何的屋子里围了一大堆人，都是来求医的。我后到，坐在旁边看何看病。
何泽然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五十多岁老头，秃顶，精瘦，戴一副老花眼镜，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出满口的黄牙。
其他病人都离开了，我再坐过去。何先生看了看我在重庆的诊断记录和拍的X光片，然后提笔处方。药引是大金钱草，首味药是海金沙，还有二十多味其他中药。他说：抓三副，每天一副，包你的石头下来。
我半信半疑，想打听他的行医史，就问：“何老师，你是研究物理的，怎么会中医？”
他伸伸懒腰，打个哈欠，说：“说来话长。现在没什么病人，我给你们讲讲我的经历。”
解放前，何家是大地主，住在江津乡下离县城一百多里。他在成都某大学学物理。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农民邻居有个七八岁小孩，爬树掉下来，摔断了左臂骨。邻居把孩子抱来找他，他一摸，左臂骨已经骨折，必须到县城医院打石膏。但那里离县城一百多里，抬滑竿也要走一天多。另一个邻居说，附近乡场的饭馆有个厨子，会医跌打损伤。孩子父亲就背着孩子去乡场。何不大相信江湖土医生，担心孩子发生意外，也跟了去。
来到乡场饭馆，厨子看看孩子的伤势，就叫孩子父亲去找十个鸡蛋和一张荷叶。鸡蛋和荷叶取来后，厨子把鸡蛋打破，挑出蛋黄，叫徒弟炒来下酒，留下一大碗蛋清。他站到灶台上，从满是烟灰的屋梁上取下一个牛皮纸包，拍去灰尘，解开纸包，里面是黑糊糊的粉末。他抓了一些粉末，放在蛋清里，用筷子调成糊状，摊在荷叶上，包住孩子手臂，然后把一双筷子剖成四根，贴在荷叶外面，用麻绳捆牢，说，好了。
过了两天，何泽然看见孩子在外面活蹦乱跳。他拿起孩子手臂一捏，孩子觉得还有点疼，但已经活动自如，何大为惊叹，连忙跑到乡场找厨子，请教单方配方。
厨子说：这是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你要，我可以把药末送给你，但配方不外传。何把药末拿回家，研究很久，始终没搞清里面的成份。
此后，何泽然觉得中国传统医术颇有名堂，值得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就在家里看中医书，还向著名中医求教，结果成了个业余名医。
我按照何的处方，抓了三副药，到地摊上买到大金钱草。熬药，服下。服了第二副，小便时觉得有点梗塞，用手一抓，用水冲干净，得到一颗比大米粒略大的颗粒，类似食盐晶体，半透明，不溶于水。但腰部不再疼痛。我吃完第三副中药，又去找何泽然。
何把原处方略为增减，叫我连服十副。他告诉我：“你这病是乱吃西药，身体酸碱度失衡而造成的，肾脏没发生器质性病变，好治。许多找我求医的人是慢性病，往往已经找过不少中医，我看过原来的处方，并没有大问题，只是这些医生胆子小，用药量偏小。病人服药后觉得没有什么起色，丧失信心。我就加大用药量，加上病人对我很有信心，服了我的几副药，就觉得疗效显著。其实我冒了其他医生的功。中医治疗慢性病，需要慢慢调理全身功能，只要没有不好的副作用就说明有疗效，哪有吃几副药就治好的？”
饶某还给我讲过一件事。何泽然有个女儿是下乡知青，人很老实，只知干活，不会巴结干部，几次招工，都没有她的份。有次何下乡看女儿。大队支书的女儿便血，到重庆医学院和第四军医大医院检查，都诊断是晚期直肠癌，没法治，只有回家等死，最多活半年。支书听说何是名医，就请他给女儿治病。何从未医过直肠癌，这次大着胆子，死马当活马医，按照中医常规方法处方。几副药服下去，支书女儿居然不再便血。何有了信心，继续处方，叫她连续服一两个月。后来，支书女儿完全恢复正常，再去重庆检查，直肠癌已经消失，医院大夫还以为是原来诊断有误。大队支书非常感激何，后来城市招工，把何的女儿妹妹推荐到江津一家国防工厂。
何对我说：“现代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原子、基本粒子，但人体的许多秘密并未搞清。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机械唯物主义，把人体看成各个不相干系统的机械组合，即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的解剖学基础比中医强，有些病需要动手术，西医比中医有优势。中医的医理很符合辩证法，治病从全身症状着手，强调身体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辨证施治、一些慢性病，中医比西医强。例如，治疗肺部的病，主药未必首先针对肺部。根据中医的五行理论，肺属金，脾属土。中医的“肺”大约相当于人体的呼吸系统，“脾”不是西医的脾脏，大体相当于人体的消化系统。土生金，治疗“金”先要培“土”。因此，治疗呼吸系统的疾患，中医可能会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首先针对消化系统，其次才针对呼吸系统。这种治法，西医理论也讲得通。脾胃调理好了，病人抵抗力增强了，有助于治疗肺部疾病。”
服了何泽然开的十副药以后，我腰部的疼痛完全消失。后来去重庆拍片复查，结石已无影无踪。医生听我说吃中药化掉了肾结石，还有点不相信。以后近三十年，我的肾脏从未发过病。
（2001年10月16日初稿）
(后记：笔者无意介入中医是否科学、是否应被取消的辩论，此文仅叙述笔者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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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我在四川合江当船工，怀疑自己肝脏不正常，看了几本西医书，自己开了一些西药，吃下去，结果真的出毛病了，右腰经常剧烈疼痛，后来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老同学吴某某，开后门拍了张片。医生诊断是右肾结石。问如何治疗。答曰，西医无特效药，只有镇痛药和可地松，病情轻的，多喝水可能冲下结石，严重的只有开刀，割去肾脏。
我一想，爹妈生下我，一共就两个肾脏，割去一个，另一个又结石怎么办？当然不能开刀。回来后，每天一起床，我就喝一大茶盅冷开水，一连喝了半个多月，病情不仅没丝毫好转，疼痛反而日渐加重。走投无路之际，老朋友饶某告诉我，为何不去江津找何泽然？
四川江津县出过两个名医，一个叫傅灿彬，解放后调去成都任中医学院副院长。另一个是何泽然，原在江津第一中学教物理，后来考研究生，文革前在成都中科院光电研究所当研究室副主任。何的家属没迁去成都，妻子儿女一直留在江津县城。何虽然不是专业医生，但医术闻名遐迩，每次回江津探亲，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饶某与何的儿子何琪是铁哥们，他带着我来到何泽然的家。那是江津一中教师的家属院，住了许多家人。何家住得很窄，一共两间屋。何的屋子里围了一大堆人，都是来求医的。我后到，坐在旁边看何看病。
何泽然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五十多岁老头，秃顶，精瘦，戴一副老花眼镜，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出满口的黄牙。
其他病人都离开了，我再坐过去。何先生看了看我在重庆的诊断记录和拍的X光片，然后提笔处方。药引是大金钱草，首味药是海金沙，还有二十多味其他中药。他说：抓三副，每天一副，包你的石头下来。
我半信半疑，想打听他的行医史，就问：“何老师，你是研究物理的，怎么会中医？”
他伸伸懒腰，打个哈欠，说：“说来话长。现在没什么病人，我给你们讲讲我的经历。”
解放前，何家是大地主，住在江津乡下离县城一百多里。他在成都某大学学物理。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农民邻居有个七八岁小孩，爬树掉下来，摔断了左臂骨。邻居把孩子抱来找他，他一摸，左臂骨已经骨折，必须到县城医院打石膏。但那里离县城一百多里，抬滑竿也要走一天多。另一个邻居说，附近乡场的饭馆有个厨子，会医跌打损伤。孩子父亲就背着孩子去乡场。何不大相信江湖土医生，担心孩子发生意外，也跟了去。
来到乡场饭馆，厨子看看孩子的伤势，就叫孩子父亲去找十个鸡蛋和一张荷叶。鸡蛋和荷叶取来后，厨子把鸡蛋打破，挑出蛋黄，叫徒弟炒来下酒，留下一大碗蛋清。他站到灶台上，从满是烟灰的屋梁上取下一个牛皮纸包，拍去灰尘，解开纸包，里面是黑糊糊的粉末。他抓了一些粉末，放在蛋清里，用筷子调成糊状，摊在荷叶上，包住孩子手臂，然后把一双筷子剖成四根，贴在荷叶外面，用麻绳捆牢，说，好了。
过了两天，何泽然看见孩子在外面活蹦乱跳。他拿起孩子手臂一捏，孩子觉得还有点疼，但已经活动自如，何大为惊叹，连忙跑到乡场找厨子，请教单方配方。
厨子说：这是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你要，我可以把药末送给你，但配方不外传。何把药末拿回家，研究很久，始终没搞清里面的成份。
此后，何泽然觉得中国传统医术颇有名堂，值得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就在家里看中医书，还向著名中医求教，结果成了个业余名医。
我按照何的处方，抓了三副药，到地摊上买到大金钱草。熬药，服下。服了第二副，小便时觉得有点梗塞，用手一抓，用水冲干净，得到一颗比大米粒略大的颗粒，类似食盐晶体，半透明，不溶于水。但腰部不再疼痛。我吃完第三副中药，又去找何泽然。
何把原处方略为增减，叫我连服十副。他告诉我：“你这病是乱吃西药，身体酸碱度失衡而造成的，肾脏没发生器质性病变，好治。许多找我求医的人是慢性病，往往已经找过不少中医，我看过原来的处方，并没有大问题，只是这些医生胆子小，用药量偏小。病人服药后觉得没有什么起色，丧失信心。我就加大用药量，加上病人对我很有信心，服了我的几副药，就觉得疗效显著。其实我冒了其他医生的功。中医治疗慢性病，需要慢慢调理全身功能，只要没有不好的副作用就说明有疗效，哪有吃几副药就治好的？”
饶某还给我讲过一件事。何泽然有个女儿是下乡知青，人很老实，只知干活，不会巴结干部，几次招工，都没有她的份。有次何下乡看女儿。大队支书的女儿便血，到重庆医学院和第四军医大医院检查，都诊断是晚期直肠癌，没法治，只有回家等死，最多活半年。支书听说何是名医，就请他给女儿治病。何从未医过直肠癌，这次大着胆子，死马当活马医，按照中医常规方法处方。几副药服下去，支书女儿居然不再便血。何有了信心，继续处方，叫她连续服一两个月。后来，支书女儿完全恢复正常，再去重庆检查，直肠癌已经消失，医院大夫还以为是原来诊断有误。大队支书非常感激何，后来城市招工，把何的女儿妹妹推荐到江津一家国防工厂。
何对我说：“现代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原子、基本粒子，但人体的许多秘密并未搞清。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机械唯物主义，把人体看成各个不相干系统的机械组合，即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的解剖学基础比中医强，有些病需要动手术，西医比中医有优势。中医的医理很符合辩证法，治病从全身症状着手，强调身体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辨证施治、一些慢性病，中医比西医强。例如，治疗肺部的病，主药未必首先针对肺部。根据中医的五行理论，肺属金，脾属土。中医的“肺”大约相当于人体的呼吸系统，“脾”不是西医的脾脏，大体相当于人体的消化系统。土生金，治疗“金”先要培“土”。因此，治疗呼吸系统的疾患，中医可能会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首先针对消化系统，其次才针对呼吸系统。这种治法，西医理论也讲得通。脾胃调理好了，病人抵抗力增强了，有助于治疗肺部疾病。”
服了何泽然开的十副药以后，我腰部的疼痛完全消失。后来去重庆拍片复查，结石已无影无踪。医生听我说吃中药化掉了肾结石，还有点不相信。以后近三十年，我的肾脏从未发过病。
（2001年10月16日初稿）
(后记：笔者无意介入中医是否科学、是否应被取消的辩论，此文仅叙述笔者的一段经历)
Saturday, March 15, 2008
时评﹕奥巴马打负面选战？
世界周刊 第1250期 2008年3月2日
孟玄先生《民主党雌雄缠斗会恶化吗》（《世界周刊》1248期《风向》）说：奥巴马阵营似乎在打负面选战。这话似有可商榷之处。
所谓负面选战，乃是指某一方在竞选中不是强调自己的正面政见，而是竭力攻击、夸大甚至捏造、诬蔑对方的缺点、错误、过失，甚至其家属、私生活的点滴小事。迄今为止，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阵营，基本上都没有打负面选战。
孟先生批评奥巴马打负面选战，提出了下述根据：
一，“许多奥巴马支持者表示，除了他以外，不愿意接受其他可能人选”。
奥巴马的支持者只支持奥巴马，不愿接受其他任何人选，这怎么就成了负面选战？难道选民在选举中，一定要支持某位候选人吗？
二，有人问奥巴马太太，如果奥巴马没有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她会支持希拉里吗？奥巴马太太表示“还要想一想”。
这当然也不是负面选战。不仅奥巴马太太，甚至奥巴马本人，在奥巴马落选以后，都有不支持希拉里的自由和权利。
三，“现在奥巴马阵营有奥巴马个人崇拜的危险”。
即使奥巴马阵营存在所谓“个人崇拜”，我们只能批评选民不理智，却不能批评他们在打“负面选战”。
四，奥巴马阵营“有恶意丑化克林顿夫妇言行的倾向，例如他们把希拉里女儿为妈妈电话拉票的正当行为丑化为‘拉皮条‘”。
据世界日报2月9日报道，MSNBC的新闻人员休斯特把希拉里女儿切尔西为妈妈初选说成是“拉皮条”，这自然是对希拉里一家极其无理而带侮辱性的言论。然而，除非孟先生提出证据，证实休斯特是在奥巴马竞选总部的指使下说出这句话，那么此事就纯属休斯特的个人行为，与奥巴马阵营无关。
由于竞选连连失利，希拉里阵营倒开始显露出打负面选战的苗头。据世界日报2月19日报道，2月16日欧巴马在演说中引用好友、麻州州长派屈克的几句话，而没有说明这些话出自派屈克。喜莱莉竞选团队发言人伍福森就在2月18日举行记者电话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指控欧巴马“剽窃”他人，进而置疑其语言能力和竞选资格。哪知派屈克当天发表声明，说他与奥巴马经常交换意见，互相引用对方的话语。奥巴马竞选团队还举出例子，证明希拉里在演说时引用奥巴马的不少话而没有说明。这倒确实是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孟玄先生《民主党雌雄缠斗会恶化吗》（《世界周刊》1248期《风向》）说：奥巴马阵营似乎在打负面选战。这话似有可商榷之处。
所谓负面选战，乃是指某一方在竞选中不是强调自己的正面政见，而是竭力攻击、夸大甚至捏造、诬蔑对方的缺点、错误、过失，甚至其家属、私生活的点滴小事。迄今为止，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阵营，基本上都没有打负面选战。
孟先生批评奥巴马打负面选战，提出了下述根据：
一，“许多奥巴马支持者表示，除了他以外，不愿意接受其他可能人选”。
奥巴马的支持者只支持奥巴马，不愿接受其他任何人选，这怎么就成了负面选战？难道选民在选举中，一定要支持某位候选人吗？
二，有人问奥巴马太太，如果奥巴马没有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她会支持希拉里吗？奥巴马太太表示“还要想一想”。
这当然也不是负面选战。不仅奥巴马太太，甚至奥巴马本人，在奥巴马落选以后，都有不支持希拉里的自由和权利。
三，“现在奥巴马阵营有奥巴马个人崇拜的危险”。
即使奥巴马阵营存在所谓“个人崇拜”，我们只能批评选民不理智，却不能批评他们在打“负面选战”。
四，奥巴马阵营“有恶意丑化克林顿夫妇言行的倾向，例如他们把希拉里女儿为妈妈电话拉票的正当行为丑化为‘拉皮条‘”。
据世界日报2月9日报道，MSNBC的新闻人员休斯特把希拉里女儿切尔西为妈妈初选说成是“拉皮条”，这自然是对希拉里一家极其无理而带侮辱性的言论。然而，除非孟先生提出证据，证实休斯特是在奥巴马竞选总部的指使下说出这句话，那么此事就纯属休斯特的个人行为，与奥巴马阵营无关。
由于竞选连连失利，希拉里阵营倒开始显露出打负面选战的苗头。据世界日报2月19日报道，2月16日欧巴马在演说中引用好友、麻州州长派屈克的几句话，而没有说明这些话出自派屈克。喜莱莉竞选团队发言人伍福森就在2月18日举行记者电话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指控欧巴马“剽窃”他人，进而置疑其语言能力和竞选资格。哪知派屈克当天发表声明，说他与奥巴马经常交换意见，互相引用对方的话语。奥巴马竞选团队还举出例子，证明希拉里在演说时引用奥巴马的不少话而没有说明。这倒确实是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Friday, March 14, 2008
回忆﹕1976年合江记事
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脸也没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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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县份，位于长江和赤水河的会合处，西接泸州，东临江津。1999年当地发生一起重大翻船事件，一百多人死亡。一夜之间，该县闻名全国。
文革期间，合江属宜宾地区。全地区18个县市，合江以农业著称。那时自由市场物价飞涨。宜宾以下、重庆以上的沿江县市中，合江的肉、鸡、蛋等副食品最便宜，外地来往车船，多来此地购买。文革後期，四川学大寨，合江是宜宾地区唯一要“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县份 ，当然，“大寨县”最终化为泡影。
1976年，我在合江县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月10日下午 ，我在家里收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消息来得太突然，我非常震惊。
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急忙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述一遍。他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极为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是在城市，被人检举，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
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也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遽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
叶老太爷又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指生产队），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包谷红苕都吃不饱。”
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合江农村属于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日死亡。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对我讲过，“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的侄子邓自立任宜宾地区地委书记，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使合江少饿死许多人。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做 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四川相当一部分农民。
城市人中，像叶老太爷那样痛恨毛泽东的人可能相对较少，因为城市的物质生活比农村要稍好一些。例如，我当时每月有40多元工资、20多斤大米、半斤猪肉、三两菜油、半斤白糖等，物质生活比一般农民要好得多。合江的大部分农民，每年平均短缺一、两个月的口粮，要跑到少数富裕地区借高利贷，即春季借1斤连包谷芯在内的生包谷，秋季还1斤稻谷。
那些年月，四川农民的日子之苦，受压迫之重，非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不可想象。再说几件小事。 妻子从农民那里听来一件事。一家农户：夫，妻及五岁独子。3、4月间，青黄不接，粮食已尽。夫至亲友家，高利贷借回一袋米。返家，不见妻，问子。子答：去外婆家借粮。夫把米放桌上，嘱子照看，出门追妻。邻人来其家，见米，说：你爸叫我拿米，遂将米扛走。夫未追上妻，天色已晚，径自回家，不见米，问子，知为他人骗走，大 怒，以脚踢子。子倒地，久不起。夫细视，已无呼吸，悔恨莫及，悬梁自尽。当晚，妻返家，夫死子亡，遂投塘而死。1袋米要了全家3条人命。
距我家不远的第七生产队，一户农民，自留地种红薯，年年被他人盗去不少。1975年10月，红薯成熟，为防盗，刨出红薯，以剧毒农药拌之，再埋土中。同队一户农民，夜来盗窃红薯，回家煮食，夫妻及4个子女，一家6口，全部归天。
妻子爱清洁，天天都要把洗脸巾、擦脚布、擦桌布，洗得乾乾净净，晾在屋内绳子上。妻子的舅舅，是同一公社的农民。他所在的大队，主要产水稻，是全县最富裕的大队。有一次，舅妈来我家作客，错把擦桌布当洗脸巾，拿来洗脸，被妻子纠正。舅妈大惊小怪，说：“你们的擦桌布，比我家的洗脸巾还乾净。”
叶老太爷一家，十来口人，只有一条黑糊糊的旧毛巾。客人来了，拿不出一条新毛巾待客。 有一次，我陪妻子去访问一个学生家庭。该农户的状况，可用“家徒四壁”形容。除两张破烂不堪的床、一张破木桌、两条破长凳，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暖水瓶或搪瓷缸。学生父亲穿的破烂衣服，完全可以拿到那时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当展品，显示“旧社会之苦 ”。
1976年春节刚过，我工作单位的王姓同事，家属在农村。询问其过年情况。答曰：今年养一条猪，缺少猪食，到年底，只长到8-90斤，宰杀， 廉价卖给公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大年三十，家无一粒大米，买了几斤萝卜，连同一些猪肉，煮了半锅，总算过了个年。
同年6、7月间，合江县城街头，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路边，旁边跪着一个5、6岁小女孩，衣服同样破烂不堪，头上插一草标（以稻草圈成圆圈，表示出售的物品）。地上铺一张纸，纸上写道（大意）：因无力养活亲生女儿，愿哪位好心人，做善事，出10元买去，终身无悔。
文革後期，四川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出差坐火车，铁路沿线的大片田土，庄稼长得稀稀拉拉。唯有农民住房附近的一小块“自留地”，农作物生长得格外茂密茁壮，与集体土地形成鲜明对比。
妻子在住房周围的空地上，挖了五个坑，种了几窝南瓜，瓜秧已有一尺多长。学大寨工作组割“资本主义尾巴”，硬叫妻子把南瓜秧扯掉，每窝南瓜“罚款”3斤粮食。生产队的田埂斜坡上，往年要种一些胡豆、豌豆。一学大寨，不准种任何东西，任其生长荒草。
1976年夏，我家所在生产队，中稻已经成熟，忽然吹了一夜大风，把稻子刮得东倒西歪，倒伏在水田里，如不抢收，已成熟稻谷就会烂在田里。我看生产队毫无动静，急忙就问叶老太爷。他冷淡地回答：“生产队的土地打10斤（粮食），我多分不到1两。自留地打1斤，我就得1斤。操这些闲心干啥子。”
1975年，四川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民的孕妇，纷纷逃到远处亲友家躲避。公社组织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十来个人，一、两条“汉阳造”或“老套筒”步枪，四处捉拿孕妇。如孕妇已逃走，小分队就驻守农民家，有猪宰猪，有米煮饭，每人每天算10个工分或1元钱，从农民身上扣除。农民多不堪忍受，只好把孕妇叫回来。小分队将孕妇捆绑，像准备宰杀的猪一样，以“滑杆”抬到公社或区卫生院，“刮宫”或“引产”。一位在区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引产下来的婴儿还是活的，医生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在婴儿脑顶注射一管盐水，婴儿就死亡。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民生活如此困苦，许多农民不仅对毛泽东、共产党产生反感，还有些农民铤而走险，诉诸造反行动。这种造反，不是文革中那种“奉旨造反”，而是货真价实的成立组织，搞武器，策划武装暴动，企图推翻伟光正政权。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前後跑了至少20-30个四川县市 ，到处都看到街上张贴的法院判刑布告。被判刑者主要各种“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头头，大多没写出身成份，很可能出身贫下中农（因为如系黑五类分子，布告上必会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完全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农民。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个出身贫农的叶姓青年农民，参加赤水县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有数百名成员，後来被公安机关破获，主要头头被枪毙。叶姓农民因出身好，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释放回家。
合江不少农民思想“反动”，农村干部又如何？我有个朋友，是县粮食局一般干部，参加过农村工作队。他告诉我一件事。合江偏远地区有个公社，5名主要领导干部，多年来，几乎每天晚上，定时收听台湾“敌台”广播。当然，我并不想“以点盖面”，说当时合江的所有或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在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等大城市的许多民众悲愤莫名，纷纷举行追悼活动，後来还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民众的感情是真挚的，因为并非官方组织。官方不仅不组织，还竭力阻挠。 合江附近一家中央部属工厂，中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礼堂自行举办追悼会。中途，工厂领导前来传达中央文件，下令停止追悼。一位工程师抱著麦克风嚎啕大哭，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然而，对周恩来之死，农村不必说，合江县城一般民众的反应似乎很淡漠。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或谣言。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某古庙墙壁夹层发现一本手抄明代古书，预言以後500年中国政局变动，说今年中国要死皇帝。我不信，说：周恩来只是宰相，毛泽东才是当今皇帝。
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社会上流言满天飞 。重庆钢铁公司，有职工贴大字报，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立即被抓起来批斗。
7月，朱德去世，唐山地震。邓小平家乡南充广安一带，大批农民手持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开的“介绍信”，上书：持信者系贫下中农 ，由於遭灾，到外地逃荒要饭，希沿途党委革委会接待为荷。重庆市菜园坝火车站，警察把街上抓来的逃荒农民，押上火车遣送回乡。旁边有重庆青年，对农民说，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我给你10元钱 。农民摇头说“不”。
9月，毛泽东遽然去世。遵照上级指示，合江各单位设灵堂，立遗像。居民不准办婚嫁、生日、丧事，不准唱歌，除了哀乐，不准播放音乐歌曲，包括样板戏。治丧期间，我到重庆出差，电视里播放北京的追悼场面，无数工农兵、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痛哭流涕。回到合江，我却看不到这种景象。街上行人，神情严肃，但无人流泪，似乎并不悲痛，至少没有表现出自己亲人亡故的那种悲哀。听说合江中学，有学生在灵堂上痛哭，但我没有亲眼见到。
毛泽东去世的当月，合江及邻县江津一带的农村，农民传言说：“毛泽东死了，要变天了。”（这是一字未改的原话）不知哪里吹来一股单干“妖风”，生产队纷纷把水田以外的旱田和坡地，私自分给各户农民。我家附近的第四生产队，主要是旱田坡地，水田很少，集体土地几乎分光。
10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登基。11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2月，合江县委向农村派遣学大寨工作队，刹单干风 。第四生产队队长王某，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立即被撤职，并被押送到各生产队，巡回批斗。两年后，邓小平上台，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再次分给各户农民，这已是后话。
离开合江已二十多年，不知那里的父老乡亲，红苕包谷，能吃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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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县份，位于长江和赤水河的会合处，西接泸州，东临江津。1999年当地发生一起重大翻船事件，一百多人死亡。一夜之间，该县闻名全国。
文革期间，合江属宜宾地区。全地区18个县市，合江以农业著称。那时自由市场物价飞涨。宜宾以下、重庆以上的沿江县市中，合江的肉、鸡、蛋等副食品最便宜，外地来往车船，多来此地购买。文革後期，四川学大寨，合江是宜宾地区唯一要“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县份 ，当然，“大寨县”最终化为泡影。
1976年，我在合江县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月10日下午 ，我在家里收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消息来得太突然，我非常震惊。
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急忙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述一遍。他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极为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是在城市，被人检举，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
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也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遽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
叶老太爷又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指生产队），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包谷红苕都吃不饱。”
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合江农村属于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日死亡。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对我讲过，“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的侄子邓自立任宜宾地区地委书记，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使合江少饿死许多人。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做 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四川相当一部分农民。
城市人中，像叶老太爷那样痛恨毛泽东的人可能相对较少，因为城市的物质生活比农村要稍好一些。例如，我当时每月有40多元工资、20多斤大米、半斤猪肉、三两菜油、半斤白糖等，物质生活比一般农民要好得多。合江的大部分农民，每年平均短缺一、两个月的口粮，要跑到少数富裕地区借高利贷，即春季借1斤连包谷芯在内的生包谷，秋季还1斤稻谷。
那些年月，四川农民的日子之苦，受压迫之重，非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不可想象。再说几件小事。 妻子从农民那里听来一件事。一家农户：夫，妻及五岁独子。3、4月间，青黄不接，粮食已尽。夫至亲友家，高利贷借回一袋米。返家，不见妻，问子。子答：去外婆家借粮。夫把米放桌上，嘱子照看，出门追妻。邻人来其家，见米，说：你爸叫我拿米，遂将米扛走。夫未追上妻，天色已晚，径自回家，不见米，问子，知为他人骗走，大 怒，以脚踢子。子倒地，久不起。夫细视，已无呼吸，悔恨莫及，悬梁自尽。当晚，妻返家，夫死子亡，遂投塘而死。1袋米要了全家3条人命。
距我家不远的第七生产队，一户农民，自留地种红薯，年年被他人盗去不少。1975年10月，红薯成熟，为防盗，刨出红薯，以剧毒农药拌之，再埋土中。同队一户农民，夜来盗窃红薯，回家煮食，夫妻及4个子女，一家6口，全部归天。
妻子爱清洁，天天都要把洗脸巾、擦脚布、擦桌布，洗得乾乾净净，晾在屋内绳子上。妻子的舅舅，是同一公社的农民。他所在的大队，主要产水稻，是全县最富裕的大队。有一次，舅妈来我家作客，错把擦桌布当洗脸巾，拿来洗脸，被妻子纠正。舅妈大惊小怪，说：“你们的擦桌布，比我家的洗脸巾还乾净。”
叶老太爷一家，十来口人，只有一条黑糊糊的旧毛巾。客人来了，拿不出一条新毛巾待客。 有一次，我陪妻子去访问一个学生家庭。该农户的状况，可用“家徒四壁”形容。除两张破烂不堪的床、一张破木桌、两条破长凳，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暖水瓶或搪瓷缸。学生父亲穿的破烂衣服，完全可以拿到那时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当展品，显示“旧社会之苦 ”。
1976年春节刚过，我工作单位的王姓同事，家属在农村。询问其过年情况。答曰：今年养一条猪，缺少猪食，到年底，只长到8-90斤，宰杀， 廉价卖给公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大年三十，家无一粒大米，买了几斤萝卜，连同一些猪肉，煮了半锅，总算过了个年。
同年6、7月间，合江县城街头，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路边，旁边跪着一个5、6岁小女孩，衣服同样破烂不堪，头上插一草标（以稻草圈成圆圈，表示出售的物品）。地上铺一张纸，纸上写道（大意）：因无力养活亲生女儿，愿哪位好心人，做善事，出10元买去，终身无悔。
文革後期，四川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出差坐火车，铁路沿线的大片田土，庄稼长得稀稀拉拉。唯有农民住房附近的一小块“自留地”，农作物生长得格外茂密茁壮，与集体土地形成鲜明对比。
妻子在住房周围的空地上，挖了五个坑，种了几窝南瓜，瓜秧已有一尺多长。学大寨工作组割“资本主义尾巴”，硬叫妻子把南瓜秧扯掉，每窝南瓜“罚款”3斤粮食。生产队的田埂斜坡上，往年要种一些胡豆、豌豆。一学大寨，不准种任何东西，任其生长荒草。
1976年夏，我家所在生产队，中稻已经成熟，忽然吹了一夜大风，把稻子刮得东倒西歪，倒伏在水田里，如不抢收，已成熟稻谷就会烂在田里。我看生产队毫无动静，急忙就问叶老太爷。他冷淡地回答：“生产队的土地打10斤（粮食），我多分不到1两。自留地打1斤，我就得1斤。操这些闲心干啥子。”
1975年，四川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民的孕妇，纷纷逃到远处亲友家躲避。公社组织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十来个人，一、两条“汉阳造”或“老套筒”步枪，四处捉拿孕妇。如孕妇已逃走，小分队就驻守农民家，有猪宰猪，有米煮饭，每人每天算10个工分或1元钱，从农民身上扣除。农民多不堪忍受，只好把孕妇叫回来。小分队将孕妇捆绑，像准备宰杀的猪一样，以“滑杆”抬到公社或区卫生院，“刮宫”或“引产”。一位在区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引产下来的婴儿还是活的，医生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在婴儿脑顶注射一管盐水，婴儿就死亡。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民生活如此困苦，许多农民不仅对毛泽东、共产党产生反感，还有些农民铤而走险，诉诸造反行动。这种造反，不是文革中那种“奉旨造反”，而是货真价实的成立组织，搞武器，策划武装暴动，企图推翻伟光正政权。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前後跑了至少20-30个四川县市 ，到处都看到街上张贴的法院判刑布告。被判刑者主要各种“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头头，大多没写出身成份，很可能出身贫下中农（因为如系黑五类分子，布告上必会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完全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农民。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个出身贫农的叶姓青年农民，参加赤水县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有数百名成员，後来被公安机关破获，主要头头被枪毙。叶姓农民因出身好，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释放回家。
合江不少农民思想“反动”，农村干部又如何？我有个朋友，是县粮食局一般干部，参加过农村工作队。他告诉我一件事。合江偏远地区有个公社，5名主要领导干部，多年来，几乎每天晚上，定时收听台湾“敌台”广播。当然，我并不想“以点盖面”，说当时合江的所有或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在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等大城市的许多民众悲愤莫名，纷纷举行追悼活动，後来还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民众的感情是真挚的，因为并非官方组织。官方不仅不组织，还竭力阻挠。 合江附近一家中央部属工厂，中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礼堂自行举办追悼会。中途，工厂领导前来传达中央文件，下令停止追悼。一位工程师抱著麦克风嚎啕大哭，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然而，对周恩来之死，农村不必说，合江县城一般民众的反应似乎很淡漠。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或谣言。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某古庙墙壁夹层发现一本手抄明代古书，预言以後500年中国政局变动，说今年中国要死皇帝。我不信，说：周恩来只是宰相，毛泽东才是当今皇帝。
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社会上流言满天飞 。重庆钢铁公司，有职工贴大字报，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立即被抓起来批斗。
7月，朱德去世，唐山地震。邓小平家乡南充广安一带，大批农民手持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开的“介绍信”，上书：持信者系贫下中农 ，由於遭灾，到外地逃荒要饭，希沿途党委革委会接待为荷。重庆市菜园坝火车站，警察把街上抓来的逃荒农民，押上火车遣送回乡。旁边有重庆青年，对农民说，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我给你10元钱 。农民摇头说“不”。
9月，毛泽东遽然去世。遵照上级指示，合江各单位设灵堂，立遗像。居民不准办婚嫁、生日、丧事，不准唱歌，除了哀乐，不准播放音乐歌曲，包括样板戏。治丧期间，我到重庆出差，电视里播放北京的追悼场面，无数工农兵、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痛哭流涕。回到合江，我却看不到这种景象。街上行人，神情严肃，但无人流泪，似乎并不悲痛，至少没有表现出自己亲人亡故的那种悲哀。听说合江中学，有学生在灵堂上痛哭，但我没有亲眼见到。
毛泽东去世的当月，合江及邻县江津一带的农村，农民传言说：“毛泽东死了，要变天了。”（这是一字未改的原话）不知哪里吹来一股单干“妖风”，生产队纷纷把水田以外的旱田和坡地，私自分给各户农民。我家附近的第四生产队，主要是旱田坡地，水田很少，集体土地几乎分光。
10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登基。11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2月，合江县委向农村派遣学大寨工作队，刹单干风 。第四生产队队长王某，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立即被撤职，并被押送到各生产队，巡回批斗。两年后，邓小平上台，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再次分给各户农民，这已是后话。
离开合江已二十多年，不知那里的父老乡亲，红苕包谷，能吃饱否？
Thursday, March 13, 2008
译文：哈维尔论人权高於主权
[译者的话]这是一篇关于人权问题的重要文献。译者于1999年5月翻译此文时，删去了译者认为不重要的部分内容，在海外刊物上发表。现在译者准备重新校订译稿，并将删节部分补充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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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高於国家主权
——捷克总统哈维尔1999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
尊敬的总理、参议长、众议长、各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各位来宾：
能在这里演说，我的确感到非常荣幸。我愿借此机会就国家及其可能在未来的地位说一些看法。
所有迹象表明，作为每个民族共同体发展顶峰与人类最高价值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它是人类可以以它的名义合法杀人，或值得为之而死的唯一组织），已经越过了其最高顶点而开始走下坡路。
若干代追求民主人士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对於制订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似乎正在逐渐地使人类认识到：人比国家更重要。
在当今世界，国家主权的偶像一定会逐渐消解。当今这个世界透过在商业、金融、财产，直到信息方面的数以百万计的整合性联系，将各国人民联为一体；这种联系还提供了各种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在当今的世界，对一些人的危险会立即影响到其他所有人；由於许多原因，特别是由於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为一种单一的命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要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显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盲目热爱自己的国家，把爱国置於至高无上地位，仅仅因为它是自己国家而为它的任何行动寻找借口，仅仅是因为不是自己国家而反对其他国家的任何行动，这种爱国必然变成一种危险的时代颠倒，一种产生冲突的温床，最终会成为无数人类苦难的源泉。
我认为，在下一个世纪，大多数国家将开始从那种类似邪教团体的、诉诸情感的实体，转变为更为简单的、公民享有更多管理权力的单位。这种单位将拥有较小的权力，但它更富於理性，它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全球组织的层次之一。这种转变，要求我们逐渐抛弃那种互不干预的观念，即那种认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其他国家对人权尊重与否，与己无关的观念。
谁来承担现在由国家行使的多种功能呢？
首先来看国家在诉诸情感方面的功能。我认为，这些功能将被更平等地分配给组成人类同一性的多层次的领域，即人类活动於其中的多层次领域，也就是我们看作自己家园或自然界的各种领域，家庭、公司、村庄、城镇、地区、专业、教会、协会，以及我们所在的大陆和我们居住的行星----地球。所有这些组成我们的自我认同的多种环境。而且，迄今已膨胀过度的我们与自己国家间的连系如果受到削弱，这必定有利於其他领域。
至於国家的实际职责与法律制度，可以向上和向下转移。向下转移是指国家应该把其现行的许多职权，逐步转移给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向上转移是指国家把其许多职权，转移给各种地区性的、跨国的和全球性的团体和组织。这种职权转移现已开始进行。在某些地区，这种转移已走得相当远；在另一些地区则进展较小。
然而，由於许多原因，这种发展趋势必须沿著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界定现代民主国家的特徵，通常包括尊重人权和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麽作为人类未来目标的这种生存方式，或者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应该朝著它前进的生存方式，也许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以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尊重人权、世界性的公民平等、世界性的法治和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生存方式。
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伴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的地理边界，即其疆界的确定。无数的因素，包括种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地理因素，权力利益，以及整个文明状态，都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建立地区性或跨国性的更大共同体，有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问题可能从加入共同体的民族国家那里继承而来。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这一自我界定的过程不会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那麽痛苦。
例如，加拿大和捷克现在是同一防御性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发展过程，即北约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为了打破铁幕、在真实上而不仅在口头上废除雅尔塔协议，所迈出的真正严肃的、历史上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这一扩展过程远非容易，而且是在两极对立的世界结束十年後才成为现实。进展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俄罗斯联邦的反对。他们对此不理解而且十分担心：为何西方要向俄罗斯附近国家扩展，而不接纳俄罗斯？如果我在此刻撇开所有其他动机，俄罗斯的这种态度暴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俄罗斯世界或东方世界对自己的地理疆界□不清楚。北约与俄罗斯结成夥伴的前提条件是：地球上存在著两个对等的强大实体，即欧洲-大西洋实体和广袤的欧洲-亚洲实体。这两个实体可以而且必须相互携手合作，这对全世界有利。但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都知道自己的范围在何处。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就遇到某些困难，并把这些困难带到现今世界，而在现今世界，地理边界不再涉及民族国家，而是涉及文化和文明的地区和区域。的确，俄罗斯有许多与欧洲-大西洋或西方相联系的东西，但如同拉丁美洲、非洲、远东、其他地区或大陆，俄罗斯也有许多与西方不同的东西。世界的各地区存在著差别，这一事实并不意味著有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有价值。它们是互相平等的。它们仅仅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不相同□不意味著可耻。俄罗斯在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的全球强国；另一方面，它又因为自己被看成是一个独立实体，一个很难成为另一实体之组成部分的实体，而感到不舒服。
俄罗斯正在逐渐习惯北约的扩展，有一天它会完全习惯这种扩展。我们希望，这将不仅是恩格斯所谓的被认识到的必然性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新的更深刻的自我理解的一种表现。在这个多元文化、多极化的新环境里，正如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重新界定自己，俄罗斯也必须这样作。这不仅意味著，它不能永远以自大狂或自恋来代替自然的自信心，而且意味著它必须认识到何处是自己的疆界。例如，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广袤无边的西伯利亚，属於俄罗斯；而小小的爱沙尼亚就不属於并永远不属於俄罗斯。而且，如果爱沙尼亚属於北约或欧盟所代表的世界，俄罗斯必须理解和尊重这一点，而不应把这看成是一种敌意的表现。
只要人类能经受人类为自己准备备的所有危险的考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人类在范围更大的、有时甚至覆盖整个大陆的跨国组织内更密切合作的世界。为了使这个世界变成现实，人类文明的各种实体、文化或领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异所在，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不是一种障碍，而是对人类全球财富的一种贡献。当然，那些对自己的差异性抱优越感的人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联合国是所有国家和跨国实体能坐在一起平等讨论、并做出决定影响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组织之一。联合国如果要成功地完成廿一世纪赋予它的任务，必须做重大改革。
联合国的最重要机构安理会，不能继续维持它刚开始成立时的状况。相反，它必须公正合理地反映今日的多极化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某一个国家是否一定有权否决其他各国的共同决定。我们必须考虑，许多重要而强大的国家在安理会内没有代表权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索轮流性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等制度问题。我们还必须减少整个联合国庞大机构的官僚主义，提高其工作效率。我们必须讨论如何才能使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其全体大会的决策过程具有真正的弹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地球上所有居民确实将联合国看成是自己的组织，而不只是一个由各国政府组成的俱乐部。最关键一点是，联合国应该是为地球上全体人类而不是为了个别国家谋利益。因而，联合国的财务程序，会员国申请程序和审批程序，也许应该加以改革。这并不是要剥夺国家的权力并以某种庞大的全球之国取而代之，而是不能让一切事务都一定要而且只能通过国家及其政府来处理。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人权、自由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的利益，应该存在多种渠道，使世界领袖的决策到达公民，并使公民达到世界领袖。多种渠道意味著更多的平衡和更广阔的相互监督。
显然，我不是在反对国家机构。一国的首脑在另一国的国会演讲时宣传国家应该废除，这是相当荒谬的。但我讲的是其他问题。我讲的是，事实上存在著一种高於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於自己国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於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权高於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於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的国际法律优先於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
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成单一的一种命运，如果任何人都应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那麽，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应拥有胡制人民履行自己职责的权利。各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脱离那种常见的构成其核心的东西，即自己国家的利益，自己国家外交政策的利益，因为这类利益倾向於分裂而不是团结人类。确实，人人都有某种利益，这是完全自然的，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应该抛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有一种东西高於我们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信奉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团结我们而不是分裂我们。而且，这些原则是衡量我们的利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尺。许多国家的教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坚持某原则，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原则必须为了其自身而被尊重或坚持。就原则而言，利益应该来源於原则。例如，如果我说，为了捷克的利益才需要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这是不对的。我应该说，必须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而捷克的利益必须服从於它。
北约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米洛谢维奇的种族灭绝统治的战争。这既非一场可以轻易获胜的战争，也非一场人人拥护的战争。对於北约的战略战术，人们可能存在著不同观点。但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能否认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坚持某种原则和价值所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如果可以这样评价战争的话，那麽这确实是一场合乎道德的战争，一场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战争。科索伏没有可以使某些人感兴趣的油田，任何北约成员国对科索伏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谢维奇也没有威胁任何北约成员国或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尽管如此，北约却在打仗，正在打一场代表人类利益、为了拯救他人命运的战争，因为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下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能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而不施援手。
这场战争将人权置於优先於国家权利的地位。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没有获得联合国的直接授权。但北约的行动并非出於肆无忌惮、侵略性或不尊重国际法。恰恰相反，北约的行动是出於对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其地位高於保护国家主权的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人权的尊重，因为人权是我们的良心及其他国际法律所明确阐明的。
我认为，这场战争为未来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已明确宣告，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它还表明，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过去我曾经多次思索，为何人拥有的某种权利高於其他任何权利。我得到的结论是，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深深地置根於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这种地位是因为在某些环境下，人类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种重於自己生命的价值。因而，这些观念只有以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为背景才有意义。我坚信，我们的所有行动，无论它们是否与我们的良心相和谐，其真实价值最终将在某个超出我们视线的地方接受检验。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或者下意识地怀疑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
对於国家及其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我的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
（1999年6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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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高於国家主权
——捷克总统哈维尔1999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
尊敬的总理、参议长、众议长、各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各位来宾：
能在这里演说，我的确感到非常荣幸。我愿借此机会就国家及其可能在未来的地位说一些看法。
所有迹象表明，作为每个民族共同体发展顶峰与人类最高价值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它是人类可以以它的名义合法杀人，或值得为之而死的唯一组织），已经越过了其最高顶点而开始走下坡路。
若干代追求民主人士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对於制订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似乎正在逐渐地使人类认识到：人比国家更重要。
在当今世界，国家主权的偶像一定会逐渐消解。当今这个世界透过在商业、金融、财产，直到信息方面的数以百万计的整合性联系，将各国人民联为一体；这种联系还提供了各种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在当今的世界，对一些人的危险会立即影响到其他所有人；由於许多原因，特别是由於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为一种单一的命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要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显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盲目热爱自己的国家，把爱国置於至高无上地位，仅仅因为它是自己国家而为它的任何行动寻找借口，仅仅是因为不是自己国家而反对其他国家的任何行动，这种爱国必然变成一种危险的时代颠倒，一种产生冲突的温床，最终会成为无数人类苦难的源泉。
我认为，在下一个世纪，大多数国家将开始从那种类似邪教团体的、诉诸情感的实体，转变为更为简单的、公民享有更多管理权力的单位。这种单位将拥有较小的权力，但它更富於理性，它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全球组织的层次之一。这种转变，要求我们逐渐抛弃那种互不干预的观念，即那种认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其他国家对人权尊重与否，与己无关的观念。
谁来承担现在由国家行使的多种功能呢？
首先来看国家在诉诸情感方面的功能。我认为，这些功能将被更平等地分配给组成人类同一性的多层次的领域，即人类活动於其中的多层次领域，也就是我们看作自己家园或自然界的各种领域，家庭、公司、村庄、城镇、地区、专业、教会、协会，以及我们所在的大陆和我们居住的行星----地球。所有这些组成我们的自我认同的多种环境。而且，迄今已膨胀过度的我们与自己国家间的连系如果受到削弱，这必定有利於其他领域。
至於国家的实际职责与法律制度，可以向上和向下转移。向下转移是指国家应该把其现行的许多职权，逐步转移给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向上转移是指国家把其许多职权，转移给各种地区性的、跨国的和全球性的团体和组织。这种职权转移现已开始进行。在某些地区，这种转移已走得相当远；在另一些地区则进展较小。
然而，由於许多原因，这种发展趋势必须沿著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界定现代民主国家的特徵，通常包括尊重人权和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麽作为人类未来目标的这种生存方式，或者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应该朝著它前进的生存方式，也许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以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尊重人权、世界性的公民平等、世界性的法治和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生存方式。
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伴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的地理边界，即其疆界的确定。无数的因素，包括种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地理因素，权力利益，以及整个文明状态，都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建立地区性或跨国性的更大共同体，有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问题可能从加入共同体的民族国家那里继承而来。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这一自我界定的过程不会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那麽痛苦。
例如，加拿大和捷克现在是同一防御性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发展过程，即北约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为了打破铁幕、在真实上而不仅在口头上废除雅尔塔协议，所迈出的真正严肃的、历史上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这一扩展过程远非容易，而且是在两极对立的世界结束十年後才成为现实。进展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俄罗斯联邦的反对。他们对此不理解而且十分担心：为何西方要向俄罗斯附近国家扩展，而不接纳俄罗斯？如果我在此刻撇开所有其他动机，俄罗斯的这种态度暴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俄罗斯世界或东方世界对自己的地理疆界□不清楚。北约与俄罗斯结成夥伴的前提条件是：地球上存在著两个对等的强大实体，即欧洲-大西洋实体和广袤的欧洲-亚洲实体。这两个实体可以而且必须相互携手合作，这对全世界有利。但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都知道自己的范围在何处。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就遇到某些困难，并把这些困难带到现今世界，而在现今世界，地理边界不再涉及民族国家，而是涉及文化和文明的地区和区域。的确，俄罗斯有许多与欧洲-大西洋或西方相联系的东西，但如同拉丁美洲、非洲、远东、其他地区或大陆，俄罗斯也有许多与西方不同的东西。世界的各地区存在著差别，这一事实并不意味著有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有价值。它们是互相平等的。它们仅仅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不相同□不意味著可耻。俄罗斯在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的全球强国；另一方面，它又因为自己被看成是一个独立实体，一个很难成为另一实体之组成部分的实体，而感到不舒服。
俄罗斯正在逐渐习惯北约的扩展，有一天它会完全习惯这种扩展。我们希望，这将不仅是恩格斯所谓的被认识到的必然性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新的更深刻的自我理解的一种表现。在这个多元文化、多极化的新环境里，正如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重新界定自己，俄罗斯也必须这样作。这不仅意味著，它不能永远以自大狂或自恋来代替自然的自信心，而且意味著它必须认识到何处是自己的疆界。例如，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广袤无边的西伯利亚，属於俄罗斯；而小小的爱沙尼亚就不属於并永远不属於俄罗斯。而且，如果爱沙尼亚属於北约或欧盟所代表的世界，俄罗斯必须理解和尊重这一点，而不应把这看成是一种敌意的表现。
只要人类能经受人类为自己准备备的所有危险的考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人类在范围更大的、有时甚至覆盖整个大陆的跨国组织内更密切合作的世界。为了使这个世界变成现实，人类文明的各种实体、文化或领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异所在，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不是一种障碍，而是对人类全球财富的一种贡献。当然，那些对自己的差异性抱优越感的人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联合国是所有国家和跨国实体能坐在一起平等讨论、并做出决定影响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组织之一。联合国如果要成功地完成廿一世纪赋予它的任务，必须做重大改革。
联合国的最重要机构安理会，不能继续维持它刚开始成立时的状况。相反，它必须公正合理地反映今日的多极化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某一个国家是否一定有权否决其他各国的共同决定。我们必须考虑，许多重要而强大的国家在安理会内没有代表权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索轮流性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等制度问题。我们还必须减少整个联合国庞大机构的官僚主义，提高其工作效率。我们必须讨论如何才能使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其全体大会的决策过程具有真正的弹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地球上所有居民确实将联合国看成是自己的组织，而不只是一个由各国政府组成的俱乐部。最关键一点是，联合国应该是为地球上全体人类而不是为了个别国家谋利益。因而，联合国的财务程序，会员国申请程序和审批程序，也许应该加以改革。这并不是要剥夺国家的权力并以某种庞大的全球之国取而代之，而是不能让一切事务都一定要而且只能通过国家及其政府来处理。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人权、自由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的利益，应该存在多种渠道，使世界领袖的决策到达公民，并使公民达到世界领袖。多种渠道意味著更多的平衡和更广阔的相互监督。
显然，我不是在反对国家机构。一国的首脑在另一国的国会演讲时宣传国家应该废除，这是相当荒谬的。但我讲的是其他问题。我讲的是，事实上存在著一种高於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於自己国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於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权高於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於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的国际法律优先於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
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成单一的一种命运，如果任何人都应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那麽，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应拥有胡制人民履行自己职责的权利。各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脱离那种常见的构成其核心的东西，即自己国家的利益，自己国家外交政策的利益，因为这类利益倾向於分裂而不是团结人类。确实，人人都有某种利益，这是完全自然的，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应该抛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有一种东西高於我们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信奉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团结我们而不是分裂我们。而且，这些原则是衡量我们的利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尺。许多国家的教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坚持某原则，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原则必须为了其自身而被尊重或坚持。就原则而言，利益应该来源於原则。例如，如果我说，为了捷克的利益才需要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这是不对的。我应该说，必须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而捷克的利益必须服从於它。
北约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米洛谢维奇的种族灭绝统治的战争。这既非一场可以轻易获胜的战争，也非一场人人拥护的战争。对於北约的战略战术，人们可能存在著不同观点。但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能否认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坚持某种原则和价值所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如果可以这样评价战争的话，那麽这确实是一场合乎道德的战争，一场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战争。科索伏没有可以使某些人感兴趣的油田，任何北约成员国对科索伏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谢维奇也没有威胁任何北约成员国或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尽管如此，北约却在打仗，正在打一场代表人类利益、为了拯救他人命运的战争，因为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下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能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而不施援手。
这场战争将人权置於优先於国家权利的地位。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没有获得联合国的直接授权。但北约的行动并非出於肆无忌惮、侵略性或不尊重国际法。恰恰相反，北约的行动是出於对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其地位高於保护国家主权的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人权的尊重，因为人权是我们的良心及其他国际法律所明确阐明的。
我认为，这场战争为未来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已明确宣告，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它还表明，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过去我曾经多次思索，为何人拥有的某种权利高於其他任何权利。我得到的结论是，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深深地置根於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这种地位是因为在某些环境下，人类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种重於自己生命的价值。因而，这些观念只有以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为背景才有意义。我坚信，我们的所有行动，无论它们是否与我们的良心相和谐，其真实价值最终将在某个超出我们视线的地方接受检验。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或者下意识地怀疑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
对於国家及其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我的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
（1999年6月译）
译文：阿玛蒂亚．森论民主
原题：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
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下面这篇论文是他1999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建设世界民主运动”讨论会上的主调演讲。此次会议由国家民主基金会、印度产业联盟和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赞助。美国阿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今年年底出版的阿玛蒂亚．森《自由的发展》一书，更详尽地讨论了本文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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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天，日本一家大报问我，二十世纪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什麽？这是一个启人思迪的问题。过去的一百年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主宰十九世纪世界的一些欧洲帝国，特别是英帝国和法帝国，已走向结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兴起和灭亡。共產主义的兴盛和衰亡（如前苏联 -东欧集团），或发生剧烈改变（如中国） .西方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世界经济转变为日本、东亚、东南亚具有更大优势的世界经济。虽然後者目前出现了一些金融和经济上的问题，但这并没有改变数十年来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日本的经济转变花了将近一百年时间） .过去的一百年的确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项发展中，我毫无困难地挑选出一项该时期的最重要发展：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发展不重要。但我认为，人们在遥远的未来回顾本世纪发生的事件时，他们会发现，必须把民主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政府形式置於最重要的地位。民主的观念当然起源於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一些零星的民主化尝试，但民主的观念确实形成於希腊，而且，在希腊崩溃并被更为威权主义的政府取代之前，民主被认真地，尽管是在一种有限程度上付诸实践。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作为一种可以运作的政府制度，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後，才慢慢重新出现并获得最终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事件帮助了民主的复苏，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和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然而，到二十世纪，民主才成为任何国家政府应具有的“常规”形式，无论这个国家是在欧洲、美洲、亚洲或非洲。
民主是一种普遍性制度，这一观念非常新颖，而且实质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用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的英国反叛者们，将民主制完全视为地方性的需要。相比之下，追求美国獨立的战士和法国革命者，对於民主成为一种普遍制度的发展贡献极大，但其实际要求的核心仍然是地方性的，在效果上仅限於大西洋两岸，并且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
在整个十九世纪，政治理论家们讨论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在二十世纪，这种讨论才发生变化。政治理论家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不需要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相反，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将民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富裕程度的数十亿人，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变化。
正是在本世纪，人们终於接受“所有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成人”，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女人。今年一月我见到一位非常出名的女性 —- 瑞士总统露丝。德雷佛斯，她使我回想起仅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瑞士妇女还没有投票权。我们终於认识到，民主的普遍性就像善行一样，是没有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具有普遍性的说法受到了来自各种方向、采用各种形式的挑战。这也就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之一。我不得不讨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观点及其相关的争论。但在讨论之前，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到，民主已成为当今世界中一种处於优势地位的信念。
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有一些处於优势地位的信念，它们就像电脑程序中的预设 （default ）指令组，被当做一种应该普遍遵守的规则。除非以某种方式明确地加以否定，它们的内容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在世界各国尚未全部接受民主观念、也未全部采用民主制的情况下，民主制现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正确的制度。诋毁民主和反对民主的人，现在完全处於守势地位。
这一历史性变化是不久之前才发生的，当时主张民主制适合於亚洲和非洲的人处於绝望的境地。虽然我们现在有充足理由与那些公开或隐含地反对民主制的人展开论战，我们必须清楚看到，和数世纪以前相比，普遍的观念环境发生了多麽大的变化。某个国家（南非、柬埔寨或智利）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类问题，尽管在十九世纪的话语中非常流行，我们讨论时却无需每次都从头开始，因为我们现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认识到民主是一种普遍适合的制度，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价值，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这就是我们讨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时所处的大环境。
印度的经验
民主的实践效果如何？现在没有人会真正怀疑民主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所起的好作用，但对於世界上许多较穷的国家，这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本文不打算详细探讨民主的历史记录，但我认为民主的实践效果相当好。
印度当然是这种争论的主要战场之一。英国人在反对印度獨立时，非常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印度1947年獨立时的状况确实非常混乱。印度政府缺乏经验，分治状态极不稳定，政治组合不明朗，加上普遍存在种族暴力和社会动乱。人们对於印度会成为一个民主的统一国家缺乏信心。但半个世纪以後，以和平手段解决困难问题的印度民主制，其实践效果相当好。政治分歧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解决。按照选举和国会规则来组织政府。印度这个由各种不同成份草率组合起来的国家，却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单位而生存下来，并运作得相当好。它确实是通过实行民主而结为一体。
印度的生存经历了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解决多种语言和多种宗教的问题。宗教和种族上的不同往往容易被宗派政客利用，而且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受到利用（例如最近数月发生的事件），从而引起全国的极大惊恐。但实际上，宗派暴力引起的惊恐，受到全国各阶层的谴责，这就为反对狭隘宗派主义最终提供了重要的民主保障。对於印度这样一个成份复杂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这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印度不仅有其主要的教派印度教，还拥有人数居世界第三的穆斯林教徒，数百万基督教和佛教徒，以及居世界第一的锡克教徒、帕西教徒和耆那教徒。
民主与经济发展
人们常说，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这种观点的提倡者是新加坡领袖和前总理李光耀，因而它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说”。的确，南韩、新加坡和改革後的中国等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於印度、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威权性较少的国家。然而李氏假设的根据是一些零星经验，和非常有选择性的有限资料，而不是对范围广泛的现有资料进行的普遍性统计研究。根据非常有选择性的资料，不可能建立这类普遍关系。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威权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凿证据”。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非洲的民主绿洲博茨瓦纳，在数十年内其经济增长率居非洲第一、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而得出相反结论。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系统性经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事实上，没有可信的普遍证据可以证明，威权统治和压迫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确实有助於经济发展。普遍的统计资料的确不支持这种推论。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或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等人的系统性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政治权利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两者之间的定向关系可能取决於许多其他环境条件。有一些统计学研究提出，两者存在一种微弱的负向相关关系，另外一些研究却提出存在强烈的正向相关关系。综合考虑所有的比较研究之後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明确关系。虽然民主与政治自由本身极为重要，但两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这个问题还涉及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我们不仅研究统计学联系，还要研究与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关的因果过程。对於导致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条件，我们现已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尽管各种经验研究具有不同的重点，对於一系列有助於经济发展的政策，学术界已有广泛的共识，这些政策包括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鼓励投资和出口的公共政策，高水平的文化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扩大参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其他社会机会。然而，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与民主相冲突，因而必须用南韩、新加坡和中国的威权主义手段来强力压制民主。相反，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快速发展经济需要一种友好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一种严厉的政治制度。
为了全面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增长领域，考察更宽阔的经济发展需求，包括对经济与社会安全的需求。我们必须考察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和防止严重灾难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使人民获得一个好机会，来提醒政府注意普通民众的需要、□□取合适的措施。政府对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的反应，取决於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政治权利的表现，确实能够对政府的运作提供一种真正不同的政治鼓励机制。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一项重要规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新闻自由具有相对獨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对於这个规律，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无论是在最近发生饥荒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獨裁国家，还是三十年代发生饥荒的苏联，或者1958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後发生大饥荒的中国，或者在外国人统治时期发生饥荒的爱尔兰和印度。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德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國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其原因就在於中国没有议会中的反对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多黨制选举。由於没有人敢批评中國政府，即使每年饿死数百万人，其错误政策依然能够持续下去。现在北韩和苏丹的饥荒也属於类似情况。
饥荒似乎往往与自然灾害有关系。评论家经常简单地用自然灾害来解释发生饥荒的原因，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发生水灾，埃塞俄比亚发生乾旱，或者北韩因天灾而农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许多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於政府采取负责的干预措施，减轻了民众的饥饿，妥善地解决了饥荒问题。由於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可以通过雇佣计画等政策来提高穷人的收入，使饥荒受害者得到食物，从而防止民众的死亡。甚至在一些发生严重旱灾、水灾等天灾的最贫穷民主国家，如1973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民众也能够吃饱肚子，而没有出现饥荒。
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并不难预防。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面对选举、反对黨和獨立报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作。印度在獨立之前被英国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多次饥荒。我记得印度最後一次饥荒是在1943年，即獨立之前四年，我当时还是儿童。但在印度出现多黨制和新闻自由之後，饥荒就消失了。
我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我和让．德累兹（Jean Dreze）的合作研究，考察过这个课题，所以我就不用在这里饶舌。饥荒问题仅仅是民主可以解决的例子之一，尽管在许多方面它是最容易分析的例子。在防止经济与社会灾难方面，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普遍扮演了正面角色。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也许不会怀念民主的这种工具作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经济情况恶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鼓励机制，就会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
这里有一个重要教训。许多专家治国论者在宣传市场制度可以提供经济鼓励机制的同时，却忽略了政治鼓励机制。他们选择了是一组极不均衡的基本规则。一个国家在走好运，没有严重灾害威胁，一切发展顺利的时候，人们不大会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但如果经济或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或者政策失误，一个似乎是健康的国家就潜伏著不安全的危险性。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出现的问题，就是不民主制度带来的惩罚。这在两个方面特别明显。首先，南韩、泰国、印尼等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与这些国家的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特别是与金融政策缺乏公众的监督密切相关。导致这一危机的核心原因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民主论坛。其次，一旦金融危机导致全面经济衰退，印尼等国的人们就特别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即民主国家防止饥荒的那种保护功能。在非民主国家，受害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
过去数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因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百分之十似乎并不算严重问题。但如果经济收缩的负担没有被广泛地分担，而是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业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经济衰退就会严重破坏民众生活，使数百万人陷於悲惨境地。在经济良好时，印尼人民可能并不怀念民主。但在经济危机的分担很不平等的国家，民主的缺乏使人们发不出声音或者根本没有声音。人们在最需要民主的保护功能时，才会最强烈地怀念它。
民主的功能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分析局限在民主的批评者、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批评者所限定的范围。在後面我将讨论民主的文化方面批评者的论点。我现在要从正面进一步分析民主所做的事，以及说它是一种普遍价值的根据。
民主究竟是什麽？我们绝不能把民主等同於多数人统治。民主的内容很复杂，它的确包括投票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它还包括保护自由，尊重法律机构，保障自由讨论，和发表新闻和公正评论时不受政府的检查。如果不同派别没有获得充分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和思考不同观点的自由，选举也会变成一场大骗局。民主是一套需求系统，而不仅是在孤立情况下所选择的某种机械性的方法（如多数决） .
用这种观点来看，民主及其是普遍价值说法的优点，与某些特定美德及其自由实际很相似。我们可以分辨出民主丰富公民生活的三种方式。
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普遍自由的一部分。实行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其幸福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对於人类的幸福生活具有天然的价值。人民不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非常悲惨的处境。
第二，正如我在驳斥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时所指出，在促使政府倾听人民发出的包括经济需求在内的各种需求的声音方面，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
第三，实行民主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并有助於整个社会形成价值观和找到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点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即使是理解“需求”（包括“经济需求”）的概念，也必须让公众对各种资讯、观点和分析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在这种意义上，民主除了具有在公民幸福生活的天然价值和政治决策方面的工具性价值外，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我们在讨论民主的普遍价值时，必须进行这种多方面的分析。
要了解包括“经济需求”在内的人民的各种“需求”，就需要人民行使其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要真正掌握经济需求的内容和及其影响，必须进行讨论和意见交换。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特别是与保障人民公开讨论、辩论、批评和坚持异议有关的权利，乃是制订出资讯充分的、深思熟虑的政策这一过程的核心。这种过程对於形成社会的价值观与发现重要问题也极为重要。一般来说，没有公开的讨论，不进行公开地交换意见和争论，我们就不能发现需要优先处理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在评估社会与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果往往被低估。例如，公开讨论对於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的降低，起著重要作用。大量证据表明，公开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的恶劣後果，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生活的恶劣影响，对於印度文化水平较高地区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起了很大作用。印度喀拉拉邦或泰米尔纳德邦现在开始形成现代幸福家庭是小家庭的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就与公众的广泛讨论有密切关系。喀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为1.7%，与英国和法国差不多，却比中国的1.9%低。这种结果并非通过强制方法达到，而是由於社会形成了新的价值观，而政治对话与社会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喀拉拉邦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文化水平较高（比中国任何省份都高），这也是社会政治对话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
人类社会存在著各种悲剧与危险处境，其中有些比较容易通过社会手段来加以克服。人类的各种危险处境应该是我们辨识自己“需求”的根据。例如，有许多我们很向往的东西，可能被我们视为自己的“需求”。例如，我们可能像古人那样，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但我们并不把长生不老视为一种“需求”，因为显然做不到。我们关於“需要”的观念，与我们知道有些危险处境可以预防，而且知道其预防办法，有著密切的关系。在政府了解民众需求和相信政策的可行性（特别是社会可行性）的过程中，公共讨论扮演了关键角色。政治权利，包括自由表达与讨论的权利，不仅对於促进政府对经济需要作出反应很重要，对於了解经济需要的过程本身也非常重要。
价值的普遍性
如果上述分析正确，民主的价值就不仅在於它具有某一项优点，而在於它具有的许多优点。这些优点包括：第一，自由与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第二，在促使政府对公众需要负责方面，民主提供政治鼓励机制的工具重要性；第三，民主对於形成价值观、理解公众需要、权利和职责的建设性作用。根据这一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的中心论点，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有时说，并非人人都同意民主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把民主与引起我们向往的其他东西相比的时候更是如此。情况的确如此，这里不存在共识。但有些人将不存在共识当做民主并非普遍价值观的充分证据。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开始讨论：什麽是普遍价值？某种被视为普遍价值的东西是否必须要获得所有人的共识？如果必须如此，那麽普遍价值就可能不存在，因为没有哪种价值（包括母爱）没有遭到某些人的反对。我认为，普遍价值并不需要人人赞同，而是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有理由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甘地提出非暴力是普遍价值的观点时，他没有说任何人都认为非暴力是自己的行动准则，而只是说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非暴力有价值。与此类似，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遍价值时，也没有说所有人都接受这项原则，而是说所有人都有足够理由接受它，他对这些理由作了大量探索、说明和讨论。从这种角度来看，关於某种东西是普遍价值的任何主张，都与某些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 分析有关，尤其是人们是否可以在他们尚未充分思考过的主张中看到某种价值。不仅是关於民主，所有关於普遍价值的主张，都隐含著这种假设。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隐含性的假设方面，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最大的转变。对於某个没有民主的、许多人没有机会考虑民主制的国家，我们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往往假设一旦民主变成他们的生活现实，那里的人民就会赞同它。十九世纪的人通常不作这种假设。这种被认为是天然的假设（即我前面所说的“预设”立场）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剧烈变化。
我还必须指出，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二十世纪历史的考察。随著民主的扩展，民主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起源於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现已扩散到地球的许多遥远角落，这些地方的人民自愿参与并接受民主制度。而且，如果某个民主制度遭到推翻，民众就会举行广泛的抗议，尽管这些抗议後来往往遭到残酷鎮壓。许多人□意冒著生命危险为恢复民主而战斗。
有些人反对民主是普遍价值，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没有得到所有人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这些不同的国情有时是指某些国家的贫穷。按照他们的说法，穷人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流行说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如上所述，民主的保护作用对於穷人特别重要。显然这适用於面临饥饿的饥荒受害者。它也适用於金融危机中从经济阶梯上摔下来的赤贫者。有经济需求的人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要达到普遍富裕後才需要的奢侈品。
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七十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宣布在“紧急状态”取消各种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时，也提出了类似理由，在随後的选举中，选民们以不同的立场而分裂成旗帜鲜明的两派。在这场至关紧要的选举中，这个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大多数选民坚决反对取消基本的政治与於公民权利。印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选民对於其基本自由与权利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於经济困境的重视。
印度的历史经验，完全否定了穷人不关心公民政治权利的说法。考察南韩、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亚洲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之後，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结论。同样，尽管非洲国家普遍否定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出现反对这种压迫的运动与抗议。
来自文化差异的理由
还有一些为民主的地区差异性辩护的论点，不是与经济环境有关，而是与文化差异有关。这些论点中最有名的也许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据说亚洲人具有重视纪律而不重视政治自由的传统，因而这些国家对民主必然持更为怀疑的态度。我在“卡内基道德与国际事务理事会”的讲座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观点。
在亚洲文化史上，尤其是在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古典传统中，我们很难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任何确实根据。例如，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帝王 Ashoka 的铭文中就有关於容忍多元主义、保护少数是国家职责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全世界的60%。对亚洲的多种民族归纳出普遍的结论很不容易。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有时首先将东亚当作特别适合这种主张的地区。尽管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亚洲各国都很相似，但关於东西方差异的普遍命题往往以泰国以东的亚洲国家为例。我们应该感谢李光耀，他清晰而充分地解释了这种观点，而其他人的解释往往模糊不清。李光耀说，“西方关於社会和政府的观念与东方有根本不同”，“我所说的东亚，是指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後者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和物，尽管印度文化本身也强调类似的价值观”。
然而，在东亚的内部，不仅在日本、中国、韩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而且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存在著的差异很大的文化成份。人们在解释“亚洲价值观”时经常引用孔子的话，但这些国家的文化不仅受到孔子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影响。例如，日本、中国和韩国的佛教传统，历史悠久而影响广泛，在一千五百多年内具有很大势力。另外，这些国家还受到基督教的相当大影响。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存在一种崇尚秩序胜於崇尚自由的均质文化。
而且，孔子本人也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子路曾向他请教如何为君王服务，孔子的回答可能要引起当今威权政府新闻检查官的怀疑。他说：“即使得罪君王也要讲真话”（《论语。宪问篇》：“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 孔子并非反对在现实中要谨慎和讲究策略，而是主张在必要时人民可以反对坏的政府。他说：“如果政府表现好，要大胆说话和行事；如果政府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论语。宪问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
孔子确实明确指出，想象中的宏伟“亚洲价值观”的两个标尺，即对国家的忠诚（忠君）与对家庭的忠诚（孝）之间，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许多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认为国家角色是家庭角色的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说，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叶公对孔子说：“我有一个刚直不阿的邻人，他父亲偷了一只羊，他就谴责自己的父亲。”孔子答道：“在我的邻人中间，刚直不阿的人行事不同：父子相互掩盖，这也是刚直不阿。”（《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责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将亚洲价值观单一地解释为反对民主与政治权利，这种观点经不起严格推敲。我们不应该过於严格地批评这类观点缺乏学术证据，因为提出这类观点的并不是学者而是政客，而且往往是威权政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言人。有趣的是，我们学者对实际政治的态度也许不大现实，但现实政客讨论学术问题的态度却非常不实事求是。
当然，在亚洲传统中不难找到关於威权主义的记述，但西方经典中也很容易发现这类记载。只要查一下柏拉图或者阿奎纳（Aquinas ）的著作，就可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的专利品。仅仅因亚洲存在一些关於纪律和秩序的记载，就否定民主是普遍价值的可能性，就犹如根据柏拉图或阿奎纳的著作（姑且不提欧洲中世纪的大量赞成宗教裁判的著作），而反对民主可能是现今欧洲或美国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由於当代世界尤其是中东的政治斗争经验，人们常常把伊斯兰教描绘成根本不容忍或敌视个人的自由。但同一文化传统内存在著多样性的规律同样适用於伊斯兰教。印度的阿克巴及其他大多数莫卧尔王朝帝王（Aurangzeb 是明显例外），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实行政治宽容和宗教宽容的的最佳范例。土耳其的帝王比同时代的欧洲帝王更为宽容。开罗和巴格达也有不少类似例子。十二世纪的伟大犹太学者 Maimonides 不得不逃离其出生地----不宽容的、迫害犹太人的欧洲，在宽容的开罗得到萨拉丁苏丹的庇护从而获得安全。
多样性是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的特徵。西方文明也不例外。民主在现代欧洲国家获得胜利，这主要是欧洲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二十世纪逐渐形成一项共识的结果。把这个现象解释为西方一千多年来对於民主的历史使命，然後与非西方传统（把每一种非西方传统视为一种单质文化）对比，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这种过於简单化的倾向，不仅存在於一些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著作，也存在於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
让我举一位重要学者的著作为例，在其他许多方面，这位学者的著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杭亭顿关於文明冲突的著作。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多元性。他明确地得出结论说：在文明社会中处於独特地位的西方，存在著“一种个人主义观念和关於权利与自由的传统”。杭亭顿还说：“在西方现代化之前，西方文明就出现了不同於其他文明的核心特徵。”他认为，“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很久，西方就已经是西方”。我认为，这一论点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对於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与所谓西方价值观相对立的每一种说法，似乎存在著西方知识份子从另一角度得出的相应说法。假设对於亚洲的每一种说法，西方都有势均力敌的说法与之相对应。即使把双方的说法加在一起，也无法否定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结论
我已经讨论了有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许多问题。民主的价值包括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在产生政治鼓励机制方面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在形成社会价值，在了解民众需求、权利、职责方面的效力和政策可行性方面的建设性功能。这些优越性并不具有地区性特徵。崇尚纪律与秩序也不具有地区性特徵。价值的多元性似乎是大多数，甚至是所有文化的特徵。文化差异方面的讨论并不排斥，也不能限制我们现在可以作出的选择。
我们现在必须作出这种选择，特别是要强调民主的功能性作用，它是当今世界的民主制赖以立足的基础。我已经指出，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民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不受地区的局限。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主张，其最终的理由就来自这种分析。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如果从来自不同历史背景的、假想的文化忌禁或假设的文明先决条件出发，就不可能得到这一结论。
（参考文献从略。2001年1月）
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下面这篇论文是他1999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建设世界民主运动”讨论会上的主调演讲。此次会议由国家民主基金会、印度产业联盟和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赞助。美国阿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今年年底出版的阿玛蒂亚．森《自由的发展》一书，更详尽地讨论了本文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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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天，日本一家大报问我，二十世纪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什麽？这是一个启人思迪的问题。过去的一百年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主宰十九世纪世界的一些欧洲帝国，特别是英帝国和法帝国，已走向结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兴起和灭亡。共產主义的兴盛和衰亡（如前苏联 -东欧集团），或发生剧烈改变（如中国） .西方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世界经济转变为日本、东亚、东南亚具有更大优势的世界经济。虽然後者目前出现了一些金融和经济上的问题，但这并没有改变数十年来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日本的经济转变花了将近一百年时间） .过去的一百年的确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项发展中，我毫无困难地挑选出一项该时期的最重要发展：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发展不重要。但我认为，人们在遥远的未来回顾本世纪发生的事件时，他们会发现，必须把民主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政府形式置於最重要的地位。民主的观念当然起源於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一些零星的民主化尝试，但民主的观念确实形成於希腊，而且，在希腊崩溃并被更为威权主义的政府取代之前，民主被认真地，尽管是在一种有限程度上付诸实践。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作为一种可以运作的政府制度，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後，才慢慢重新出现并获得最终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事件帮助了民主的复苏，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和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然而，到二十世纪，民主才成为任何国家政府应具有的“常规”形式，无论这个国家是在欧洲、美洲、亚洲或非洲。
民主是一种普遍性制度，这一观念非常新颖，而且实质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用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的英国反叛者们，将民主制完全视为地方性的需要。相比之下，追求美国獨立的战士和法国革命者，对於民主成为一种普遍制度的发展贡献极大，但其实际要求的核心仍然是地方性的，在效果上仅限於大西洋两岸，并且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
在整个十九世纪，政治理论家们讨论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在二十世纪，这种讨论才发生变化。政治理论家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不需要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相反，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将民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富裕程度的数十亿人，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变化。
正是在本世纪，人们终於接受“所有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成人”，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女人。今年一月我见到一位非常出名的女性 —- 瑞士总统露丝。德雷佛斯，她使我回想起仅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瑞士妇女还没有投票权。我们终於认识到，民主的普遍性就像善行一样，是没有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具有普遍性的说法受到了来自各种方向、采用各种形式的挑战。这也就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之一。我不得不讨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观点及其相关的争论。但在讨论之前，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到，民主已成为当今世界中一种处於优势地位的信念。
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有一些处於优势地位的信念，它们就像电脑程序中的预设 （default ）指令组，被当做一种应该普遍遵守的规则。除非以某种方式明确地加以否定，它们的内容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在世界各国尚未全部接受民主观念、也未全部采用民主制的情况下，民主制现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正确的制度。诋毁民主和反对民主的人，现在完全处於守势地位。
这一历史性变化是不久之前才发生的，当时主张民主制适合於亚洲和非洲的人处於绝望的境地。虽然我们现在有充足理由与那些公开或隐含地反对民主制的人展开论战，我们必须清楚看到，和数世纪以前相比，普遍的观念环境发生了多麽大的变化。某个国家（南非、柬埔寨或智利）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类问题，尽管在十九世纪的话语中非常流行，我们讨论时却无需每次都从头开始，因为我们现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认识到民主是一种普遍适合的制度，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价值，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这就是我们讨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时所处的大环境。
印度的经验
民主的实践效果如何？现在没有人会真正怀疑民主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所起的好作用，但对於世界上许多较穷的国家，这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本文不打算详细探讨民主的历史记录，但我认为民主的实践效果相当好。
印度当然是这种争论的主要战场之一。英国人在反对印度獨立时，非常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印度1947年獨立时的状况确实非常混乱。印度政府缺乏经验，分治状态极不稳定，政治组合不明朗，加上普遍存在种族暴力和社会动乱。人们对於印度会成为一个民主的统一国家缺乏信心。但半个世纪以後，以和平手段解决困难问题的印度民主制，其实践效果相当好。政治分歧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解决。按照选举和国会规则来组织政府。印度这个由各种不同成份草率组合起来的国家，却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单位而生存下来，并运作得相当好。它确实是通过实行民主而结为一体。
印度的生存经历了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解决多种语言和多种宗教的问题。宗教和种族上的不同往往容易被宗派政客利用，而且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受到利用（例如最近数月发生的事件），从而引起全国的极大惊恐。但实际上，宗派暴力引起的惊恐，受到全国各阶层的谴责，这就为反对狭隘宗派主义最终提供了重要的民主保障。对於印度这样一个成份复杂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这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印度不仅有其主要的教派印度教，还拥有人数居世界第三的穆斯林教徒，数百万基督教和佛教徒，以及居世界第一的锡克教徒、帕西教徒和耆那教徒。
民主与经济发展
人们常说，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这种观点的提倡者是新加坡领袖和前总理李光耀，因而它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说”。的确，南韩、新加坡和改革後的中国等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於印度、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威权性较少的国家。然而李氏假设的根据是一些零星经验，和非常有选择性的有限资料，而不是对范围广泛的现有资料进行的普遍性统计研究。根据非常有选择性的资料，不可能建立这类普遍关系。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威权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凿证据”。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非洲的民主绿洲博茨瓦纳，在数十年内其经济增长率居非洲第一、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而得出相反结论。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系统性经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事实上，没有可信的普遍证据可以证明，威权统治和压迫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确实有助於经济发展。普遍的统计资料的确不支持这种推论。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或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等人的系统性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政治权利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两者之间的定向关系可能取决於许多其他环境条件。有一些统计学研究提出，两者存在一种微弱的负向相关关系，另外一些研究却提出存在强烈的正向相关关系。综合考虑所有的比较研究之後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明确关系。虽然民主与政治自由本身极为重要，但两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这个问题还涉及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我们不仅研究统计学联系，还要研究与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关的因果过程。对於导致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条件，我们现已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尽管各种经验研究具有不同的重点，对於一系列有助於经济发展的政策，学术界已有广泛的共识，这些政策包括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鼓励投资和出口的公共政策，高水平的文化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扩大参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其他社会机会。然而，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与民主相冲突，因而必须用南韩、新加坡和中国的威权主义手段来强力压制民主。相反，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快速发展经济需要一种友好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一种严厉的政治制度。
为了全面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增长领域，考察更宽阔的经济发展需求，包括对经济与社会安全的需求。我们必须考察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和防止严重灾难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使人民获得一个好机会，来提醒政府注意普通民众的需要、□□取合适的措施。政府对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的反应，取决於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政治权利的表现，确实能够对政府的运作提供一种真正不同的政治鼓励机制。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一项重要规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新闻自由具有相对獨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对於这个规律，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无论是在最近发生饥荒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獨裁国家，还是三十年代发生饥荒的苏联，或者1958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後发生大饥荒的中国，或者在外国人统治时期发生饥荒的爱尔兰和印度。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德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國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其原因就在於中国没有议会中的反对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多黨制选举。由於没有人敢批评中國政府，即使每年饿死数百万人，其错误政策依然能够持续下去。现在北韩和苏丹的饥荒也属於类似情况。
饥荒似乎往往与自然灾害有关系。评论家经常简单地用自然灾害来解释发生饥荒的原因，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发生水灾，埃塞俄比亚发生乾旱，或者北韩因天灾而农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许多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於政府采取负责的干预措施，减轻了民众的饥饿，妥善地解决了饥荒问题。由於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可以通过雇佣计画等政策来提高穷人的收入，使饥荒受害者得到食物，从而防止民众的死亡。甚至在一些发生严重旱灾、水灾等天灾的最贫穷民主国家，如1973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民众也能够吃饱肚子，而没有出现饥荒。
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并不难预防。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面对选举、反对黨和獨立报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作。印度在獨立之前被英国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多次饥荒。我记得印度最後一次饥荒是在1943年，即獨立之前四年，我当时还是儿童。但在印度出现多黨制和新闻自由之後，饥荒就消失了。
我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我和让．德累兹（Jean Dreze）的合作研究，考察过这个课题，所以我就不用在这里饶舌。饥荒问题仅仅是民主可以解决的例子之一，尽管在许多方面它是最容易分析的例子。在防止经济与社会灾难方面，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普遍扮演了正面角色。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也许不会怀念民主的这种工具作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经济情况恶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鼓励机制，就会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
这里有一个重要教训。许多专家治国论者在宣传市场制度可以提供经济鼓励机制的同时，却忽略了政治鼓励机制。他们选择了是一组极不均衡的基本规则。一个国家在走好运，没有严重灾害威胁，一切发展顺利的时候，人们不大会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但如果经济或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或者政策失误，一个似乎是健康的国家就潜伏著不安全的危险性。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出现的问题，就是不民主制度带来的惩罚。这在两个方面特别明显。首先，南韩、泰国、印尼等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与这些国家的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特别是与金融政策缺乏公众的监督密切相关。导致这一危机的核心原因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民主论坛。其次，一旦金融危机导致全面经济衰退，印尼等国的人们就特别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即民主国家防止饥荒的那种保护功能。在非民主国家，受害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
过去数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因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百分之十似乎并不算严重问题。但如果经济收缩的负担没有被广泛地分担，而是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业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经济衰退就会严重破坏民众生活，使数百万人陷於悲惨境地。在经济良好时，印尼人民可能并不怀念民主。但在经济危机的分担很不平等的国家，民主的缺乏使人们发不出声音或者根本没有声音。人们在最需要民主的保护功能时，才会最强烈地怀念它。
民主的功能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分析局限在民主的批评者、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批评者所限定的范围。在後面我将讨论民主的文化方面批评者的论点。我现在要从正面进一步分析民主所做的事，以及说它是一种普遍价值的根据。
民主究竟是什麽？我们绝不能把民主等同於多数人统治。民主的内容很复杂，它的确包括投票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它还包括保护自由，尊重法律机构，保障自由讨论，和发表新闻和公正评论时不受政府的检查。如果不同派别没有获得充分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和思考不同观点的自由，选举也会变成一场大骗局。民主是一套需求系统，而不仅是在孤立情况下所选择的某种机械性的方法（如多数决） .
用这种观点来看，民主及其是普遍价值说法的优点，与某些特定美德及其自由实际很相似。我们可以分辨出民主丰富公民生活的三种方式。
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普遍自由的一部分。实行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其幸福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对於人类的幸福生活具有天然的价值。人民不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非常悲惨的处境。
第二，正如我在驳斥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时所指出，在促使政府倾听人民发出的包括经济需求在内的各种需求的声音方面，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
第三，实行民主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并有助於整个社会形成价值观和找到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点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即使是理解“需求”（包括“经济需求”）的概念，也必须让公众对各种资讯、观点和分析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在这种意义上，民主除了具有在公民幸福生活的天然价值和政治决策方面的工具性价值外，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我们在讨论民主的普遍价值时，必须进行这种多方面的分析。
要了解包括“经济需求”在内的人民的各种“需求”，就需要人民行使其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要真正掌握经济需求的内容和及其影响，必须进行讨论和意见交换。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特别是与保障人民公开讨论、辩论、批评和坚持异议有关的权利，乃是制订出资讯充分的、深思熟虑的政策这一过程的核心。这种过程对於形成社会的价值观与发现重要问题也极为重要。一般来说，没有公开的讨论，不进行公开地交换意见和争论，我们就不能发现需要优先处理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在评估社会与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果往往被低估。例如，公开讨论对於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的降低，起著重要作用。大量证据表明，公开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的恶劣後果，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生活的恶劣影响，对於印度文化水平较高地区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起了很大作用。印度喀拉拉邦或泰米尔纳德邦现在开始形成现代幸福家庭是小家庭的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就与公众的广泛讨论有密切关系。喀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为1.7%，与英国和法国差不多，却比中国的1.9%低。这种结果并非通过强制方法达到，而是由於社会形成了新的价值观，而政治对话与社会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喀拉拉邦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文化水平较高（比中国任何省份都高），这也是社会政治对话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
人类社会存在著各种悲剧与危险处境，其中有些比较容易通过社会手段来加以克服。人类的各种危险处境应该是我们辨识自己“需求”的根据。例如，有许多我们很向往的东西，可能被我们视为自己的“需求”。例如，我们可能像古人那样，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但我们并不把长生不老视为一种“需求”，因为显然做不到。我们关於“需要”的观念，与我们知道有些危险处境可以预防，而且知道其预防办法，有著密切的关系。在政府了解民众需求和相信政策的可行性（特别是社会可行性）的过程中，公共讨论扮演了关键角色。政治权利，包括自由表达与讨论的权利，不仅对於促进政府对经济需要作出反应很重要，对於了解经济需要的过程本身也非常重要。
价值的普遍性
如果上述分析正确，民主的价值就不仅在於它具有某一项优点，而在於它具有的许多优点。这些优点包括：第一，自由与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第二，在促使政府对公众需要负责方面，民主提供政治鼓励机制的工具重要性；第三，民主对於形成价值观、理解公众需要、权利和职责的建设性作用。根据这一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的中心论点，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有时说，并非人人都同意民主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把民主与引起我们向往的其他东西相比的时候更是如此。情况的确如此，这里不存在共识。但有些人将不存在共识当做民主并非普遍价值观的充分证据。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开始讨论：什麽是普遍价值？某种被视为普遍价值的东西是否必须要获得所有人的共识？如果必须如此，那麽普遍价值就可能不存在，因为没有哪种价值（包括母爱）没有遭到某些人的反对。我认为，普遍价值并不需要人人赞同，而是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有理由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甘地提出非暴力是普遍价值的观点时，他没有说任何人都认为非暴力是自己的行动准则，而只是说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非暴力有价值。与此类似，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遍价值时，也没有说所有人都接受这项原则，而是说所有人都有足够理由接受它，他对这些理由作了大量探索、说明和讨论。从这种角度来看，关於某种东西是普遍价值的任何主张，都与某些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 分析有关，尤其是人们是否可以在他们尚未充分思考过的主张中看到某种价值。不仅是关於民主，所有关於普遍价值的主张，都隐含著这种假设。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隐含性的假设方面，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最大的转变。对於某个没有民主的、许多人没有机会考虑民主制的国家，我们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往往假设一旦民主变成他们的生活现实，那里的人民就会赞同它。十九世纪的人通常不作这种假设。这种被认为是天然的假设（即我前面所说的“预设”立场）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剧烈变化。
我还必须指出，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二十世纪历史的考察。随著民主的扩展，民主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起源於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现已扩散到地球的许多遥远角落，这些地方的人民自愿参与并接受民主制度。而且，如果某个民主制度遭到推翻，民众就会举行广泛的抗议，尽管这些抗议後来往往遭到残酷鎮壓。许多人□意冒著生命危险为恢复民主而战斗。
有些人反对民主是普遍价值，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没有得到所有人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这些不同的国情有时是指某些国家的贫穷。按照他们的说法，穷人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流行说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如上所述，民主的保护作用对於穷人特别重要。显然这适用於面临饥饿的饥荒受害者。它也适用於金融危机中从经济阶梯上摔下来的赤贫者。有经济需求的人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要达到普遍富裕後才需要的奢侈品。
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七十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宣布在“紧急状态”取消各种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时，也提出了类似理由，在随後的选举中，选民们以不同的立场而分裂成旗帜鲜明的两派。在这场至关紧要的选举中，这个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大多数选民坚决反对取消基本的政治与於公民权利。印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选民对於其基本自由与权利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於经济困境的重视。
印度的历史经验，完全否定了穷人不关心公民政治权利的说法。考察南韩、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亚洲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之後，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结论。同样，尽管非洲国家普遍否定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出现反对这种压迫的运动与抗议。
来自文化差异的理由
还有一些为民主的地区差异性辩护的论点，不是与经济环境有关，而是与文化差异有关。这些论点中最有名的也许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据说亚洲人具有重视纪律而不重视政治自由的传统，因而这些国家对民主必然持更为怀疑的态度。我在“卡内基道德与国际事务理事会”的讲座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观点。
在亚洲文化史上，尤其是在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古典传统中，我们很难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任何确实根据。例如，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帝王 Ashoka 的铭文中就有关於容忍多元主义、保护少数是国家职责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全世界的60%。对亚洲的多种民族归纳出普遍的结论很不容易。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有时首先将东亚当作特别适合这种主张的地区。尽管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亚洲各国都很相似，但关於东西方差异的普遍命题往往以泰国以东的亚洲国家为例。我们应该感谢李光耀，他清晰而充分地解释了这种观点，而其他人的解释往往模糊不清。李光耀说，“西方关於社会和政府的观念与东方有根本不同”，“我所说的东亚，是指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後者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和物，尽管印度文化本身也强调类似的价值观”。
然而，在东亚的内部，不仅在日本、中国、韩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而且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存在著的差异很大的文化成份。人们在解释“亚洲价值观”时经常引用孔子的话，但这些国家的文化不仅受到孔子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影响。例如，日本、中国和韩国的佛教传统，历史悠久而影响广泛，在一千五百多年内具有很大势力。另外，这些国家还受到基督教的相当大影响。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存在一种崇尚秩序胜於崇尚自由的均质文化。
而且，孔子本人也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子路曾向他请教如何为君王服务，孔子的回答可能要引起当今威权政府新闻检查官的怀疑。他说：“即使得罪君王也要讲真话”（《论语。宪问篇》：“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 孔子并非反对在现实中要谨慎和讲究策略，而是主张在必要时人民可以反对坏的政府。他说：“如果政府表现好，要大胆说话和行事；如果政府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论语。宪问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
孔子确实明确指出，想象中的宏伟“亚洲价值观”的两个标尺，即对国家的忠诚（忠君）与对家庭的忠诚（孝）之间，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许多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认为国家角色是家庭角色的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说，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叶公对孔子说：“我有一个刚直不阿的邻人，他父亲偷了一只羊，他就谴责自己的父亲。”孔子答道：“在我的邻人中间，刚直不阿的人行事不同：父子相互掩盖，这也是刚直不阿。”（《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责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将亚洲价值观单一地解释为反对民主与政治权利，这种观点经不起严格推敲。我们不应该过於严格地批评这类观点缺乏学术证据，因为提出这类观点的并不是学者而是政客，而且往往是威权政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言人。有趣的是，我们学者对实际政治的态度也许不大现实，但现实政客讨论学术问题的态度却非常不实事求是。
当然，在亚洲传统中不难找到关於威权主义的记述，但西方经典中也很容易发现这类记载。只要查一下柏拉图或者阿奎纳（Aquinas ）的著作，就可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的专利品。仅仅因亚洲存在一些关於纪律和秩序的记载，就否定民主是普遍价值的可能性，就犹如根据柏拉图或阿奎纳的著作（姑且不提欧洲中世纪的大量赞成宗教裁判的著作），而反对民主可能是现今欧洲或美国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由於当代世界尤其是中东的政治斗争经验，人们常常把伊斯兰教描绘成根本不容忍或敌视个人的自由。但同一文化传统内存在著多样性的规律同样适用於伊斯兰教。印度的阿克巴及其他大多数莫卧尔王朝帝王（Aurangzeb 是明显例外），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实行政治宽容和宗教宽容的的最佳范例。土耳其的帝王比同时代的欧洲帝王更为宽容。开罗和巴格达也有不少类似例子。十二世纪的伟大犹太学者 Maimonides 不得不逃离其出生地----不宽容的、迫害犹太人的欧洲，在宽容的开罗得到萨拉丁苏丹的庇护从而获得安全。
多样性是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的特徵。西方文明也不例外。民主在现代欧洲国家获得胜利，这主要是欧洲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二十世纪逐渐形成一项共识的结果。把这个现象解释为西方一千多年来对於民主的历史使命，然後与非西方传统（把每一种非西方传统视为一种单质文化）对比，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这种过於简单化的倾向，不仅存在於一些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著作，也存在於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
让我举一位重要学者的著作为例，在其他许多方面，这位学者的著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杭亭顿关於文明冲突的著作。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多元性。他明确地得出结论说：在文明社会中处於独特地位的西方，存在著“一种个人主义观念和关於权利与自由的传统”。杭亭顿还说：“在西方现代化之前，西方文明就出现了不同於其他文明的核心特徵。”他认为，“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很久，西方就已经是西方”。我认为，这一论点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对於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与所谓西方价值观相对立的每一种说法，似乎存在著西方知识份子从另一角度得出的相应说法。假设对於亚洲的每一种说法，西方都有势均力敌的说法与之相对应。即使把双方的说法加在一起，也无法否定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结论
我已经讨论了有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许多问题。民主的价值包括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在产生政治鼓励机制方面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在形成社会价值，在了解民众需求、权利、职责方面的效力和政策可行性方面的建设性功能。这些优越性并不具有地区性特徵。崇尚纪律与秩序也不具有地区性特徵。价值的多元性似乎是大多数，甚至是所有文化的特徵。文化差异方面的讨论并不排斥，也不能限制我们现在可以作出的选择。
我们现在必须作出这种选择，特别是要强调民主的功能性作用，它是当今世界的民主制赖以立足的基础。我已经指出，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民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不受地区的局限。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主张，其最终的理由就来自这种分析。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如果从来自不同历史背景的、假想的文化忌禁或假设的文明先决条件出发，就不可能得到这一结论。
（参考文献从略。2001年1月）
Wednesday, March 12, 2008
译文：马克思的知识遗产
原题：一篇錯得太離譜的特稿──關於《馬克思的知識遺產》
戴開元
【多維新聞社6、7日電】戴開元來稿／2002年12月19日， 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網站發表一篇長文《馬克思的知識遺產： 共產主義之後的馬克思》。22日，多維新聞網刊登該社記者蘇小蕙根據這篇長文編譯的特稿《不要拋棄馬克思》。將英文原文與 “多維”的特稿對比以後，筆者發現，後者歪曲了原文的主旨。
《經濟學人》原文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皆已失敗；西方人文學界的左派為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而提出的種種理由（如前蘇聯東歐共產國家背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的弊病、全球化、經濟周期等問題的觀點是正確的而且具有預見性），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已成為西方左派信奉的一種現代宗教。顯然，原文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令人遺憾的是，不知是因為誤讀還是由於其他原因，“多維”的特稿卻把原文主題歪曲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體制雖已失敗，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仍然正確；應該拋棄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但不要拋棄馬克思。而且，特稿多次把原文所批駁的觀點當作原文的觀點，這種錯誤實在太離譜。編譯是翻譯的一種，其遵循的原則之一是忠實原文。編譯者無論是讚成還是反對原文作者的看法，都應該用中文忠實再現原文的主旨。
《經濟學人》網站在英語學術界具有相當高的地位，編譯該網站的文章更不應草率從事。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多維”的編譯者發生此項錯誤，大概隻有編譯者本人才能回答。 200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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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筆者的譯稿 《馬克思的知識遺產：共產主義之後的馬克思》
《經濟學人》2002年12月19日（戴開元譯）
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共產主義已經死亡或正在死亡；作為一種思想體系， 共產主義在未來的地位似乎依然穩固。
蘇聯共產主義在20世紀末的分崩離析，絕不是因為技術上的原因。它是一種在道德、物質和知識上的最全面或最丟臉的崩潰。共產主義殘暴地統治和掠奪其子民，殺害了數千萬民眾。過去數十年內，在蘇聯及其衛星國，如果有人談到平等、沒有剝削和真正的正義等共產主義教義公開宣示的目標，只會引起人們辛辣的嘲笑。共產主義制度最終崩潰以後，馬克思的塑像就像列寧、斯大林塑像的那樣，被人們輕蔑地摧毀。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皆被否定。無論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奠基者，還是共產主義國家的統治者，皆被人們拋棄。
大多數西方人沒有在馬克思主張的政治制度下生活過，他們沒有受到這種生活的影響，得出一種更為不偏不倚的看法。他們傾向於認為，馬克思被人誤解了，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歪曲了馬克思的思想。在這些黑暗國土上發生的事情不僅使他們感到震驚，而且會使馬克思本人感到震驚。但這些共產主義國家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思想的正確性毫無關系。
他們認為，在很多問題上，馬克思的看法確實正確。例如，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許多弊端，全球化和國際市場，商業周期，經濟決定意識的原理等問題的看法是正確的。他們不斷地念叨：馬克思是一位先知。應該完全拋棄蘇聯東歐（還有中國、北朝鮮和古巴，以及實行它的任何地方）實行的共產主義，但請不要拋棄馬克思。
給馬克思應得的榮譽
這似乎沒有任何風險。1999年，英國政府資助的英國廣播公司(BBC) 曾經搞了一系列民意測驗，讓人們推選一千年最偉大的人物。當年10月，在柏林牆倒塌十周年的前後數周，BBC宣布，民眾選出的一千年來最偉大思想家正是馬克思，而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居第二，牛頓和達爾文分別排名第三和第四。 BBC說：“雖然整個20世紀的獨裁統治歪曲了（馬克思）原來的思想，但作為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革命家的馬克思，其著作今天仍受到學術界的尊敬。”至少BBC這段話的第二點沒有說錯：馬克思現在仍然得到人們的尊敬。
應該承認，作為一個學術領域本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已經越過了它的巔峰時期。可以假定，迄今為止，馬克思所提出的，或者他實際上提出的，或者他可能會提出的，或者人們以為他可能會提出的大多數觀點，已經經受了充分的、雖然遠非結論性的爭論。但是，對於篇幅驚人的馬克思原著的學術研究日漸稀少，並不能成為衡量馬克思持久不衰的思想影響的最佳標準。
在西歐和美國，面向本科生和非專業人士的介紹馬克思的書籍仍有銷路，關於馬克思的最新著作仍在出版。例如，Verso最近出版的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德賽伊的《馬克思的報復》一書，受到了熱情的評論。德賽伊認為， 馬克思被人誤解了，這位偉人的正確性遠遠超過他得到的榮譽。牛津大學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沃爾夫的“為何今日要閱讀馬克思？” 一書，也是一本有吸引力的讀物。沃爾夫是一個技巧特別高超的政治哲學解釋者。他在該書中也說，馬克思被人誤解了，這位偉人的正確性遠遠超過他得到的榮譽。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終身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毫不悔悟的共產黨員霍布斯鮑姆，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也值得注意。實際上，對此書的評論好壞參半，但很少有人不表示尊敬，許多人稱讚他研究學問的堅定性。霍布斯鮑姆也說，馬克思被人誤解了，這位偉人的正確性遠遠超過他得到的榮譽。
可以說，亞當﹒斯密與自由資本主義（一種相對比較成功的經濟秩序）的關系，大致相當於馬克思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搜索亞馬遜等售書網站之後發現，關於馬克思的書籍的數量是關於亞當斯密的書籍的五至十倍。在經濟學院系本科生的閱讀書單中，亞當﹒斯密的著作卻遠遠超過馬克思。這很有趣，因為馬克思認為自己首先是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其他領域，情況恰恰相反，不出人們所料，雖然亞當﹒斯密在這些領域的著作比他的經濟學著作多得多，卻很少有亞當﹒斯密的著作，盡管在馬克思及其解 釋者和信徒看來，這似乎是必然現象。正是馬克思持久影響的這種廣度，特別是與馬克思在現代經濟學中受到的反常冷遇相對照，如此引人注目。
如何解釋此一現象？馬克思著作存在（如果存在）哪些仍有價值的東西？這個問題並非一目了然，因為他的著作顯然很難為人理解。
馬克思確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他願意的時候，他是一位有吸引力的作家，飛快地寫下一流的雋語 。《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歡呼說：“工人階級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還具有一種令人羨慕的天賦： 發出歇斯底裡的咒罵。在《資本論》裡，他為他的研究對象所下的著名定義是“無生命的勞動力，是個吸血鬼，隻是靠吸取有生命的勞動力的鮮血生存，生存得越久，吸取的勞動力越多”。這不僅令人難以忘懷，而且實際上非常恰當，只要你相信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當他願意時，他能夠非常出色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但是，馬克思的著作也常常非常乏味和復雜得讓人難以理解。讀一讀《資本論》的開頭幾頁就可以知道這一點。在他所謂的科學著作中，他飛快地創造術語，在詞匯下面劃線以強調其難懂，然後隨意改變其意義。馬克思在1844 年相信的東西，到1874年他就不再相信：唯一不變的是他認為他任何時候說的話都是絕對真理，而且與他以前的說法完全一致，這些使馬克思著作更加難懂。馬克思的大多數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第二、三卷，是由恩格斯編輯、共同撰寫或代筆的。因此，多年來，把世人了解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分開，本身已成為一個學術產業。
然而，馬克思有四個觀點似乎最為關鍵，其他大多數觀點由此發展而來。 第一，馬克思相信社會遵循簡單而普遍的運動定律，足以據此作出長時段的預言。第二，他相信這些定律僅僅具有經濟性：決定社會形態的唯一東西是“物質生產力”。第三，他相信，在歷史終結之前 ，這些定律必然以一種劇烈的階級鬥爭方式表達自己。第四，他相信，在歷史終結時，階級和國家（其唯一的目的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必然消亡，為人間天堂所取代。
那麼，現代西方學者喜歡宣稱的蘇聯式共產主義對馬克思信念的偏離，表現在哪些方面？據說，這主要是俄國的“偷跑”。根據馬克思的運動定律，當封建社會發展到阻礙了而不是促進生產力時，社會就會進入資本主義。後來，一旦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以致於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成為實現物質豐富的障礙而不是通途時，資本主義也會以非常相似的方式，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但俄國從封建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太快了。馬克思如果在世，他會告訴列寧， 這樣行不通。
馬克思真的會這樣說嗎？毫無疑問，列寧認為自己是馬克思思想的真正繼承人，他也有充足的理由。到十九世紀末，社會主義思潮思想處在分裂之中。馬克思的運動定律正在失靈。資本主義依然繁榮，沒有出現預示資本主義滅亡的利潤率下降的跡象。無產階級開始獲得選舉權。福利國家正在形成。工廠的生產環境正在改善。工人的工資開始大幅提高，遠遠超過其維持生存的最低水平。所有這些都與馬克思的運動定律相反。
在這種情況下，左派開始分裂。一方是改革派和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可以擁有人道的一面。另一方則相信可以發展和重新闡述馬克思主義，同時忠實於它的基本邏輯，而且最重要的是，保持它的革命性，反對改良。
馬克思如果在世，他會站在哪一邊？革命還是改良？他會繼續堅持要消滅吸血鬼，還是會變成溫和地要求吸血鬼少吸點血的改良派？後者似乎不可能發生。雖然馬克思是一個學者，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幻想家和革命家。他有一種病態的不妥協性。他對同志都不能妥協，更不要說對敵人。1882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的前言中表示，他希望俄國革命能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和相互補充”。如果真的如此，俄國雖然處於資本主義之前的階段，卻“可以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起點”。列寧確實說得對，只有他而不是那些心腸軟弱的資產階級妥協分子，才是大師思想的真正繼承人。
不僅因為古拉格
即使蘇聯的共產主義確實是或企圖忠實於馬克思的思想，那也不能指責馬克思的所有思想都錯了。在一些問題上，甚至在一些主要問題上，馬克思仍然可能是正確的。
馬克思的一些思想確實引人注目。然而，他關於全球市場發展的各種說法（這是對“馬克思是先知”說法的有利証據）事實上並非是最佳的范例。十九世紀已經是一個全球化時代，馬克思隻是為數眾多的注意到此一趨勢的人之一。過去30年來的全球加速化整合，隻是一種在馬克思年代已經蓬勃產生、在1914年受到干擾的趨勢的重現。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強大生產能力的預見更具原創性。他預見到資本主義將激勵出人類迄今無法想象的發明。他關於資本主義大公司將主宰全球產業的看法也是對的，盡管並非完全按照他說的方式。他強調商業周期的重要性也是對的，雖然他關於商業周期的產生原因及其後果的看法是錯誤的。
馬克思強調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性－－資本主義的強大生產力會導致自身的滅亡，資本主義存在導致社會主義及以後的共產主義的物質可能性和邏輯必然性－－被証明是錯誤的，但是，馬克思可以正確地宣稱自己比其他人更清楚地預見到，資本主義在改變人類的物質世界方面將達到何種地步，而反過來這需要對他的另一方面至少給予一點勉強的尊敬：其思想的影響之廣以及其勃勃的雄心壯志。
但事實上，在所有馬克思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上，馬克思都錯了。馬克思宣稱，其思想體系的真正力量在於預見性，但他的主要預見都毫無希望地失敗。有人常說，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前景的預見，僅僅在時間上犯了一項錯誤。等到資本主義最終走到盡頭，就會証明馬克思的正確。然而，這種論証方式，正如其他許多為馬克思辯護的理由，雖然擁有無法被証偽的優越性，卻並未使之有理。問題在於，它忽略了階級。這是一種明智的忽略。因為階級這個概念，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以致於毫無意義。但是，階級矛盾卻是馬克思世界觀不可或缺的東西。沒有階級，即使資本主義停滯不前或走向衰落，仍然缺乏推翻它的機制。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必不可少之物。但階級鬥爭，即使它曾經存在，也已經過去。在今日的西方民主社會，是受雇的工人即無產階級來選擇由誰來統治和統治多長時間，來告訴政府如何管制公司，來最終地擁有公司。而這恰恰是因 為存在馬克思最強烈批判的東西：私有財產、自由的政治權利和市場。在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上，馬克思錯得最離譜。
原則上正確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遠非局限於人數日益減少的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士。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它經濟理論很可能是知識廢品，但他的許多假設、分析技巧和思維方式，在西方學界及其他領域得到廣泛傳播。
馬克思關於經濟結構決定一切的核心觀念特別差勁。例如，根據這一觀念，私有財產權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它為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服務。這種說法適用於社會中的任何其他權利或公民自由。認為這類權利擁有更深刻的道德基礎，這是一種幻覺。道德本身就是幻覺，它隻是統治階級的另一工具。（正如盧卡奇所說： “共產主義的道德觀使邪惡的行動成為最高的職責......它是要求我們作出最大犧牲的革命。”）人的作用等於零：我們隻是被“這種制度”愚弄的工具， 直到我們把它徹底推翻為止。
馬克思關於道德的觀點也適用於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眾所周知，“已故馬克思”認為，這些學科皆不是客觀探索知識的領域，而是社會控制的方式。永遠不要詢問畫家、劇作家、建築師或哲學家對自己專業的見解。甚至不用看他們的作品，就知道他們實際在作什麼：支持統治階級。這種思維方式已經深入到整個西歐尤其是美國的大學科系，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文學研究。結果，智慧對話的機會消失了，青年人可以接受一種嚴肅的自由教育的信心也消失了。馬克思主義另一有影響力的特征還在於它的濃厚的烏托邦性質。《共產黨宣言》並不是一種政府的管理綱領，而隻是一種奪取政權的綱領，或者毋寧說是一種明智地觀察某人奪權的綱領，也就是說，它是一種關於資本主義的缺陷與活力的評論。在《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任何其它著作中，馬克思都沒有論述他所預言和鼓動的共產主義會如何實際運作。
馬克思的牧牛理論
馬克思曾如此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無人能獨佔某些活動領域，社會管理著總的生產，因而我可以今天做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上午打獵，下午釣魚， 傍晚牧牛，晚餐後從事批判活動，這隻是我心中的設想，我並未變成獵人、牧人或批判家。”許多人希望予以更詳盡地討論的問題之一是，牛是否會滿足於僅僅在傍晚放牧，或者這隻不過是人們內心的一種設想。但這個卡通片幾乎就是馬克思所談論的共產主義實況的一切，其余的必須被約簡掉，正如他對資本主義的猛烈批判，必須消除不平等、剝削、異化、私有財產等等。
令人驚訝的是今日的全球化的激烈批評者，無論他們是否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行事。對於現存的經濟秩序，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物，相反，卻乞靈於一個沒有環境壓力、社會不公正和名牌運動服的烏托邦，號召返回到一個工業化以前根本不存在的黃金時代，卻從未清晰地描述這種另類的未來或提出充分的証據。除此以外，反全球化人士還繼承了馬克思的其他許多東西，特別是自以為是的憤怒、暴烈的語言、願意訴諸實際暴力（以回應對方的“暴力”）、對大公司的妖魔化、把世界劃分為剝削者和受害者、蔑視漸進改革、狂熱的行動主義、對民主的不耐煩、玷污自由的“權利”和“自由權”、懷疑妥協、關於為市場秩序的辯護屬於偽善（或孩子氣的幼稚）的假設。
反全球化主義已被妥切地描述成一種世俗宗教。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這是一種完整的信條，擁有先知、神聖文本和關於神話中的天堂的承諾。馬克思並不是一個他自稱的科學家。他建立了一種信仰。他激勵的那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經死亡或正在死亡。但他的宗教不僅信徒眾多，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
戴開元
【多維新聞社6、7日電】戴開元來稿／2002年12月19日， 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網站發表一篇長文《馬克思的知識遺產： 共產主義之後的馬克思》。22日，多維新聞網刊登該社記者蘇小蕙根據這篇長文編譯的特稿《不要拋棄馬克思》。將英文原文與 “多維”的特稿對比以後，筆者發現，後者歪曲了原文的主旨。
《經濟學人》原文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皆已失敗；西方人文學界的左派為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而提出的種種理由（如前蘇聯東歐共產國家背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的弊病、全球化、經濟周期等問題的觀點是正確的而且具有預見性），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已成為西方左派信奉的一種現代宗教。顯然，原文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令人遺憾的是，不知是因為誤讀還是由於其他原因，“多維”的特稿卻把原文主題歪曲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體制雖已失敗，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仍然正確；應該拋棄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但不要拋棄馬克思。而且，特稿多次把原文所批駁的觀點當作原文的觀點，這種錯誤實在太離譜。編譯是翻譯的一種，其遵循的原則之一是忠實原文。編譯者無論是讚成還是反對原文作者的看法，都應該用中文忠實再現原文的主旨。
《經濟學人》網站在英語學術界具有相當高的地位，編譯該網站的文章更不應草率從事。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多維”的編譯者發生此項錯誤，大概隻有編譯者本人才能回答。 200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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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筆者的譯稿 《馬克思的知識遺產：共產主義之後的馬克思》
《經濟學人》2002年12月19日（戴開元譯）
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共產主義已經死亡或正在死亡；作為一種思想體系， 共產主義在未來的地位似乎依然穩固。
蘇聯共產主義在20世紀末的分崩離析，絕不是因為技術上的原因。它是一種在道德、物質和知識上的最全面或最丟臉的崩潰。共產主義殘暴地統治和掠奪其子民，殺害了數千萬民眾。過去數十年內，在蘇聯及其衛星國，如果有人談到平等、沒有剝削和真正的正義等共產主義教義公開宣示的目標，只會引起人們辛辣的嘲笑。共產主義制度最終崩潰以後，馬克思的塑像就像列寧、斯大林塑像的那樣，被人們輕蔑地摧毀。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皆被否定。無論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奠基者，還是共產主義國家的統治者，皆被人們拋棄。
大多數西方人沒有在馬克思主張的政治制度下生活過，他們沒有受到這種生活的影響，得出一種更為不偏不倚的看法。他們傾向於認為，馬克思被人誤解了，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歪曲了馬克思的思想。在這些黑暗國土上發生的事情不僅使他們感到震驚，而且會使馬克思本人感到震驚。但這些共產主義國家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思想的正確性毫無關系。
他們認為，在很多問題上，馬克思的看法確實正確。例如，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許多弊端，全球化和國際市場，商業周期，經濟決定意識的原理等問題的看法是正確的。他們不斷地念叨：馬克思是一位先知。應該完全拋棄蘇聯東歐（還有中國、北朝鮮和古巴，以及實行它的任何地方）實行的共產主義，但請不要拋棄馬克思。
給馬克思應得的榮譽
這似乎沒有任何風險。1999年，英國政府資助的英國廣播公司(BBC) 曾經搞了一系列民意測驗，讓人們推選一千年最偉大的人物。當年10月，在柏林牆倒塌十周年的前後數周，BBC宣布，民眾選出的一千年來最偉大思想家正是馬克思，而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居第二，牛頓和達爾文分別排名第三和第四。 BBC說：“雖然整個20世紀的獨裁統治歪曲了（馬克思）原來的思想，但作為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革命家的馬克思，其著作今天仍受到學術界的尊敬。”至少BBC這段話的第二點沒有說錯：馬克思現在仍然得到人們的尊敬。
應該承認，作為一個學術領域本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已經越過了它的巔峰時期。可以假定，迄今為止，馬克思所提出的，或者他實際上提出的，或者他可能會提出的，或者人們以為他可能會提出的大多數觀點，已經經受了充分的、雖然遠非結論性的爭論。但是，對於篇幅驚人的馬克思原著的學術研究日漸稀少，並不能成為衡量馬克思持久不衰的思想影響的最佳標準。
在西歐和美國，面向本科生和非專業人士的介紹馬克思的書籍仍有銷路，關於馬克思的最新著作仍在出版。例如，Verso最近出版的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德賽伊的《馬克思的報復》一書，受到了熱情的評論。德賽伊認為， 馬克思被人誤解了，這位偉人的正確性遠遠超過他得到的榮譽。牛津大學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沃爾夫的“為何今日要閱讀馬克思？” 一書，也是一本有吸引力的讀物。沃爾夫是一個技巧特別高超的政治哲學解釋者。他在該書中也說，馬克思被人誤解了，這位偉人的正確性遠遠超過他得到的榮譽。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終身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毫不悔悟的共產黨員霍布斯鮑姆，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也值得注意。實際上，對此書的評論好壞參半，但很少有人不表示尊敬，許多人稱讚他研究學問的堅定性。霍布斯鮑姆也說，馬克思被人誤解了，這位偉人的正確性遠遠超過他得到的榮譽。
可以說，亞當﹒斯密與自由資本主義（一種相對比較成功的經濟秩序）的關系，大致相當於馬克思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搜索亞馬遜等售書網站之後發現，關於馬克思的書籍的數量是關於亞當斯密的書籍的五至十倍。在經濟學院系本科生的閱讀書單中，亞當﹒斯密的著作卻遠遠超過馬克思。這很有趣，因為馬克思認為自己首先是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其他領域，情況恰恰相反，不出人們所料，雖然亞當﹒斯密在這些領域的著作比他的經濟學著作多得多，卻很少有亞當﹒斯密的著作，盡管在馬克思及其解 釋者和信徒看來，這似乎是必然現象。正是馬克思持久影響的這種廣度，特別是與馬克思在現代經濟學中受到的反常冷遇相對照，如此引人注目。
如何解釋此一現象？馬克思著作存在（如果存在）哪些仍有價值的東西？這個問題並非一目了然，因為他的著作顯然很難為人理解。
馬克思確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他願意的時候，他是一位有吸引力的作家，飛快地寫下一流的雋語 。《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歡呼說：“工人階級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還具有一種令人羨慕的天賦： 發出歇斯底裡的咒罵。在《資本論》裡，他為他的研究對象所下的著名定義是“無生命的勞動力，是個吸血鬼，隻是靠吸取有生命的勞動力的鮮血生存，生存得越久，吸取的勞動力越多”。這不僅令人難以忘懷，而且實際上非常恰當，只要你相信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當他願意時，他能夠非常出色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但是，馬克思的著作也常常非常乏味和復雜得讓人難以理解。讀一讀《資本論》的開頭幾頁就可以知道這一點。在他所謂的科學著作中，他飛快地創造術語，在詞匯下面劃線以強調其難懂，然後隨意改變其意義。馬克思在1844 年相信的東西，到1874年他就不再相信：唯一不變的是他認為他任何時候說的話都是絕對真理，而且與他以前的說法完全一致，這些使馬克思著作更加難懂。馬克思的大多數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第二、三卷，是由恩格斯編輯、共同撰寫或代筆的。因此，多年來，把世人了解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分開，本身已成為一個學術產業。
然而，馬克思有四個觀點似乎最為關鍵，其他大多數觀點由此發展而來。 第一，馬克思相信社會遵循簡單而普遍的運動定律，足以據此作出長時段的預言。第二，他相信這些定律僅僅具有經濟性：決定社會形態的唯一東西是“物質生產力”。第三，他相信，在歷史終結之前 ，這些定律必然以一種劇烈的階級鬥爭方式表達自己。第四，他相信，在歷史終結時，階級和國家（其唯一的目的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必然消亡，為人間天堂所取代。
那麼，現代西方學者喜歡宣稱的蘇聯式共產主義對馬克思信念的偏離，表現在哪些方面？據說，這主要是俄國的“偷跑”。根據馬克思的運動定律，當封建社會發展到阻礙了而不是促進生產力時，社會就會進入資本主義。後來，一旦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以致於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成為實現物質豐富的障礙而不是通途時，資本主義也會以非常相似的方式，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但俄國從封建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太快了。馬克思如果在世，他會告訴列寧， 這樣行不通。
馬克思真的會這樣說嗎？毫無疑問，列寧認為自己是馬克思思想的真正繼承人，他也有充足的理由。到十九世紀末，社會主義思潮思想處在分裂之中。馬克思的運動定律正在失靈。資本主義依然繁榮，沒有出現預示資本主義滅亡的利潤率下降的跡象。無產階級開始獲得選舉權。福利國家正在形成。工廠的生產環境正在改善。工人的工資開始大幅提高，遠遠超過其維持生存的最低水平。所有這些都與馬克思的運動定律相反。
在這種情況下，左派開始分裂。一方是改革派和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可以擁有人道的一面。另一方則相信可以發展和重新闡述馬克思主義，同時忠實於它的基本邏輯，而且最重要的是，保持它的革命性，反對改良。
馬克思如果在世，他會站在哪一邊？革命還是改良？他會繼續堅持要消滅吸血鬼，還是會變成溫和地要求吸血鬼少吸點血的改良派？後者似乎不可能發生。雖然馬克思是一個學者，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幻想家和革命家。他有一種病態的不妥協性。他對同志都不能妥協，更不要說對敵人。1882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的前言中表示，他希望俄國革命能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和相互補充”。如果真的如此，俄國雖然處於資本主義之前的階段，卻“可以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起點”。列寧確實說得對，只有他而不是那些心腸軟弱的資產階級妥協分子，才是大師思想的真正繼承人。
不僅因為古拉格
即使蘇聯的共產主義確實是或企圖忠實於馬克思的思想，那也不能指責馬克思的所有思想都錯了。在一些問題上，甚至在一些主要問題上，馬克思仍然可能是正確的。
馬克思的一些思想確實引人注目。然而，他關於全球市場發展的各種說法（這是對“馬克思是先知”說法的有利証據）事實上並非是最佳的范例。十九世紀已經是一個全球化時代，馬克思隻是為數眾多的注意到此一趨勢的人之一。過去30年來的全球加速化整合，隻是一種在馬克思年代已經蓬勃產生、在1914年受到干擾的趨勢的重現。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強大生產能力的預見更具原創性。他預見到資本主義將激勵出人類迄今無法想象的發明。他關於資本主義大公司將主宰全球產業的看法也是對的，盡管並非完全按照他說的方式。他強調商業周期的重要性也是對的，雖然他關於商業周期的產生原因及其後果的看法是錯誤的。
馬克思強調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性－－資本主義的強大生產力會導致自身的滅亡，資本主義存在導致社會主義及以後的共產主義的物質可能性和邏輯必然性－－被証明是錯誤的，但是，馬克思可以正確地宣稱自己比其他人更清楚地預見到，資本主義在改變人類的物質世界方面將達到何種地步，而反過來這需要對他的另一方面至少給予一點勉強的尊敬：其思想的影響之廣以及其勃勃的雄心壯志。
但事實上，在所有馬克思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上，馬克思都錯了。馬克思宣稱，其思想體系的真正力量在於預見性，但他的主要預見都毫無希望地失敗。有人常說，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前景的預見，僅僅在時間上犯了一項錯誤。等到資本主義最終走到盡頭，就會証明馬克思的正確。然而，這種論証方式，正如其他許多為馬克思辯護的理由，雖然擁有無法被証偽的優越性，卻並未使之有理。問題在於，它忽略了階級。這是一種明智的忽略。因為階級這個概念，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以致於毫無意義。但是，階級矛盾卻是馬克思世界觀不可或缺的東西。沒有階級，即使資本主義停滯不前或走向衰落，仍然缺乏推翻它的機制。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必不可少之物。但階級鬥爭，即使它曾經存在，也已經過去。在今日的西方民主社會，是受雇的工人即無產階級來選擇由誰來統治和統治多長時間，來告訴政府如何管制公司，來最終地擁有公司。而這恰恰是因 為存在馬克思最強烈批判的東西：私有財產、自由的政治權利和市場。在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上，馬克思錯得最離譜。
原則上正確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遠非局限於人數日益減少的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士。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它經濟理論很可能是知識廢品，但他的許多假設、分析技巧和思維方式，在西方學界及其他領域得到廣泛傳播。
馬克思關於經濟結構決定一切的核心觀念特別差勁。例如，根據這一觀念，私有財產權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它為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服務。這種說法適用於社會中的任何其他權利或公民自由。認為這類權利擁有更深刻的道德基礎，這是一種幻覺。道德本身就是幻覺，它隻是統治階級的另一工具。（正如盧卡奇所說： “共產主義的道德觀使邪惡的行動成為最高的職責......它是要求我們作出最大犧牲的革命。”）人的作用等於零：我們隻是被“這種制度”愚弄的工具， 直到我們把它徹底推翻為止。
馬克思關於道德的觀點也適用於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眾所周知，“已故馬克思”認為，這些學科皆不是客觀探索知識的領域，而是社會控制的方式。永遠不要詢問畫家、劇作家、建築師或哲學家對自己專業的見解。甚至不用看他們的作品，就知道他們實際在作什麼：支持統治階級。這種思維方式已經深入到整個西歐尤其是美國的大學科系，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文學研究。結果，智慧對話的機會消失了，青年人可以接受一種嚴肅的自由教育的信心也消失了。馬克思主義另一有影響力的特征還在於它的濃厚的烏托邦性質。《共產黨宣言》並不是一種政府的管理綱領，而隻是一種奪取政權的綱領，或者毋寧說是一種明智地觀察某人奪權的綱領，也就是說，它是一種關於資本主義的缺陷與活力的評論。在《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任何其它著作中，馬克思都沒有論述他所預言和鼓動的共產主義會如何實際運作。
馬克思的牧牛理論
馬克思曾如此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無人能獨佔某些活動領域，社會管理著總的生產，因而我可以今天做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上午打獵，下午釣魚， 傍晚牧牛，晚餐後從事批判活動，這隻是我心中的設想，我並未變成獵人、牧人或批判家。”許多人希望予以更詳盡地討論的問題之一是，牛是否會滿足於僅僅在傍晚放牧，或者這隻不過是人們內心的一種設想。但這個卡通片幾乎就是馬克思所談論的共產主義實況的一切，其余的必須被約簡掉，正如他對資本主義的猛烈批判，必須消除不平等、剝削、異化、私有財產等等。
令人驚訝的是今日的全球化的激烈批評者，無論他們是否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行事。對於現存的經濟秩序，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物，相反，卻乞靈於一個沒有環境壓力、社會不公正和名牌運動服的烏托邦，號召返回到一個工業化以前根本不存在的黃金時代，卻從未清晰地描述這種另類的未來或提出充分的証據。除此以外，反全球化人士還繼承了馬克思的其他許多東西，特別是自以為是的憤怒、暴烈的語言、願意訴諸實際暴力（以回應對方的“暴力”）、對大公司的妖魔化、把世界劃分為剝削者和受害者、蔑視漸進改革、狂熱的行動主義、對民主的不耐煩、玷污自由的“權利”和“自由權”、懷疑妥協、關於為市場秩序的辯護屬於偽善（或孩子氣的幼稚）的假設。
反全球化主義已被妥切地描述成一種世俗宗教。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這是一種完整的信條，擁有先知、神聖文本和關於神話中的天堂的承諾。馬克思並不是一個他自稱的科學家。他建立了一種信仰。他激勵的那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經死亡或正在死亡。但他的宗教不僅信徒眾多，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
译文﹕伊金评《帝国》一书
原题：下一个大理论为何？《帝国》行情正在看长
作者：埃米莉・伊金（Emily Eakin）
（原载2001年7月7日《纽约时报书评》）
译者注：哈佛大学2000年出版的意大利左翼学者内格里和美国学者哈特关于全球化的著作《帝国》，被中西方许多左派誉为“当代共产党宣言”。该书中文版于2001年在中国问世。现全文译出《纽约时报》2001年刊登的伊金对《帝国》的书评，供有兴趣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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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与麦可・哈特（Michael Hardt）的著作《帝国》（Empire）正在掀起波澜。也许它应该推出网路版，以便网民们对之长期展开争论。我虽然喜欢这本书，但认为应把它视为1989年以前出版的书，因为它小心翼翼地回避对共产主义垮台和真实的社会主义作理论分析。同样，此书缺乏关于媒体－－艺术家与活动家所利用的因特网与新媒体－－的基本理论。但在这个全球化的阴暗时代，那些喜欢天主教乌托邦主义的人，可以从《帝国》里获得大量救助。
大概每隔十年，就会冒出一个大理论。刚冒出时，人们一般不会狂热地追捧，但不久它就四处泛滥：占据了会场，回响在演讲厅，充斥于学术期刊。每个研究生都梦想成为下一个大理论的提出者。六十年代的大理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科的后结构主义和拉康的心理学分析，然后是各种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新历史主义。
现在学者们正在猜测，学术界的下一个大理论家会不会是41岁的杜克大学文学副教授麦可．哈特。行事低调的哈特是《帝国》的两位作者之一。而《帝国》是一本关于全球化的感人论著，从圣保罗到东京的大学校园，人们为之激动和颤抖。自哈佛大学出版社去年三月出版此书以来，其翻译版权已被日本、克罗地亚等10个国家买去。巴西的大报把它置于星期日杂志封面。荷兰电视台播出一个关于它的文献节目。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詹明信称之为“第一部关于新千禧年的伟大的新理论综合”，与之齐名的斯洛文尼亚政治哲学家齐泽克宣布，这“完全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同一时期，哈特作了21次学术演讲，提前一年获杜克大学终生教职。赞美之声滚滚而来。今春，纽约大学比较文学与东亚研究教授张旭东，再次用《帝国》作研究生教材。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教授政男三好说，“他是极少数会产生影响的年轻人之一。”
毫无疑问，哈特具有非凡才华。但光有才华不能使学术界轰动，还得有其他因素，如时尚的选题。而全球化正是目前流行的题目。另外则是哈特的合作者安东尼．内格里所具有的灿烂魅力。这位68岁的意大利哲学家和恐怖分子智囊嫌疑，由于在动荡的70年代煽动暴力被判刑13年，目前在罗马服刑。
然而，哈特及其《帝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其他因素：英语、历史、哲学等领域需要一个新的大理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社会学家阿隆诺维奇说：“文学理论已经死了十年。整个人文学科似乎处于平庸乏味状态。《帝国》的最重要意义在于，麦可正在解决人文学科面临的危机。”的确，到90年代末，过去数十年内所向披靡的研究方法已精疲力竭，尚未出现任何新的宏大理论来取代它们。一种深切的悲观主义在人文学科蔓延。学者们在抱怨他们的领域支离破碎，没有方向。
那么，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专题论著必须为危机中的学者们提供什么内容呢？
首先，此书内容丰富。全书以约500页篇幅详细论述历史、哲学与政治理论，专章描述罗马帝国、海地奴隶暴动、美国宪法和波斯湾战争，引用了马基亚维里、斯宾诺莎、黑格尔、霍布斯、康德、马克思和福科等数十位思想家的著作。简言之，此书具有符合欧洲旧传统的大理论的形式装饰。
然后是理论本身。作者宣告，全球化并非只是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历史的最新阶段，而是某种崭新之物。当其他学者与媒体正在描述各国争夺世界市场控制权之际，哈特与内格里却看到一种正在出现的新政治制度，一种新权力形式，他们称之为“帝国”。
然而，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这个帝国没有国王，没有地理国都，没有单一权力宝座。事实上，根据作者的玄乎其神论述，说帝国不是什么比说它是什么更容易：一个流动的、无限扩张的、高度组织化的系统，包罗世界全部人口。任何人、公司或国家皆不能控制这个系统。（它显然仍在建构之中。作为帝国标志之一的“超国家组织”似乎尚未出现。例如，作者仍把联合国视为某个“真正的超国家中心“的前身。）
更惊人的是，帝国出现是个好消息，它可能成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哈特说：“我们所说的帝国，实际上是对国际制度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改进。”理由呢？因为帝国下面的权力高度分散，可以认为任何人都能影响其进程。
作者写道：“帝国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国家政权更强大的潜在的革命力量，因为除了指令机器以外，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物：所有受剥削受压迫者的集合，一个直接反对帝国的大众，大众与帝国之间没有任何中介。”
该书中这类漂亮的文字比比皆是。无论它是否提出帝国和大众之类的新概念，还是在鼓吹革命，它却为这些概念注入了信心。它能否具有持久广泛的吸引力，从而成为下一个大理论？现在回答还为时尚早。但此刻《帝国》正在填补人文学科的真空。
对文学研究者而言，这本书证明他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们声称，他们不仅在分析米尔顿的宗教改宗或乔哀斯的《芬尼格．威克》语法，而是在揭示世界的实际运作方式。例如解构主义，它使学者对语言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拉康的心理分析对人类的心理也是如此。《帝国》以一种类似方式，展示了一种关于全球化政治的新思维方式。该书说，在解释当前发生的事件时，即使文学学者也能作出某种重要贡献。在学科发生危机的时刻，这一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说法。
1987年，《美国社会学期刊》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拉蒙（Michele Lamont）的著名论文《如何成为一个居统治地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案例》。她说：德里达先生广受欢迎，与其说来自其观念的内在价值，不如说来自其“复杂的写作风格”、“独特的理论架构”和时间上的幸运。解构主义是“对学科危机的一个回答”。他的独特的穿着和厚重的法国口音并未带来任何伤害。
当然，哈特不能像那些人那样利用自己的名誉。不久前，他连找工作都成问题。哈特只有一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既没有长春藤大学的文凭，也缺乏许多大学这些日子所需的专门化领域。
哈特嗓音柔和，身穿劳动布夹克，一头蓬乱的乌发，外表和说话颇似一个充满理想的研究生，而不像一颗冉冉上升的学术明星。他最近在杜克大学校园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餐时回忆说：“我申请过法语系、意大利语系、英语系、政治科学系和哲学系。但实际上几乎没一个系愿意雇佣我。”1993年，他终于在南加州大学意大利语系找到一份工作，但却与该领域的同事们格格不入。
他说：“我参加一个关于马克思和解构主义的会议。听了一连串晦涩抽象的论文。发言者说他们在谈政治。但我对他们说的政治一无所知。那个周末我很沮丧，因此到周一，我给州监狱委员会打电话，了解如何在地方监狱搞义务教育。”
当时哈特已在和内格里合作。他受到这位意大利哲学家的著作和政治活动的鼓舞，在访问巴黎时托朋友引介。当时内格里为了避免服刑而逃到巴黎。1997年，他返回罗马，直接进了监狱。
从专业角度看，这是一次冒险行动。虽然哈特本人已出版一本关于法国哲学家德吕兹的书，但他并没有明显的专门化领域。而且，美国对当代意大利哲学的兴趣并不大。对哈特而言，这些风险显然得到回报。当然，他的书也受到质疑。有人说，民族国家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强大，书中的理论缺乏事实根据，它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
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葛雷（John Gray）说：“关于世界展现出一个迥然不同权力结构的论点，至少是极度夸大，更可能只是虚构。《帝国》把当代世界状态理论化，制造一些浪漫迷人的词汇，掩盖了当今世界及其权力关系的实际冲突、不连续性、不确定性和完全的不可知性。”
这类批评似乎没有困扰哈特。他说，他高兴此书在他所谓的“我们的小小的狂热读者群以外”发现了听众。他很少幻想自己是第二个德里达。他说：“我肯定我不是。安东尼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原创性的书。我们把其他人说的各种东西综合一起，这就是它大受欢迎的原因。它是人们一直在思索，但没有真正清楚表达出来的东西”
而且他爽快承认“帝国”存在缺陷。齐泽克先生抱怨说，这本宣讲革命的书有一个不能原谅的忽略：没有提出行动的指南。哈特先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给他发电邮说，你说得对，我们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革命。他回答说，他也不晓得。”
作者：埃米莉・伊金（Emily Eakin）
（原载2001年7月7日《纽约时报书评》）
译者注：哈佛大学2000年出版的意大利左翼学者内格里和美国学者哈特关于全球化的著作《帝国》，被中西方许多左派誉为“当代共产党宣言”。该书中文版于2001年在中国问世。现全文译出《纽约时报》2001年刊登的伊金对《帝国》的书评，供有兴趣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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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与麦可・哈特（Michael Hardt）的著作《帝国》（Empire）正在掀起波澜。也许它应该推出网路版，以便网民们对之长期展开争论。我虽然喜欢这本书，但认为应把它视为1989年以前出版的书，因为它小心翼翼地回避对共产主义垮台和真实的社会主义作理论分析。同样，此书缺乏关于媒体－－艺术家与活动家所利用的因特网与新媒体－－的基本理论。但在这个全球化的阴暗时代，那些喜欢天主教乌托邦主义的人，可以从《帝国》里获得大量救助。
大概每隔十年，就会冒出一个大理论。刚冒出时，人们一般不会狂热地追捧，但不久它就四处泛滥：占据了会场，回响在演讲厅，充斥于学术期刊。每个研究生都梦想成为下一个大理论的提出者。六十年代的大理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科的后结构主义和拉康的心理学分析，然后是各种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新历史主义。
现在学者们正在猜测，学术界的下一个大理论家会不会是41岁的杜克大学文学副教授麦可．哈特。行事低调的哈特是《帝国》的两位作者之一。而《帝国》是一本关于全球化的感人论著，从圣保罗到东京的大学校园，人们为之激动和颤抖。自哈佛大学出版社去年三月出版此书以来，其翻译版权已被日本、克罗地亚等10个国家买去。巴西的大报把它置于星期日杂志封面。荷兰电视台播出一个关于它的文献节目。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詹明信称之为“第一部关于新千禧年的伟大的新理论综合”，与之齐名的斯洛文尼亚政治哲学家齐泽克宣布，这“完全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同一时期，哈特作了21次学术演讲，提前一年获杜克大学终生教职。赞美之声滚滚而来。今春，纽约大学比较文学与东亚研究教授张旭东，再次用《帝国》作研究生教材。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教授政男三好说，“他是极少数会产生影响的年轻人之一。”
毫无疑问，哈特具有非凡才华。但光有才华不能使学术界轰动，还得有其他因素，如时尚的选题。而全球化正是目前流行的题目。另外则是哈特的合作者安东尼．内格里所具有的灿烂魅力。这位68岁的意大利哲学家和恐怖分子智囊嫌疑，由于在动荡的70年代煽动暴力被判刑13年，目前在罗马服刑。
然而，哈特及其《帝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其他因素：英语、历史、哲学等领域需要一个新的大理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社会学家阿隆诺维奇说：“文学理论已经死了十年。整个人文学科似乎处于平庸乏味状态。《帝国》的最重要意义在于，麦可正在解决人文学科面临的危机。”的确，到90年代末，过去数十年内所向披靡的研究方法已精疲力竭，尚未出现任何新的宏大理论来取代它们。一种深切的悲观主义在人文学科蔓延。学者们在抱怨他们的领域支离破碎，没有方向。
那么，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专题论著必须为危机中的学者们提供什么内容呢？
首先，此书内容丰富。全书以约500页篇幅详细论述历史、哲学与政治理论，专章描述罗马帝国、海地奴隶暴动、美国宪法和波斯湾战争，引用了马基亚维里、斯宾诺莎、黑格尔、霍布斯、康德、马克思和福科等数十位思想家的著作。简言之，此书具有符合欧洲旧传统的大理论的形式装饰。
然后是理论本身。作者宣告，全球化并非只是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历史的最新阶段，而是某种崭新之物。当其他学者与媒体正在描述各国争夺世界市场控制权之际，哈特与内格里却看到一种正在出现的新政治制度，一种新权力形式，他们称之为“帝国”。
然而，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这个帝国没有国王，没有地理国都，没有单一权力宝座。事实上，根据作者的玄乎其神论述，说帝国不是什么比说它是什么更容易：一个流动的、无限扩张的、高度组织化的系统，包罗世界全部人口。任何人、公司或国家皆不能控制这个系统。（它显然仍在建构之中。作为帝国标志之一的“超国家组织”似乎尚未出现。例如，作者仍把联合国视为某个“真正的超国家中心“的前身。）
更惊人的是，帝国出现是个好消息，它可能成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哈特说：“我们所说的帝国，实际上是对国际制度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改进。”理由呢？因为帝国下面的权力高度分散，可以认为任何人都能影响其进程。
作者写道：“帝国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国家政权更强大的潜在的革命力量，因为除了指令机器以外，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物：所有受剥削受压迫者的集合，一个直接反对帝国的大众，大众与帝国之间没有任何中介。”
该书中这类漂亮的文字比比皆是。无论它是否提出帝国和大众之类的新概念，还是在鼓吹革命，它却为这些概念注入了信心。它能否具有持久广泛的吸引力，从而成为下一个大理论？现在回答还为时尚早。但此刻《帝国》正在填补人文学科的真空。
对文学研究者而言，这本书证明他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们声称，他们不仅在分析米尔顿的宗教改宗或乔哀斯的《芬尼格．威克》语法，而是在揭示世界的实际运作方式。例如解构主义，它使学者对语言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拉康的心理分析对人类的心理也是如此。《帝国》以一种类似方式，展示了一种关于全球化政治的新思维方式。该书说，在解释当前发生的事件时，即使文学学者也能作出某种重要贡献。在学科发生危机的时刻，这一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说法。
1987年，《美国社会学期刊》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拉蒙（Michele Lamont）的著名论文《如何成为一个居统治地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案例》。她说：德里达先生广受欢迎，与其说来自其观念的内在价值，不如说来自其“复杂的写作风格”、“独特的理论架构”和时间上的幸运。解构主义是“对学科危机的一个回答”。他的独特的穿着和厚重的法国口音并未带来任何伤害。
当然，哈特不能像那些人那样利用自己的名誉。不久前，他连找工作都成问题。哈特只有一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既没有长春藤大学的文凭，也缺乏许多大学这些日子所需的专门化领域。
哈特嗓音柔和，身穿劳动布夹克，一头蓬乱的乌发，外表和说话颇似一个充满理想的研究生，而不像一颗冉冉上升的学术明星。他最近在杜克大学校园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餐时回忆说：“我申请过法语系、意大利语系、英语系、政治科学系和哲学系。但实际上几乎没一个系愿意雇佣我。”1993年，他终于在南加州大学意大利语系找到一份工作，但却与该领域的同事们格格不入。
他说：“我参加一个关于马克思和解构主义的会议。听了一连串晦涩抽象的论文。发言者说他们在谈政治。但我对他们说的政治一无所知。那个周末我很沮丧，因此到周一，我给州监狱委员会打电话，了解如何在地方监狱搞义务教育。”
当时哈特已在和内格里合作。他受到这位意大利哲学家的著作和政治活动的鼓舞，在访问巴黎时托朋友引介。当时内格里为了避免服刑而逃到巴黎。1997年，他返回罗马，直接进了监狱。
从专业角度看，这是一次冒险行动。虽然哈特本人已出版一本关于法国哲学家德吕兹的书，但他并没有明显的专门化领域。而且，美国对当代意大利哲学的兴趣并不大。对哈特而言，这些风险显然得到回报。当然，他的书也受到质疑。有人说，民族国家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强大，书中的理论缺乏事实根据，它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
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葛雷（John Gray）说：“关于世界展现出一个迥然不同权力结构的论点，至少是极度夸大，更可能只是虚构。《帝国》把当代世界状态理论化，制造一些浪漫迷人的词汇，掩盖了当今世界及其权力关系的实际冲突、不连续性、不确定性和完全的不可知性。”
这类批评似乎没有困扰哈特。他说，他高兴此书在他所谓的“我们的小小的狂热读者群以外”发现了听众。他很少幻想自己是第二个德里达。他说：“我肯定我不是。安东尼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原创性的书。我们把其他人说的各种东西综合一起，这就是它大受欢迎的原因。它是人们一直在思索，但没有真正清楚表达出来的东西”
而且他爽快承认“帝国”存在缺陷。齐泽克先生抱怨说，这本宣讲革命的书有一个不能原谅的忽略：没有提出行动的指南。哈特先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给他发电邮说，你说得对，我们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革命。他回答说，他也不晓得。”
译文﹕伊金评德里达去世
原题：包罗万象的理论，安息吧——评德里达去世
(原载纽约时报2004年10月17日)
作者﹕埃米莉・伊金（Emily Eakin）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逝世，静静地为大理论的时代划下了句点。
德里达先生是一代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人。这些思想家以男性为主而且清一色是法国人。他们关於语言、存在与真实的本质的概括性主张，从1960年代起在数十年内支配了大西洋两岸的学者，使人文学系产生了许多著作，引起激烈的争论。
德里达先生比阿尔都塞、巴特、布尔迪厄、福柯、拉康、德吕兹等理论家同伴都活得久。但多年以来，在他周围，理论影响力衰退的迹象日益明显。1990年代初以后，与这些思想家有明显关系的宏大知识范式－－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追随者日渐稀少，地位不断下降。
世界已经变了，但未必按照某些大理论的狂热拥护者所希望的方式变。一度被视为革命催化剂的思想，似乎开始变为陈腐的、与实现社会变革毫不相干或完全不适合的东西。
德里达先生的主要遗产----解构主义也不例外。它原先只是一种严格的文本分析方法，企图显示任何文本并不完全等同于它表面显现的东西，而蕴含着模糊不定与矛盾的意义。解构主义在人文学科以及其他学科找到了追随者，包括许多不仅决心解构文本还要解构政治制度与社会的人。今日，解构主义这个名词已变成没有多少意义的大众文化产品，《时尚》杂志（Vogue）以之描述一件不合身套装的机会远远大于研究生以之讨论乔伊斯。
但解构主义理论本身，或至少其特有的词汇，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有些学者对此表示谴责。杜克大学英语教授冷崔恰（Frank Lentricchia）1996年在《交际语》杂志（Lingua Franca）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解构主义理论几乎取代了英语系的文学，文学作品被简约为有关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冗长乏味的连祷文，“一个关于种族主义、贫困、性别主义、同性恋厌恶和帝国主义的粪坑”。其他学者则悄悄抛弃了以最普遍和和最抽象形式写作的大理论，而从事更个人化的写作，撰写回忆录甚至小说。
2003年，学术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编辑主办的未来理论讨论会，显现了这种冷酷的情绪。一位学生听众向二十多位知名学者提问，什么理论持久站得住脚。这些正在为布什政府和伊拉克战争感到绝望的学者们回答说：几乎没有。
同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格尔顿（Terry Eagleton）教授，在其新著《理论之后》中宣称：“我们现在生活在人们可能称为高理论之后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阿尔都塞、巴特、德里达等思想家的丰富卓识，也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们。”
为何大理论一度兴旺，现在却走向衰落？最可能的解释与政治有关。按照这种看法，大理论的兴衰与左派的命运起落同步。伊格尔顿先生说：“大理论的命运与某一政治时代紧密相连。大理论的英雄时代是1960至1980年代，那也是左派地位上升的年代。”大理论不仅是分析文学或哲学文本的工具，还被视为一种挑战现状的政治武器。正如英语教授斯坦利.希（Stanley Fish）所说：“当时普遍欲望理论的系统阐述会获得政治上的报答，希望发生世界革命。”
解构主义认为，透过对文本的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权力等级制和论题，这种观点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1987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米歇尔.蒙特（Michelle Lamont）的文章《如何成为一位统治地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案例》分析了德里达先生变成明星的过程。她说：“在他提供的事物中，只有理论满足和配合了政治气候的需要。”
现在，政治气候变了，大理论就落得尘封的下场。柏林墙倒塌了。苏联崩溃了。神经科学的进展推翻了弗洛伊德关于人脑的假说。影响精神的药物取代了精神分析疗法。在相当大程度上，大理论预言的社会革命并未发生。
今日，人文学系的局面比德里达的思想刚刚走红时要平静得多。他的一些洞见卓识，特别是关于语言并非表达真实的透明中介，而是一种塑造我们价值与信念的文化系统的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仍将保存下去。但这些日子，学者们很少产生跨学科的打破范式的新著作。学者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拉蒙特女士在采访中所说的“精细雕琢的经验性研究，那里没有多少高理论可以派上用场”。
也许这并非一件坏事。费希先生说，回头去看，相信理论可以改变世界，这是一个错误。他说：“一旦理论问题不再成为哲学领域内的问题，而变为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理论就背上沉重的负担。没有哪个理论可以承受这种重负。这是对理论可以提出的合理要求与也许不该提出的要求之间的差别。一方面，作为一个理论家，你可以说：‘跟着我，我将为你提供关于一个重要的长期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跟着我，我可以带领你们到达希望之乡。’当然，第一种说法是学者和理论家提出的合适、必要的主张。第二种说法是先知乃至上帝的语言。幸好，理论家既非先知也不是上帝。”
(原载纽约时报2004年10月17日)
作者﹕埃米莉・伊金（Emily Eakin）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逝世，静静地为大理论的时代划下了句点。
德里达先生是一代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人。这些思想家以男性为主而且清一色是法国人。他们关於语言、存在与真实的本质的概括性主张，从1960年代起在数十年内支配了大西洋两岸的学者，使人文学系产生了许多著作，引起激烈的争论。
德里达先生比阿尔都塞、巴特、布尔迪厄、福柯、拉康、德吕兹等理论家同伴都活得久。但多年以来，在他周围，理论影响力衰退的迹象日益明显。1990年代初以后，与这些思想家有明显关系的宏大知识范式－－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追随者日渐稀少，地位不断下降。
世界已经变了，但未必按照某些大理论的狂热拥护者所希望的方式变。一度被视为革命催化剂的思想，似乎开始变为陈腐的、与实现社会变革毫不相干或完全不适合的东西。
德里达先生的主要遗产----解构主义也不例外。它原先只是一种严格的文本分析方法，企图显示任何文本并不完全等同于它表面显现的东西，而蕴含着模糊不定与矛盾的意义。解构主义在人文学科以及其他学科找到了追随者，包括许多不仅决心解构文本还要解构政治制度与社会的人。今日，解构主义这个名词已变成没有多少意义的大众文化产品，《时尚》杂志（Vogue）以之描述一件不合身套装的机会远远大于研究生以之讨论乔伊斯。
但解构主义理论本身，或至少其特有的词汇，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有些学者对此表示谴责。杜克大学英语教授冷崔恰（Frank Lentricchia）1996年在《交际语》杂志（Lingua Franca）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解构主义理论几乎取代了英语系的文学，文学作品被简约为有关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冗长乏味的连祷文，“一个关于种族主义、贫困、性别主义、同性恋厌恶和帝国主义的粪坑”。其他学者则悄悄抛弃了以最普遍和和最抽象形式写作的大理论，而从事更个人化的写作，撰写回忆录甚至小说。
2003年，学术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编辑主办的未来理论讨论会，显现了这种冷酷的情绪。一位学生听众向二十多位知名学者提问，什么理论持久站得住脚。这些正在为布什政府和伊拉克战争感到绝望的学者们回答说：几乎没有。
同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格尔顿（Terry Eagleton）教授，在其新著《理论之后》中宣称：“我们现在生活在人们可能称为高理论之后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阿尔都塞、巴特、德里达等思想家的丰富卓识，也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们。”
为何大理论一度兴旺，现在却走向衰落？最可能的解释与政治有关。按照这种看法，大理论的兴衰与左派的命运起落同步。伊格尔顿先生说：“大理论的命运与某一政治时代紧密相连。大理论的英雄时代是1960至1980年代，那也是左派地位上升的年代。”大理论不仅是分析文学或哲学文本的工具，还被视为一种挑战现状的政治武器。正如英语教授斯坦利.希（Stanley Fish）所说：“当时普遍欲望理论的系统阐述会获得政治上的报答，希望发生世界革命。”
解构主义认为，透过对文本的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权力等级制和论题，这种观点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1987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米歇尔.蒙特（Michelle Lamont）的文章《如何成为一位统治地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案例》分析了德里达先生变成明星的过程。她说：“在他提供的事物中，只有理论满足和配合了政治气候的需要。”
现在，政治气候变了，大理论就落得尘封的下场。柏林墙倒塌了。苏联崩溃了。神经科学的进展推翻了弗洛伊德关于人脑的假说。影响精神的药物取代了精神分析疗法。在相当大程度上，大理论预言的社会革命并未发生。
今日，人文学系的局面比德里达的思想刚刚走红时要平静得多。他的一些洞见卓识，特别是关于语言并非表达真实的透明中介，而是一种塑造我们价值与信念的文化系统的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仍将保存下去。但这些日子，学者们很少产生跨学科的打破范式的新著作。学者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拉蒙特女士在采访中所说的“精细雕琢的经验性研究，那里没有多少高理论可以派上用场”。
也许这并非一件坏事。费希先生说，回头去看，相信理论可以改变世界，这是一个错误。他说：“一旦理论问题不再成为哲学领域内的问题，而变为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理论就背上沉重的负担。没有哪个理论可以承受这种重负。这是对理论可以提出的合理要求与也许不该提出的要求之间的差别。一方面，作为一个理论家，你可以说：‘跟着我，我将为你提供关于一个重要的长期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跟着我，我可以带领你们到达希望之乡。’当然，第一种说法是学者和理论家提出的合适、必要的主张。第二种说法是先知乃至上帝的语言。幸好，理论家既非先知也不是上帝。”
访谈﹕殷人东渡中美洲？
－－许辉教授访谈录
（原载2001年1月7日《世界周刊》）
1996年以来，中国大陆旅美学者、德州基督教大学助理教授许辉博士提出了一个新颖观点，震动了中美学术界。许教授认为：大约三千多年前，中国的殷商王朝被周武王打败以後，殷商的一些遗民曾东渡太平洋，抵达中美洲，对当地的奥尔梅克(Olmec)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许辉的论点引起中外媒体的轰动。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World Report)、《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发现》杂志(Discovery)、《全国地理》杂志网路(National Geographic.com)、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路(ABCNews.com)、《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日本的《读卖新闻》，台湾的《光华》杂志，大陆的新华社，先後报导了许辉的发现。
大陆学者对许辉的观点大多持欣赏、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但研究美洲文化的美国考古界人士，却多数表示怀疑、否定的看法，只有很少学者同情和支持许辉的观点。
西方的主流学术界认为，一万多年前，生活在亚洲东北的人类，越过当时已被冰原联成一片的白令海峡，逐渐移居到南北美洲大陆各地，形成了後来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自此以後，美洲大陆就与亚洲或其他大陆几乎完全隔绝，印第安人独自发展出一系列文化和社会，包括三千多年前中美洲兴起的奥尔梅克文明，後来的玛雅文明和南美的安第斯文明。在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前，美洲原住民和地球上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接触，更谈不上相互交流或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美洲文明，是所有後来的美洲文明之母。大约在公元前1200至1000多年前，在现今中美洲的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一带，突然出现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具有阶级分化、城乡区别、农业、商业、宗教、巫术、艺术等人类文明社会的特征，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奥尔梅克文明」。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於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问题，西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没有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大体说来，西方主流学术界人士，大多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是印第安人独自发展出来的，他们被称为「独创派」(independent inventionists)。只有极少数学者主张奥尔梅克文明来源於欧洲、非洲或亚洲，他们被称为「传播派」(diffusionists)。但传播派的观点，被统治主流学术界的独创派，统统视为毫无根据的「异端邪说」或「伪科学」。
有些传播派学者认为，欧洲地中海一带的居民，在数千年前曾到达美洲。有些学者提出，古代非洲人曾越过大西洋达到美洲。还有些学者，包括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美国的艾克荷姆(G.K. Ekholm)和麦葛斯(B.J.Meggers)、法国的圭尼斯(Joseph de Guignes)，和中国的郭沫若、董作宾、凌纯声、贾兰坡等，则提出古代美洲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之间可能存在渊源关系。1980年代初，中国交通科学研究院的房仲甫根据在南美洲海底发现的古代石锚和一些中国古籍的记载，提出古代中国人曾多次航海远渡太平洋，到达过美洲大陆。
许辉教授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广泛注意，在於他不仅提出了论点，而且，还提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他在奥尔梅克文明及其邻区文化中搜集到三百多个类似於中国古文字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经大陆一些知名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鉴定，认为和中国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还表示，如果在大陆考古遗址发现这些符号，一定会认为是中国商周时期的甲骨文。
大陆学者认为，这些与甲骨文类似的奥尔梅克符号，不仅有农业方面的，如禾、田、木、天、日、雨、水、树苗等文字，还有祭祀、巫术方面的文字，与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数字和卦画等符号非常类似。
北京中国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俞伟超在给许辉的信中写道：「这个文化(指奥尔梅克文化----笔者)和中国的商文化，在人种上是一致的；许多艺术品的图案，又有那麽多的相似之处；你找出的那麽多的符号，同甲骨文竟然如此接近；而且在年代上，两者还可以衔接起来。」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毓周高度评价许辉的发现。他在给许辉的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关於奥尔梅克文明可能来自商的看法，可能成立。我同意你的看法，奥尔梅克文化的石、玉和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被看成是甲骨文。考虑到中国古籍记载，商被打败以後，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率领残余族人向东北方向逃走，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奥尔梅克刻符可能来自商的假说。」
范毓周还认为，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两种文化之间不可能独自创造出相同的文字。奥尔梅克符号与甲骨文的相似之处不是个别、孤立的，这充分说明商周文化与中美洲文化之间存在渊源关系。
另外，许辉还发现，奥尔梅克文明的陶器、玉器、石雕和宗教仪式，都与中国的商周文明极为相似。中美洲出土的陶器造型、纹饰符号、拉坯技术、镂空方法，均与中国古代陶器和制陶工艺相同。奥尔梅克文明的玉器崇拜、石器上的多种纹饰，玉器上的神徽、图腾和符号，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内容很相似。奥尔梅克巫教中也有中国的结绳记事、天圆地方、四色四方等观念。奥尔梅克人也像中国古人那样，用朱砂祭祀，用玉求雨，以兽首人身符为神徽，以神社、神庙、神坛祭祖，以雄具显威和驱鬼邪，以玉圭立牌位，筑陵造墓。奥尔梅克的殉生祭祖方法，与中国的商周如出一辙。
美国也有少数学者认同许辉的看法。哈佛大学学者艾克荷姆提出，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亚洲移民和探险家就到达美洲，使新大陆的宗教、艺术、天文、建筑蓬勃发展，形成美洲历史上的第一个文明社会。美洲文明可能起源於青铜时代的商朝，因为两者同时拥有类似的艺术风格和宗教意识。
史密松宁博物馆考古学家麦葛斯，甚至走得比许辉还要远。她在比较了厄瓜多尔发现的陶器与日本古陶器之後，认为早在5000多年前，古代亚洲居民就通过海上交通，与美洲文明发生了文化交流。她说：「古代人类将海洋视为高速公路，而不是一道屏障。」
但是，美国考古界和历史界的主流学者却对许辉的观点不屑一顾，甚至斥之为「种族主义」。美国研究奥尔梅克文明的权威学者、耶鲁大学的寇教授(MichaelD. Coe)叱责许辉的观点「侮辱了墨西哥的原住民」。华盛顿大学教授波尔兹(William Boltz)称，许辉对奥尔梅克符号的解释是「垃圾」(rubbish)，许辉关於中国商周文明和中美洲文明之间存在渊源关系的说法，「无疑满足了他们(指中国人----笔者)的民族骄傲」。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巴格利(William Bagley)在给笔者的e-mail中表示，许辉的论点是「最愚蠢的理论」(silliest theories)和「疯子的工作」(work of crank)，不值得费时间评论。
不久前，寇教授在与笔者的电话通话时，较为详细地谈到他对许辉观点的看法。寇教授认为，古代亚洲文明和美洲文明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交往，但许辉提出的论据「没有说服力」(not convincing)；许辉关於奥尔梅克符号与甲骨文类似的说法「很肤浅」(superficial)。
古代亚洲文化和美洲文化的关系和相互交流问题，对於古代世界史和古代中外交通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许辉教授通过自己的刻苦研究，对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大胆地提出一种新颖解释，并提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证据，值得引起中外有关专家的注意和重视。此一课题涉及历史、考古、语言、人类等多个领域，需要大陆、台湾和美洲的学者协力合作，共同研究。当然，许辉的研究仅仅才刚刚开始，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作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才可能为主流学术界接受。但一些美国学者对许辉的观点，没有经过仔细分析，有的甚至对中国古文字一无所知，就站在「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立场，对许辉的研究作出情绪化的反应，甚至乱扣政治大帽子，这不是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正确态度。事实上，近年的美洲的一些考古发现，如南美发现的一具一万五千多年前的女性遗骨，已经对北美学术界居统治地位的「独创派」观点构成了严肃挑战。
最近笔者采访了许辉教授。以下是访谈摘要。
戴开元(以下简称「戴」)：许辉教授，您最早在何时提出奥尔梅克文化受商殷文化影响这一观点？
许辉：(以下简称「许」)奥尔梅克受商周影响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先见，早在六，七十年代，哈佛教授及美国印第安历史博物馆的艾克荷姆，以及史密斯松宁博物馆的麦葛斯教授曾就两者的关联提出见解，可惜当时重点放在宗教艺术上，没有对文字符号方面进行研究，所以被反对派否决。後来中外人士都曾提到过渊源关系，包括英国的李约瑟教授也专门出了他生前最後一本书，让世人关心泛太平洋文化的关联。
我是在不知前人研究的情况下，独自得出三千年前太平洋两岸有某种文化相同点。我开始研究大约是在六年多前，後来才得知有人早就有此想法，只是证据不多罢了。
戴：您曾经提到，过去许多知名学者，如郭沫若、董作宾、凌纯声、李约瑟等。都提到古代中国与中美洲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我想知道，他们提出这种看法的根据如何？仅仅是猜测还是确有证据？
许：他们的观点可能是直觉，也可能是他们对历史，文物及民俗比较熟悉。例如，李约瑟凭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一到墨西哥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我们从时代广场走到唐人街马上会有中国文化的感觉，这一点您能理解。
戴：我的初步印象是，您最重要的发现是，奥尔梅克符号与殷商甲骨文字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您特别举出拉文塔四号文物的六片玉圭上的刻符，证明这些符号非常类似甲骨文。我们知道，商代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其文字可以连起来构成有意义的句子。那麽玉圭上的文字是否是有意义的句子？另外，耶鲁大学寇教授曾在电话中表示，奥尔梅克文明当时根本没有文字，拉文塔四号文物六片玉圭上的符号，实际上构成一个完整图形，不能分开来解读。您看法如何？
许：这些玉圭长期保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多年来，出现了关於玉圭刻符的许多版本，千差万别。我通过特别努力，终於打开原物，拍摄了特写照片，才得到比较完整的玉圭刻符。如果照商文字来念，从上到下，有祭祀、占卜和祖宗的意义。奥尔梅克文化是否具有相同意义，还不清楚。但是，从玉圭、玉人的排列方式上可以看出，这些玉制文物具有宗教祭祀的含义。
寇教授说，玉圭刻符构成完整图形的说法恐怕不妥，因为我手里有刻符的特写照片为证。
戴：商周甲骨文一般刻在龟板上。北美也有大量乌龟，为何乞今尚未发现刻在龟板上的中美洲文字符号？如果当年周灭商之後，商的残部或后裔逃到北美，他们似乎不应该忘记以龟骨刻字占卜。您曾经解释过，这可能是由於中美洲的地质不适合龟骨保存下来，这种说法有可靠根据否？
许：说实话，我不知如何回答此问题。但是我知道奥尔梅克的大量人骨已经不复存在（土质太湿太酸，骨头化掉了）。印第安文化确有焚烧龟骨和牛肩胛骨的习俗，刻字划符也是宗教祭祀的大事。
戴：您曾经在一篇论文里提到：「奥尔梅克时期有小型脱蜡法青铜器的存在(如铜龟、铜镜和青铜人形)，但是至今没有迹象表明，奥尔梅克有任何青铜器冶炼业。」这似乎也是您需要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商代的青铜冶炼极为发达，青铜器异常精美。如果说，商灭亡後，商遗民逃到北美，只要北美有铜矿和锡矿，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不应该失传。那麽，奥尔梅克的青铜器是本地制造还是外地带来？如果是本地铸造，意味著北美有适合冶炼青铜的自然条件。如是外地带来，则根据制造方法和上面的文饰，可能追踪其来源地。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有无探索？
许：问得好！老美也有许多人这麽问，似乎没有青铜器就证明商人没有来----这样想可能太简单，恐怕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吧？我上面的一小段文可以是假设那些文物是外来物，并非原地所造。根据中美洲的一些玉雕石雕，可见商周时期的饕餮纹饰（这些纹饰在世界同期其它地方没有出现过）。这也可以说奥尔梅克人和後人有商周青铜饕餮的概念，但没有相当的矿源或技术来重新铸造青铜器。美洲人铸造铜铁时间较晚，恐怕要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以後吧。
另外可以想象，如果真有殷人东渡，飘洋过海，活著到了新大陆，恐怕是以生计为重，然後再会找矿吧？
戴：经过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的独创性研究，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发生於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现已成为定论。您提出商灭亡以後，一些殷商的人逃亡到美洲，从而导致奥尔梅克文明的突然崛起，其重要证据之一就是你在奥尔梅克遗址、遗物、遗存中发现的四百多个甲骨文字。但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年代似乎早於殷商灭亡年代(有的学者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有的说是公元前十五世纪)。我不知道您发现的这些文字或符号的年代，与殷商灭亡的年代是否一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044年以前的奥尔梅克遗存中，有没有出现这些文字或符号？
许：这是另一个争端。奥尔梅克的起源地点，年代和波及范围至今还在争议中，并没有解决。 江晓原似乎解决了商周的断代，但是墨西哥的「江晓原」还没有解决中美洲的基本概念，所以现在专家引用的并非属准确的年代或地点。另外，中美洲专家不象中国专家对历史，文物，年代，朝代，文字和其它类那麽综合研究，他们大多著重文物的艺术方面，其它综合研究极少。要想回答您的问题还不太容易。但是从我研究的情况来看，类似商的文字出现多处，范围不小。而且商以後历代文化的影响都似乎在中美洲反映。所以说，殷人东渡并非是仅有的泛太平洋接触，海上通道可能比较频繁。
戴：西方学术界关於奥尔梅克文明起源的研究，除了占主流的「独创派」以外，非主流的意见还有「非洲传入派」(如Clyde A. Winters)、「欧洲传入派」(如Barry Fell、Gloria Farley等)。这些非主流观点，除了研究奥尔梅克文明的文字、符号外，还提出了一些语言学证据。不知道你在语言学方面有无做过探索？因为，殷人到达美洲，既然带去了甲骨文、陶器、玉石雕刻、宗教等，也可能带去了语言。
许：我越来越喜欢你的问题了。实际上在许多人反对我的观点的同时，我最好还是不要反对他人的研究。我觉得我的观点(这也不是出於我个人)并不否定其它文化在新大陆的传播，也不否定中美洲也可能向亚洲传播过文化（黑潮暖流）。我只是说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古中国的文化对中美洲有影响，况且是对中美洲的母系文明有影响。
我曾将印第安人的录音给中国人听，温州人就说过录音象温州话，如果不是温州话，也象是温州乡邻的土话。就好比上海，苏州，杭州，常熟，无锡话相近但不一样的状况。
研究语音语言有个具体困难：我们如何知道现在的土语是三千年前的语言？何况中美洲人自己都不知道祖先是谁，现在何处。我曾经多次试图搞语言对比，困难不小。
中美洲专家和其它一些反对者可能过高地看待我，以为我是全人完人，应该回答或解释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我也是个初学者，只不过我可能多看几本书，多跑了几个地方，多找了词典，多作了一些比较，多提了几个问题。这样的综合研究需要多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努力，可能才能成功。如果我一人能知道或回答所有的难题，恐怕以後的比较研究到此可以结束，不用麻烦大专家他们了。
我希望，就是能有机会架起中美学术桥梁，互相学习，勾通。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满意的。因为我对证据充满信心。
戴：你有没有注意过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其中的青铜器人物造型似乎与中美洲一些石刻人面造型有相似之处，有人说这些人可能与非洲人或美洲人有关，当然，里面没有发现甲骨文之类的符号。
许：我注意到了，而且觉得人物面具很相象。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商，三星堆，夷人以及以後的三苗人是一种什麽样的关系？中国专家们曾经有过疑问，但是无法通过证据来论证。中美洲的文物似乎有可能将以上的各文化串通起来，因为有图腾，文字，图象和文物的联系。最近良渚博物馆馆长曹锦炎先生来访，亲眼看见中美洲文物活象良渚文物造型构造工艺，并猜测有良渚风格的艺人到了中美洲。
现在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况：中国商周文字没有解释，中美洲可能有同样的文字并且解释，而且中国专家能接受中美洲的解释。这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有推动作用。我正在努力。
戴：一个有关的问题是，殷人如何来到美洲？乘筏横渡太平洋？从日本北面顺海流飘过来？
许：大多数美洲学者已经接受印第安人的祖先来自东北亚的理论，没有争议。但是他们咬定一万两千年前大陆桥的唯一接触，以後就再也没有任何文化联系。新大陆的未开化的蛮人慢慢南移，独力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商周文化与中美洲的关联如果属实，那麽大陆桥的理论就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这也就是为什麽现在反对声浪大的一个原因。
殷人东渡一定是渡海而来，「飘洋过海」就是此意。太平洋北部有一道从日本流向北美的黑潮暖流，殷人凭借原始渡海工具，就可以从中国来到北美。
戴：目前北美研究奥尔梅克文明的学术界对您的观点的学术评价如何？台湾学者的评价又如何？大陆学者呢？
许：北美的奥尔梅克专家现在并不多，我所知道的恐怕不会超过30-40人，大多持反对意见（原因上面已述），也有一些持观望态度，因为不知道如何反映，少数是坚决支持，很高兴能有新证据来联系太平洋两岸的文化。而且，现在北美和世界各地，支持我的观点的学者似乎越来越多。
台湾学者的态度比较谨慎，在许多商周文字尚未得到解读的情况下，一般不愿意参与中美洲问题的争议。他们非常重视大陆著名学者，如李学勤、裘锡圭等人的工作。我曾经问台湾学者，你们信息灵通而且快，为什麽不能带头作比较，自己当个更有创造性的学者呢？我没有得到回答。 大陆学者们一般对奥尔梅克没有了解。近年来我每年都去中国，带去许多文物证据。一开始他们不愿多说，後来证据越来越多，到了质变。许多人忍不住了，终於说了心里话：如果与商没有关系才怪呢！我曾经讨教过李学勤教授和裘锡圭教授，他们两人都说：象！象文字！而且与商的甲骨文那麽象！但对这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他们的态度非常谨慎。他们要求我与中青年的专家多合作，开展进一步研究。
戴：您关於奥尔梅克刻符和商代甲骨文关系的研究，以及您提出的奥尔梅克文明源於殷商的观点，得到中国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专家的认可，但也受到不少北美学者的反驳和诘难。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北美学者要捍卫自己原先的观点，维护自己的话语权。你也曾经说过，美国学者感觉自己的传统观点受到了威胁。
另一方面，研究文化传播的学者，还要遇到一些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烈的人的出於本能的反对。过去西方一些学者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就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大力抨击和反驳。金力教授关於中国古人类六万年前从非洲迁移过来的论点，实际上否定了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以及年代更早的云南元江、四川巫山等猿人，是中国人最早祖宗的传统观点，也引起一些中国学者不安，中国科学院一位院士最近就公开驳斥金力的「谬论」。但由於金力的论点来自「科学性」相当坚实的人类基因DNA分析，大陆过去似乎没有做过类似研究，反驳的理由相当薄弱。
但有些美国学者指控你的观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我觉得太过份了，这是以「政治上正确」来干预学术研究，中国大陆过去深受这种作法的危害。我完全赞同你「不吃这一套」(“I don't buy it”)的态度。
我觉得，无论是传播学说还是独创说，最关键的是要拿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据。八十年代，中国交通科学研究院的学者房仲甫，曾经研究过殷人以及後来的华人东渡北美洲问题，但似乎没有多少具体结果。其中原因之一，也许是他没有来美洲进行研究，结果找不到多少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您现在有这种条件，希望您继续研究下去，并预祝您得到丰硕成果。
许：谢谢您的鼓励。我实际上并不坚持我的论点的正确性。我主要的目的是让美洲学者们看看两岸文化接触实证，将两岸的学者们的研究连起来。但是，美洲学者们根本不看，不需要看，也不想看，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中美洲文明是独立的，没有外来的影响。就是有影响，可能也是无不足道的，或著是有人捏造出来的。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对在美洲发现的古代石锚做了初步鉴定，认为它至少是1500年以前的遗物，其形制与中国古代的石锚非常相似。对此，哈尔滨电视台曾经做过报导。
戴：您曾经提到，德州大学金力博士进行的人类基因研究，可能有助于破解奥尔梅克文明起源之谜。不知金力的研究现在进展如何？
许：金力教授曾经派人在墨西哥纳华人地区采集基因标本，但是墨西哥搞动乱及大学罢工，所以被延迟。你可能知道，要在墨西哥做点好事，有时候比登天还难。这也就是长期不能解谜的重要因素，学术研究全被外国学者包办了。
（原载2001年1月7日《世界周刊》）
1996年以来，中国大陆旅美学者、德州基督教大学助理教授许辉博士提出了一个新颖观点，震动了中美学术界。许教授认为：大约三千多年前，中国的殷商王朝被周武王打败以後，殷商的一些遗民曾东渡太平洋，抵达中美洲，对当地的奥尔梅克(Olmec)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许辉的论点引起中外媒体的轰动。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World Report)、《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发现》杂志(Discovery)、《全国地理》杂志网路(National Geographic.com)、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路(ABCNews.com)、《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日本的《读卖新闻》，台湾的《光华》杂志，大陆的新华社，先後报导了许辉的发现。
大陆学者对许辉的观点大多持欣赏、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但研究美洲文化的美国考古界人士，却多数表示怀疑、否定的看法，只有很少学者同情和支持许辉的观点。
西方的主流学术界认为，一万多年前，生活在亚洲东北的人类，越过当时已被冰原联成一片的白令海峡，逐渐移居到南北美洲大陆各地，形成了後来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自此以後，美洲大陆就与亚洲或其他大陆几乎完全隔绝，印第安人独自发展出一系列文化和社会，包括三千多年前中美洲兴起的奥尔梅克文明，後来的玛雅文明和南美的安第斯文明。在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前，美洲原住民和地球上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接触，更谈不上相互交流或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美洲文明，是所有後来的美洲文明之母。大约在公元前1200至1000多年前，在现今中美洲的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一带，突然出现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具有阶级分化、城乡区别、农业、商业、宗教、巫术、艺术等人类文明社会的特征，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奥尔梅克文明」。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於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问题，西方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没有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大体说来，西方主流学术界人士，大多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是印第安人独自发展出来的，他们被称为「独创派」(independent inventionists)。只有极少数学者主张奥尔梅克文明来源於欧洲、非洲或亚洲，他们被称为「传播派」(diffusionists)。但传播派的观点，被统治主流学术界的独创派，统统视为毫无根据的「异端邪说」或「伪科学」。
有些传播派学者认为，欧洲地中海一带的居民，在数千年前曾到达美洲。有些学者提出，古代非洲人曾越过大西洋达到美洲。还有些学者，包括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美国的艾克荷姆(G.K. Ekholm)和麦葛斯(B.J.Meggers)、法国的圭尼斯(Joseph de Guignes)，和中国的郭沫若、董作宾、凌纯声、贾兰坡等，则提出古代美洲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之间可能存在渊源关系。1980年代初，中国交通科学研究院的房仲甫根据在南美洲海底发现的古代石锚和一些中国古籍的记载，提出古代中国人曾多次航海远渡太平洋，到达过美洲大陆。
许辉教授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广泛注意，在於他不仅提出了论点，而且，还提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他在奥尔梅克文明及其邻区文化中搜集到三百多个类似於中国古文字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经大陆一些知名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鉴定，认为和中国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还表示，如果在大陆考古遗址发现这些符号，一定会认为是中国商周时期的甲骨文。
大陆学者认为，这些与甲骨文类似的奥尔梅克符号，不仅有农业方面的，如禾、田、木、天、日、雨、水、树苗等文字，还有祭祀、巫术方面的文字，与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数字和卦画等符号非常类似。
北京中国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俞伟超在给许辉的信中写道：「这个文化(指奥尔梅克文化----笔者)和中国的商文化，在人种上是一致的；许多艺术品的图案，又有那麽多的相似之处；你找出的那麽多的符号，同甲骨文竟然如此接近；而且在年代上，两者还可以衔接起来。」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毓周高度评价许辉的发现。他在给许辉的信中写道：「我认为，你关於奥尔梅克文明可能来自商的看法，可能成立。我同意你的看法，奥尔梅克文化的石、玉和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被看成是甲骨文。考虑到中国古籍记载，商被打败以後，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率领残余族人向东北方向逃走，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奥尔梅克刻符可能来自商的假说。」
范毓周还认为，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两种文化之间不可能独自创造出相同的文字。奥尔梅克符号与甲骨文的相似之处不是个别、孤立的，这充分说明商周文化与中美洲文化之间存在渊源关系。
另外，许辉还发现，奥尔梅克文明的陶器、玉器、石雕和宗教仪式，都与中国的商周文明极为相似。中美洲出土的陶器造型、纹饰符号、拉坯技术、镂空方法，均与中国古代陶器和制陶工艺相同。奥尔梅克文明的玉器崇拜、石器上的多种纹饰，玉器上的神徽、图腾和符号，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内容很相似。奥尔梅克巫教中也有中国的结绳记事、天圆地方、四色四方等观念。奥尔梅克人也像中国古人那样，用朱砂祭祀，用玉求雨，以兽首人身符为神徽，以神社、神庙、神坛祭祖，以雄具显威和驱鬼邪，以玉圭立牌位，筑陵造墓。奥尔梅克的殉生祭祖方法，与中国的商周如出一辙。
美国也有少数学者认同许辉的看法。哈佛大学学者艾克荷姆提出，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亚洲移民和探险家就到达美洲，使新大陆的宗教、艺术、天文、建筑蓬勃发展，形成美洲历史上的第一个文明社会。美洲文明可能起源於青铜时代的商朝，因为两者同时拥有类似的艺术风格和宗教意识。
史密松宁博物馆考古学家麦葛斯，甚至走得比许辉还要远。她在比较了厄瓜多尔发现的陶器与日本古陶器之後，认为早在5000多年前，古代亚洲居民就通过海上交通，与美洲文明发生了文化交流。她说：「古代人类将海洋视为高速公路，而不是一道屏障。」
但是，美国考古界和历史界的主流学者却对许辉的观点不屑一顾，甚至斥之为「种族主义」。美国研究奥尔梅克文明的权威学者、耶鲁大学的寇教授(MichaelD. Coe)叱责许辉的观点「侮辱了墨西哥的原住民」。华盛顿大学教授波尔兹(William Boltz)称，许辉对奥尔梅克符号的解释是「垃圾」(rubbish)，许辉关於中国商周文明和中美洲文明之间存在渊源关系的说法，「无疑满足了他们(指中国人----笔者)的民族骄傲」。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巴格利(William Bagley)在给笔者的e-mail中表示，许辉的论点是「最愚蠢的理论」(silliest theories)和「疯子的工作」(work of crank)，不值得费时间评论。
不久前，寇教授在与笔者的电话通话时，较为详细地谈到他对许辉观点的看法。寇教授认为，古代亚洲文明和美洲文明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交往，但许辉提出的论据「没有说服力」(not convincing)；许辉关於奥尔梅克符号与甲骨文类似的说法「很肤浅」(superficial)。
古代亚洲文化和美洲文化的关系和相互交流问题，对於古代世界史和古代中外交通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许辉教授通过自己的刻苦研究，对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大胆地提出一种新颖解释，并提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证据，值得引起中外有关专家的注意和重视。此一课题涉及历史、考古、语言、人类等多个领域，需要大陆、台湾和美洲的学者协力合作，共同研究。当然，许辉的研究仅仅才刚刚开始，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作大量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才可能为主流学术界接受。但一些美国学者对许辉的观点，没有经过仔细分析，有的甚至对中国古文字一无所知，就站在「政治上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立场，对许辉的研究作出情绪化的反应，甚至乱扣政治大帽子，这不是对待不同学术观点的正确态度。事实上，近年的美洲的一些考古发现，如南美发现的一具一万五千多年前的女性遗骨，已经对北美学术界居统治地位的「独创派」观点构成了严肃挑战。
最近笔者采访了许辉教授。以下是访谈摘要。
戴开元(以下简称「戴」)：许辉教授，您最早在何时提出奥尔梅克文化受商殷文化影响这一观点？
许辉：(以下简称「许」)奥尔梅克受商周影响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先见，早在六，七十年代，哈佛教授及美国印第安历史博物馆的艾克荷姆，以及史密斯松宁博物馆的麦葛斯教授曾就两者的关联提出见解，可惜当时重点放在宗教艺术上，没有对文字符号方面进行研究，所以被反对派否决。後来中外人士都曾提到过渊源关系，包括英国的李约瑟教授也专门出了他生前最後一本书，让世人关心泛太平洋文化的关联。
我是在不知前人研究的情况下，独自得出三千年前太平洋两岸有某种文化相同点。我开始研究大约是在六年多前，後来才得知有人早就有此想法，只是证据不多罢了。
戴：您曾经提到，过去许多知名学者，如郭沫若、董作宾、凌纯声、李约瑟等。都提到古代中国与中美洲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我想知道，他们提出这种看法的根据如何？仅仅是猜测还是确有证据？
许：他们的观点可能是直觉，也可能是他们对历史，文物及民俗比较熟悉。例如，李约瑟凭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一到墨西哥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想我们从时代广场走到唐人街马上会有中国文化的感觉，这一点您能理解。
戴：我的初步印象是，您最重要的发现是，奥尔梅克符号与殷商甲骨文字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您特别举出拉文塔四号文物的六片玉圭上的刻符，证明这些符号非常类似甲骨文。我们知道，商代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其文字可以连起来构成有意义的句子。那麽玉圭上的文字是否是有意义的句子？另外，耶鲁大学寇教授曾在电话中表示，奥尔梅克文明当时根本没有文字，拉文塔四号文物六片玉圭上的符号，实际上构成一个完整图形，不能分开来解读。您看法如何？
许：这些玉圭长期保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多年来，出现了关於玉圭刻符的许多版本，千差万别。我通过特别努力，终於打开原物，拍摄了特写照片，才得到比较完整的玉圭刻符。如果照商文字来念，从上到下，有祭祀、占卜和祖宗的意义。奥尔梅克文化是否具有相同意义，还不清楚。但是，从玉圭、玉人的排列方式上可以看出，这些玉制文物具有宗教祭祀的含义。
寇教授说，玉圭刻符构成完整图形的说法恐怕不妥，因为我手里有刻符的特写照片为证。
戴：商周甲骨文一般刻在龟板上。北美也有大量乌龟，为何乞今尚未发现刻在龟板上的中美洲文字符号？如果当年周灭商之後，商的残部或后裔逃到北美，他们似乎不应该忘记以龟骨刻字占卜。您曾经解释过，这可能是由於中美洲的地质不适合龟骨保存下来，这种说法有可靠根据否？
许：说实话，我不知如何回答此问题。但是我知道奥尔梅克的大量人骨已经不复存在（土质太湿太酸，骨头化掉了）。印第安文化确有焚烧龟骨和牛肩胛骨的习俗，刻字划符也是宗教祭祀的大事。
戴：您曾经在一篇论文里提到：「奥尔梅克时期有小型脱蜡法青铜器的存在(如铜龟、铜镜和青铜人形)，但是至今没有迹象表明，奥尔梅克有任何青铜器冶炼业。」这似乎也是您需要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商代的青铜冶炼极为发达，青铜器异常精美。如果说，商灭亡後，商遗民逃到北美，只要北美有铜矿和锡矿，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不应该失传。那麽，奥尔梅克的青铜器是本地制造还是外地带来？如果是本地铸造，意味著北美有适合冶炼青铜的自然条件。如是外地带来，则根据制造方法和上面的文饰，可能追踪其来源地。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有无探索？
许：问得好！老美也有许多人这麽问，似乎没有青铜器就证明商人没有来----这样想可能太简单，恐怕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吧？我上面的一小段文可以是假设那些文物是外来物，并非原地所造。根据中美洲的一些玉雕石雕，可见商周时期的饕餮纹饰（这些纹饰在世界同期其它地方没有出现过）。这也可以说奥尔梅克人和後人有商周青铜饕餮的概念，但没有相当的矿源或技术来重新铸造青铜器。美洲人铸造铜铁时间较晚，恐怕要在公元500年至1000年以後吧。
另外可以想象，如果真有殷人东渡，飘洋过海，活著到了新大陆，恐怕是以生计为重，然後再会找矿吧？
戴：经过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的独创性研究，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发生於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现已成为定论。您提出商灭亡以後，一些殷商的人逃亡到美洲，从而导致奥尔梅克文明的突然崛起，其重要证据之一就是你在奥尔梅克遗址、遗物、遗存中发现的四百多个甲骨文字。但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年代似乎早於殷商灭亡年代(有的学者说是公元前十二世纪，有的说是公元前十五世纪)。我不知道您发现的这些文字或符号的年代，与殷商灭亡的年代是否一致？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044年以前的奥尔梅克遗存中，有没有出现这些文字或符号？
许：这是另一个争端。奥尔梅克的起源地点，年代和波及范围至今还在争议中，并没有解决。 江晓原似乎解决了商周的断代，但是墨西哥的「江晓原」还没有解决中美洲的基本概念，所以现在专家引用的并非属准确的年代或地点。另外，中美洲专家不象中国专家对历史，文物，年代，朝代，文字和其它类那麽综合研究，他们大多著重文物的艺术方面，其它综合研究极少。要想回答您的问题还不太容易。但是从我研究的情况来看，类似商的文字出现多处，范围不小。而且商以後历代文化的影响都似乎在中美洲反映。所以说，殷人东渡并非是仅有的泛太平洋接触，海上通道可能比较频繁。
戴：西方学术界关於奥尔梅克文明起源的研究，除了占主流的「独创派」以外，非主流的意见还有「非洲传入派」(如Clyde A. Winters)、「欧洲传入派」(如Barry Fell、Gloria Farley等)。这些非主流观点，除了研究奥尔梅克文明的文字、符号外，还提出了一些语言学证据。不知道你在语言学方面有无做过探索？因为，殷人到达美洲，既然带去了甲骨文、陶器、玉石雕刻、宗教等，也可能带去了语言。
许：我越来越喜欢你的问题了。实际上在许多人反对我的观点的同时，我最好还是不要反对他人的研究。我觉得我的观点(这也不是出於我个人)并不否定其它文化在新大陆的传播，也不否定中美洲也可能向亚洲传播过文化（黑潮暖流）。我只是说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古中国的文化对中美洲有影响，况且是对中美洲的母系文明有影响。
我曾将印第安人的录音给中国人听，温州人就说过录音象温州话，如果不是温州话，也象是温州乡邻的土话。就好比上海，苏州，杭州，常熟，无锡话相近但不一样的状况。
研究语音语言有个具体困难：我们如何知道现在的土语是三千年前的语言？何况中美洲人自己都不知道祖先是谁，现在何处。我曾经多次试图搞语言对比，困难不小。
中美洲专家和其它一些反对者可能过高地看待我，以为我是全人完人，应该回答或解释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我也是个初学者，只不过我可能多看几本书，多跑了几个地方，多找了词典，多作了一些比较，多提了几个问题。这样的综合研究需要多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努力，可能才能成功。如果我一人能知道或回答所有的难题，恐怕以後的比较研究到此可以结束，不用麻烦大专家他们了。
我希望，就是能有机会架起中美学术桥梁，互相学习，勾通。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满意的。因为我对证据充满信心。
戴：你有没有注意过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其中的青铜器人物造型似乎与中美洲一些石刻人面造型有相似之处，有人说这些人可能与非洲人或美洲人有关，当然，里面没有发现甲骨文之类的符号。
许：我注意到了，而且觉得人物面具很相象。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商，三星堆，夷人以及以後的三苗人是一种什麽样的关系？中国专家们曾经有过疑问，但是无法通过证据来论证。中美洲的文物似乎有可能将以上的各文化串通起来，因为有图腾，文字，图象和文物的联系。最近良渚博物馆馆长曹锦炎先生来访，亲眼看见中美洲文物活象良渚文物造型构造工艺，并猜测有良渚风格的艺人到了中美洲。
现在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况：中国商周文字没有解释，中美洲可能有同样的文字并且解释，而且中国专家能接受中美洲的解释。这对中国古文字的研究有推动作用。我正在努力。
戴：一个有关的问题是，殷人如何来到美洲？乘筏横渡太平洋？从日本北面顺海流飘过来？
许：大多数美洲学者已经接受印第安人的祖先来自东北亚的理论，没有争议。但是他们咬定一万两千年前大陆桥的唯一接触，以後就再也没有任何文化联系。新大陆的未开化的蛮人慢慢南移，独力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商周文化与中美洲的关联如果属实，那麽大陆桥的理论就受到了最严重的冲击。这也就是为什麽现在反对声浪大的一个原因。
殷人东渡一定是渡海而来，「飘洋过海」就是此意。太平洋北部有一道从日本流向北美的黑潮暖流，殷人凭借原始渡海工具，就可以从中国来到北美。
戴：目前北美研究奥尔梅克文明的学术界对您的观点的学术评价如何？台湾学者的评价又如何？大陆学者呢？
许：北美的奥尔梅克专家现在并不多，我所知道的恐怕不会超过30-40人，大多持反对意见（原因上面已述），也有一些持观望态度，因为不知道如何反映，少数是坚决支持，很高兴能有新证据来联系太平洋两岸的文化。而且，现在北美和世界各地，支持我的观点的学者似乎越来越多。
台湾学者的态度比较谨慎，在许多商周文字尚未得到解读的情况下，一般不愿意参与中美洲问题的争议。他们非常重视大陆著名学者，如李学勤、裘锡圭等人的工作。我曾经问台湾学者，你们信息灵通而且快，为什麽不能带头作比较，自己当个更有创造性的学者呢？我没有得到回答。 大陆学者们一般对奥尔梅克没有了解。近年来我每年都去中国，带去许多文物证据。一开始他们不愿多说，後来证据越来越多，到了质变。许多人忍不住了，终於说了心里话：如果与商没有关系才怪呢！我曾经讨教过李学勤教授和裘锡圭教授，他们两人都说：象！象文字！而且与商的甲骨文那麽象！但对这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他们的态度非常谨慎。他们要求我与中青年的专家多合作，开展进一步研究。
戴：您关於奥尔梅克刻符和商代甲骨文关系的研究，以及您提出的奥尔梅克文明源於殷商的观点，得到中国一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专家的认可，但也受到不少北美学者的反驳和诘难。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北美学者要捍卫自己原先的观点，维护自己的话语权。你也曾经说过，美国学者感觉自己的传统观点受到了威胁。
另一方面，研究文化传播的学者，还要遇到一些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烈的人的出於本能的反对。过去西方一些学者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就受到许多中国学者的大力抨击和反驳。金力教授关於中国古人类六万年前从非洲迁移过来的论点，实际上否定了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以及年代更早的云南元江、四川巫山等猿人，是中国人最早祖宗的传统观点，也引起一些中国学者不安，中国科学院一位院士最近就公开驳斥金力的「谬论」。但由於金力的论点来自「科学性」相当坚实的人类基因DNA分析，大陆过去似乎没有做过类似研究，反驳的理由相当薄弱。
但有些美国学者指控你的观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我觉得太过份了，这是以「政治上正确」来干预学术研究，中国大陆过去深受这种作法的危害。我完全赞同你「不吃这一套」(“I don't buy it”)的态度。
我觉得，无论是传播学说还是独创说，最关键的是要拿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证据。八十年代，中国交通科学研究院的学者房仲甫，曾经研究过殷人以及後来的华人东渡北美洲问题，但似乎没有多少具体结果。其中原因之一，也许是他没有来美洲进行研究，结果找不到多少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您现在有这种条件，希望您继续研究下去，并预祝您得到丰硕成果。
许：谢谢您的鼓励。我实际上并不坚持我的论点的正确性。我主要的目的是让美洲学者们看看两岸文化接触实证，将两岸的学者们的研究连起来。但是，美洲学者们根本不看，不需要看，也不想看，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中美洲文明是独立的，没有外来的影响。就是有影响，可能也是无不足道的，或著是有人捏造出来的。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对在美洲发现的古代石锚做了初步鉴定，认为它至少是1500年以前的遗物，其形制与中国古代的石锚非常相似。对此，哈尔滨电视台曾经做过报导。
戴：您曾经提到，德州大学金力博士进行的人类基因研究，可能有助于破解奥尔梅克文明起源之谜。不知金力的研究现在进展如何？
许：金力教授曾经派人在墨西哥纳华人地区采集基因标本，但是墨西哥搞动乱及大学罢工，所以被延迟。你可能知道，要在墨西哥做点好事，有时候比登天还难。这也就是长期不能解谜的重要因素，学术研究全被外国学者包办了。
访谈：千古疑案敢问天
——江晓原教授访谈录
（原载《世界周刊》，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６日）
江晓原教授根据史书上的天象记载，运用电脑及现代天文学历表，考订出武王伐纣的正确日期。
３０００多年前，周武王姬发经过四年的准备之后，联合西南的庸、蜀、羌、微、卢、彭、濮等部落，向商王朝发动进攻。武王的军队行进至牧野（河南淇县西南）时，举行讨伐商纣王的誓师大会，列数纣王的罪状。纣王匆忙发兵抵抗，两军一交手，商军士兵纷纷倒戈，周军占领商的首都朝歌，纣王自焚，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建立。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武王伐纣」。
然而，由于关于此事的文献记载极为稀少而且相互矛盾，武王伐纣的具体发生时间，逐渐成为一件千古疑案。２０００多年来，先后出现了４４种不同的说法，前后相差竟达１００多年。现在，这一历史疑案，已经被大陆的科学史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解决，而且精确到年、月、日。
江晓原教授带领两名博士生钮卫星、卢仙文，没有沿用以往学者的文献考证老路，而是独辟蹊径，根据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载，运用电脑和现代天文学星历表进行推算，终于成功地考订出３０００多年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日程表。
根据这份日程表，公元前１０４５年１２月４日，武王的军队开始出发；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３日，武王的军队度过孟津；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武王军队与商朝军队在牧野决战并获得决定性胜利。 此项重要研究成果，不仅使武王伐纣此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座标得到明确定位，而且为商周年代的断代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点。
有文字可考的中华文明史至少已有四、五千年，但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记载却只能上溯到公元前８４１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在此之前的夏朝、商朝和部分西周的历史编年，最多也只能精确到一个世纪。大陆政府１９９７年启动的「九五」计画中有一个重要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目标就是要解决这个重大的历史难题。江晓原教授的此一成果，无疑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开出一朵最鲜艳的奇葩。
根据考古学和碳１４测年法所得到的结果，周武王伐纣大约发生于公元前１０５０年至公元前１０２０年之间。江晓原教授运用天文学史研究得出的武王伐纣日程表，不仅与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而且与古文献记载和青铜器的有关铭文完全一致。有些专家根据他的研究成果，推算武王克商之后几十年间的有关历史事件记载，也完全吻合。
江晓原教授后来还根据历史上的天象记载，考订出孔子的出生年代。
最近笔者采访了江晓原教授。下面是采访纪录。
问：您是怎样开始想透过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资料的研究来解决武王伐纣的时间问题的？
江晓原（以下简称江）：通过天文学史资料来研究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这个想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刘歆就有了，他也真的尝试了，获得了一些最早的结果。刘歆考证的「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１１２２年。这一结果现在看来当然不正确，但他的主要思路是有道理的，所以两千年来步其后尘者代不乏人，以致先后出现了４４种武王伐纣的年代。对前人的４４种结论，我们逐一作了评述，详见即将出版的拙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
我本人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关心这个问题。当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论此事的文章，但那只是一般的读书札记而已，对此问题并无新的推进。
１９９７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国家「九五」计画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工程」共有三十多个专题组，分为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碳１４测年四大块。我在其中负责《武王伐纣时间的天象研究》和《三代大火星象》两个专题，由我和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领导的天文学史研究组（这是国内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承担。这时我才正式着手研究这一课题。
「断代工程」的大部分专题组皆有成果，但我不太了解（已经陆续有一些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从中外媒体上引起的反响来看，我研究的「武王伐纣」确实是最大。我们的主要成果，已经正式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９９９年４期和《科学》１９９９年５期上（两套方案，殊途同归，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
问：这个课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夏商周的编年断代有何意义？
江：这一课题对于夏商周断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周武王即位之后两年，出兵伐商，率诸侯联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与商朝大军决战，一战而胜，遂灭亡商朝，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统治。此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武王伐纣」。
西方人取笑罗马帝国历法不精密，戏言曰「罗马人确实经常打胜仗，但不知道是哪一天打的」。武王伐纣，一战击溃商朝大军，以小邦而胜大国，这一战自然是周朝八百年间最重要的战役。周人倒是知道牧野之战是哪一天进行的——他们知道这一天的日干支是甲子。因为这有１９７６年在陕西临潼零口镇西段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上的铭文，铭文中有这样的字句：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这可以证明牧野之战那天的纪日干支是甲子。可惜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不全，至少到汉代，人们就搞不清武王伐纣是在哪一年了。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商周年代学上的大关键。武王伐纣之年，正是商朝结束，周朝开始。如能定出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就可以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记载商、周各有多少王，各王在位多少年等资料推算出一个年表。所以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同时对商、周两朝的定年产生影响，是判断商、周年代至关重要的一个基点。
同时，考定武王伐纣之年，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年代学课题。由于传世的有关史料比较丰富但又不够确定，使得这一课题涉及到许多方面，如文献史料的考证、古代历谱的编排、古代天象的天文学解释与推算、青铜器铭文的释读等等。这一课题为古今中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具魅力的舞台，让他们在此施展考据之才，驰骋想像之力。
正因为如此，这一课题研究发端之早、持续年代之长、参与学者之多，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问：你怎样着手进行此项研究？研究的结果如何？
江：我和我领导的课题组，采用了与前贤完全不同的思路。虽然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在研究「武王伐纣」年代时考虑到了天象，但是他们一般只用一种或两种天象来计算。为何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在近年功能日益强大的计算机出现之前，比如说十年之前，一个天象就可能要计算几个月。也许他们心里也明白，应该把所有的天象都进行计算，但实际上在当时是力不从心的。另一方面是学科背景造成的，有些文科学者对逻辑上的事情比较疏忽，认为挑选一个比较符合的天象就可以立论了，这是知识背景造成的区别。对于我们学理工科出身的人而言，认为所有有关天象都应该考虑，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的做法是将史籍中所有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纪录——共有１６种之多——全部加以考虑。这１６种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蚀、月蚀、历日（朔、干支）。
首先我们考虑前贤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前后相距１００多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对１６种天象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我们就将这种天象排除——绝不能遇到天象纪录与自己的假设不一致时，就轻率地将天象纪录说成是后人附会。但如果天文学的计算表明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内，某种天象确实不可能发生，那就是非常牵强的证据，它可能是古人误记。
排除了在这一百多年间不可能发生的天象以后，还必须排除虽然在此期间可能发生，但是不能用来定年的天象。比如关于彗星的天象，史籍中所载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它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０．３％，我们当然不能将推论建立在这样小概率事件的基础之上——关于此事这里只能说一个结论，以免枝蔓。具体的论证可以看我们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论文。
在１６个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的、同时它又是在１００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一共是７个。这７个天象是：１ 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２ 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当头（据利簋铭文）；３ 周师出发时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４ 在周师出发前后，“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５ 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日子，这段日子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有合乎常理。（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６ 周师出发后、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与《世俘》所记历日）；７ 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见到“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确定了７个天象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符合这７个天象的年代。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年代，这就说明目前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找出来了几个年代，同样也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有限——如果出现几个年代就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取舍时已经不能再用天文学的条件了。因为天文学的条件在整个演算过程中已经用尽了，势必要引用其他手段来取舍。
我们使用现今国际天文学界公认最先进的星历表ＤＥ４０４——这是由该星历表的研发负责人Ｓｔａｎｉｓｈ无偿赠送给我们的——来进行我们的推算。幸运的是，做出来的结果只有一个（年代），这个结果就让这７个条件（天象）都符合了。整个过程主要是依靠计算机的计算。
周朝人当时已经有了记录重要事件的习惯，每天发生什么事都记录下来，同时也记录了这天的天象。这个行为可以联系到后来帝王的起居注，可以推想起居住在周朝是存在的，当然，那时可能不叫起居注，所以历史上留下了一些「武王代纣」时若干的大事记。这７个条件都能吻合，确实是很奇妙的，一但得出结果，它给出的就不仅是一个年代，同时还是一个日程表。下面就是这个日程表，这也就是我们研究的结果了：
简言之，就是：武王于公元前１０４５年１２月４日出兵，于次年——公元前１０４４年的１月９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
问：自１９２０年代开始，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为首的「疑古学派」，对于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远古历史的许多记载，予以否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你在利用古文献中的天象记载进行研究时，有没有考虑「疑古学派」关于古史记载可靠性的一些观点？
江：疑古思潮，当然也有积极意义，但大部分结论已被新的证据否定。今天大陆主流历史学界基本上已经放弃。
问：国内专家学者如何评价此项研究？国外的评价呢？
江：国内专家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例如中国科学院唯一的科学史专业的院士（也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席泽宗先生——他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天文学方面的首席科学家，对此项研究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方法新锐，超越前贤，而用传统方法不可能得到如此结果。
国外学者的反应我尚未见。我们的工作以两种方案（主要是筛选、构建同时满足七项天象的日程时的程序不同），于１９９９年底，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一个在《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８卷４期，一个在《科学》５１卷５期。也许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会看到国外反应。
但国际国内各种媒体的报导非常热烈，据我们约略的统计，至少已有大陆和包括美国及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的电视、电台、报纸等各种媒体，对此项工作报导了数十次。
问：对于此项研究，有没有人提出反对或批评意见？
江：目前尚未见任何公开发表的批评意见。私下的意见我想总是有的。
有些学者希望我们不要将结论搞得这样精确——比如他们希望有若干个武王伐纣的年份可供选择，这样他们好去和他们研究青铜器的有关年代学结论配合。但我们都知道，天文学是一门精密科学——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一门精密科学，不可能也不应该用人为因素去干预它。
问：此项研究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
江：目前还未发现这样的问题。
问：你如何进行关于孔子诞辰的研究的？结果如何？
江：我以前并未关心过这个问题。１９９９年，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这年应该是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还是２５４９周年的争论，引起了我的兴趣，结果发现可以另辟蹊径，利用天文学方法，来解决这个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老问题。
首先我注意到，史籍记载：孔子出生前５０天有一次日蚀，同时，孔子生年的争议范围又很小，只有两年（公元前５５２年还是公元前５５１年）。争议的范围小，日蚀的筛的选能力又很强，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推算当时的日蚀，公元前５５２年８月２０日，在曲阜确实可以看到一次蚀分为０．７７的日蚀，而争议的另一年根本没有日蚀发生过。日蚀一旦确定，孔子的诞辰也就确定了。以前人家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因为这中间还有一个难关，即怎样把这次日蚀发生的时间对应到公历中来，这涉及到一个换算问题。
通常的思路是，首先要知道当时（春秋）用的是什么历法？知道后就将这个历法与公历去对应——因为春秋时代的日蚀当然是用当时的历法语言记载的。但偏偏对春秋的历法是有争议的，春秋时用什么历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既然没有解决，那么换算就会出问题。
但是我们学天文学的人另有「巧取」的办法，我们从根本上抛开春秋时的历法问题，而是采用天文学上的「儒略日」来表征这次日蚀。「儒略日」是天文学家常用的一种计算方法，从公元前４７１３年起，这个时间记录系统中是没有年和月的，只有日，逐日加起来连续计算。用儒略日来表征这次日蚀发生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与公历去对应是很容易的。这样就可以非常明确地推算出孔子的生日。我们推算出的孔子诞辰是：
公元前５５２年１０月９日，故公元１９９９年是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
这项工作也已经在大陆和台湾的刊物上发表。
在谈及孔子生年时还涉及到一个戏剧性问题。按照我们的推算，１９９９年确实是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但是许多人相信的是后一年（公元前５５１年出生），可是１９９９年他们也在庆祝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这不就不对了吗？按公元前５５１年的说法，他们应该是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４９周年。因为很多人在关于周年的问题上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未曾注意到，由于公元零年不存在，所以计算跨越公元前后的周年问题时应该减去一年。
比如说，１９８９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４０周年的邮票，当时邮电部相信孔子的生年是公元前５５１年。从公元前５５１年算到１９８９年其实是２５３９年。不是２５４０年。当时邮电部发行这套纪念邮票时也没有考虑到公元零年并不存在，其实这套邮票是错的，但是现在根据我们考证出来的结果，这套邮票又对了。
我曾经对媒体说过，凡是在１９９９年举行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活动的人，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我的结论，一是承认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当然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低级错误。
问：你有何下一步研究计划？
江：下一步，正在进行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计划，我们希望低调处理，眼下先不要谈吧。
（原载《世界周刊》，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６日）
江晓原教授根据史书上的天象记载，运用电脑及现代天文学历表，考订出武王伐纣的正确日期。
３０００多年前，周武王姬发经过四年的准备之后，联合西南的庸、蜀、羌、微、卢、彭、濮等部落，向商王朝发动进攻。武王的军队行进至牧野（河南淇县西南）时，举行讨伐商纣王的誓师大会，列数纣王的罪状。纣王匆忙发兵抵抗，两军一交手，商军士兵纷纷倒戈，周军占领商的首都朝歌，纣王自焚，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建立。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武王伐纣」。
然而，由于关于此事的文献记载极为稀少而且相互矛盾，武王伐纣的具体发生时间，逐渐成为一件千古疑案。２０００多年来，先后出现了４４种不同的说法，前后相差竟达１００多年。现在，这一历史疑案，已经被大陆的科学史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解决，而且精确到年、月、日。
江晓原教授带领两名博士生钮卫星、卢仙文，没有沿用以往学者的文献考证老路，而是独辟蹊径，根据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载，运用电脑和现代天文学星历表进行推算，终于成功地考订出３０００多年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日程表。
根据这份日程表，公元前１０４５年１２月４日，武王的军队开始出发；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３日，武王的军队度过孟津；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武王军队与商朝军队在牧野决战并获得决定性胜利。 此项重要研究成果，不仅使武王伐纣此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座标得到明确定位，而且为商周年代的断代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点。
有文字可考的中华文明史至少已有四、五千年，但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记载却只能上溯到公元前８４１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在此之前的夏朝、商朝和部分西周的历史编年，最多也只能精确到一个世纪。大陆政府１９９７年启动的「九五」计画中有一个重要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目标就是要解决这个重大的历史难题。江晓原教授的此一成果，无疑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开出一朵最鲜艳的奇葩。
根据考古学和碳１４测年法所得到的结果，周武王伐纣大约发生于公元前１０５０年至公元前１０２０年之间。江晓原教授运用天文学史研究得出的武王伐纣日程表，不仅与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而且与古文献记载和青铜器的有关铭文完全一致。有些专家根据他的研究成果，推算武王克商之后几十年间的有关历史事件记载，也完全吻合。
江晓原教授后来还根据历史上的天象记载，考订出孔子的出生年代。
最近笔者采访了江晓原教授。下面是采访纪录。
问：您是怎样开始想透过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资料的研究来解决武王伐纣的时间问题的？
江晓原（以下简称江）：通过天文学史资料来研究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这个想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刘歆就有了，他也真的尝试了，获得了一些最早的结果。刘歆考证的「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１１２２年。这一结果现在看来当然不正确，但他的主要思路是有道理的，所以两千年来步其后尘者代不乏人，以致先后出现了４４种武王伐纣的年代。对前人的４４种结论，我们逐一作了评述，详见即将出版的拙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
我本人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关心这个问题。当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论此事的文章，但那只是一般的读书札记而已，对此问题并无新的推进。
１９９７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国家「九五」计画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工程」共有三十多个专题组，分为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碳１４测年四大块。我在其中负责《武王伐纣时间的天象研究》和《三代大火星象》两个专题，由我和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领导的天文学史研究组（这是国内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承担。这时我才正式着手研究这一课题。
「断代工程」的大部分专题组皆有成果，但我不太了解（已经陆续有一些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从中外媒体上引起的反响来看，我研究的「武王伐纣」确实是最大。我们的主要成果，已经正式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９９９年４期和《科学》１９９９年５期上（两套方案，殊途同归，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
问：这个课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夏商周的编年断代有何意义？
江：这一课题对于夏商周断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周武王即位之后两年，出兵伐商，率诸侯联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与商朝大军决战，一战而胜，遂灭亡商朝，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统治。此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武王伐纣」。
西方人取笑罗马帝国历法不精密，戏言曰「罗马人确实经常打胜仗，但不知道是哪一天打的」。武王伐纣，一战击溃商朝大军，以小邦而胜大国，这一战自然是周朝八百年间最重要的战役。周人倒是知道牧野之战是哪一天进行的——他们知道这一天的日干支是甲子。因为这有１９７６年在陕西临潼零口镇西段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上的铭文，铭文中有这样的字句：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这可以证明牧野之战那天的纪日干支是甲子。可惜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不全，至少到汉代，人们就搞不清武王伐纣是在哪一年了。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商周年代学上的大关键。武王伐纣之年，正是商朝结束，周朝开始。如能定出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就可以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记载商、周各有多少王，各王在位多少年等资料推算出一个年表。所以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同时对商、周两朝的定年产生影响，是判断商、周年代至关重要的一个基点。
同时，考定武王伐纣之年，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年代学课题。由于传世的有关史料比较丰富但又不够确定，使得这一课题涉及到许多方面，如文献史料的考证、古代历谱的编排、古代天象的天文学解释与推算、青铜器铭文的释读等等。这一课题为古今中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具魅力的舞台，让他们在此施展考据之才，驰骋想像之力。
正因为如此，这一课题研究发端之早、持续年代之长、参与学者之多，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问：你怎样着手进行此项研究？研究的结果如何？
江：我和我领导的课题组，采用了与前贤完全不同的思路。虽然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在研究「武王伐纣」年代时考虑到了天象，但是他们一般只用一种或两种天象来计算。为何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在近年功能日益强大的计算机出现之前，比如说十年之前，一个天象就可能要计算几个月。也许他们心里也明白，应该把所有的天象都进行计算，但实际上在当时是力不从心的。另一方面是学科背景造成的，有些文科学者对逻辑上的事情比较疏忽，认为挑选一个比较符合的天象就可以立论了，这是知识背景造成的区别。对于我们学理工科出身的人而言，认为所有有关天象都应该考虑，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的做法是将史籍中所有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纪录——共有１６种之多——全部加以考虑。这１６种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蚀、月蚀、历日（朔、干支）。
首先我们考虑前贤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前后相距１００多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对１６种天象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我们就将这种天象排除——绝不能遇到天象纪录与自己的假设不一致时，就轻率地将天象纪录说成是后人附会。但如果天文学的计算表明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内，某种天象确实不可能发生，那就是非常牵强的证据，它可能是古人误记。
排除了在这一百多年间不可能发生的天象以后，还必须排除虽然在此期间可能发生，但是不能用来定年的天象。比如关于彗星的天象，史籍中所载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它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０．３％，我们当然不能将推论建立在这样小概率事件的基础之上——关于此事这里只能说一个结论，以免枝蔓。具体的论证可以看我们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论文。
在１６个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的、同时它又是在１００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一共是７个。这７个天象是：１ 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２ 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当头（据利簋铭文）；３ 周师出发时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４ 在周师出发前后，“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５ 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日子，这段日子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有合乎常理。（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６ 周师出发后、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与《世俘》所记历日）；７ 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见到“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确定了７个天象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符合这７个天象的年代。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年代，这就说明目前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找出来了几个年代，同样也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有限——如果出现几个年代就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取舍时已经不能再用天文学的条件了。因为天文学的条件在整个演算过程中已经用尽了，势必要引用其他手段来取舍。
我们使用现今国际天文学界公认最先进的星历表ＤＥ４０４——这是由该星历表的研发负责人Ｓｔａｎｉｓｈ无偿赠送给我们的——来进行我们的推算。幸运的是，做出来的结果只有一个（年代），这个结果就让这７个条件（天象）都符合了。整个过程主要是依靠计算机的计算。
周朝人当时已经有了记录重要事件的习惯，每天发生什么事都记录下来，同时也记录了这天的天象。这个行为可以联系到后来帝王的起居注，可以推想起居住在周朝是存在的，当然，那时可能不叫起居注，所以历史上留下了一些「武王代纣」时若干的大事记。这７个条件都能吻合，确实是很奇妙的，一但得出结果，它给出的就不仅是一个年代，同时还是一个日程表。下面就是这个日程表，这也就是我们研究的结果了：
简言之，就是：武王于公元前１０４５年１２月４日出兵，于次年——公元前１０４４年的１月９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
问：自１９２０年代开始，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为首的「疑古学派」，对于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远古历史的许多记载，予以否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你在利用古文献中的天象记载进行研究时，有没有考虑「疑古学派」关于古史记载可靠性的一些观点？
江：疑古思潮，当然也有积极意义，但大部分结论已被新的证据否定。今天大陆主流历史学界基本上已经放弃。
问：国内专家学者如何评价此项研究？国外的评价呢？
江：国内专家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例如中国科学院唯一的科学史专业的院士（也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席泽宗先生——他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天文学方面的首席科学家，对此项研究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方法新锐，超越前贤，而用传统方法不可能得到如此结果。
国外学者的反应我尚未见。我们的工作以两种方案（主要是筛选、构建同时满足七项天象的日程时的程序不同），于１９９９年底，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一个在《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８卷４期，一个在《科学》５１卷５期。也许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会看到国外反应。
但国际国内各种媒体的报导非常热烈，据我们约略的统计，至少已有大陆和包括美国及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的电视、电台、报纸等各种媒体，对此项工作报导了数十次。
问：对于此项研究，有没有人提出反对或批评意见？
江：目前尚未见任何公开发表的批评意见。私下的意见我想总是有的。
有些学者希望我们不要将结论搞得这样精确——比如他们希望有若干个武王伐纣的年份可供选择，这样他们好去和他们研究青铜器的有关年代学结论配合。但我们都知道，天文学是一门精密科学——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一门精密科学，不可能也不应该用人为因素去干预它。
问：此项研究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
江：目前还未发现这样的问题。
问：你如何进行关于孔子诞辰的研究的？结果如何？
江：我以前并未关心过这个问题。１９９９年，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这年应该是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还是２５４９周年的争论，引起了我的兴趣，结果发现可以另辟蹊径，利用天文学方法，来解决这个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老问题。
首先我注意到，史籍记载：孔子出生前５０天有一次日蚀，同时，孔子生年的争议范围又很小，只有两年（公元前５５２年还是公元前５５１年）。争议的范围小，日蚀的筛的选能力又很强，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推算当时的日蚀，公元前５５２年８月２０日，在曲阜确实可以看到一次蚀分为０．７７的日蚀，而争议的另一年根本没有日蚀发生过。日蚀一旦确定，孔子的诞辰也就确定了。以前人家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因为这中间还有一个难关，即怎样把这次日蚀发生的时间对应到公历中来，这涉及到一个换算问题。
通常的思路是，首先要知道当时（春秋）用的是什么历法？知道后就将这个历法与公历去对应——因为春秋时代的日蚀当然是用当时的历法语言记载的。但偏偏对春秋的历法是有争议的，春秋时用什么历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既然没有解决，那么换算就会出问题。
但是我们学天文学的人另有「巧取」的办法，我们从根本上抛开春秋时的历法问题，而是采用天文学上的「儒略日」来表征这次日蚀。「儒略日」是天文学家常用的一种计算方法，从公元前４７１３年起，这个时间记录系统中是没有年和月的，只有日，逐日加起来连续计算。用儒略日来表征这次日蚀发生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与公历去对应是很容易的。这样就可以非常明确地推算出孔子的生日。我们推算出的孔子诞辰是：
公元前５５２年１０月９日，故公元１９９９年是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
这项工作也已经在大陆和台湾的刊物上发表。
在谈及孔子生年时还涉及到一个戏剧性问题。按照我们的推算，１９９９年确实是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但是许多人相信的是后一年（公元前５５１年出生），可是１９９９年他们也在庆祝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这不就不对了吗？按公元前５５１年的说法，他们应该是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４９周年。因为很多人在关于周年的问题上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未曾注意到，由于公元零年不存在，所以计算跨越公元前后的周年问题时应该减去一年。
比如说，１９８９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４０周年的邮票，当时邮电部相信孔子的生年是公元前５５１年。从公元前５５１年算到１９８９年其实是２５３９年。不是２５４０年。当时邮电部发行这套纪念邮票时也没有考虑到公元零年并不存在，其实这套邮票是错的，但是现在根据我们考证出来的结果，这套邮票又对了。
我曾经对媒体说过，凡是在１９９９年举行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活动的人，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我的结论，一是承认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当然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低级错误。
问：你有何下一步研究计划？
江：下一步，正在进行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计划，我们希望低调处理，眼下先不要谈吧。
Tuesday, March 11, 2008
时评：思必策召妓曝光
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州长長思必策（Eliot Spitzer）昨日召开记者会，就召妓丑闻道歉。
思必策过去担任纽约州紐检察长，打击官员贪腐、公司舞弊等罪案不遗余力，深得公众拥护，进而当选州長，但他没有经受权力的诱惑和性的考验。中国古人云﹕英雄难过美人关。阿克顿勋爵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实真理也。设立有分权制衡制度和舆论监督机制的民主国家，尚且如此，集权专制国家官員腐败的深度与與广度，只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有句俗话，「当兵三年，老母豬变貂蝉」，它的意思是说，男人长期不接触女人，会把丑陋女人视为美女。思必策花四、五千美元嫖宿的「美女」，除了年青一点，外貌不过尔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白宮找的实习生情人萊溫斯基，也谈不上是「美女」。可見，在美国搞政治，一定要有「进兵營」或「当和尚」的心理准备。
中国的妓女听到这条新闻，可能会更想来美国“工作”。乖乖，一晚五千美元，相当于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在全中国恐怕都找不到这么贵的妓女。
中国的官员看到这条新闻，必定会嘲笑美国官员处境之窝囊，另外会深深体会到在“社会主义中国”当官真好。中国官员搞女人，哪里需要像思必策那样偷偷摸摸，花这么贵的嫖资？哪里会像思必策那样因此而臭名远扬、丢乌纱帽？當官還是中國好，小蜜二奶少不了，哪似西方民主国，一不小心就翻船了。
思必策过去担任纽约州紐检察长，打击官员贪腐、公司舞弊等罪案不遗余力，深得公众拥护，进而当选州長，但他没有经受权力的诱惑和性的考验。中国古人云﹕英雄难过美人关。阿克顿勋爵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实真理也。设立有分权制衡制度和舆论监督机制的民主国家，尚且如此，集权专制国家官員腐败的深度与與广度，只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有句俗话，「当兵三年，老母豬变貂蝉」，它的意思是说，男人长期不接触女人，会把丑陋女人视为美女。思必策花四、五千美元嫖宿的「美女」，除了年青一点，外貌不过尔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白宮找的实习生情人萊溫斯基，也谈不上是「美女」。可見，在美国搞政治，一定要有「进兵營」或「当和尚」的心理准备。
中国的妓女听到这条新闻，可能会更想来美国“工作”。乖乖，一晚五千美元，相当于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在全中国恐怕都找不到这么贵的妓女。
中国的官员看到这条新闻，必定会嘲笑美国官员处境之窝囊，另外会深深体会到在“社会主义中国”当官真好。中国官员搞女人，哪里需要像思必策那样偷偷摸摸，花这么贵的嫖资？哪里会像思必策那样因此而臭名远扬、丢乌纱帽？當官還是中國好，小蜜二奶少不了，哪似西方民主国，一不小心就翻船了。
书评：《如焉》缘何被禁
原题：溫情并非《如焉》被禁的根本原因
（原载「世界周刊」2007年4月1日）
胡发云以浓墨重彩描绘茹嫣－梁晋生之恋，表达对亡妻李虹的思念以及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然而，这段爱情文字亦是作者抛出的一颗烟雾弹或佈下的一道帷幕，以遮掩他想描写的另外两个敏感主题。这种障眼法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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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李劼先生的评论文章“《如焉》触动了什么？触犯了什么？”（载3月11日《世界周刊》）以后，有些不同看法，想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李先生说，“温馨的爱，是专制的天敌。不管是专制的权力，还是专制的心理，全都害怕爱的温情”；大陆作家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描写了“温情”和“爱”，“这是以恨为生存基础的（中共）官府为什么要查禁《如焉》的根本原因”。此一说法似乎并未击中问题的要害，没有说准《如焉》被禁的根本原因。
其实，描写爱或温情的文艺作品与专制政府、专制制度的关系，并非一定水火不相容。且不说外国，仅从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来看，两者的关系亦非一直势不两立。五十年代，大陆出版了不少描写爱情的中外文学名着，如莫泊桑、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大陆作家的作品亦不乏爱情、温情的描写。
只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紧绷“阶级斗争”之弦，“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许多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受到批判。文革期间，几乎中外所有文艺作品皆变成“封资修黑货”，大陆文坛只剩下江青炮制的那几个“革命样板戏”。对於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说，专制政权与“温情”之间确实处於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
贯穿小说《如焉》的一条主要线索，是中年寡妇茹嫣与中年丧妻的副市长梁晋生之间的一段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如焉》如果仅仅描写了这一恋情，决不会被官方查禁。大陆新闻出版总署之所以点名查禁这部小说，乃是因为它踏进了大陆文艺领域的若干“禁区”。
这些“禁区”包括（但不限於）中共历史上的若干“疮疤”，如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开始的“四清”，1966年开始的“文革”，七十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八十年代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6年的学运风潮、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六四镇压等。文学作品如果真实地描写这些“疮疤”，必定使中共在国内外显得灰头土脸，中共当局自然要禁。
《如焉》虽未触碰上述“历史禁区”，却撕开了最近的一个中共“疮疤”——2003年大陆发生的“非典”（SARS）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中共官员不顾百姓死活、对民众封锁非典资讯的面目暴露无遗，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亦为此而丢了乌纱帽。《如焉》围绕“非典”事件，描写了以“茹嫣”为代表的大陆民众在网路上与中共网路监管部门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资讯战”，塑造了中共党内异议人士“卫老师”、追求民主自由的民间知识分子“达摩”、信奉犬儒主义哲学但后来觉醒的知识分子“毛子”、自觉顽固地捍卫专制制度和专制集团利益的女干部“江晓力”等生动形象。这些“禁区”和文学形象，皆是大陆绝大多数作家竭力回避的烫手山芋。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大陆其他任何作家在大陆公开发表的作品描写这些禁区，塑造过这类文学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如焉》确实是垃圾成堆的大陆文坛上冒出的一朵罕见奇葩。
从《如焉》的全名“如焉@SARS.COME”可以看出，“茹嫣”、“非典”和“网路抗争”是这部小说的三大主题。胡发云以浓墨重彩描绘茹嫣－梁晋生之恋，表达对亡妻李虹的思念以及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然而，这段爱情文字亦是作者抛出的一颗烟雾弹或佈下的一道帷幕，以遮掩他想描写的另外两个敏感主题。这种障眼法取得了成功。《如焉》冲破大陆文网的重重封锁和障碍，在全国性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并出书上市。等中宣部发现、新闻出版总署宣布禁令之际，已经为时太晚。邬书林把《如焉》打入“八本禁书”的另册，其客观效果是为胡发云和《如焉》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
（原载「世界周刊」2007年4月1日）
胡发云以浓墨重彩描绘茹嫣－梁晋生之恋，表达对亡妻李虹的思念以及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然而，这段爱情文字亦是作者抛出的一颗烟雾弹或佈下的一道帷幕，以遮掩他想描写的另外两个敏感主题。这种障眼法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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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李劼先生的评论文章“《如焉》触动了什么？触犯了什么？”（载3月11日《世界周刊》）以后，有些不同看法，想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李先生说，“温馨的爱，是专制的天敌。不管是专制的权力，还是专制的心理，全都害怕爱的温情”；大陆作家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描写了“温情”和“爱”，“这是以恨为生存基础的（中共）官府为什么要查禁《如焉》的根本原因”。此一说法似乎并未击中问题的要害，没有说准《如焉》被禁的根本原因。
其实，描写爱或温情的文艺作品与专制政府、专制制度的关系，并非一定水火不相容。且不说外国，仅从中共执政的五十多年来看，两者的关系亦非一直势不两立。五十年代，大陆出版了不少描写爱情的中外文学名着，如莫泊桑、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大陆作家的作品亦不乏爱情、温情的描写。
只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紧绷“阶级斗争”之弦，“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许多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受到批判。文革期间，几乎中外所有文艺作品皆变成“封资修黑货”，大陆文坛只剩下江青炮制的那几个“革命样板戏”。对於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说，专制政权与“温情”之间确实处於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
贯穿小说《如焉》的一条主要线索，是中年寡妇茹嫣与中年丧妻的副市长梁晋生之间的一段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如焉》如果仅仅描写了这一恋情，决不会被官方查禁。大陆新闻出版总署之所以点名查禁这部小说，乃是因为它踏进了大陆文艺领域的若干“禁区”。
这些“禁区”包括（但不限於）中共历史上的若干“疮疤”，如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1963年开始的“四清”，1966年开始的“文革”，七十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八十年代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6年的学运风潮、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六四镇压等。文学作品如果真实地描写这些“疮疤”，必定使中共在国内外显得灰头土脸，中共当局自然要禁。
《如焉》虽未触碰上述“历史禁区”，却撕开了最近的一个中共“疮疤”——2003年大陆发生的“非典”（SARS）事件。在那次事件中，中共官员不顾百姓死活、对民众封锁非典资讯的面目暴露无遗，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亦为此而丢了乌纱帽。《如焉》围绕“非典”事件，描写了以“茹嫣”为代表的大陆民众在网路上与中共网路监管部门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资讯战”，塑造了中共党内异议人士“卫老师”、追求民主自由的民间知识分子“达摩”、信奉犬儒主义哲学但后来觉醒的知识分子“毛子”、自觉顽固地捍卫专制制度和专制集团利益的女干部“江晓力”等生动形象。这些“禁区”和文学形象，皆是大陆绝大多数作家竭力回避的烫手山芋。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大陆其他任何作家在大陆公开发表的作品描写这些禁区，塑造过这类文学形象。在这个意义上，《如焉》确实是垃圾成堆的大陆文坛上冒出的一朵罕见奇葩。
从《如焉》的全名“如焉@SARS.COME”可以看出，“茹嫣”、“非典”和“网路抗争”是这部小说的三大主题。胡发云以浓墨重彩描绘茹嫣－梁晋生之恋，表达对亡妻李虹的思念以及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然而，这段爱情文字亦是作者抛出的一颗烟雾弹或佈下的一道帷幕，以遮掩他想描写的另外两个敏感主题。这种障眼法取得了成功。《如焉》冲破大陆文网的重重封锁和障碍，在全国性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并出书上市。等中宣部发现、新闻出版总署宣布禁令之际，已经为时太晚。邬书林把《如焉》打入“八本禁书”的另册，其客观效果是为胡发云和《如焉》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
Monday, March 10, 2008
訪談：丘成桐談大陸學術腐敗
丘成桐對大陸學術的憂思
──數學大師訪談錄
（原載紐約<世界周刊 > 2006年2月12日 ）
近兩年來，世界著名數學大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丘成桐先生，針對中國大陸學術界出現的嚴重腐敗現象，發出一系列尖銳的批評。2005年8月，丘先生在《北京科技報》上大聲疾呼：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國內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中國大學生的基礎水平，尤其是修養和學風在下降；哈佛畢業生的論文水平比國內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如果不重視學風建設，中國科技至少後退20年。他還點名批評了北京大學以及北大以百萬年薪「引進回國」的海外全職學者田教授。丘先生的批評引起國內很多學術、教育界人士和學生家長的共鳴。以後兩個多月內，不少人在互聯網上發帖對丘先生表示支援，亦有人化名貼文章對丘先生進行人身攻擊。10月14日，北大數學學院召開大會對丘教授進行人身攻擊。一位院士在會上透露，北大通過權力機構，在大陸報紙和互聯網上全面封殺了丘先生的批評言論。《北京科技報》因刊登對丘教授的訪談而被迫道歉，《南方周刊》對丘教授的採訪稿被宣傳部封殺，教育部下令各大學互聯網站刪除丘教授批評學術腐敗的文章。
盛世喧囂的清醒劑
2005年12月中旬的一個溫暖冬日，筆者到哈佛大學科學中心與丘先生做了四個多小時的訪談，他詳細講述了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筆者認為，在大陸媒體充斥盛世喧囂之際，丘先生的聲音猶如一帖清醒劑，使我們看到大陸學術的另一面。現將訪談的主要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戴開元（以下簡稱「戴」）：丘教授，現在大陸學術界的腐敗非常普遍，不僅是一所大學或一個研究院所。您為何單獨批評北大數學學院？
丘成桐（以下簡稱「丘」）：從九○年代開始，儘管國家對科研、教育投入了大量財力、人力，
整個學術界的風氣卻逐漸變壞，學術水平急遽下降。北大數學學院號稱是中國第一。我認為這十年來的全國數學界學風不好，與北大數學學院某些人的作風有密切關係，他們帶了一個很壞的頭。我公開批評他們，是希望他們改正，希望引起大陸數學界的反思，希望引起中國有關領導的重視。
戴：北大數學學院的學術腐敗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丘：北大數學學院有些教授的精力不用在學術上或培養學生上，而是四處鑽營，搞關係，拉幫結派，排斥異己，謀求個人、小團體的私利。有的人三分之一時間在國外「走穴」，撈取金錢和榮譽，三分之一時間用於國內拉關係，評政協委員、院士、博導以及評獎、評基金，鑽進自然科學基金會和其他學術權力機構，最後三分之一時間用於本校的「政治」，哪還有時間去做學問、教學生？
教授不務正業，學生學業水平跟著下降。哈佛數學系招了一名北大的「高材生」，該生作為北大尖子生代表，曾被選派赴上海向諾貝爾獎得主彙報成績，三位北大教授填寫在各欄的推薦意見亦是前5％的「最優秀」，來到哈佛後卻跟不上其他同學而被勸退學。還有個北大學生，來哈佛後才發現基礎不夠好，現經過勤奮學習，已可望成才。這說明北大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北大教授的推薦無法保證學生質量。數年前，一個北大數學學院畢業的博士寫信給我，想來哈佛教書。北大有些人把他吹捧得很厲害，說他21歲就拿博士，是個天才，後來聽說北大提升他當教授。但我發現他的博士論文是數學界早已熟知的結果，論文水平只相當於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的水平，沒有推薦他。
教授不務正業 不辨學生好壞
對一些真正優秀的學生，北大數學學院的教授們卻不知道用心培養。1995年，北大數學學院一位王姓同學申請來哈佛大學讀博士，我在北京進行面試，印象不錯。但在一次會議上，北大的二十幾位教授表示不知道這個學生，北大數學學院的張恭慶院士認為王同學質量不理想，勸我不要錄取。以後來王同學被加州理工學院錄取，後到耶魯大學做助理教授，說明他確實優秀，只不過得不到北大某些教授的賞識。後來我遇到王同學，他告訴我，當初沒能成為我的學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這說明，北大數學學院許多教授不教課或很少教課，因此既不認識學生，更不了解學生情況。我們知道，北大等中國名牌大學每年把全中國最優秀的中學生搜羅到自己學校，但學生進校以後卻沒有認真培養，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滅，這對國家、家長或學生，都是極不負責的行為。
戴：這僅僅是個別例子，還是普遍現象？
丘：這是普遍趨勢，不是個別特例，我有很多資料。
另外，北大數學學院一些人還利用他們在中國教育、學術界把持的權力，在評定院士、獎項、參加學術會議、發放研究經費等方面，排擠、打擊其他大學的優秀學者。2002年北京舉行國際數學家大會，被北大數學學院某些人把持的中國數學會推薦我的學生田某做一小時大會報告，推薦六個做45分鐘報告，大部分是北京的。中山大學朱熹平教授是海內外中國學者中流形幾何做得最好的，（哈佛數學系一致通過邀請朱教授來校訪問半年。事實上，從這五年的工作來看，朱熹平的工作比做一小時報告的田姓學者重要），南京大學程崇慶的研究亦非常出色，皆未獲得邀請。但就數學方面，屬於中科院系統的中國科技大學也一直沒有得到教委的重視。
華羅庚的弟子、中科大數學系教授某某是一位優秀數學家，長期評不上院士，就跟某些人從中作怪有關。
戴：在北大數學學院今年（2005年）10月14日召開的「批判」你的大會上，一位教授說您批評北大，是因為「中央批准」北大成立「國際數學中心」，卻沒有批准您支援的中科院成立類似數學中心的申請，是這樣嗎？
丘：當然不是。早在1995年，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希望我幫助科學院籌建一個數學研究所，我答應了。那時中科院的經費比較緊張，我在海外籌到一筆經費，成立了中科院晨興數學中心，沒有想到北大數學學院的某些人卻因此對我極度不滿。他們認為我籌到的經費不應全給中科院，北大方面亦要分一份。這怎麼行呢？這筆錢一分開，什麼事也辦不成了。後來在香港開會，北大校長陳佳洱又向我抱怨此事。我說我是照美國人的作法辦事，不能說哈佛籌來的錢，MIT亦要分一杯羹。北大從頭到尾都未跟我談辦所的事，籌到錢之後才說他們本來就想跟科學院合作，這怎麼說得通？如果北大確實需要錢，我可以另想辦法。從此北大數學院的一些人就對我極為不滿。我認為，無論是幫科學院還是幫哪所大學，都是在幫助中國發展學術，有什麼區別？
1998年，我籌辦國際華人數學家大會，經費亦是我個人籌來的。北大數學院的一些人先是要求由他們以及被他們把持的中國數學會主持會議。我覺得，舉辦這個大會是為了給華人數學家搭建一個交流平台，讓國內數學家了解當今世界最前沿的數學發展，而他們的學術水平以及對世界數學發展的了解，很難全面照顧到數學的各個領域，因此我不同意他們單獨主持這個大會，應當由海內外出色的數學家和數學會合辦。他們不同意。於是北大數學院的幾位教授三次向中央上書，要求取消召開這個大會。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對他們的上書批示說，這個國際學術大會還是要召開，各方面要「協商解決」。後來在北京召開的大會籌備會上，北大一位院士居然指責我「像希特勒迫害猶太人那樣『迫害』中國的數學家」，真不知從何說起。
內鬥不斷 一心控制數學界
我批評北大數學院，並不是反對北大。1998年北大數學學院請我做他們數學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及北大的名譽教授，我都答應了。但是，現在的北大數學學院被個別幾個人控制，造成上上下下不好的風氣。他們從來就沒有徵求過我任何意見，也不告訴我他們院裏發生過任何事情。他們旨在利用我在國際上的聲譽。這幾個人一心想要控制中國數學界，為此他們以北大為平台，甚至不擇手段，造成國內數學界混亂，內鬥不斷。我無意捲入，只想為中國數學的發展盡些力而已。
學術界應當是清白的。我批評這幾個人，批評他們給中國學術界造成不良影響。他們感到我的批評給他們的利益帶來了威脅，於是說我仇視北大，將矛盾擴大激化，並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其實，十多年前他們還在我的討論班上學習，我也很照顧他們。我還幫助過許多北大的學者，培養、提拔了北大的很多優秀畢業生。說我歧視、仇視北大是沒有道理的。
戴：田某原是您的學生，在您的大力培養、提拔下成為麻省理工學院（MIT）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正教授，後來還當上中科院院士。您為何要點名批評他呢？
丘：田於1984年來美留學，當時我在聖地牙哥加大，那時他學習很勤奮，我喜歡這種學生，就刻意培養他。每周有三個晚上，我在家裏專門輔導他，甚至把我一些尚未發表的想法告訴他。可以說，我在他身上花費的心血比對我的兒子還要多。他畢業後，我為他寫推薦信，幫助他獲得美國Waterman和Veblen兩個獎，成為MIT正教授，希望他日後能為中國數學發展出力。以後，他大概認為自己已經名成利就，不再認真研究學術，精力用於四處鑽營，學術水平自然急遽下降。他與北大數學學院的個別人等互相利用，不隨正途去取得名利，為國內外學者樹立了一個很壞的榜樣。
田的學術道德也很成問題。早在1986年年底，哈佛大學數學系一位教授就給我寫信，反映田的論文抄襲了他在學術會議上所做學術報告的內容。該教授提及他4月在Columbia 演講時田在座。而後田文章裏並未有何新方法，結果也未有所突破。並告誡我若田只將在Columbia聽到他講的方法改頭換面據為己有，則事關專業道德，不容坐視。田竭力否認此事。我當時不知事情真相，覺得他有才華，應該給年輕人一個施展才華的機會，沒有細究此事。後來，紐約州大石溪分校數學系也有一位教授A給我來信；談到他與田一次不愉快的合作。田與A合作一個問題，A把整個問題解決的想法告訴田後，田只提了一個小問題後表示完全同意整個想法。田其時與另一位教授V也在合作同一問題，然而田並未向A透露一絲口風。過些時候，A驚訝地發現，田與V的文章發佈在預印本網站，想法幾乎完全是A曾告訴田的，文章裏卻完全沒有提到這是A的想法。
Santa Cruz加大數學系一位教授也來信說，田不恰當地利用了他的研究成果。這位教授從1986年開始研究卡拉比－丘流形模空間無阻礙性的問題，同年他在MPI公布了預印本。1986年12月，田的來信說他也獨立地發現了同樣的結果。1992年該教授訪問普林斯頓時遇到N博士。N博士提到田在寫那篇卡拉比－丘流形模空間之前，就知道了這位教授所發表的預印本，N親眼看到田在哈佛研讀過這個預印本。
我後來亦發現，田把我告訴他的一些沒有發表的觀念、想法和思想放在他自己的論文裏，而不指出它們的來源。美國幾所著名大學的知名教授都指控田，恐怕不是空穴來風吧？
另外，四、五年前，一個中國年輕學者告訴我，他訪問田前有個很好的想法，要寫一篇論文，田硬要在文章裏署名，他不願意。田威脅說，如不這樣，以後美國大學考慮他的tenure（永久職位）時，田就要寫一份不好的「推薦信」，那他就得不到tenure。
戴：美國教授指控田抄襲，為何不訴諸法律或其他正式途徑提出指控？
丘：一般來說，學術界以和為貴。同時，打官司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而法官或陪審團也不會懂得裏面這麼多名堂。田的這種做法，不是一字不變地照抄他人公開發表的論文，而是將他人未正式發表的一些觀念和方法放在自己的文章裏，據為己有。有學術道德的學者，應在論文中指出原創者的貢獻。但田不這樣，好像他就是原創者。數學界對這種作法，對這種人，很少去打官司，只是私下相互通報，讓大家今後小心、警惕這種人就行了。
田的主要精力沒用在研究上，學術水平急遽下降，近十來年沒有取得重要成果，已有的成果中亦發現存在不少相當嚴重的錯誤。田離國際一流數學家還差得很遠。即使在微分幾何分支領域─幾何分析，在中青年學者隊伍中他也只能排在十幾名以後。他在MIT和普林斯頓兩所美國大學任全職教授，卻被北大說成是國內學者，推舉為中科院院士和全國政協委員，後來他又變成北大以「百萬年薪」引進的「外國學者」。他每年必須在美國工作九個月，而照中國教育部規定，引進的外國學者每年必須至少在國內工作六個月以上，這不是有意誤導中央領導和公眾嗎？
戴：北大最近說，田在北大的津貼是按實際工作時間按月發放，月津貼數額只相當於他海外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丘：北大又在混淆事實。田在美國的年薪大約是20萬美元，這是九個月的薪水，每月兩萬多美元。北大至少發放六個月津貼，就是四萬多美元，再加上中央發的十萬美元，加起來不是超過一百多萬元人民幣了嗎？這還不包括田得到的房子等其他好處。田還在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好幾所中國大學兼職，拿幾個單位的大量科研經費。他在北大要了一套房子，可能象徵性地付一點錢，又到南京大學要了一套房子。南大一位院士教授抱怨說，由於田占了南大的房子，他沒有得到應得的房子。
戴：這些問題，您過去與田交換過意見嗎？
丘：我多次告誡他，為人治學不能搞腐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該要的錢不能要，我在浙大數學所、晨興數學中心就不收分文報酬。我至少五次通過e-mail提醒他這個問題，但他根本不聽，反說我荒唐可笑。他說這是對方給他的合法報酬，又不是貪污受賄，中國的貪官一拿就是幾億，他拿這點錢算什麼？有的大陸留學生居然說，中國這麼多錢，共產黨的錢，不拿白不拿，田拿得太少，還應該拿得更多。
田氏夫婦在美國的年薪應當有數十萬美元以上，即使在美國也是相當高的收入，他為何還要去大陸不擇手段地賺取這麼多的錢和利益？大陸研究生的月收入只不過數百元人民幣，田在中國拿的錢就可以養活北大數學院全部研究生。拿這種錢，捫問過自己的良心嗎？他的所作所為對國內科研風氣造成很壞影響，給青年人樹立了很壞的榜樣。他是我的學生，我培養、提拔了他，使他成名，對此我感到很痛心，也應為他今日的做法負責任。不少中國學者、留學生跟著他學，也到中國去獲取不應當得到的薪水。田可以這樣做，他們為何不可以？據我所知，至少有數十名美國華人學者有類似田的作法，儘管他們拿錢的金額沒有田那麼多。
學術界的腐敗 不易被揭露
我完全支持中國引進國外的優秀人才。例如清華引進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姚期智，他確實是世界第一流學者。另外，姚期智是放棄了美國教職之後被引進國內的。田的學問與姚教授相差甚遠，卻既要保留美國的正式教職，又要「當作」被引進人才，跑回大陸獲取金錢和榮譽。
戴：您公開批評田以後，他如何回應？
丘：他沒有公開回應，但網路上出現了三百多篇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的匿名文章，我懷疑其中有些文章很可能與他有關，因為文章中涉及的一些私事，只有田一個人知道。這又是一件使我非常痛心的事。這些文章完全是造謠污蔑，甚至涉及到我的雙親。例如有篇文章說，我強迫田和我的其他學生照料我母親，陪我母親聊天。哪有這種事？當時我哥哥在普林斯頓生病，我有時找一些朋友陪母親聊天，但從未找過我的學生。
戴：我認為，學者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國家的津貼、經費、房子等，這些都是老百姓繳納的稅金。中國教育體制與美國不同，中國的大學幾乎全歸教育部管轄，教育、科研經費主要依靠政府撥款。照理說，學校、科研機構花費的是民眾繳納的稅金，亦應接受民眾監督。但中國卻沒有這類監督機構或機制，媒體監督作用亦很小，而且受到權力機關的約束。相對而言，政府官員貪污受賄反倒比較容易被發現，學術腐敗打著研究科學、發展學術、引進人才之類冠冕堂皇招牌，反而不易發現，即使被揭露，有關機構和人士亦很難受到懲處，因此對整個社會的危害更烈。
北大數學院某些人與田在引進外國人才上作弊，他個人當然得到許多好處，但北大自己又得到什麼好處？
丘：北大當然得到很多好處。舉個例子，北大憑藉所謂的「引進田回國工作」，跟中央要1億6000萬元在未名湖邊蓋一個兩萬平方公尺的數學中心，這是不是好處？後來聽說這筆錢減為不到一億，亦是很大一筆數目。北大數學學院號稱要引進兩千名數學家。事實上，全世界沒有哪個數學研究所能招來這麼多數學家，哪怕加上短期的訪問學者。他們這樣做就是想誇大他們的能力來得到更多的好處。
中國學術教育界被一小撮不學無術或二、三流水平的人把持大權，吹捧學術不端的二流學者，排斥真正有學問的正直學者，其直接結果就是中國學術水平、學風和國際聲譽急遽下降。
戴：中國數學期刊的水平如何？有沒有達到國際公認一流水平的期刊？
丘：沒有。中國的數學雜誌，在海外幾乎無人訂閱，就是因為學術水平跟不上。
戴：從總體來看，中國的數學研究水平在世界各國中能排到第幾名？
丘：大概能排到第14、15名吧。不要說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甚至義大利、荷蘭、加拿大、瑞典、以色列、瑞士的數學水平都超過中國。在華羅庚、蘇步青那個年代，中國數學研究與世界先進水平比較接近，有的領域處於一流水平。
戴：您根據什麼做出這種判斷呢？
丘：根據論文的學術水平。
戴：這確實出人意料之外。打倒四人幫以後，知識分子的地位、待遇空前提高，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吸引了無數青少年對數學的嚮往，華羅庚、陳景潤成為青少年學生崇拜的偶像。政府提出科（學）教（育）興國的戰略方針，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數學無需儀器設備，只要買些書籍刊物即可。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又產生了這麼多博士、教授、博導、院士，哪知道中國的數學在世界上的地位不進反退。您認為造成大陸學術界學風浮躁、普遍腐敗的原因是什麼？
丘：我想首先與文革對中國人道德的破壞有很大關係。從1970年代末華羅庚先生邀請我去大陸講學開始，我與大陸數學界交往已有二十多年。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大學學術界的風氣比較正常，華羅庚、蘇步青、王元等數學家不僅學術造詣深厚，學風也非常正派，對自身要求很嚴，道德水準堪稱楷模。他們身上還保留了許多優秀的中國傳統美德。但文革中和文革後培養的一些青年人，道德品質急遽下降，他們只相信個人利益至上。
社會道德低落影響學風
另外，中國主管教育的個別官員，不是以學術為重，而是以面子為重。喜歡以表面化的數位作標準。比如說：大學生、研究生人數增加了多少，人才引進了多少，發表多少篇論文，出版了多少本著作等等，成為評審高校和教授的主要指標。這些都助長了學術界的不正之風。剽竊、抄襲、拉關係走後門等現象屢禁不絕，似乎還愈演愈烈。
戴：您覺得海外學術界有哪些好的辦法值得中國借鑑？
丘：美國大學選拔人才的制度比較公正。哈佛大學從外面招教授，要發函徵求全世界該領域幾乎所有一流學者的意見，同時學校組成由校長、院長、三名外校教授、三名本校外系教授和本系教授組成遴選委員會，經過認真討論之後才做出決定，而不是像中國那樣，僅由本校甚至本系少數幾個人黑箱操作，秘密決定。前不久中科院理論物理所進行整改，邀請世界一流科學家對該所的學術研究進行客觀的評鑑，我也參加了，效果很好。
戴：中國那麼多大學、研究機構，不可能都邀請外國一流專家進行評鑑吧？
丘：只要中國的重點科研機構和重點大學，邀請外國一流科學家，特別是非華裔科學家（華裔人士容易受人事關係影響）參加學術成果的評鑑，就可能推動全國學術評鑑制度的改善。
戴：楊振寧先生說，中國的大學辦得非常成功，中國大學生的基礎知識比美國大學生更扎實，學習也更努力更用功，似乎和您的看法正好相反。
丘：楊先生接觸到的美國一流大學的大學生可能與我見到的不一樣。
戴：前不久，您對一家海外中文報紙記者表示，您現在回中國要用美國護照，以防不測。以您在美國和中國的地位和聲望，這樣做是否有點過於擔心？
丘：中國政府一直都對我很好，教育部也很尊重我。但下面一些小人就很難說，特別是我的批評觸犯了他們的利益。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們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不得不加倍提防，我這麼說不是沒有根據的。我有個朋友在上海做生意，他公司裏有個人工作做得不好，還貪污，我的朋友只好把他解雇。哪知道那個人跑去公安局告黑狀，造謠污蔑。我的朋友從香港坐飛機到上海，在機場被公安抓起來，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被關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找人保釋出來。
我批評北大某些人的學風不好，學術腐敗，他們就召開大會「批判」我。一些小人甚至在會上以骯髒的語言對我造謠污蔑。文革結束有30年了，北大再次舉辦這種批鬥會，發生學生批鬥老師事件，公開謾罵侮辱一位做學問的人，學校也不干預，令人痛心。像這樣公開召開大會來謾罵一個學者的大學，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
戴：丘教授，您覺得您的批評會產生多大效果？
丘：我不知道會有多少效果，也許會使有些人、有些機構搞腐敗時收斂一些。前不久國內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員對我說：「丘教授，您提出這些批評意見，我們都很贊成，而且我們掌握的腐敗事例比您說的還要多得多，但我認為您的批評沒有用，因為您單槍匹馬與一大批既得利益團體對抗，何異?珘以卵擊石?珨？您對抗不過他們。?珗另一位中國學術界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也告訴我：「丘教授，您說得很對，我們也想幫忙，但現在很難，您還是忍一忍吧。?珗我問要忍多久？他說二、三十年。我現在五十多歲，二、三十年以後，我早就不會參與任何這類活動了。學術界的重要領導都認為這種狀況還要繼續二、三十年，中國的學術還有何希望？
中共中央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中央很重視對科研、教育的投資，這當然很要緊，但還必須大力糾正學術界存在的嚴重腐敗，否則投入再多的錢也出不了多少成果。如果學術界的惡劣風氣得不到根本扭轉，不能形成一個比較公正的競爭環境，就留不住人才。真正有才華的學者跑到國外，留學生學成以後不願回國，這樣下去，中國能成為一個科學強國嗎？我很懷疑。
＜丘成桐小檔案＞
1949年出生於廣東汕頭，就讀香港沙田小學、培正中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在大學主修數學，三年修完全部課程，進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師從微分幾何大師陳省身。1978年攻破幾何學上的難題──「卡比拉猜想」；1982年，獲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1987年，獲美國科學界最高獎──美國國家科學獎；1994年，獲瑞士皇家科學院為彌補諾貝爾獎空白而設立的七年評一次的克雷福特獎。
現為哈佛大學數學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數學講座教授兼數學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數學中心主任、中科院晨興數學中心主任，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義大利林琴科學院外籍院士、臺灣中研院院士、浙江大學名譽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臺灣大學名譽博士。連續三屆被推選為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主席。
丘成桐教授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最著名的國際數學大師之一，被國際數學界公認為四分之一世紀裏最有影響的數學家。
──數學大師訪談錄
（原載紐約<世界周刊 > 2006年2月12日 ）
近兩年來，世界著名數學大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丘成桐先生，針對中國大陸學術界出現的嚴重腐敗現象，發出一系列尖銳的批評。2005年8月，丘先生在《北京科技報》上大聲疾呼：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國內不可能培養出一流人才；中國大學生的基礎水平，尤其是修養和學風在下降；哈佛畢業生的論文水平比國內有些院士的文章都好；如果不重視學風建設，中國科技至少後退20年。他還點名批評了北京大學以及北大以百萬年薪「引進回國」的海外全職學者田教授。丘先生的批評引起國內很多學術、教育界人士和學生家長的共鳴。以後兩個多月內，不少人在互聯網上發帖對丘先生表示支援，亦有人化名貼文章對丘先生進行人身攻擊。10月14日，北大數學學院召開大會對丘教授進行人身攻擊。一位院士在會上透露，北大通過權力機構，在大陸報紙和互聯網上全面封殺了丘先生的批評言論。《北京科技報》因刊登對丘教授的訪談而被迫道歉，《南方周刊》對丘教授的採訪稿被宣傳部封殺，教育部下令各大學互聯網站刪除丘教授批評學術腐敗的文章。
盛世喧囂的清醒劑
2005年12月中旬的一個溫暖冬日，筆者到哈佛大學科學中心與丘先生做了四個多小時的訪談，他詳細講述了有關事件的來龍去脈。筆者認為，在大陸媒體充斥盛世喧囂之際，丘先生的聲音猶如一帖清醒劑，使我們看到大陸學術的另一面。現將訪談的主要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戴開元（以下簡稱「戴」）：丘教授，現在大陸學術界的腐敗非常普遍，不僅是一所大學或一個研究院所。您為何單獨批評北大數學學院？
丘成桐（以下簡稱「丘」）：從九○年代開始，儘管國家對科研、教育投入了大量財力、人力，
整個學術界的風氣卻逐漸變壞，學術水平急遽下降。北大數學學院號稱是中國第一。我認為這十年來的全國數學界學風不好，與北大數學學院某些人的作風有密切關係，他們帶了一個很壞的頭。我公開批評他們，是希望他們改正，希望引起大陸數學界的反思，希望引起中國有關領導的重視。
戴：北大數學學院的學術腐敗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丘：北大數學學院有些教授的精力不用在學術上或培養學生上，而是四處鑽營，搞關係，拉幫結派，排斥異己，謀求個人、小團體的私利。有的人三分之一時間在國外「走穴」，撈取金錢和榮譽，三分之一時間用於國內拉關係，評政協委員、院士、博導以及評獎、評基金，鑽進自然科學基金會和其他學術權力機構，最後三分之一時間用於本校的「政治」，哪還有時間去做學問、教學生？
教授不務正業，學生學業水平跟著下降。哈佛數學系招了一名北大的「高材生」，該生作為北大尖子生代表，曾被選派赴上海向諾貝爾獎得主彙報成績，三位北大教授填寫在各欄的推薦意見亦是前5％的「最優秀」，來到哈佛後卻跟不上其他同學而被勸退學。還有個北大學生，來哈佛後才發現基礎不夠好，現經過勤奮學習，已可望成才。這說明北大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北大教授的推薦無法保證學生質量。數年前，一個北大數學學院畢業的博士寫信給我，想來哈佛教書。北大有些人把他吹捧得很厲害，說他21歲就拿博士，是個天才，後來聽說北大提升他當教授。但我發現他的博士論文是數學界早已熟知的結果，論文水平只相當於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的水平，沒有推薦他。
教授不務正業 不辨學生好壞
對一些真正優秀的學生，北大數學學院的教授們卻不知道用心培養。1995年，北大數學學院一位王姓同學申請來哈佛大學讀博士，我在北京進行面試，印象不錯。但在一次會議上，北大的二十幾位教授表示不知道這個學生，北大數學學院的張恭慶院士認為王同學質量不理想，勸我不要錄取。以後來王同學被加州理工學院錄取，後到耶魯大學做助理教授，說明他確實優秀，只不過得不到北大某些教授的賞識。後來我遇到王同學，他告訴我，當初沒能成為我的學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這說明，北大數學學院許多教授不教課或很少教課，因此既不認識學生，更不了解學生情況。我們知道，北大等中國名牌大學每年把全中國最優秀的中學生搜羅到自己學校，但學生進校以後卻沒有認真培養，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滅，這對國家、家長或學生，都是極不負責的行為。
戴：這僅僅是個別例子，還是普遍現象？
丘：這是普遍趨勢，不是個別特例，我有很多資料。
另外，北大數學學院一些人還利用他們在中國教育、學術界把持的權力，在評定院士、獎項、參加學術會議、發放研究經費等方面，排擠、打擊其他大學的優秀學者。2002年北京舉行國際數學家大會，被北大數學學院某些人把持的中國數學會推薦我的學生田某做一小時大會報告，推薦六個做45分鐘報告，大部分是北京的。中山大學朱熹平教授是海內外中國學者中流形幾何做得最好的，（哈佛數學系一致通過邀請朱教授來校訪問半年。事實上，從這五年的工作來看，朱熹平的工作比做一小時報告的田姓學者重要），南京大學程崇慶的研究亦非常出色，皆未獲得邀請。但就數學方面，屬於中科院系統的中國科技大學也一直沒有得到教委的重視。
華羅庚的弟子、中科大數學系教授某某是一位優秀數學家，長期評不上院士，就跟某些人從中作怪有關。
戴：在北大數學學院今年（2005年）10月14日召開的「批判」你的大會上，一位教授說您批評北大，是因為「中央批准」北大成立「國際數學中心」，卻沒有批准您支援的中科院成立類似數學中心的申請，是這樣嗎？
丘：當然不是。早在1995年，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希望我幫助科學院籌建一個數學研究所，我答應了。那時中科院的經費比較緊張，我在海外籌到一筆經費，成立了中科院晨興數學中心，沒有想到北大數學學院的某些人卻因此對我極度不滿。他們認為我籌到的經費不應全給中科院，北大方面亦要分一份。這怎麼行呢？這筆錢一分開，什麼事也辦不成了。後來在香港開會，北大校長陳佳洱又向我抱怨此事。我說我是照美國人的作法辦事，不能說哈佛籌來的錢，MIT亦要分一杯羹。北大從頭到尾都未跟我談辦所的事，籌到錢之後才說他們本來就想跟科學院合作，這怎麼說得通？如果北大確實需要錢，我可以另想辦法。從此北大數學院的一些人就對我極為不滿。我認為，無論是幫科學院還是幫哪所大學，都是在幫助中國發展學術，有什麼區別？
1998年，我籌辦國際華人數學家大會，經費亦是我個人籌來的。北大數學院的一些人先是要求由他們以及被他們把持的中國數學會主持會議。我覺得，舉辦這個大會是為了給華人數學家搭建一個交流平台，讓國內數學家了解當今世界最前沿的數學發展，而他們的學術水平以及對世界數學發展的了解，很難全面照顧到數學的各個領域，因此我不同意他們單獨主持這個大會，應當由海內外出色的數學家和數學會合辦。他們不同意。於是北大數學院的幾位教授三次向中央上書，要求取消召開這個大會。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對他們的上書批示說，這個國際學術大會還是要召開，各方面要「協商解決」。後來在北京召開的大會籌備會上，北大一位院士居然指責我「像希特勒迫害猶太人那樣『迫害』中國的數學家」，真不知從何說起。
內鬥不斷 一心控制數學界
我批評北大數學院，並不是反對北大。1998年北大數學學院請我做他們數學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主任及北大的名譽教授，我都答應了。但是，現在的北大數學學院被個別幾個人控制，造成上上下下不好的風氣。他們從來就沒有徵求過我任何意見，也不告訴我他們院裏發生過任何事情。他們旨在利用我在國際上的聲譽。這幾個人一心想要控制中國數學界，為此他們以北大為平台，甚至不擇手段，造成國內數學界混亂，內鬥不斷。我無意捲入，只想為中國數學的發展盡些力而已。
學術界應當是清白的。我批評這幾個人，批評他們給中國學術界造成不良影響。他們感到我的批評給他們的利益帶來了威脅，於是說我仇視北大，將矛盾擴大激化，並對我進行人身攻擊。其實，十多年前他們還在我的討論班上學習，我也很照顧他們。我還幫助過許多北大的學者，培養、提拔了北大的很多優秀畢業生。說我歧視、仇視北大是沒有道理的。
戴：田某原是您的學生，在您的大力培養、提拔下成為麻省理工學院（MIT）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正教授，後來還當上中科院院士。您為何要點名批評他呢？
丘：田於1984年來美留學，當時我在聖地牙哥加大，那時他學習很勤奮，我喜歡這種學生，就刻意培養他。每周有三個晚上，我在家裏專門輔導他，甚至把我一些尚未發表的想法告訴他。可以說，我在他身上花費的心血比對我的兒子還要多。他畢業後，我為他寫推薦信，幫助他獲得美國Waterman和Veblen兩個獎，成為MIT正教授，希望他日後能為中國數學發展出力。以後，他大概認為自己已經名成利就，不再認真研究學術，精力用於四處鑽營，學術水平自然急遽下降。他與北大數學學院的個別人等互相利用，不隨正途去取得名利，為國內外學者樹立了一個很壞的榜樣。
田的學術道德也很成問題。早在1986年年底，哈佛大學數學系一位教授就給我寫信，反映田的論文抄襲了他在學術會議上所做學術報告的內容。該教授提及他4月在Columbia 演講時田在座。而後田文章裏並未有何新方法，結果也未有所突破。並告誡我若田只將在Columbia聽到他講的方法改頭換面據為己有，則事關專業道德，不容坐視。田竭力否認此事。我當時不知事情真相，覺得他有才華，應該給年輕人一個施展才華的機會，沒有細究此事。後來，紐約州大石溪分校數學系也有一位教授A給我來信；談到他與田一次不愉快的合作。田與A合作一個問題，A把整個問題解決的想法告訴田後，田只提了一個小問題後表示完全同意整個想法。田其時與另一位教授V也在合作同一問題，然而田並未向A透露一絲口風。過些時候，A驚訝地發現，田與V的文章發佈在預印本網站，想法幾乎完全是A曾告訴田的，文章裏卻完全沒有提到這是A的想法。
Santa Cruz加大數學系一位教授也來信說，田不恰當地利用了他的研究成果。這位教授從1986年開始研究卡拉比－丘流形模空間無阻礙性的問題，同年他在MPI公布了預印本。1986年12月，田的來信說他也獨立地發現了同樣的結果。1992年該教授訪問普林斯頓時遇到N博士。N博士提到田在寫那篇卡拉比－丘流形模空間之前，就知道了這位教授所發表的預印本，N親眼看到田在哈佛研讀過這個預印本。
我後來亦發現，田把我告訴他的一些沒有發表的觀念、想法和思想放在他自己的論文裏，而不指出它們的來源。美國幾所著名大學的知名教授都指控田，恐怕不是空穴來風吧？
另外，四、五年前，一個中國年輕學者告訴我，他訪問田前有個很好的想法，要寫一篇論文，田硬要在文章裏署名，他不願意。田威脅說，如不這樣，以後美國大學考慮他的tenure（永久職位）時，田就要寫一份不好的「推薦信」，那他就得不到tenure。
戴：美國教授指控田抄襲，為何不訴諸法律或其他正式途徑提出指控？
丘：一般來說，學術界以和為貴。同時，打官司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而法官或陪審團也不會懂得裏面這麼多名堂。田的這種做法，不是一字不變地照抄他人公開發表的論文，而是將他人未正式發表的一些觀念和方法放在自己的文章裏，據為己有。有學術道德的學者，應在論文中指出原創者的貢獻。但田不這樣，好像他就是原創者。數學界對這種作法，對這種人，很少去打官司，只是私下相互通報，讓大家今後小心、警惕這種人就行了。
田的主要精力沒用在研究上，學術水平急遽下降，近十來年沒有取得重要成果，已有的成果中亦發現存在不少相當嚴重的錯誤。田離國際一流數學家還差得很遠。即使在微分幾何分支領域─幾何分析，在中青年學者隊伍中他也只能排在十幾名以後。他在MIT和普林斯頓兩所美國大學任全職教授，卻被北大說成是國內學者，推舉為中科院院士和全國政協委員，後來他又變成北大以「百萬年薪」引進的「外國學者」。他每年必須在美國工作九個月，而照中國教育部規定，引進的外國學者每年必須至少在國內工作六個月以上，這不是有意誤導中央領導和公眾嗎？
戴：北大最近說，田在北大的津貼是按實際工作時間按月發放，月津貼數額只相當於他海外月收入的三分之一。
丘：北大又在混淆事實。田在美國的年薪大約是20萬美元，這是九個月的薪水，每月兩萬多美元。北大至少發放六個月津貼，就是四萬多美元，再加上中央發的十萬美元，加起來不是超過一百多萬元人民幣了嗎？這還不包括田得到的房子等其他好處。田還在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好幾所中國大學兼職，拿幾個單位的大量科研經費。他在北大要了一套房子，可能象徵性地付一點錢，又到南京大學要了一套房子。南大一位院士教授抱怨說，由於田占了南大的房子，他沒有得到應得的房子。
戴：這些問題，您過去與田交換過意見嗎？
丘：我多次告誡他，為人治學不能搞腐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該要的錢不能要，我在浙大數學所、晨興數學中心就不收分文報酬。我至少五次通過e-mail提醒他這個問題，但他根本不聽，反說我荒唐可笑。他說這是對方給他的合法報酬，又不是貪污受賄，中國的貪官一拿就是幾億，他拿這點錢算什麼？有的大陸留學生居然說，中國這麼多錢，共產黨的錢，不拿白不拿，田拿得太少，還應該拿得更多。
田氏夫婦在美國的年薪應當有數十萬美元以上，即使在美國也是相當高的收入，他為何還要去大陸不擇手段地賺取這麼多的錢和利益？大陸研究生的月收入只不過數百元人民幣，田在中國拿的錢就可以養活北大數學院全部研究生。拿這種錢，捫問過自己的良心嗎？他的所作所為對國內科研風氣造成很壞影響，給青年人樹立了很壞的榜樣。他是我的學生，我培養、提拔了他，使他成名，對此我感到很痛心，也應為他今日的做法負責任。不少中國學者、留學生跟著他學，也到中國去獲取不應當得到的薪水。田可以這樣做，他們為何不可以？據我所知，至少有數十名美國華人學者有類似田的作法，儘管他們拿錢的金額沒有田那麼多。
學術界的腐敗 不易被揭露
我完全支持中國引進國外的優秀人才。例如清華引進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姚期智，他確實是世界第一流學者。另外，姚期智是放棄了美國教職之後被引進國內的。田的學問與姚教授相差甚遠，卻既要保留美國的正式教職，又要「當作」被引進人才，跑回大陸獲取金錢和榮譽。
戴：您公開批評田以後，他如何回應？
丘：他沒有公開回應，但網路上出現了三百多篇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的匿名文章，我懷疑其中有些文章很可能與他有關，因為文章中涉及的一些私事，只有田一個人知道。這又是一件使我非常痛心的事。這些文章完全是造謠污蔑，甚至涉及到我的雙親。例如有篇文章說，我強迫田和我的其他學生照料我母親，陪我母親聊天。哪有這種事？當時我哥哥在普林斯頓生病，我有時找一些朋友陪母親聊天，但從未找過我的學生。
戴：我認為，學者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國家的津貼、經費、房子等，這些都是老百姓繳納的稅金。中國教育體制與美國不同，中國的大學幾乎全歸教育部管轄，教育、科研經費主要依靠政府撥款。照理說，學校、科研機構花費的是民眾繳納的稅金，亦應接受民眾監督。但中國卻沒有這類監督機構或機制，媒體監督作用亦很小，而且受到權力機關的約束。相對而言，政府官員貪污受賄反倒比較容易被發現，學術腐敗打著研究科學、發展學術、引進人才之類冠冕堂皇招牌，反而不易發現，即使被揭露，有關機構和人士亦很難受到懲處，因此對整個社會的危害更烈。
北大數學院某些人與田在引進外國人才上作弊，他個人當然得到許多好處，但北大自己又得到什麼好處？
丘：北大當然得到很多好處。舉個例子，北大憑藉所謂的「引進田回國工作」，跟中央要1億6000萬元在未名湖邊蓋一個兩萬平方公尺的數學中心，這是不是好處？後來聽說這筆錢減為不到一億，亦是很大一筆數目。北大數學學院號稱要引進兩千名數學家。事實上，全世界沒有哪個數學研究所能招來這麼多數學家，哪怕加上短期的訪問學者。他們這樣做就是想誇大他們的能力來得到更多的好處。
中國學術教育界被一小撮不學無術或二、三流水平的人把持大權，吹捧學術不端的二流學者，排斥真正有學問的正直學者，其直接結果就是中國學術水平、學風和國際聲譽急遽下降。
戴：中國數學期刊的水平如何？有沒有達到國際公認一流水平的期刊？
丘：沒有。中國的數學雜誌，在海外幾乎無人訂閱，就是因為學術水平跟不上。
戴：從總體來看，中國的數學研究水平在世界各國中能排到第幾名？
丘：大概能排到第14、15名吧。不要說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甚至義大利、荷蘭、加拿大、瑞典、以色列、瑞士的數學水平都超過中國。在華羅庚、蘇步青那個年代，中國數學研究與世界先進水平比較接近，有的領域處於一流水平。
戴：您根據什麼做出這種判斷呢？
丘：根據論文的學術水平。
戴：這確實出人意料之外。打倒四人幫以後，知識分子的地位、待遇空前提高，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吸引了無數青少年對數學的嚮往，華羅庚、陳景潤成為青少年學生崇拜的偶像。政府提出科（學）教（育）興國的戰略方針，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數學無需儀器設備，只要買些書籍刊物即可。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又產生了這麼多博士、教授、博導、院士，哪知道中國的數學在世界上的地位不進反退。您認為造成大陸學術界學風浮躁、普遍腐敗的原因是什麼？
丘：我想首先與文革對中國人道德的破壞有很大關係。從1970年代末華羅庚先生邀請我去大陸講學開始，我與大陸數學界交往已有二十多年。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大學學術界的風氣比較正常，華羅庚、蘇步青、王元等數學家不僅學術造詣深厚，學風也非常正派，對自身要求很嚴，道德水準堪稱楷模。他們身上還保留了許多優秀的中國傳統美德。但文革中和文革後培養的一些青年人，道德品質急遽下降，他們只相信個人利益至上。
社會道德低落影響學風
另外，中國主管教育的個別官員，不是以學術為重，而是以面子為重。喜歡以表面化的數位作標準。比如說：大學生、研究生人數增加了多少，人才引進了多少，發表多少篇論文，出版了多少本著作等等，成為評審高校和教授的主要指標。這些都助長了學術界的不正之風。剽竊、抄襲、拉關係走後門等現象屢禁不絕，似乎還愈演愈烈。
戴：您覺得海外學術界有哪些好的辦法值得中國借鑑？
丘：美國大學選拔人才的制度比較公正。哈佛大學從外面招教授，要發函徵求全世界該領域幾乎所有一流學者的意見，同時學校組成由校長、院長、三名外校教授、三名本校外系教授和本系教授組成遴選委員會，經過認真討論之後才做出決定，而不是像中國那樣，僅由本校甚至本系少數幾個人黑箱操作，秘密決定。前不久中科院理論物理所進行整改，邀請世界一流科學家對該所的學術研究進行客觀的評鑑，我也參加了，效果很好。
戴：中國那麼多大學、研究機構，不可能都邀請外國一流專家進行評鑑吧？
丘：只要中國的重點科研機構和重點大學，邀請外國一流科學家，特別是非華裔科學家（華裔人士容易受人事關係影響）參加學術成果的評鑑，就可能推動全國學術評鑑制度的改善。
戴：楊振寧先生說，中國的大學辦得非常成功，中國大學生的基礎知識比美國大學生更扎實，學習也更努力更用功，似乎和您的看法正好相反。
丘：楊先生接觸到的美國一流大學的大學生可能與我見到的不一樣。
戴：前不久，您對一家海外中文報紙記者表示，您現在回中國要用美國護照，以防不測。以您在美國和中國的地位和聲望，這樣做是否有點過於擔心？
丘：中國政府一直都對我很好，教育部也很尊重我。但下面一些小人就很難說，特別是我的批評觸犯了他們的利益。常言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們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不得不加倍提防，我這麼說不是沒有根據的。我有個朋友在上海做生意，他公司裏有個人工作做得不好，還貪污，我的朋友只好把他解雇。哪知道那個人跑去公安局告黑狀，造謠污蔑。我的朋友從香港坐飛機到上海，在機場被公安抓起來，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被關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找人保釋出來。
我批評北大某些人的學風不好，學術腐敗，他們就召開大會「批判」我。一些小人甚至在會上以骯髒的語言對我造謠污蔑。文革結束有30年了，北大再次舉辦這種批鬥會，發生學生批鬥老師事件，公開謾罵侮辱一位做學問的人，學校也不干預，令人痛心。像這樣公開召開大會來謾罵一個學者的大學，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
戴：丘教授，您覺得您的批評會產生多大效果？
丘：我不知道會有多少效果，也許會使有些人、有些機構搞腐敗時收斂一些。前不久國內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員對我說：「丘教授，您提出這些批評意見，我們都很贊成，而且我們掌握的腐敗事例比您說的還要多得多，但我認為您的批評沒有用，因為您單槍匹馬與一大批既得利益團體對抗，何異?珘以卵擊石?珨？您對抗不過他們。?珗另一位中國學術界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也告訴我：「丘教授，您說得很對，我們也想幫忙，但現在很難，您還是忍一忍吧。?珗我問要忍多久？他說二、三十年。我現在五十多歲，二、三十年以後，我早就不會參與任何這類活動了。學術界的重要領導都認為這種狀況還要繼續二、三十年，中國的學術還有何希望？
中共中央提出「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中央很重視對科研、教育的投資，這當然很要緊，但還必須大力糾正學術界存在的嚴重腐敗，否則投入再多的錢也出不了多少成果。如果學術界的惡劣風氣得不到根本扭轉，不能形成一個比較公正的競爭環境，就留不住人才。真正有才華的學者跑到國外，留學生學成以後不願回國，這樣下去，中國能成為一個科學強國嗎？我很懷疑。
＜丘成桐小檔案＞
1949年出生於廣東汕頭，就讀香港沙田小學、培正中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在大學主修數學，三年修完全部課程，進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師從微分幾何大師陳省身。1978年攻破幾何學上的難題──「卡比拉猜想」；1982年，獲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的菲爾茲獎；1987年，獲美國科學界最高獎──美國國家科學獎；1994年，獲瑞士皇家科學院為彌補諾貝爾獎空白而設立的七年評一次的克雷福特獎。
現為哈佛大學數學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數學講座教授兼數學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數學中心主任、中科院晨興數學中心主任，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義大利林琴科學院外籍院士、臺灣中研院院士、浙江大學名譽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臺灣大學名譽博士。連續三屆被推選為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主席。
丘成桐教授是當今世界公認的最著名的國際數學大師之一，被國際數學界公認為四分之一世紀裏最有影響的數學家。
人物：刘达在科大
原题：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
作者：戴开元 华新民
（2001年）
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做了两件大胆的事。一是文革前夕，刘达搞了一次教育改革，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回归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二是文革后期，刘达创“回炉”之举，搜罗文革中毕业的科大学生返校补课，为科大保留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材。另外刘达在蹲牛棚期间，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说服看管他的学生，变为死保他的“铁杆保皇派”，亦属文革中极罕见之事。仅此数举，即可令刘达在科大校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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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的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离开人世已经八年了。在这个信息爆炸、文字潮涌的时代，却看不到科大人写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网站，竟然找不到刘达二字，仿佛他已从科大校史上蒸发。作为科大的老校友，颇为不解，深感不平。故写下一些文字，对这位为科大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内不多见的教育家表示一点怀念之意。 1964年春，刘达出任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60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科大是一所特殊的大学，遇到刘达这位思想独立、敢想敢干的人物，自然会发生一段特别的故事。
先说科大。
1958年建校的科大，从时间上看是“大跃进”的产物。科大校友不必为此而感到惭愧。清华来自用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北大原是满清王朝的京师大学堂，其“出身”难道比科大更光彩？ 实际上，科大是科学院与教育部长期矛盾的产物。五十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共政权在教育系统实行“全盘苏化”，不仅文理科和工科被分离在不同的院校，科学研究同教育也被分割开来：科学院专门从事科研，高等院校基本上只管教育。这套从苏联搬过来的体制，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弊端已经比较清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生不能及早接触科研，科研机构也不能及时发现和吸收优秀的年轻科研人材。
这种分离也导致科学院同教育部门之间争夺资源和人才的“战争”。自从1956年中共政权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及中国要搞“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目标后，中科院获得了相当优厚的物质资源，但是主持科研项目的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却常常埋怨分配不到最好的毕业生，因为清华、北大等中国一流的大学都把最好的学生留在自己学校里，而不愿输送到科学院。科学院苦于“人才难得”，产生了“求人不如求己”的想法，决定自己办学校培养科研人员。
1958年5月9日，中科院向当时主管科研的聂荣臻元帅和中宣部呈送一份关于开办大学的报告。6月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份报告。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西郊正式开学。校长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担任，学校的实际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科大的首任党委书记郁文。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不能不说是“乘了大跃进的东风”，这样的速度记录恐怕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打破。一方面，这说明当时中共领导对科学院办学的重视。另一方面，这同郭沫若在当时政府中的地位密切相关。虽然科学院相当于国务院下面的部一级机构，但是由于郭沫若的资历以及同周恩来、聂荣臻的私人关系，他可以直接向他们要校址、校舍和其它支持。不象现在的科学院，一定要把“太子” 请来当副院长才能“直达天听”。
科大第一年开学的消息，被《人民日报》作为重大新闻登载在第一版上。聂荣臻题词说，创办科大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科大一开始就被列入全国重点大学，它标榜以培养“尖端科技”人才为目标，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副校长有严济慈、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各系主任由科学院的对口研究所所长钱学森、赵九章等担任，还有钱临照等一大批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直接讲授基础课，因而立即成为全国高中毕业生向往的学校。
科大校园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现在被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占），原来是中央马列学院的校址，它东临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后为解放军301医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穷”，清华校长由教育部长蒋南翔兼任，教育部每年的银子，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有点“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情形现在比过去更甚）。当年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算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的办学方向是面向科研，其主要任务是为中科院和国防科委培养研究人材。学校的专业设置，以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为主，因而对学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外语的要求要高于一般的大学。例如化学物理专业，其课程设置几乎囊括普通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全部主要课程。课程过多，再加上学校初创即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导致科大的学生有“三多”：戴眼镜的多，端药罐子的多，因病休学、退学甚至死亡的多。这是科大学生“不怕死”的第二层意思。
再说刘达。
刘达（1911－1994）原名刘成栋，出身于黑龙江肇源县一个地主家庭。1935年，刘达就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共，37年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到“晋察冀边区”，任雁北地委书记和边区党委秘书长等职。后来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和马天水当时曾经是他手下的干事。据说，马天水同刘达关系很好，虽然后来马的地位已经高于刘达，文革前进京都会看望老首长。马天水后来陷入四人帮的圈子，下场悲惨。这是刘达没有料到的。
刘达45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尔滨解放，任第一任市长。以后，他在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江大学担任校长、书记等职。55、56年，兼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59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发现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 破坏生产力”，结果被黑龙江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行政级别从六级降为七级。62年，在刘少奇点名干预下，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要刘达在出国当大使和去大学任职之中任选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1964年，刘达接替郁文，担任科大的党委书记。
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做了两件大胆的事。一是文革前夕，刘达搞了一次教育改革，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回归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二是文革后期，刘达创“回炉”之举，搜罗文革中毕业的科大学生返校补课，为科大保留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材。另外刘达在蹲牛棚期间，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说服看管他的学生，变为死保他的“铁杆保皇派”，亦属文革中极罕见之事。仅此数举，即可令刘达在科大校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1965年，刘达在科大搞的教育改革，堪称科大校史甚至共和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创举。中共执政后，共和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航空、钢铁、石油、地质、化工、外语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的课程学习，直至毕业，毫无自由选择的余地。
1958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1962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以后，“左风”愈吹愈烈，贯彻“阶级路线”，学毛著，学雷锋。1964年，毛发布教育问题指示，曰“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是“用对付敌人办法”、“搞突然袭击”、 “整学生”，“要完全改变”。在这种形势下，刘达“偷天换日”，借毛泽东的教改之名，于1965年开始搞他自己的一套教改。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度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也可以不去听课，完全自学，只要参加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的大字报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大概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新生入学后，无论原先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从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授课，主要用英语讲课，强调学生要达到看、说、听、写“四会”，才算学会英语。
三、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用苏联教材和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1965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65级的学生，大多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在教改中出人头地，多选课，快修课，除了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果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科大必将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科学家。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学生“回炉”，在发表科研论文方面名列全国高校的前茅，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设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最近开展低年级生不分专业的试验，可以说都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不无关系。
刘达的教改，在表面上有些措施似乎与毛泽东指示吻合，如减少必修课和考试，修满学分即可毕业（缩短学制），允许学生不听课等。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却是强调“政治”，强调“红”而轻视“专”甚至反对“专” 。1958年毛制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4年毛与毛远新谈话时又说：“阶级斗争是你们（青年学生的）的一门主课。”他既反“美帝”，又批“苏修”，从未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他认为，共产党坐江山以后的十七年，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因而必须“造反夺权 ”，打倒“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后期，毛放手创建他主张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废除高考，以“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工厂办“七二一大学”。取消文科，理工科大学搬到工厂、矿山，农学院和医学院迁到农村，教师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造就出“白卷英雄” 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这样的风云人物。
对比之下，刘达的教改和毛氏教育路线，可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孰是孰非，何优何劣，历史早已作了结论。
刘达极为重视学业，重视人材。1962年以后，全国“左”风日炙，林彪鼓吹“突出政治 ”，刘达对此持抵制态度。他甚至在全校大会上说，“有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顶一万句吗？”。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优秀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之，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学生温元凯的材料。两者有何不同？范兴言的突出“成绩”是“活学活用毛选 ”。温元凯的特色是他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具有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刘达还根据新生的入学成绩，挑选少数学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文革中被批为“反对阶级路线”，“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刘达对人材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反动学生”的处理上。近代力学系60级学生江建铭，在毕业前给中央写信，表示对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同意见，被定为“反动学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分配到保密的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把江退回给学校。刘达没有像当时许多学校那样把江送交专政机关，而是留在科大。他还把江建铭给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水平还不如江建铭。可见刘达内心是同情甚至欣赏江的。文革中这成了刘达的一大罪状，说他是“ 反动学生的保护伞”。以后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大校刊的编辑。如果在别的学校，例如华东师大，江很可能落得跟王申酉同样的命运。
1966年6月，文革风暴兴起，科学院派郁文、李焕为首的工作组进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蹲牛棚，自是家常便饭。刘达身材矮胖，1966年8月，有人用纸版把刘达画成一只丑陋的乌龟，钉在电线杆上，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
1967年底，笔者在校园马路上，看见刘达头戴一顶破帽，身穿一件旧棉袄，手持一把大扫帚，独自在凛冽寒风中清扫马路，不禁生出一丝恻隐之情。一位30年代就投身革命、多年来一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干部，想不到竟落到如此境地！
在被“专政”期间，刘达也不时有一些“趣闻”传出。那时他每天要向专政队汇报思想。有一天的汇报内容是关于打扫厕所，他没有写什么扫厕所使自己“接近劳动人民，有利于思想改造”这类当时流行的套话，而是说他从一楼的打扫到六楼，发现一楼的厕所最脏，六楼的最干净，因为一楼的厕所用得最多，因而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的厕所应该大一些，越往高层，厕所可以小一些。这种汇报常使专政队领导哭笑不得，从中可以看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近代化学系学生陈孝原，运动初期对刘达持反对态度，后来因“反动言论”被关押，同刘达成为牛棚里的“难友”，两人朝夕相处，使陈对刘达的看法完全转变，遂成忘年之交。后来陈孝原“出狱”离校，刘达以自己的皮袄相赠，可见他对青年人感情之深厚。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看管刘达的人身上。科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身处逆境，以平常心对待监管学生，娓娓讲述高层内幕及自己经历，令张腊狗等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凛然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认定他是 “我党好干部”，还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哪知在1967年底，康生、杨成武大笔一挥，说刘达在历史上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1970年，科大迁校合肥。次年，林彪集团垮台，刘达仍住牛棚。张腊狗闻之，修书王震，诉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良好。他去合肥找刘达竟吃闭门羹，立即致电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方获“解放”。（张腊狗后来改名张恒烈，现为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1972年，刘达官复原职，时年61岁。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本性不改，仍想做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个别领导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迁校以后，设备损失迨尽，教师仅剩一半，更糟糕的是与中科院的研究主体距离遥远，对科大的发展极为不利，因而刘达要求中央把科大迁回北京，但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他碰了一鼻子灰。科大短短十多年兴衰的历史，真说得上是：成也中共，败也中共。
1973年，刘达珍惜文革前高分考进科大的学生，趁林彪垮台后极左政策有所收敛之机，下令搞“回炉”，罗致一批分散各地的文革中科大毕业生回校补课，为科大培养了一批科研教学骨干。他还把在浙江一小工厂当工人的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回炉”消息一传开，上头严令制止，说是搞“右倾复辟”，致使“回炉” 半途而废。
文革期间，科大物理系教师方励之等人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研究天体物理。林彪垮台后政治气氛稍有放松，方等开始在当时刚刚恢复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天体物理等领域的新进展和研究成果。张春桥、姚文元于是在上海办《自然辩证法》杂志，组织复旦大学谷超豪等人撰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将方励之最先引进中国的“黑洞”、“宇宙热大爆炸”等新概念批判为“唯心主义”和“伪科学”。刘达不理会“上海帮”的大批判，支持方.励.之等人研究天体物理，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遭受迫害而健康不佳，刘达1975年离开科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1977年，刘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数年之内，就把清华从一所工学院转变为兼有理、文科的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他虽然人在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使300多名流散全国各地的科大学生，得以归队、回炉和落实专业对口政策。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现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卢炬甫教授，就是刘达帮助之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的。
文革前夕的1965年，毛泽东正在精心筹划“文化大革命”，准备清洗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党内走资派”。刘达身为七级高干，与中央许多头面人物非常熟悉，难道对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没有一丝预感？他竟然敢在天子脚下的科大，大力推行西方国家教育制度，岂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一位对刘达思想相当了解的校友说，刘达当时除了隐约感到彭真可能会出问题以外，对于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确实毫无知悉。由此观之，刘达显然不是一位两眼向上、密切关注中央高层风向的干部。文革中有人揭发，刘达在听到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他的第一个反应竟是：“小聂在延安时可是够风流的呀。”
六十年代的共产党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眼睛朝上，千方百计迎合最高领袖，发明各种肉麻的词汇搞个人崇拜，一心一意往上爬，林彪、柯庆施、康生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者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干部人数甚多。第三类，仍然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不计较个人升降荣辱，敢于抵制上级的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争取多作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德怀可算其中的代表。刘达也属于最后这类干部。
刘达是文科知识分子出身，长期从事大学领导工作。他思想解放，眼界开阔，目光远大，敢于创新。有人可能会说，学西方算什么“创新”？在“左风”猖獗的政治大气候下，敢于逆流而上，学习西方的好东西，这就是一种创新。
科大现任校长朱清时说，科大的精神就在于创新，而创新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刘达的精神是一份现成的值得借鉴的宝贵遗产。
刘达在科大十一年，倒有一半时间受师生批斗、侮辱，笔者当年也在批斗会上喊过“打倒刘达！”的口号，现在深感后悔和惭愧。刘达对科大有功有恩，科大对刘达有过有愧。饮水思源，当年受惠于刘达的数千名科大师生，在刘达的直接关怀下得以重返科教战线的300多位科大校友，难道不觉得还有一笔“欠债”尚未偿还？科大的校史难道抹得去刘达？
作者：戴开元 华新民
（2001年）
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做了两件大胆的事。一是文革前夕，刘达搞了一次教育改革，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回归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二是文革后期，刘达创“回炉”之举，搜罗文革中毕业的科大学生返校补课，为科大保留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材。另外刘达在蹲牛棚期间，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说服看管他的学生，变为死保他的“铁杆保皇派”，亦属文革中极罕见之事。仅此数举，即可令刘达在科大校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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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的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离开人世已经八年了。在这个信息爆炸、文字潮涌的时代，却看不到科大人写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网站，竟然找不到刘达二字，仿佛他已从科大校史上蒸发。作为科大的老校友，颇为不解，深感不平。故写下一些文字，对这位为科大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内不多见的教育家表示一点怀念之意。 1964年春，刘达出任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60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科大是一所特殊的大学，遇到刘达这位思想独立、敢想敢干的人物，自然会发生一段特别的故事。
先说科大。
1958年建校的科大，从时间上看是“大跃进”的产物。科大校友不必为此而感到惭愧。清华来自用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北大原是满清王朝的京师大学堂，其“出身”难道比科大更光彩？ 实际上，科大是科学院与教育部长期矛盾的产物。五十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共政权在教育系统实行“全盘苏化”，不仅文理科和工科被分离在不同的院校，科学研究同教育也被分割开来：科学院专门从事科研，高等院校基本上只管教育。这套从苏联搬过来的体制，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弊端已经比较清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生不能及早接触科研，科研机构也不能及时发现和吸收优秀的年轻科研人材。
这种分离也导致科学院同教育部门之间争夺资源和人才的“战争”。自从1956年中共政权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及中国要搞“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目标后，中科院获得了相当优厚的物质资源，但是主持科研项目的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却常常埋怨分配不到最好的毕业生，因为清华、北大等中国一流的大学都把最好的学生留在自己学校里，而不愿输送到科学院。科学院苦于“人才难得”，产生了“求人不如求己”的想法，决定自己办学校培养科研人员。
1958年5月9日，中科院向当时主管科研的聂荣臻元帅和中宣部呈送一份关于开办大学的报告。6月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份报告。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西郊正式开学。校长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担任，学校的实际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科大的首任党委书记郁文。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不能不说是“乘了大跃进的东风”，这样的速度记录恐怕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打破。一方面，这说明当时中共领导对科学院办学的重视。另一方面，这同郭沫若在当时政府中的地位密切相关。虽然科学院相当于国务院下面的部一级机构，但是由于郭沫若的资历以及同周恩来、聂荣臻的私人关系，他可以直接向他们要校址、校舍和其它支持。不象现在的科学院，一定要把“太子” 请来当副院长才能“直达天听”。
科大第一年开学的消息，被《人民日报》作为重大新闻登载在第一版上。聂荣臻题词说，创办科大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科大一开始就被列入全国重点大学，它标榜以培养“尖端科技”人才为目标，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副校长有严济慈、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各系主任由科学院的对口研究所所长钱学森、赵九章等担任，还有钱临照等一大批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直接讲授基础课，因而立即成为全国高中毕业生向往的学校。
科大校园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现在被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占），原来是中央马列学院的校址，它东临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后为解放军301医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穷”，清华校长由教育部长蒋南翔兼任，教育部每年的银子，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有点“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情形现在比过去更甚）。当年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算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的办学方向是面向科研，其主要任务是为中科院和国防科委培养研究人材。学校的专业设置，以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为主，因而对学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外语的要求要高于一般的大学。例如化学物理专业，其课程设置几乎囊括普通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全部主要课程。课程过多，再加上学校初创即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导致科大的学生有“三多”：戴眼镜的多，端药罐子的多，因病休学、退学甚至死亡的多。这是科大学生“不怕死”的第二层意思。
再说刘达。
刘达（1911－1994）原名刘成栋，出身于黑龙江肇源县一个地主家庭。1935年，刘达就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共，37年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到“晋察冀边区”，任雁北地委书记和边区党委秘书长等职。后来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和马天水当时曾经是他手下的干事。据说，马天水同刘达关系很好，虽然后来马的地位已经高于刘达，文革前进京都会看望老首长。马天水后来陷入四人帮的圈子，下场悲惨。这是刘达没有料到的。
刘达45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尔滨解放，任第一任市长。以后，他在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江大学担任校长、书记等职。55、56年，兼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59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发现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 破坏生产力”，结果被黑龙江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行政级别从六级降为七级。62年，在刘少奇点名干预下，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要刘达在出国当大使和去大学任职之中任选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1964年，刘达接替郁文，担任科大的党委书记。
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做了两件大胆的事。一是文革前夕，刘达搞了一次教育改革，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回归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二是文革后期，刘达创“回炉”之举，搜罗文革中毕业的科大学生返校补课，为科大保留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材。另外刘达在蹲牛棚期间，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说服看管他的学生，变为死保他的“铁杆保皇派”，亦属文革中极罕见之事。仅此数举，即可令刘达在科大校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1965年，刘达在科大搞的教育改革，堪称科大校史甚至共和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创举。中共执政后，共和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航空、钢铁、石油、地质、化工、外语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的课程学习，直至毕业，毫无自由选择的余地。
1958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1962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以后，“左风”愈吹愈烈，贯彻“阶级路线”，学毛著，学雷锋。1964年，毛发布教育问题指示，曰“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是“用对付敌人办法”、“搞突然袭击”、 “整学生”，“要完全改变”。在这种形势下，刘达“偷天换日”，借毛泽东的教改之名，于1965年开始搞他自己的一套教改。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度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也可以不去听课，完全自学，只要参加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的大字报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大概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新生入学后，无论原先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从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授课，主要用英语讲课，强调学生要达到看、说、听、写“四会”，才算学会英语。
三、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用苏联教材和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1965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65级的学生，大多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在教改中出人头地，多选课，快修课，除了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果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科大必将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科学家。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学生“回炉”，在发表科研论文方面名列全国高校的前茅，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设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最近开展低年级生不分专业的试验，可以说都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不无关系。
刘达的教改，在表面上有些措施似乎与毛泽东指示吻合，如减少必修课和考试，修满学分即可毕业（缩短学制），允许学生不听课等。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却是强调“政治”，强调“红”而轻视“专”甚至反对“专” 。1958年毛制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4年毛与毛远新谈话时又说：“阶级斗争是你们（青年学生的）的一门主课。”他既反“美帝”，又批“苏修”，从未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他认为，共产党坐江山以后的十七年，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因而必须“造反夺权 ”，打倒“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后期，毛放手创建他主张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废除高考，以“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工厂办“七二一大学”。取消文科，理工科大学搬到工厂、矿山，农学院和医学院迁到农村，教师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造就出“白卷英雄” 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这样的风云人物。
对比之下，刘达的教改和毛氏教育路线，可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孰是孰非，何优何劣，历史早已作了结论。
刘达极为重视学业，重视人材。1962年以后，全国“左”风日炙，林彪鼓吹“突出政治 ”，刘达对此持抵制态度。他甚至在全校大会上说，“有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顶一万句吗？”。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优秀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之，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学生温元凯的材料。两者有何不同？范兴言的突出“成绩”是“活学活用毛选 ”。温元凯的特色是他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具有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刘达还根据新生的入学成绩，挑选少数学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文革中被批为“反对阶级路线”，“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刘达对人材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反动学生”的处理上。近代力学系60级学生江建铭，在毕业前给中央写信，表示对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同意见，被定为“反动学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分配到保密的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把江退回给学校。刘达没有像当时许多学校那样把江送交专政机关，而是留在科大。他还把江建铭给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水平还不如江建铭。可见刘达内心是同情甚至欣赏江的。文革中这成了刘达的一大罪状，说他是“ 反动学生的保护伞”。以后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大校刊的编辑。如果在别的学校，例如华东师大，江很可能落得跟王申酉同样的命运。
1966年6月，文革风暴兴起，科学院派郁文、李焕为首的工作组进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蹲牛棚，自是家常便饭。刘达身材矮胖，1966年8月，有人用纸版把刘达画成一只丑陋的乌龟，钉在电线杆上，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
1967年底，笔者在校园马路上，看见刘达头戴一顶破帽，身穿一件旧棉袄，手持一把大扫帚，独自在凛冽寒风中清扫马路，不禁生出一丝恻隐之情。一位30年代就投身革命、多年来一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干部，想不到竟落到如此境地！
在被“专政”期间，刘达也不时有一些“趣闻”传出。那时他每天要向专政队汇报思想。有一天的汇报内容是关于打扫厕所，他没有写什么扫厕所使自己“接近劳动人民，有利于思想改造”这类当时流行的套话，而是说他从一楼的打扫到六楼，发现一楼的厕所最脏，六楼的最干净，因为一楼的厕所用得最多，因而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的厕所应该大一些，越往高层，厕所可以小一些。这种汇报常使专政队领导哭笑不得，从中可以看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近代化学系学生陈孝原，运动初期对刘达持反对态度，后来因“反动言论”被关押，同刘达成为牛棚里的“难友”，两人朝夕相处，使陈对刘达的看法完全转变，遂成忘年之交。后来陈孝原“出狱”离校，刘达以自己的皮袄相赠，可见他对青年人感情之深厚。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看管刘达的人身上。科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身处逆境，以平常心对待监管学生，娓娓讲述高层内幕及自己经历，令张腊狗等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凛然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认定他是 “我党好干部”，还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哪知在1967年底，康生、杨成武大笔一挥，说刘达在历史上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1970年，科大迁校合肥。次年，林彪集团垮台，刘达仍住牛棚。张腊狗闻之，修书王震，诉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良好。他去合肥找刘达竟吃闭门羹，立即致电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方获“解放”。（张腊狗后来改名张恒烈，现为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1972年，刘达官复原职，时年61岁。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本性不改，仍想做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个别领导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迁校以后，设备损失迨尽，教师仅剩一半，更糟糕的是与中科院的研究主体距离遥远，对科大的发展极为不利，因而刘达要求中央把科大迁回北京，但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他碰了一鼻子灰。科大短短十多年兴衰的历史，真说得上是：成也中共，败也中共。
1973年，刘达珍惜文革前高分考进科大的学生，趁林彪垮台后极左政策有所收敛之机，下令搞“回炉”，罗致一批分散各地的文革中科大毕业生回校补课，为科大培养了一批科研教学骨干。他还把在浙江一小工厂当工人的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回炉”消息一传开，上头严令制止，说是搞“右倾复辟”，致使“回炉” 半途而废。
文革期间，科大物理系教师方励之等人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研究天体物理。林彪垮台后政治气氛稍有放松，方等开始在当时刚刚恢复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天体物理等领域的新进展和研究成果。张春桥、姚文元于是在上海办《自然辩证法》杂志，组织复旦大学谷超豪等人撰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将方励之最先引进中国的“黑洞”、“宇宙热大爆炸”等新概念批判为“唯心主义”和“伪科学”。刘达不理会“上海帮”的大批判，支持方.励.之等人研究天体物理，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遭受迫害而健康不佳，刘达1975年离开科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1977年，刘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数年之内，就把清华从一所工学院转变为兼有理、文科的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他虽然人在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使300多名流散全国各地的科大学生，得以归队、回炉和落实专业对口政策。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现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卢炬甫教授，就是刘达帮助之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的。
文革前夕的1965年，毛泽东正在精心筹划“文化大革命”，准备清洗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党内走资派”。刘达身为七级高干，与中央许多头面人物非常熟悉，难道对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没有一丝预感？他竟然敢在天子脚下的科大，大力推行西方国家教育制度，岂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一位对刘达思想相当了解的校友说，刘达当时除了隐约感到彭真可能会出问题以外，对于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确实毫无知悉。由此观之，刘达显然不是一位两眼向上、密切关注中央高层风向的干部。文革中有人揭发，刘达在听到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他的第一个反应竟是：“小聂在延安时可是够风流的呀。”
六十年代的共产党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眼睛朝上，千方百计迎合最高领袖，发明各种肉麻的词汇搞个人崇拜，一心一意往上爬，林彪、柯庆施、康生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者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干部人数甚多。第三类，仍然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不计较个人升降荣辱，敢于抵制上级的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争取多作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德怀可算其中的代表。刘达也属于最后这类干部。
刘达是文科知识分子出身，长期从事大学领导工作。他思想解放，眼界开阔，目光远大，敢于创新。有人可能会说，学西方算什么“创新”？在“左风”猖獗的政治大气候下，敢于逆流而上，学习西方的好东西，这就是一种创新。
科大现任校长朱清时说，科大的精神就在于创新，而创新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刘达的精神是一份现成的值得借鉴的宝贵遗产。
刘达在科大十一年，倒有一半时间受师生批斗、侮辱，笔者当年也在批斗会上喊过“打倒刘达！”的口号，现在深感后悔和惭愧。刘达对科大有功有恩，科大对刘达有过有愧。饮水思源，当年受惠于刘达的数千名科大师生，在刘达的直接关怀下得以重返科教战线的300多位科大校友，难道不觉得还有一笔“欠债”尚未偿还？科大的校史难道抹得去刘达？
Sunday, March 9, 2008
开元博客开张大吉
今天，我的谷歌博客正式开张。
感谢谷歌提供的服务，使我免费获得一个表达自己言论的空间。
这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本博客要纪录本人的一些文字，包括过去以网名发表的文章。
其次，开元博客类似一本日记，记录自己的想法、观点和事情。
第三，这个博客可能容纳和评论其他人的东西。
昨天，奥巴马在怀俄明州赢得民主党初选。我支持这个美国政坛的新星，因为他为美国制度的发展（更准确地说是“改善”）带来了某种希望。
感谢谷歌提供的服务，使我免费获得一个表达自己言论的空间。
这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本博客要纪录本人的一些文字，包括过去以网名发表的文章。
其次，开元博客类似一本日记，记录自己的想法、观点和事情。
第三，这个博客可能容纳和评论其他人的东西。
昨天，奥巴马在怀俄明州赢得民主党初选。我支持这个美国政坛的新星，因为他为美国制度的发展（更准确地说是“改善”）带来了某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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