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美国南方生活。每年夏天，打工之余，常在周末的一些小镇集庆上摆一个小摊，卖一些工艺品，挣钱谋生。机缘巧合，就有了和李敦白先生的一面之交。李敦白先生的名字我早就熟悉。文革中，大概是1967-1968年间，他一度很有名，因为他是北京的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头头，极受中央文革的器重，他又是一位抗战时期来到中国，后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的“美国友人”。他的造反演讲录音曾经在我们中学的广播里反复播放。但是我对李敦白的了解，仅限于此。在美国和他有一面之交，则要从另一个美国老人说起。
《留在后面的人》
有一次我在南方海港城市Savannah摆摊，有一位美国老人偶然经过，他要买比较难得而昂贵的中国盆栽。我给他找到了一些盆栽，分几次送到他在南卡罗莱纳的家里。老人看上去很富有，为人却非常热情随和，很好相处。他讲到自己，介绍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开一家电器公司，现在退休了。说起生意经，他只说，自己很幸运，很多人帮过他一把。他总是说，不是因为他能干，而是因为他运气好，得到了别人的帮助。有一天，他突然说，我刚读了一本书，我一定要把这本书送给你读。这书的作者是和他差不多年龄的美国人，可是此人的经历太不同寻常了，太匪夷所思了，而且和中国有关系。这本书叫《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意为“留在后面的人”、“留下来的人”。作者Sidney Rittenberg，就是李敦白先生，这是他的回忆录。
读了书才知道，李敦白出生在查尔斯顿的犹太望族家庭。查尔斯顿和Savannah一样，是美国南方历史悠久的海港重镇。在美国立国前的蓄奴时代，从南美和加勒比海进口的黑奴，大部分是在这两个港口上岸的。美国向欧洲出口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很大一部分从这两个港口装船。查尔斯顿有一些极为富有的大家族。Rittenberg家族既有人经商，也有人从政，在查尔斯顿声名显赫，查尔斯顿有一条大道，现在还以Rittenberg命名。
我属于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九十年代初怀着逃亡的心情从中国来到美国谋生，心里只想着要逃离中国革命。而李敦白是比我这一代人早几十年，以一个美国犹太富家子弟为起点，从美国前往中国，奔赴中国革命。他的经历异常丰富，比我经历得多得多，而且与我这代人经历和体验过同一个中国革命。我们走的方向却刚好相反，我想其中必有缘由。读这本书，让我产生了很多问题和思考，就像照镜子，你发现镜子里的人很像你自己，却完全是反的，左边成了右边，右边成了左边。你难免要问，这是为什么？
教堂山偶遇
1998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卡罗莱纳的教堂山（ChapelHill）街上摆摊。教堂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大学城，这里的北卡大学是美国建国后第一个招生开学的州立大学。我的货摊就在北卡大学校门旁边的马路上。一清早，阳光灿烂，气候宜人，集庆还没开始，摊主们忙着埋头苦干，把货件摆出来展示，马路上只有一两个人偶然走过。我的摊上来了一个美国老人，七八十岁样子，一头白发，身板笔挺。他看了看我的东西，开口随便问了一句。这一句话，把我惊得差点跳起来。
他问的是，“您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来的吗？”
我的回答却完全答非所问，“老先生，您这中国话，怎么这么地道啊？”
这老人说的是一口标准到不能再标准的北京话。那不是京片儿，不是外国留学生在北京街头磨练出来的北京话，而是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说的那种有北京味儿的标准普通话。他的普通话，比我好得太多了，而这是在美国南方的小镇上，出自一个美国老人之口。我当然吃惊。
老人回答说，“我在北京生活过很多年。”
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个标准中国问题：“您贵姓？”
“我姓李。”
我脑子里一闪而过那个留下来的人，再问，“您是不是李敦白先生？“
这下轮到他吃惊了，“你怎么知道的？”
“刚刚读过您的书，那留下来的人。”
“我回美国已经十几年了。”
我就这样和李敦白先生有了一面之交。
李敦白印象
李敦白是一个很好交往的人，我们几乎是瞬间就变成像熟人一样开始交谈。我们说的是中国话，李先生嗓音洪亮，非常直率，非常爽朗，对我的一连串问题，有问必答。他说，他的中文名字是年轻时有一次在香港，一个中国人给他取的，标准中国名字，却和他的英文姓读音相合。他这次是应母校北卡大学邀请来演讲的。我是过一会儿集庆开始就要照顾买卖，他是过一会儿就要去演讲。我们都只有短暂的闲暇。但是他陪着我，在教堂山的街上边走边聊，回答我的问题。教堂山是他度过青春的地方，是他人生起步的地方。
在北卡大学校门边的一个十字路口，他指着脚下马路边，告诉我，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在一辆汽车里，签字正式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我的一连串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你一个美国南方的犹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投身共产主义革命，为什么到了中国就不想回来了，尽管那个地方的革命同志们让你两次系狱十几年，单人监禁几乎让你精神崩溃。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主义的革命？
他的回答是简单的：年轻的时候，看到社会上的不公，看到别人生活的悲惨，做不到无动于衷。
他简单地讲了回到美国后的状况。他做了一些中美贸易方面的事情，生意非常成功。他在中国几十年积累的高层人脉是一个有利条件，对两边的了解和人脉是他很强的优势。美国商家要进入中国，纷纷向他讨教，他给他们做咨询。他现在住在华盛顿州。
他很关心地问了我的情况。我到美国已经好几年，仍然是打一天工吃一天饭，有机会就打两份工。他思忖着说，我们以后再联系，你最好是到我那儿来一次，我们看看能不能找一些事情做。我看得出来，我们很谈得来，对中国的事情，有很多共同的印象和看法，我们的性格和好恶似乎也很相近。他是真心想给我一些帮助。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交换了电子邮箱，就匆匆告别了。后来，我和他陆陆续续有一些电子邮件往来。他给过我一次比较正式的邀请，约我去他那里做客。但是我没去。我们相隔实在遥远，西北和东南，几乎是美国本土相隔最远的两个点。他住在一个岛上，我猜想那是很富有的人居住的地方。下意识里，我觉得我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持的全盘否定而且几乎是痛恨的态度，不适合和他这样的老一代革命家走得太近，走近了早晚会毁了我们本来挺好的互相印象，毁了本应珍惜的忘年友谊。
我和李敦白的电子邮件往来，主要是我向他请教长久以来我所不能理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他非常耐心和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我的有些问题，如果是当面，我是不好意思那么问的。在电子邮件里，就问得比较直白和尖锐，而他总是尽可能直接回答。我记得我问过，大意是，我不否认你们那一代革命家年轻时的理想主义，发动或投身革命是出于善意，但是在经历了几十年之后，你们也无法否认，是你们，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灾难，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如今，你们是怎么看这些灾难和苦难的，怎么看带来这些灾难和苦难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你们有罪恶感吗？你们忏悔吗？如果你们今天有所后悔，那么哪些事情上你们感觉后悔，如果从头来过，你们会怎么选择？
我还有一个始终不明白的问题，上世纪西方社会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思潮的一代人，在经历了灾难性的中国社会主义后，对中美政治体制持有什么样的比较和评定。李敦白和我们不同，我们从小是受共产主义教育长大的，原本对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一无所知，但是当我们逃离革命而来到西方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基本明确的看法。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就是事实，真理建立在事实之上。对我们来说，把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和美国制度一比较，结论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要说比较，凭李敦白的经历，理应比我们看得更多，了解得更多，比较得更全面。写出《1984》的乔治·奥威尔，就是亲历西班牙内战后的“比较”，让他从左翼理论的信奉者蜕变成揭示“左翼专制”的思想者。可是，李敦白那一代中美共产主义革命者，又是什么使得他们始终“不忘初心”？
我记得我给他的最后一次邮件，就是这样一系列疑问。李敦白回短信答应我，在有空的时候详细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以后再没有收到他的信。我猜想，我所表达出的对美国自由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赞赏与推崇，是他不再和我讨论的主要原因。他当年参加美国共产党，后来投身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个重要的初衷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谴责和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批判。他也在比较，但他是拿弊病重重的西方制度和社会的现实，和人人平等且共享一切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做比较。而我不会像他那样想，因为我们在人民公社的大田里劳动了几年的人都明白，听起来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现实中都不那么美好。
二十年前的电子邮件，历经这些年的邮箱变动，尤其是工作单位服务器的更新改变，不知不觉间都丢失了。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教训：你以为所有的信还在收件箱里，其实可能早就无法调出来了。但是李敦白先生有一个邮件，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想午间休息时再细读的，于是顺手印了出来，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和一些文件放到了一起。这份打印件居然保存到了今天。
昨天，我得到了李敦白先生以98岁高龄逝世的消息。当年一面之交的情节，历历在目，让我十分怀念。我找出了这封信。我把它翻译出来，放在下面。不管你对上世纪的那一代犹太裔左派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追随者怎么看，我认为，了解他们，理解他们，是我们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必修课，也提醒我们警惕盲目和简单化，防止另一个方向的偏差。
李敦白给我的信
1998年6月2日，星期二
我们正在读那本美丽的盆景书。我有一位朋友来访，看到这本书，马上记下了出版者的地址，他和他妻子也要订购一本。我还没有开始读你关于美国的书，因为我需要有几天的空闲时间才能读完和思考。我希望本周晚些时候我能这样做。我一完成就会给你写信。
文革的暴行，是由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引起的吗？不，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不认为它们是。那么它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社会深处的某种东西”的过错而导致的结果呢？
我相信马克思的辉煌理论中有许多严重的谬误。一，认为计划是理性重建经济的关键。合理计划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都被严重高估了。二，认为完美的劳动阶级民主制度能够从持久的专政制度中产生出来的想法（我相信，马克思实际上从未有过，但列宁发展了这个思想）。这也是不可能的。三，夸大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没有一个最终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建立起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即由劳动阶级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来管理的国家。它们都只是共产党的专政，大部分都是完全由自我标榜的“革命知识分子”或“职业革命家”（我就被称之为这样的人）来统治的。
但是，除了夸大了阶级的作用，抹煞种族，文化，知识，地域，家庭和个人因素的作用以外，以上的谬误没有一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明确地写道，夺权后工人的首要任务是要实行——不是独裁，而是民主。
那么这些暴行是我们社会深处的某种问题所造成的结果吗？
所有人终有一死，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所有人都不完美，因此人类社会一直是，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完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严重的错误。正是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使得进步的车轮转动起来。否则，就不会有社会发展。
但是，中国社会出了什么差错导致突然出现革命的狂暴愤怒，甚至让毛泽东都大吃一惊，在（一个短时间内）横扫传统，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暴行？
我相信那个时候城市里的年轻人有一种强烈的压抑感。他们的大多数个人需求和要求都被压缩到“成为一个温顺的工具”和“听党的话”。你不能去找你想要的工作，而只能是党要你做的工作。你不能和想要的人结婚，而是（至少对许多人来说）党批准的人。你不能和你的配偶一起在同一个城镇工作，而是在党需要你的地方工作。你不能自己来做出判断，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只能听从党的判断。如果党说你的母亲不好，那么你应该在她和你自己之间划一条界线，你不能有任何抗争。如果他们给你“机会”自愿去村里工作，你就必须自愿地去。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你想说出你的想法，想讨论这些想法，你必须仔细选择你跟谁说，否则当下一次政治运动来袭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麻烦。等等，等等，等等。
在那些年里，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进行了自我镇压——他们自己使自己符合党的这些要求，因为他们相信这是每个爱国华人青年的责任。那些不相信的人也在压力下这样做了。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出于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青年的责任而这样做的。
现在，他们突然听到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一切都是错误的——这是刘少奇路线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知道跟随的“修正主义”党领导人是错误的，于是“造反有理”！他们得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千条万绪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也是正确的，我想选择我的工作，想要自由发言，想要从考试和强硬的教师那里得到解脱，——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部分。自我压抑是错误的——他们被欺骗了。现在，所有那些被压抑的个人欲望爆发了，就像火山喷发一样，扫除了在它面前的一切。他们觉得他们被权威欺骗了，他们不再准备接受任何权威——而且允许他们（仅在短时间内）反抗权威的最伟大的权威是毛泽东，毛泽东因此成为他们的领袖。
有思想的人提出了更严肃的问题：当我们连资本主义国家享有的自由都没有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我们的工厂和矿山都穿着紧身衣，当我们的经济不那么活跃，不那么多姿多彩，不能提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所提供的激励，那么所谓全民所有制是个什么样的制度？
在1967年春天的狂热高峰时期，我与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有过一次谈话。他们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打算去美国”。“为什么”？我惊讶地问道。“我们想看看”，蒯司令说，“资本主义给了美国人民什么样的吸引力？为什么人们支持它，为什么它如此稳定？”
这也是1966年喷发的火山爆发力的一部分。
如果只有江青和他们的人的秘密煽动，如果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相信有可能引发那种规模和那种愤怒的风暴。一旦它被允许，得到鼓励，正是那些人们心中的东西才引发了这一切。
那种残酷和破坏是由于缺乏计划、纪律、和经验丰富的领导，再加上江青和康生等人故意鼓励粗暴的暴力。我听到江青亲自说出暴力呼吁，亲自带头暴力。当他们的领袖带领他们走向那个方向时，那些无辜的、可能成为革命青年的人会做些什么？
除此之外，总会有一些人在这类暴徒行动中堕落——那些变得非人化并且无可救药地沉迷于残忍的人。就像有些中学红卫兵，他们抓住了对方一派的红卫兵，对他们施以折磨，并将他们的尖叫声录下来作为他们自己组织成员的“培训材料”。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的可怕大屠杀仍将被未来的历史学家视为中国历史上走向进步的重大转折点，就像欧洲的人们记忆中的法国大革命一样。它标志着中国人从一种对无懈可击的领袖（如教皇）、完美的福音（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一个全能的教会（如中共）的盲目信仰中摆脱出来了。从那时起，人们学会了为自己着想，不再盲目相信某个领导者或某种教义，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的什么人身上。这也是民主管理的第一次伟大经历，虽然只持续了几个月。它从一开始就被操纵，最终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不过，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经历。它也使经济改革不可避免，使得通过逐渐开放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成为必然。
有史以来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加入了世界。
接下来会是什么？啊，这是另一组问题，我怀疑有谁手里有答案。但是会有答案出现的。中国人总是能够为他们所身处的任何危机创造出全新的解决方案，他们肯定会再次这样做。
这些是受你来信的启发而有的一些随意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