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2019-7-22）
注：本文作者Larry Diamond教授是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级研究员。本文改编自他的新书《恶风：从俄罗斯的猖獗、中国的野心和美国的自满中拯救民主》(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民主的扩张并非必然。1900年，在人口过百万的国家中，只有11个是民主国家，1920年是20个，1974年则是29个。直到近25年，民主才成为世界主导的政府形式。到1993年，民主国家的数量激增至77个——首次在人口过百万的国家中成为主流。到2006年，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增至86个。
然而现在我们正处于危险时刻。民主正面临全球危机。据非盈利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全球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水平连续12年下降，每年在这两项指标上有所下降的国家要比有所提高的国家多很多。在过去十年中，六个民主国家中就有一个离开了阵营。目前，世界大国中勉强有过半的民主国家。
这些数据尚未反映出危机之深重。在统计数据的背后，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和规范都在遭受持续不断的明显破坏。中俄及其拥趸正在推进一种新的全球叙事，宣传强人统治——而非民治——才是艰难时期的前进道路。
直到最近，美国才下定决心遏制今日民主的主要敌人：一为雄心勃勃、正在崛起的中国，一为满怀怨恨、日渐式微的俄罗斯，还有从匈牙利到菲律宾等新一波民粹主义的威权政府。然而现在，美国自身的政治衰败日益加剧。总统特朗普侮辱美国盟友，反向普京示好，宽恕其他独裁者，支持本土主义政策和运动，动摇了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美国的问题还包括两党愤世嫉俗的政客、无法提供公共产品的僵化体系，以及没有投票动力的自满公民。
這一切都玷污了民主的荣光，也拉远了美国与世界的距离。如果美国的退步不能很快扭转，全球的民主制度都将面临危险。
正如已故的哈佛政治学家亨廷顿解释道，民主的变革从来不会孤立地发生，相反，它在不同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像波浪一样时涨时落。当民主浪潮汹涌澎湃时，转变为民主政治的国家数量会大大超过远离民主政治的国家数量，自由的总体水平上升。而当浪潮回落时，情况正好相反：民主国家数量萎缩，人类的自由水平下降。
亨廷顿认为，全球民主化的第一波浪潮始于美国的民主化，他将这个时间追溯到1828年（可商榷），当时超过一半的美国白人男性获得了投票权。渐渐地，第一波浪潮席卷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如波兰）、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四个南美国家。一百年后，30多个国家（其中有些相当小）“已经建立了最起码的国家民主机构”，亨廷顿写道。
第一波浪潮达到顶峰时，一股相反的势力于1922年开始聚集，当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迅速瓦解了意大利脆弱的民主制度。接下来葡萄牙、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民主制度也很快被取代。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1933年，即纳粹在德国掌权之时。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社会在长期经济萧条中挣扎，人们渐渐对民主是否可行产生了怀疑，即便英、美两国也不例外。（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49年中共掌权呢？）
二战中轴心国的失败遏制了这一势头，同时也推动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第二波浪潮让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民主得以恢复，也让日本和土耳其首次接触到真正的民主，并让民主更加深入拉美地区。然而这波浪潮持续时间非常短，到1962年就结束了。除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之外，大多数拉美民主国家（无论是新建民主还是重建民主）都陷入了军事政变中。
随着二战后欧洲帝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的统治崩溃，很多殖民地在第二次浪潮中纷纷独立，由此诞生了不少新民主国家。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主要是英国前殖民地，包括印度、斯里兰卡、牙买加、博茨瓦纳、加纳、尼日利亚和缅甸等，它们在选举和法治方面有一些经验。前四个国家的民主得以存续下来（1975-77年印度短暂的紧急状态统治以及斯里兰卡最近的中断除外），但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多党制国家——包括土耳其、南韩、印度尼西亚和许多非洲国家——最终让位于军事统治、一党专制或是独裁统治。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当时葡萄牙一群年轻的左翼军官推翻了该国的独裁政府——欧洲历史最悠久的独裁政权之一。同年晚些时候，民主的诞生地——希腊在塞浦路斯被土耳其击败，从而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军事独裁政权，民主制度得以恢复。1978年，西班牙年轻的保守派总理决心推翻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在他的领导下，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三个新民主国家。亚洲和拉丁美洲对自由的渴望也在激荡。
1977年，作为基督教虔诚信徒的美国新总统卡特开始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为提升人权采取了不少措施：公开强烈谴责暴行，削减对某些滥用权力的政权的援助，并在国务院设立了新的人权局。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新的理想主义；1980年，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叹息道，卡特总统把“商业与不满”混为一谈。但正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才拯救了政治犯的生命，给全世界的民主运动带来了希望，并且削弱了军事独裁者的合法性。例如1978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军方为阻止反对派获胜而停止计票，为此卡特总统向该国发出严厉警告，甚至向其派出军舰；多米尼加独裁者巴拉格尔(Joaquin
Balaguer)溃败，一个新的民主国家（虽然是试探性的）诞生了。
1980年，里根击败卡特当选总统时，几乎没人预料到会迎来新一波全球性自由的爆发。这位新总统及其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曾谴责卡特无视共产主义暴政的行为过于天真，同时也向伊朗国王等美国的专制盟友施压，要求后者实行自由化。里根在其1981年的就职演说中誓言要“以忠诚报答忠诚”，这似乎预示着美国对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政变频发的南韩，以及种族隔离的南非等专制朋友的再度支持。然而到1989年里根卸任时，这四个政权都已经消失或衰落——紧接着的就是苏联。
1982年6月，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次历史性的演讲，他成为第一批指出“民主革命”正在席卷全球、而美国应该支持这场革命的人。次年，在两党难得的一致支持下，美国国会成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笔者长期担任该基金会顾问。
里根的个人承诺很快兑现了。以菲律宾为例：在该国1986年的一次选举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为投票监督员提供了财政支持，里根政府派出了一个代表团（由已故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卢加尔(Richard
Lugar)率领）监督投票。由于有证据表明该国独裁领袖马科斯公然试图窃取选举成果，里根威胁说，若马科斯使用武力，美国将切断军事援助并同意承认反对派候选人阿基诺夫人(Corazon
Aquino)当选总统。一架美国空军飞机载着价值1500万美元的12袋黄金、珠宝、衣物和现金，帶着馬科斯一家流亡到夏威夷。
第三次民主浪潮也席捲了亞洲。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台湾解除了戒严令。1987年，南韩通过自由选举开启了自己的民主道路。但并非每一次自由运动都成功了。1989年，中国共产党对天安门广场的亲民主抗议者发动了致命的军事攻击，据英国有线电视台最近的解密报导，估计此次事件杀害了超过1万人。与这些人一同被埋葬的，还有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跨度里发生民主变革的希望。
尽管如此，到1989年，全球民主国家的比例已经上升到40%。拉美的专制统治者逐步败退，其中包括智利，里根政府的施压助力了反对皮诺切特军政府的力量。美国的经济和外交压力迫使尼加拉瓜极左的桑地诺(Sandinista)独裁者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同意接受国际选举监督，之后他在大选中落败。
最具历史意义的变化发生在欧洲。从杜鲁门到老布什，数十年来美国两党对苏联的遏制促成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内部改革运动。戈尔巴乔夫不同于他的前任们（后者镇压了匈牙利1956年的起义，打击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他让民主化席卷整个地区，让苏联的傀儡国从东德归属于罗马尼亚手中。1991年，苏联解体。
这对全球都产生了冲击。在非洲，反对党有了合法地位，个人的自由权扩大了，国家们开始进行多党选举。1994年，南非白人至上主义的少数人政权败给了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曼德拉领导的强大民主政权。21世纪初，三场“颜色革命”为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带去了自由。有史以来，民主国家首次成为全球国家中的大多数。除中东外，地球上的每个地区都有了数量可观的民主國家。
民主快速发展的势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所放缓是必然的。到2000年时，大多数具有利好民主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都已经采用了这种制度。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和欧洲一起推动将民主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还会有第三次逆流出现。即使在举世震惊的911事件结束后的五年中，全球也增加了七个民主国家。
然而2006年后，长达三十年的民主发展陷入停滞——并开始逆转。导致这种令人担忧的恶化的关键因素是欧美反自由、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美国民主质量的稳步下降；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力量的激增，两国严重破坏了世界各地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价值观。
在早期的逆流中，军事政变是搞垮民主的主要方式。今天则不然。如今的民主通常消亡于“千刀万剐”。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民选领导人一步步破坏民主的深层组织——法院、商界、媒体、民间社会、大学，以及公务员、情报机构和警察等敏感国家机构的独立性。无论破坏力量是像俄罗斯普京那样的右翼民族主义者，还是像委内瑞拉查韦斯那样的左翼“玻利瓦尔”(Bolivarian)社会主义者，其效果并无不同：民主的结构和规范一个接一个地被掏空，直到剩下一具空壳。
全球趋势不容乐观。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这两个民主大国，宗教的不容忍现象日益严重。调查显示，大多数非洲人仍然热切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民主政府，然而中国的大力支持、欧洲的无暇他顾以及美国的放手不管越来越令非洲独裁者随心所欲。在中东，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唯一仍屹立不倒的阿拉伯民主国家——突尼斯面对的是摇摇欲坠的经济、希望民主衰落的强大海湾独裁者以及在旧独裁政权中幸存的机会主义者。
问题不仅仅在于民主正在衰落，更在于独裁政府对内镇压和向外扩张的趋势愈加明显。冷战结束后，柬埔寨的洪森(Hun
Sen)和乌干达的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等独裁者不得不容忍反对党，接受别的总统候选人挑战，包容烦人的媒体和警惕的公民社会，——即使他们也会操纵选举，逮捕批评者。然而随着全球大环境的变化，这些限制消失了。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和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趾高气昂，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沉默不语，这让如今的独裁者愈发有了胆量，他们公然压制反对者，毫无愧意。
缓慢的败退麻痺我们，让我们心生懈怠。事情还没那么糟，我们告诉自己；我们只是后退了一小步。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中写道，个性随意散漫、酗酒的迈克·坎贝尔(Mike Campbell)被人问到他是如何破产的。“分两个阶段，”他说，“逐步地衰落，然后突然破产了。”民主的消亡也往往如此。
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扭转这些不利的局面。我们甚至可以帮助世界产生新一波自由浪潮。但是，如果没有美国强有力的领导——支持民主人士，向独裁者施压，反对俄罗斯和中国权力的恶性扩张——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