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指挥：从朝鲜到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政治》一书
（思想坦克，2022 年 12 月 15 日）
我开除麦克阿瑟，并不因为他是个“狗娘养的蠢蛋”；而是因为，他不尊重总统的权威。当然，他确实是个狗娘养的蠢蛋。但对于一个将军而言，当个狗娘养的蠢蛋并不违法。如果狗娘养的蠢蛋当将军违法，那这些将军里面，有四分之三应该都要待在监狱里才对。（I
fired him because he wouldn’t respect the authority of the
President. I didn’t fire him because he was a dumb son of a bitch, although
he was, but that’s not against the law for generals. If it was, half to
three-quarters of them would be in jail.）----杜鲁门
从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到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止。不到一年的时间，世界风行着“历史终结”或“永久和平”等欣欣向荣的乐观。人们甚至一度认为，战争与冲突，会成为过去的尘埃。但事实证明了这个错误。后冷战一超多强的格局，相较于冷战两集体系，并没有真的“比较和平”。从车臣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开始，这些原本万里之外“森林中倒下的树木”，透过卫星电视的普及放送，进入各家厅堂与厨房。所以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时代的断点，依旧是被各式大小“战争”标记与定义。
2000年后，更随着911事件、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权、击杀宾拉登。一切显示，世界没有因此更安全，反而各处充斥着“看得见的烟硝”。
时序拉到2022年底的现在，普丁对乌克兰发动的全面入侵，似乎没有叫停的迹象。一方面，这让我们再次体验全球化与自由市场并非理所当然；更让我们感受，超越地缘政治冲突“核战边缘”的可怕感觉；另一方面，乌克兰战争迫使我们思考一个老问题，也就是“谁的手指真正扣在扳机上”？是军头还是政客？是独裁者还是常规民主制下的当选者？还是这是两者互动关系下，无法归咎的必然结果？
英国战争史权威学者弗里曼爵士（Sir Lawrence Freedman）在今（2022）年9月出版的新书《指挥：从朝鲜到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政治》（Command：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from Korea to Ukraine）中，就在讨论上述这个“政府军文关系框架下”，“政治”与“军事”间的竞合关系。对弗里曼爵士而言，国家领导人与军队领导人间微观的竞合关系，而非国际局宏观势权力结构对比，才是真正决定冲突爆发与战争形成的关键要素。英国军事史学者Saul David就在《泰晤士报》的书评中强调，弗里曼爵士的著作，正是透过政治与军事间的关系，来了解“军事行动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operations）。而正是这个“军事行动的政治”，决定了当代国内外政治的多数面貌。
“指挥”的历史：遍布全球的政治军事互动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曾盛赞弗里曼爵士，他们认为，弗里曼爵士做为着有《战略大历史》（Strategy:
A History）一书，并享有世界性盛名的渊博者，其雄厚的军事知识、聊若指掌的战场史，以及文学性的口才，使他在讨论政治与军事关系时，更加引人入胜。在本次的《指挥》一书中，他深入研究朝鲜、越南、福克兰群岛与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的冲突细节。其中每一章，都描绘了政府内部政治与军事冲突如何点燃，以及人物和事件如何演变。
从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和麦克阿瑟将军在韩国的角色，到海珊在伊拉克和叶尔钦在车臣的角色，我们看到了各种重叠冲突的世界观，以及各个时代的风云儿如何严重误判形势。《经济学人》认为，《指挥》最引人入胜的章节之一，就是回顾了以色列前总理夏隆（Ariel
Sharon），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担任以军指挥官期间不停抗命，甚至直接率军冲向当时以色列占领的苏伊士运河，并坚守阵地拒绝撤退。
这种以把握战局为前提，习惯性蔑视上级命令的模式，让所有夏隆从军时期的直属长官都怨声载道，甚至用“赎罪日战争根本是夏隆的私人战争”来形容他的战斗。但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Moshe
Dayan却反驳这些夏隆的上官，强调“与其鞭打一头懒牛，不如牵制一匹高贵的骏马”（Better
a noble steed that you have to restrain than a lazy ox you have to beat）。在后来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中，担任国防部长的夏隆这样描述自己的“战斗哲学”。他说：“早上，我去黎巴嫩，在战场与恐怖份子作战；晚上，我则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内阁与国会议员作战。”
这种“人生就是不停战斗”的“战斗人生”，对以色列将领来说屡见不鲜。甚至这种战斗性格，也影响了以色列政治家的养成，以及军事将领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全民皆兵的以色列，将军几乎就是政治家的预备梯队，文、武领导间的界限往往很模糊。
但以色列这种“真，战斗民族风”的民主国家，其混淆文武的模式当世少见。一般来说，缺乏法治监督与制度化文武分割的独裁统治下，文武区别经常消失，反而造就了不负责任又无能的专制指挥官。巴基斯坦军事独裁者叶海亚汗将军（Agha Mohammad Yahya Khan），在 1971 年与印度交战的关键时刻还在喝酒、玩女人。所以，战事最后终一败涂地，甚至间接导致孟加拉自巴基斯坦脱离建国。
《指挥》的反思：普丁并不特别，他只是做了其他独裁者也会做的决定
有趣的是，从弗里曼爵士的观点出发，缺乏法治监督与制度化文武分割的独裁国家或威权国家，无论是“军事强人统治”或“党指挥枪”，这样的决策，反而并非我们想像的高效率或“英明神武”，而是经常错误。因为这些自认“英明神武”的独裁者，从希特勒、海珊到普丁，英明神武到底后，凡事亲力亲为的“微观管理”几乎成了必然的结果。而这样的微观管理，就是把人逼疯、让人暴君化的开端。
当独裁者成为暴君，反覆无常、不容忍坏消息就成了日常。解雇战败的将领可能尚算慈善，各种花式处决也不是不曾听闻。弗里曼爵士就在《指挥》中强调，“一旦要求所有决定都必须与独裁者核对，整个政治系统就会失去所有主动性”。对独裁者而言，“沉默螺旋”会先让他周边的人通通噤声。消息来源越来越单一的状况下，决策依据的错误资讯就会越来越多，决策也会因此越来越荒腔走板；而对前线指挥官而言，“隐藏挫折”会比“坦白承认”成本更低。因为在一个失去弹性的政治系统里，独裁者亲力亲为下，并没有时间精力查核各种欺上瞒下的谎言，但绝对有脾气第一时间处理掉坦承失败的人。
所以对弗里曼爵士来说，普丁独裁下的俄罗斯之所以会一步步走入战争，正是专制决策的负面影响。当领导者对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极其自信时，就容易受到阿谀奉承的弄臣怂恿。因为无视乌克兰问题专家的专业建议，让普丁的决定变得更容易。但这种“简单粗暴”，通常也带来更糟的结果。
因为，领导指挥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做出正确决定。但这个“正确决策”的前提，应该是要在面对各种选择时，纳入对各式挑战的评估；而不是避免挑战，让傲慢与偏见占上风。手拿槌子，自然看什么都是钉子。而一个拿着槌子的领导者，几乎注定自己面对的是疯狂出现的地鼠，而非站着不动的钉子，因此只能在战场和政治上同时面临失败。
正如同英国《卫报》评论所述，我们确实不知道民主国家面对战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比较能打；但我们知道的是，独裁者通常都会长成糟糕的战略家，从海珊到普丁，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指挥》的洞见：民主国家的将领必须具备比我们想像更强的政治能力
相较之下，在民主国家，为了避免军事权力丧失纪律、缺乏监督与制衡，文官控制军队，军事将领听命于政治领袖是政府运作的常态。虽然文职领导人可能有军队经验（美、英现任的国防部长即为如此），但多数民主体制下、出生学者或民选官员的国防部长，他们有关战斗的专业知识绝对比不上职业军人。所以民主政治下的国防部长，最重要的职能并不是战斗或规划战斗；按照弗里曼爵士的说法，国防部长最需要的，反而是优秀的政治判断与政治妥协能力。
做为一个国防部长，这种政治判断与政治妥协能力，除了可以用来应对国内民主政治的马拉松协商外；面对国际政治时，也可以发挥相当的作用。因为当代国际制度的设计，无论是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下，或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霸权同盟体制下，几乎所有西方世界涉入的战争，都是由联盟协作执行。
其中，指挥系统错综复杂，牵扯到的政治角力与利益冲突更为复杂。唯有具备政治判断与政治妥协能力的国防部长，才能平衡本国和联盟伙伴间的利益、确保彼此的协作，并且让军事冲突或相关议题，可以顺利在国际组织中讨论与解决。正因为如此，善沟通、身段柔软的女性国防部长，在北约国家当中就有9位。
不过，国防部长可能还是有由文官担任的政治习惯，所以具备政治折冲能力可能并不特别。但民主政体中，当决策本非乾坤独断时，职业军人也需要参与这个集体协商的决策过程。这表示，相较政治家需要军事知识，军事将领可能更需要政治上折冲的能力。套一句弗里曼爵士访谈前英国国防部长兼驻阿富汗北约军队指挥官David
Richard时的话来说。
David Richard就认为，现代军事指挥官必须是“具有企业家精神与人脉的沟通者，而不是独裁者”（That the modern
commander must be an “entrepreneurial networker and communicator rather than a
dictator）。
从弗里曼爵士的观点来看，现代将领的军事素养和战略能力，通常都有长时间系统性军事训练挂保证。所以，真正能让将领出类拔萃、脱颖而出的，并不是没有鉴别度的“军事能力”；反而是“政治能力”，最后决定了军事将领是否为一流。在这里，作者举了近代美军中，后来当选总统的名将艾森豪，以及提出“马歇尔计画”协助欧洲快速复苏的马歇尔为例。
弗里曼爵士强调，艾森豪的成功，在于他作为二战时期欧陆盟军统帅时，调和鼎鼐的精明，而不是他如“坦克将军”巴顿般作战的英勇；马歇尔的成功，则在于他作为国防部长时，敏锐的政治嗅觉，了解到必须透过大量的经济援助（马歇尔计画），来避免西欧的全面赤化。
《指挥》的亮点：决定当代世界格局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
在《指挥》中，弗里曼爵士共调查了15场战役，并试图从中了解，在影响一国最终行动的关键决策过程中，军事将领和政治领导间的分歧。其中最值得提的，就是15场战役中的开场“韩战”。此战中，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和韩战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两人的冲突，不仅造成本次战争某种程度上的“战略失败”；而且这个失败，甚至决定了后世至今近百年的全球政治格局。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界线，除了柏林围墙以外，另一头就是南北韩之间的38度线。
弗里曼爵士在《指挥》中写道，现在被视为常识的“核武相互保证毁灭原则”，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的认识，更没有被美军所接受。核子威胁下的“有限战争”逻辑，被军队视为一种“慕尼黑”式的绥靖与怯懦。长期不服从命令的麦克阿瑟，对白宫强加的战略限制（不可打过鸭绿江、不可激怒中国与苏联）感到恼火，甚至一再鼓动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并公开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
但值得注意的不是他被炒鱿鱼，而是“炒他”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容易。麦克阿瑟时任韩战盟军统帅，是刚刚才带领美军打败日本的当世豪杰；而且，对美国大众而言，麦克阿瑟不仅是广受尊敬的人物，更是杜鲁门潜在的政治对手。然而，当将军既不服从又才华横溢时，情况就更棘手了。因为民主政治成为宫斗，“兔死狗烹”对上了“功高震主”。这些新闻，随着麦克阿瑟“戴着雷朋墨镜、叼着玉米斗”的英雄形象照，烧遍全美，几乎造成了杜鲁门政权的“正当性危机”。
但事后证明，杜鲁门炒掉麦克阿瑟，是极具正当性的。因为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基本上已经不只是战略路线的分歧或个人政治利益间的冲突。麦克阿瑟的不服从命令与炮打中央，一方面是对宪法赋予总统权威的不尊重；另一方面，更是对整个宪政主义框架下“军队行动必须掌握在民选政府决策之下”的挑战与颠覆。麦克阿瑟从头到尾没有搞清楚的是，他不是在挑战一个暂行政府权威的现任民选总统；而是在挑战整个国家体制，乃至美国至高无上的宪政主义传统。
弗里曼爵士强调，对当代稳固的民主国家来说，或许麦克阿瑟在军方的位置上反抗或什至颠覆民选国家领导人，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民主制下的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大多没有军事背景。就算是前战争英雄总统，还是需要军方提供专业的军事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军队除了军事上做为总统的工具，这个工具为了要称手，还必须自备充分的使用说明，也就是成为更“政治化”、更了解政治运作、更能预测政治决定的军队。
不要说杜鲁门与麦克阿瑟这对仇深似海的政敌，毕竟麦克阿瑟作为战争英雄，一度比艾森豪还更早要出来挑战总统大位。连近代号称最具民主多元素养的欧巴马，都曾担心他的将军们为了部门本位利益，不停迫使他升级阿富汗战争。而且这种部门本位之间政治领导与军事将领间的冲突，若是因为同盟协作，就会再升级成跨国性的矛盾。
如同弗里曼爵士在《指挥》中提到，1999年北约空袭南斯拉夫后的塞尔维亚战争期间，英国地面部队指挥官少将Sir
Mike Jackson如何拒绝他的美国老板联军最高统帅Wesley Clark将军，从俄罗斯人手中夺取
Pristina机场。因为根据Jackson少将的的政治判断，如果他不抗命，他就是触发人类毁灭按钮的历史罪人。他不想为了军队长官或更上层领导人的政治利益，占领俄罗斯人的机场，导致西方盟军与俄罗斯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是必须回到克劳塞维兹
普鲁士将军、有“西方兵圣”之称的克劳塞维兹，有句被大量引用的著名格言“战争无非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War
is merely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cy by other means）。这句话，无疑可以贯穿弗里曼爵士《战略大历史》与《指挥》二书。
因为，战略就是设定目标，并排除阻碍目标的各种障碍，借此达成目标的整个流程。而在战争中的“战略”，其目标通常都是政治的。政治目标的存在与否，不仅决定了战略是否得以制定，更决定了战争与无端暴力间的差异。所以在这边，战争开始的原因是为了达成政治。
另一方面，“指挥”是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而指挥的核心，在于政治领导与军事将领间的协作。在这里，协调与妥协成为“军事行动政治”的核心，政治因此成了战争的重要一部份。
从此，不仅政治的延续成为战争；战争的延续中也包藏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