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01/26/2023）
昨天去看了春节档票房最高的《满江红》。
怎么评价呢？应当说虽然各方面都能及格，但看完以后我还是想找张艺谋导演去退电影票钱——因为他好像当年拍《英雄》时的老毛病又犯了，整个电影在前半段的剧情构建上似乎很精巧、充满设计感，但整部电影看完后，你回头再看，会发现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荒诞感。主人公们最终是为了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去做了许多貌似精巧的举动。所以电影看完之后，你坐在座位上，听韩红那首还不错的片尾曲时，被耍了近三个小时的感觉会非常强烈。
所以，作为春节档跟家人一起看看消磨时间是可以的。但我不建议对剧情合理性要求较高的朋友去看这部电影，因为担心剧透，我不方便细说。但这部电影里太多貌似高深的关节，你会在影片散场，还没走出电影院之前就琢磨明白——啥悬疑啊，这特么就是些导演编到最后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硬伤。
当然抛开影片情节不谈，《满江红》从选材上讲是非常成功的。民族大英雄岳飞惨死风波亭，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来一直无法释怀，让无数人想来都义愤填胸的千古奇冤。这件事对中国人来说具有几乎永久的话题性。
可是具体到这桩公案的细节——岳飞究竟为什么被杀，可解读的层次就有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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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浅近的一层，也是《满江红》中采用的叙事方式。就是使用传统的“忠奸史观”，把这件事算在岳飞和秦桧之间的“忠奸对立”上。那就是：岳飞，忠臣，秦桧，奸臣，赵构，昏君。奸臣蒙蔽了昏君，残害忠良，卖国求荣。如果赵构能亲贤臣、远小人，重用岳飞，惩办秦桧，不说直捣黄龙吧，兴复宋室还于旧都。总是问题的。
这套逻辑非常简单、鲜明。但凡看过《说岳全传》的人都可以给你讲个大概，也是中国传统史学所一直使用的。然而这种简单的、脸谱化的解读，却恰恰是现代史学分析历史问题所必须规避的。
我记得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借讨论鸦片战争林则徐和琦善这对忠奸历史形象时，就做过一段非常深刻的分析，他说：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圣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而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所以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并非是鸦片战争史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护君主、掩护道统的特殊功能，因而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这种理论和模式，经过他们长久的宣教，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并在今天仍有其影响力。
……
我觉得茅海建先生的这段分析很精准。
中国人对岳飞的崇拜当中，也不单单只有对他高洁人品和英勇善战的嘉许。更包含着一种美好的自我暗示——我们的一切本来都是好的，坏事儿就是因为奸臣、投降派当道，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让岳飞统领大局，必能直捣黄龙！
而与之相应的，我们为什么会对秦桧这样的“汉奸”具有最切齿的痛恨？因为宰相这个层级是中国传统史学和道德伦理所能追责的最高层，有奸臣、奸相而不能有“奸君”，所以在岳飞墓前跪着的，只能是秦桧，而不能是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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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问我们有没有比这种胆怯而懒惰的“忠奸史观”更深一层的反思，其实也是有的。那就是认识到秦桧这家伙不过是赵构执行媾和任务的一个白手套。
这层认识，其实在明代就已经有人达到了，比如明代有位文人叫文征明，也填过一首《满江红》，里面就把话挑明了。
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也就是说，锅应该甩在宋高宗赵构的头上，是宋高宗因为害怕岳飞打得太好，真的“迎回二圣”，才指示秦桧等人罗织罪名，冤杀岳飞。这个认识后来还被金庸借去，写在了他的《射雕英雄传》开篇里，很多人觉得耳目一新。
这里多说一句，明代人普遍认为赵构害怕岳飞“迎回二圣”，可能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因为明朝的时候刚好发生了与靖康之变有些类似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以皇帝之尊被瓦剌俘虏，他弟弟景泰帝顶缸登基成功，兄弟二人后来确实上演了一场“你回来我往哪里摆”的尴尬大戏。明英宗最终还通过夺门之变，成功重新夺权。明朝士人对眼前的这点八卦不敢说，只能借着宋朝的事儿指桑骂槐——看见没有，还是人家赵构算得精啊。
但是，明人的这种以今推古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古代皇家的宫廷权斗，从来讲究的就是一个“皇帝岂有种乎，兵强马壮者自为之尔。”明英宗复归后重新夺权，那是一个极小概率的巧合。历史上更多的现实案例，是只要你能抓稳了兵权，甭管是什么大哥还是老爹回来了，皇帝位置该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对此唐太宗李世民一定隔空点赞——其实都不用李世民点赞，就看看宋徽宗让位宋钦宗之后，宋钦宗在坐稳大位那一年时间里对他爹的控制。你就知道至少在宋朝，“二圣”即便能被迎回，对赵构的威胁程度也是微乎其微。对此，远在北国的宋钦宗有一次给他弟捎话的时候，也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但求一太乙观主足尔，它无敢望也。”——你就让我回去当个道士就行了，什么皇帝？争位？想都不敢想。
所以赵构其实自己也是不怕他爹他哥回来跟他抢位置的。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迎回二圣”这句口号，其实就是赵构自己提的，把它当做一个政治正确来用。
反倒是小说演义中一口一个“迎回二圣”的岳飞，在真实历史上给高宗上书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规避这档子事儿的。要说也一定会说“迎天眷归朝”——我们将士心中只认你这一个皇帝，至于什么你哥、你爹，他们只是你的亲属而已。
所以赵构害怕岳飞“迎回二圣”，而指使白手套秦桧干掉岳飞。这个想法看似精妙，却也似是而非。岳武穆没那么看不懂赵构的心思，这点小坑不足以害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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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更深一层的见解，是深入到了宋朝的建国体制问题，这一点我在《如果换个人当宋高宗，能否灭了金朝、直捣黄龙？》一文中已经谈过了——“我大宋”重文抑武么，既然已经决定要跟金人款和，那留着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军阀，就是藩镇割据的隐患么，狡兔死猎狗烹，既然已经没心思也没财力北伐了，那就把你岳飞这种最挑头的杀掉，以儆效尤好了。
解释到这一层，我们似乎可以给赵构指使秦桧干掉岳飞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释。但这里面其实依然有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皇帝和边将之间一直存在的一个悖论是，如果边将真的有心谋反割据，像安禄山、史思明、吴三桂那种，你靠宫廷手段进行翦除，其实翦不掉的，你只能把他们逼反，然后派兵镇压。而那些真正能被皇帝杀掉的将帅，像韩信、檀道济、蓝玉这种人，你能成功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的前提，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没能力造反了。所以杀功臣大将，往往只是在皇上觉得自己行将就木的时候怕后代镇不住场子时不得不用的方法。
像宋高宗这样，公元1142年就急急忙忙把最能打的岳飞杀了，自己后来又开开心心的活了40多年，一直靠到1187年才死，在历史上真的有且只有这一例。外部威胁还在，就这么急着卸磨杀驴，他图啥呢？
再考虑到宋朝历史上是一个对收兵权非常专业的朝代，这就更匪夷所思了。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都能搞杯酒释兵权，你宋高宗为什么不能照猫画虎也搞一出呢？收了岳飞的兵权，给他个闲散节度使之类的官职，把他挂着就是了，你又不是压不住他了。兴许哪天，朝廷再要用，你还可以拿他出来顶缸么。
然而宋高宗对岳飞的处置，却是异常严厉的，秦桧、万俟卨这帮人揣摩上意，原本对岳飞案的处理意见是杀岳飞一个人，但审理结果报到高宗皇帝那里，高宗亲自给升了一格：岳飞“特加恩”赐服毒自尽,张宪、岳云全都被按照军法处死……
也就是说，赵构给岳飞搞得是一个“瓜蔓抄”，不仅要处死他，还要处死他军中威望最高女婿、儿子，并把其所有亲信全部赶出军营。
多大的仇，多大的恨？明知这样做会留下恶名，拿秦桧出去顶缸也未必能完全洗得清。他为啥不稍微低调一点呢？
于是我们就要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曾经善于使用杯酒释兵权、武官转文职等柔和手段收缴兵权的宋朝，为什么在岳飞一案当中要搞得这么决绝。赵构身为皇帝，为什么又要做的如此决绝。必须利用将岳飞这个曾由他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统军大将彻底打倒——这已经不是传统的重文抑武、功高震主或君臣相疑所能解释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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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破解这个疑案，我们必须上追历史，去观察宋以后的帝制王朝执政逻辑的变化。北宋相较于唐代，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其实就是王朝所依靠的统治中坚力量，不再是勋贵而变为了文人士大夫。所以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由受系统教育的精英儒生执政的王朝。但儒家思想，大约从孟子以后，在争论时就染上了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那就是总喜欢把具体问题的意见之争，上升为个人道德高低的意气之争。道理上说不过，就想通过摧毁对方的道德根基来打击对方。你看孟子就是就是这样，吵不过就直接骂人“无父无君，禽兽也。”
这种辩论手段，如果只是文化人之间的争吵，那还只是文化版的泼妇骂街。但到了宋以后，文人当了官，有了政治、国家暴力手段的加持，就要命了。
是的，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党争”。相比于现代政党政治中的政见争论，从宋以后愈演愈烈的中式党争，最大的特点，是它对战败者是具有人格毁灭性的————你不同意我的意见，你就道德沦丧、不是人了，是禽兽。而既然你是禽兽，那你的一切权利都是不受保护的，而你的一切主张也都是错的。
这一点的突出代表，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入朝无论好坏“尽废新法”，已经闲居在野的王安石听闻此事之后气的吐血，说这条新法是我和先帝讨论了几个晚上才一起讨论出来的，明明有效果，为什么要废除呢？
当然，王安石说这话的时候也没有反省一下自己，他当年当政的时候，打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三不旗号，他和继承他的新党对所有反对新法的人也是统统赶出朝堂，远贬他乡的。
你看看被划为“旧党”的苏轼被折腾成什么模样就知道了。原本怎样施政才能让国家更好的技术争论，因为双方都急于抢占道德制高点，变成了一场谁对朝廷更加衷心、谁忠谁奸的道德争论，最终异化成为一场你死我活的路线争夺。
而在这场翻烙饼一样的新旧党争中，双方给对方上的手段，是逐层加码的：
在王安石当政的时代，其对旧党的态度还是把你贬出朝廷就好。到了吕惠卿时代，就是排挤加远谪，
再到了章敦为相时，已经开始要对一些反对者“永不叙用”，
再到了蔡京的时代，朝廷直接立起了元祐党人碑，公开扯出一张黑名单，让上了这面碑的人，子子孙孙，永世不得翻身。
而你可以想到，这种路线斗争的逐步升格化，最终一定会通向一个终点，那就是对对方进行残忍的肉体消灭，以摧毁你生命的方式，否定你的主张。
而这种惨烈的不幸，最终就落到了岳飞的头上。
是的，如果通读宋史，会发现，南宋初年的战和之争，其实就是北宋末年新旧党争的一种变种延续。
满朝官员们围绕对金是战是和这个问题重新进行站队，但双方党同伐异的方式方法，与靖康之前的新旧党争是如出一辙的。只不过手段更为酷烈。
而在这场更残酷的党争当中，主和派在道义上又刚好占着先天的劣势的，因为弃沦陷区的民众于异族之手而不顾，无论如何称不上儒家的君子行为。所以主和派对主战派在道义争吵上吵不赢，但形势，或者说至少宋高宗赵构所认为的那个形势，又必须逼迫着朝堂得出一个主和的结论，那怎么办呢？
于是宋高宗就必须亲自下场拉偏架，给秦桧“赋能”，指使他通过对岳飞的冤杀彻底让朝堂上现存或潜在的主战派彻底被压服。从个人性格上讲，赵构是非常喜欢通过“杀伐决断”来平息党争、达到“定策”效果的，这一点从他刚刚登基，杀太学生陈东时就已露端倪。只不过，过了多年，到了杀岳飞时，他的帝王术玩得更加精深，躲在秦桧身后，干了这件事。
所以说到底，赵构和秦桧要杀岳飞，不是什么迎回二圣的问题，也不单纯是遏制武人或藩镇的问题，而是党争与定策的问题，宋朝的党争，到了这个时代，已经劣化到必须干掉一派的旗帜性人物（甚至其潜在的精神继承者）才能得出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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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上说，有很多史学家因为认为南宋打不过金朝、主和是正确的而给秦桧翻案。这种思路是错误的。它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即便对金主和的主张是正确的，秦桧为相时打压、排挤同僚的心狠手辣（除岳飞外，还比如赵鼎），放在北宋也足够上《奸臣传》了。
所以研究宋史的人有句话，叫“北宋缺将，南宋缺相”，曾经群星璀璨的文人士大夫群，到了南宋时代似乎一下子奸相频出，什么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但请注意，这些南宋的“坏宰相”，可不全都是秦桧这样的投降派。最典型的比如韩侂胄，人家可是铁骨铮铮的主战派，岳飞那个“鄂王”衔就是他追封的，其任内还搞了开禧北伐。
但韩侂胄在历史上依然评价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打压异己的手段跟秦桧其实没什么差别，也是搞什么“庆元党禁”，给政敌朱熹编什么“十大罪”，贬一批、关一批、杀一批才罢休。
所以南宋奸相频出，其实是一个党争残酷化之后的系统问题，这个时候的士大夫群体，已经无法将观点之争与忠奸之争、善恶之争分开了——你不同意我，你就是坏人，就是反贼，你就死不足惜！
这种争论方式，发展到明代，就变得更为荒诞和酷烈，随之而来的，是两派路线之间完全丧失了共存的空间，只有你死我活。
明朝末年袁崇焕杀毛文龙款和，又因杀毛文龙被崇祯杀那烂事儿，大家太熟悉也太复杂，我们这里就不仔细说了。
就说说堪称“反向岳飞”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他本来是受了崇祯皇帝的授意，跟后金谋和，结果事情都谈成了，阴差阳错走漏了风声。崇祯就直接把他当替罪羊杀了。你说陈新甲这个人，他死的冤不冤呢？第一，他是奉旨办差，替皇上做事。第二，明末摊子烂到那个程度，暂时与后金媾和，先安内再攘外。也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有效意见么。
但不行，就像宋高宗时代的南宋总体“定策”是要和一样，崇祯时代的大明，总体“定策”是战到底。既然这个大方针已定，那么所有和这个“定策”相抵触的主张和主张旗帜性人物，就是不能存留。
是的，南宋高宗杀主战的岳飞，与晚明崇祯杀款和的袁崇焕、杀替他款和的陈新甲，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说到底，它们都是为了“定策”而杀人。在那个体系下，一个计划一旦制定，就不允许有人再唱反调，也不允许不同的意见成为备用的Pla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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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悲哀的是，南宋面对金国，与晚明面对后金的困局，恰恰是最需要“Plan
B”的。面对已成气候的强大敌人，一味地屈膝求和固然不可能换来和平，但死命硬刚的战到底，也未必真的就能直捣黄龙。一个明智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必须审时度势的同时调用战与和的两手，以将博弈的平衡点调向对自己有利的一方。这就需要决策层要随时存在一个可以代用的“第二方案”，在战的时候时刻准备对己有利的和，而在和的时候时刻做战的预案。
但这种灵活的调整，是与南宋和晚明的“操作系统”不兼容的。你死我活的党争思维模式，不允许“Plan
B”的主张者们带着他们的主张继续存在。无论他是主战的岳飞、主和的袁崇焕、还是代皇上主和的陈新甲。
由此想到了这两天热映的另一部电影——《流浪地球2》。在原著小说中，有一个作者刘慈欣一直没说圆了的问题——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地球派”固然有他们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不能允许“飞船派”搞他们的主张，抽出一部分资源造一些飞船以有备无患呢？为什么全地球的人一定要傻呵呵的孤注一掷，把宝全压在一个计划上？
这个问题，至少在小说里没讲明白。我们只看到双方进行了一种你死我活、永不相容的路线斗争。不是地球派把飞船派投进监狱，就是地球派被新兴的反对者做成冰雕。
小说中的人物致死似乎都没有想过，其实几个方案可以同时试试，道并行而不悖。
当然，我想，这个BUG其实也不怪大刘，它只是说明了那个曾经害死岳飞的思维恶习，时至今日，仍然在很多人脑中存在——太多人习惯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善恶之争、定策之争。而容忍不下与自己不兼容的Plan B，这是个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