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019，RFA;作者：赵越胜）
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否正确，其实只需要看两个东西，一，看历史决定论的论证程序是否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二、检查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否符合马克思的预言。
［提要］ 阿隆指出，左翼知识分子容忍甚至拥戴苏俄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们相信历史必然性，相信历史有一种绝对价值，而自称是无产阶级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也是历史必然性的代表，是历史价值的代表，他们自诩可以把人类从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带入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是一个历史使命。
问：雷蒙阿隆对历史哲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所以他分析问题一定不会放过历史的角度。
答：没错。他1938年就出版了《历史哲学导论》一书，当时他把这本书送给萨特。萨特说，这书可以说是《存在与虚无》的导论。当然雷蒙阿隆自己并不这样看，他曾在法兰西公学认真听过科耶夫的黑格尔讲座，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很重视，也做过深入的研究。这位科耶夫是一位俄裔的哲学家，以独特的黑格尔研究名重一时。他是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当作一个世界图景来理解的。而且他曾号称自己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阿隆听他的讲座，但对他这个说法将信将疑。不过在我看，这其实并不难理解。科耶夫大讲黑格尔，把拿破仑看作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他心中颇以黑格尔自居，所以他把斯大林看作世界历史的征服者， 并不奇怪。阿隆在谈到他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由来时，引了他的朋友阿尔弗莱德·索维的话：“为了保证明天的幸福生活，今天要让工业设备的投资超过福利的投资，今天对真相的隐瞒，同样是为了明天能充分展现真相。共产主义是一种将来才兑现的真理，和到期才兑付的自由之大面积的试验。”阿隆承认，引这些话让他很痛苦，他认为这种对未来毫无分析的乐观主义会带来灾难。我们有幸做阿隆的预言的见证人，亲眼看到苏俄制度带来的灾难，和这个制度在俄罗斯的崩溃。
问：那这种历史使命感怎样在苏俄造成现实的灾难呢？
答：在阿隆看来，最可怕的是，苏俄有一个永远正确的党，因为这个党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特殊的天命观，这个天命观来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被改造成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把历史看作精神的进展，这个精神就是人类的认识，由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移植到人类的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就描绘出一个人类社会由低到高的发展图式，以这种历史哲学为指导，马克思就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因无法容纳自身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而不得不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而在这个过程中运动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自身。到了列宁那儿，无产阶级变成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党，结果就是像阿隆所说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就与布尔什维克党自己的历史混淆起来了。”阿隆指出：“党的历史是通向人类救赎的神圣历史，那么这个党又怎么能够有那种世俗事物所有的内在缺陷呢？任何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分子都可能犯错，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既然是历史真理的代言人与工具，就不能，也不可能犯错误。”我们随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就会推导出，苏俄式的政治制度和它的政治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每当这个党领导下的国家，它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发生大灾难的时候，要么就是有外部敌对势力，比如帝国主义的阴谋，要么就是党内有错误路线的代表，或者是敌对阶级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在制造灾难。所以当苏联的工业发展不顺畅的时候，斯大林就抓出了拉姆津、卡利尼科夫的工业党，农业大崩溃就有布哈林反党集团，苏联30年代大清洗，斯大林杀了那么多人，80％的中央委员都被枪毙了，而党却仍然正确，苏联的灾难都是由那些刀下之鬼造成的。所以阿隆又指出：“真理和谬误也完全由党内的权威来确定，这种决定必然是专断的，因为它出自一个能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最终裁决的人。”这个人只能是一个，他就是党的最高领袖。不管真假，他有上帝一样的地位，全党都要向他看齐。我们对此应该很能理解，神是不会犯错误的。所以，阿隆把党和亲党人士，比作宗教团体中圣职人员（homme
d'église）和信众（homme
de foi）。他认为，信徒所依附的那个真正的共同体，既不是自己坚贞的信仰，也不是炽热的宗教情感，而是教会这个组织。我们常听的一句话是，你在组织了，你接受了组织的考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党就是担负着世间救赎任务的宗教团体，它的最高领袖就是宗教领袖。而历史就是他们信奉的神。这个宗教团体不仅有类似修道院的各级委员会，还有不出家的信众。所以苏俄制度，不需要刻意搞什么造神运动，它自然就有它的神。共产党的领袖，既是宗教领袖，也是神的代表。像苏联的斯大林，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东德的昂纳克，北朝鲜的金三，都是这路货色。
问：列宁式政党的宗教性是很强的，但这种政党中的个人崇拜和宗教团体中，比如天主教对教皇的崇拜似乎是不一样的。
答：是的，真正的宗教组织的严密性和列宁式政党相比要差多了。而且教皇他只负责与上帝的交流，而布尔什维克却声称，它要对历史负责。我们知道，这种负责就是篡改过去的历史，和许诺未来的幻想。用阿隆的话来说，由于这个党号称掌握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掌握了人类命运的钥匙，所以它可以发挥威力的地方是无远弗届的。阿隆说：“由于它所宣布的真理是普遍的，历史的，所以被赋予了任意解释过去的权力。”用乔治·奥维尔的话：“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现在，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将来。”阿隆却根本不相信这种所谓历史的规律能被人掌握，被人预测，因为历史是由一些生活在给定了的环境中的人们的活动组成。这个环境不是人的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人根据他的欲求和理想来行动，但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是片面的，是零碎的和暂时的。号称自己可以用一套理论去解释和推断历史的走向，预言一个乌托邦的未来，这实际上是理性的僭越行为。尤其是当一种权力专横地认为它指明的方向，就是人类的至福之地，为此人们必须在现世忍受它的暴虐统治，这个历史决定论实际上就变成了罪恶的辩护词。
问：我们确实经常听到用历史来为现实作辩护啊！
答：是的。但是雷蒙阿隆却认为，历史意识教导我们的是，要尊重无数互不相关的事实，还要尊重这些事实之内涵意义的多样性。这些历史事实的多重意义，不可能被一套解释体系所全部包容，更不能凭借这一单一的解释去判定历史的未来。而且事实上，历史不是一条单向、自动延伸的道路，人的行为引发的后果，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一年之后，也就是在1957年，奥地利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发表了他的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得出了雷蒙阿隆从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角度得出的同样的结论。波普说：“我成功地对历史决定论给予反驳，我已经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他的推论方式是这样的，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二，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三，所以我们不能预测历史未来的进程，四，这就是说，必须抛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同的历史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五，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他的这五个推论，其实是建筑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之上的：“如果有不断增长的人类知识这回事儿，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能预先知道我们明天才会知道的事儿。”虽然我认为，波普的论证过于绝对仰仗科学方法，因为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纯科学所使用的方法，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但他能从另一个角度，帮助阿隆给沉醉于历史决定论的左派知识分子一剂解毒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