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类动员——2019年中经济综述
政府动员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全球博弈的成败。——题记
第一章：三足鼎立
政府主动干预经济发展，有意识有计划的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件很迟很迟的事。在整个帝王时代，无论古代欧洲的封建王国，还是大一统的中华帝国，都严重缺乏干预经济发展的意识和手段。农业经济的本质就是安居乐业，农民服从植物的生长规律，春耕秋收浇水除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当然必须稳定而规律。在单纯依靠体力的古代社会，农业的产能非常有限，在典型的王朝盛世，农税大概也就是2成左右，这意味着每八个农民累死累活，也就是能养活两个城市里的非农业人口，一般就是官僚贵族家庭以及服务于他们的各种手工业群体。而一旦到了王朝末期，官僚贵族家族无止境的膨胀，并不受控制的想要更多的享受，他们采取的办法当然一定不是去发展经济，而是竭泽而渔提高农税，让可怜的农民成熟更高的税负，三成、四成、五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农税负担超过五成的时候，农民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亲手种出来的粮食被贪婪的官僚群体白白的夺走一大半，一定会爆发农民起义，引发惨烈的朝代更替，换上一批稍有底线的统治者，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如此恶性循环了上千年，欧洲那边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华帝国甚至接连沦陷到了蒙元和满清手里，不要说统治者的底线了，易子而食恨不得在全球范围内都要常态化了。一直到十二世纪末期，在欧洲那边，突然出现了文明的曙光，英国横空出世，开始与黑暗的天主教廷作对。脑子轴得要命的英国王室不愿意接受天主教皇的实际统治权，更不愿意向教廷纳税，为此整天就跟教皇叫板，今天杀一个主教，明天烧一个教堂，天主教廷在英伦岛上就没法建立起实际的统治权。甚至，英国王室为了团结英格兰大地上的广大封建贵族群体跟教廷作对，不惜向贵族团体分权，搞出了一个《大宪章》，王室情愿约束自己，由贵族们组建议会来商定税收等重大国事。教皇对此火冒三丈，发动欧洲大陆国家进行了多次讨伐英国的战争。最开始英国王室被打得找不着北，不过英国佬骨子里的轴劲在支撑着他们，输了没关系，换一个英国国王继续轴，如此坚持了上百年。英格兰的贵族尝到了大宪章的甜头，一步步的站到英王这边，跟代表教廷利益的欧洲各国军队硬磕，凭一国之力，居然成功挡住了权倾天下的教廷的渗透，教廷的威望由此大损。在这个过程中，典型的事件包括：1209年英王约翰被教皇开除教籍；1215年英王约翰与贵族群体签署大宪章；1297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发布最终修订版大宪章，明确将王室的权力缩小至仅略高于贵族的程度，并规定教会各级主教必须经由选举而来，不再由天主教皇任命。再到14世纪中期，黑死病在欧洲流行，而号称独家垄断了与上帝的沟通权的教廷对此束手无策，只能任由近一半的欧洲人凄凉死去。这种种因素叠加，天主教廷的控制力因此剧烈下降，文明的火光开始在欧洲闪耀，文艺复兴运动由此爆发。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的商业文明一步步的发展起来，除了传统的农业，终于出现了全新的工商业主阶层，可以向官僚体系提供丰厚的工商税。虽然这个时候的工业还只是手工业为主，以蒸汽机为代表的重型机器还没出现，不过当时的欧洲大地上已经出现了规模化的手工业主，雇佣超过百人的大型企业也不少见。并且，只要给工商业主以更加广阔的市场，工商税就必然更加丰厚。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各封建王国纷纷开展起由国王亲自资助的市场拓展活动。贯穿亚欧大陆上的沙漠通道由信奉真主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独家占据了，想征多重的税就征多重的税，奥斯曼帝国的权贵阶层因此富得流油，而欧洲各国，实在是想打也打不过，迫于无奈之下，只能发起大航海运动，向各种可能的方向远航，试图打通去亚洲的商道。在大航海时代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有三个，分别是葡萄牙人达伽马、意大利人哥伦布以及葡萄牙人麦哲伦。达伽马效力于葡萄牙王室，打通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道。哥伦布则效力于西班牙王室，阴差阳错的打通了到美洲的航道。最后出场的麦哲伦更加牛叉，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1519年出发，到1522年完成环球旅行，这算是把全球的商道都打通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商道拓展运动，算是政治权力干预经济发展的原始模式。王室出资给冒险家远航，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投资，输了的后果当然是由王室承担，不过如果赌赢了，那就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又多了一条源源不断的财源。随着广袤的亚洲和美洲市场被陆续开拓出来，欧洲各国的企业主们惊讶的发现，纯粹依靠工人的体力已经不足以生产出足够的货品，他们迫切的需要一种全新的高效生产模式。于是到了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终于爆发，大机器生产时代来临。各位，我们必须承认，工业革命的来临，与英国王室在骨子里的轴劲，以及欧洲各国王室对大航海的风险投资，是存在因果关系的。这算是政治干预经济的最原始的方式。它谈不上多有计划性和前瞻性，但是效果极其显著。人类终于从靠天吃饭的农业时代，走入了工业时代。
1750年代，瓦特改良蒸汽机，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式来临的标志。此后蒸汽动力被大规模的应用到纺织、炼铁以及交通运输领域。当纺纱机开始使用蒸汽能源之后，纺织工人的作用开始降低。他们原本需要手摇脚踏的向纺织机提供动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稍有不慎就会断线，影响成品质量。现在蒸汽机可以代替人力，不知疲倦的提供均匀的动力，工人的作用逐渐变成日常维护机器，接一下断头，从主导生产变成辅助生产，生产效率由此大幅提升。更关键的是，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摆脱了对人力和风力的依赖，航速更快吨位更大，对抗水上极端天气的能力更强，因此水上运输逐渐取代陆上运输，成为更重要的大宗商品运输手段。
然而人类根本没有意识到，工业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噩梦的开始：经济危机如影随形，隐藏在经济繁荣的背后，随时都可能爆发。各位，你们必须清楚的了解，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消费力不足。商品价格可以被视为工人工资+资本家利润这两部分。在机器时代，工人只不过是一个从属生产的地位，在与资本家的博弈中，无论怎么自我组织，都不可能抢到多大的蛋糕。资本家利润总额，一定大于工人工资，这是机器时代的本质特征。好吧， 现在问题出来了：工人工资当然基本上都会拿来消费，用于购买各种商品，但是资本家利润不会，资本家再怎么穷奢极侈，也花不了几个钱，利润部分会沉淀下来，无法进入消费领域。问题长期积累，高效的机器生产带来的旺盛的商品供应，当然无法被工人工资所消耗，消费力不足的问题爆发，经济危机就会发作。
1820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爆发，1830年代蔓延到整个欧洲，到1840年代酿成灾难，整个欧洲的工业产业规模缩减了整整三分之二。对于当时的欧洲各国来说，既然本国的消费力不足，那就寻找有消费力的国家，人口众多、富庶而又愚昧的中国由此进入它们的视野。于是从184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被欧美日各国轮流蹂躏，大英舰队来了、英法联军来了、八国联军来了。满清朝廷不肯打开国门接受各路豪强的商品倾销？那就用大炮轰开国门。还处于落后的农业文明时代的满清朝廷根本无从抵抗工业文明国家的联手入侵，于是国门洞开，欧美日各国质优价廉的商品长驱直入，将中国脆弱的民族手工业冲击得体无完肤。
对中国的殖民战争，算是欧美日各国政府有意识的干预经济，对抗经济危机的真正尝试，但这种尝试还处于非常肤浅的层次，谈不上计划性。所谓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就是划分商品倾销地，你英国的商品主要在广东卖，而我德国的商品则集中在山东倾销，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多强的计划性，真能倾销出多少商品，谁也说不准。广东不需要防寒，而山东人不需要避暑，这种种地域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消费习惯差异，当然更不可能被欧洲各国的企业家所掌握。举例而言，法国倾尽全力生产出来的高跟男士皮鞋，自以为时尚得不行，结果长途跋涉运到中国来，发现根本卖不出去的事情，也是频繁发生。纯粹以殖民战争的方式，简单粗暴的为本国补充消费力，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资源浪费。至于由政府制定真正的生产计划指导企业生产，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以真正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当时来说，唯有一位穷困潦倒又不肯好好工作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做了系统的阐述。可惜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对这位毫无社会地位的民间思想家，根本就看不上眼，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延缓经济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政府有计划的干预经济。
1900年，第二次经济危机又发作了，到1907年酿成真正的灾难，欧美的银行机构爆发倒闭潮，仅美国就有超过300家从事信贷业务的银行机构破产，连锁反应之下，有近3万家制造企业现金流断裂，就此破产。欧美经济遭遇重创，于是各国政府发了疯的争抢可以倾销商品的殖民地，抢着抢着就开始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然而一战并没有改变殖民地市场的低效和浪费，更关键的是，殖民地经济在持续的欧美商品潮冲击之下，也会很快崩溃，根本无从长期向欧美各国提供购买力。很快，到1929年，惨烈的大萧条时代来临，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经济危机，就此到来。欧洲各国的失业率普遍达到20%，美国和德国更惨，失业率几乎达到30%，算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的极限失业率。美国惨在始终没有抢到多少殖民地；而德国惨在作为一战的战败国，被剥夺了殖民地，还要承受战争赔款。到这个时候，欧美世界痛定思痛，最惨的美国和德国政府终于吸取教训，开始进行真正的改变。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在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面临欧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经济封锁，也开始尝试改变。这三国政府不约而同的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干预经济，经济大动员时代，就此来临。
先说苏联。1917年苏联建国，但对于如何发展经济，一开始也是摸不清方向，所谓社会主义这个词，也就是个口号，如何具体实施，根本就没人知道。一直到1928年，苏联经济都还算是原始的农业经济，为了养活规模日益庞大的军队并向外输出革命，苏联政府不停的加征农税，农民生活日益艰难。这种模式如果继续下去，苏联经济根本就坚持不下去。1928年，苏联终于开启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变革，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投资设立国有工业企业，有组织有计划的建立起完整的重工业产业链。在农业领域则设立集体农社，农民集中劳作，产出的作物除了农民必须的口粮之外全部上缴国家。在这里必须要说的是：苏联在工业领域实行完全国有化的措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仅仅到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此前还算是个纯农业国的苏联，工业产能就发展成全欧洲第一，基于炼油的石化工业以及基于炼钢的重型装备工作，都已经发展起来，并基本实现了国产化。在数据上，1937年苏联的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10.6%，仅次于美国。超过德国、英国、法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在这种奇迹般的经济总动员背后，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苏联卢布具备强大的购买力。在当时来说，卢布算是唯一一种由国家信用直接担保的货币，苏联政府一手确定的卢布对外汇率，在当时没有成熟的外汇市场以及交易工具的情况下，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算是由政府信用对卢布汇率进行了担保。对内，则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和票证制度，粮票布票酒票鞋票自行车票，买啥都需要凭票，由此保证了无论怎么印钱都不至于引发通胀。并且，当时在经济上犹如一张白纸般的苏联到处都缺钱，都亟待资金流入，印多少钱都可以消化掉。基于以上的三个理由，苏联政府可以无止境的发行卢布进行投资，完全没有其它欧美国家政府缺少资金的顾虑。发钞发到一定的程度，集中一次性贬值一把货币就好了，还能收割一把外国的韭菜。在当时的经济危机背景下，苏联政府向欧美国家下的购买生产线的订单，也总是遭遇各国濒临破产的大企业的争抢，根本不考虑收到手的卢布如何兑换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联的这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动的时间，又恰恰是欧美世界的惨烈的大萧条时期，数以万计的欧美失业的工程师移居苏联，帮助苏联迅速完成了原始技术积累。这两个因素叠加，是苏联在工业领域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里顺带说一下，苏联在农业领域的集体化建设则迎来了惨痛的失败，剩余劳动成果被无偿剥夺的苏联农民火冒三丈，纷纷选择怠工甚至直接破坏生产，于是从1940年代开始，地广人稀的苏联居然三天两头就爆发饥荒，最惨烈的时候竟然饿死了上百万人，最后被迫大规模进口粮食。看起来经济的规律就是：在工业领域，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到底，可以直接投资组建国有企业并有计划的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链条；然而，在农业领域，政府必须服从人类个体自私与自由的天性，不能肆意干预农民的生产组织活动。
在德国，元首自1933年初走到权力舞台的中央，开始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这是融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于一体的怪胎，简称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政府办企业，而凯恩斯主义的特征则是大量发行政府债务，以维持政府的投资能力。元首的具体措施包括：1、大量发行国债，并规定所有经济实体都有义务按规定额度购买。2、将大量的破产边缘的小企业收归国有并合并为几个大型国有集团，统一招募工人并按计划生产。3、组建国有军工集团，大量招募工人，产品由国家统一购买。4、建立起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失业救济、养老以及成人再教育体系。5、国家投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大科研活动。这一系列的组合拳需要巨量的财政投入，仅靠发行国债无法维持，德国又没法像纯计划经济的苏联那样强行规定并维持住德国马克的汇率，所以不敢放开了印钱，于是元首将国内最富裕的犹太群体列为全国公敌，于1936年发布《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犹太家庭的财产被没收，纳入国库。这种种措施迅速补充了德国人的底层购买力，德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到1939年（也是二战爆发的那一年）失业人数下降到仅30万，这几乎算是零失业率了，已经是完全走出了大萧条的影响。
然而纳粹主义的问题在于不可持续。犹太人群体的财富薅一把也就没有了；德国政府强行捏合起来的几个大型企业也面临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不能创造利润；至于军工厂，除了可以偷偷摸摸的卖点军火给内战中的中华民国之外，就指着政府收购了，也创造不出多少利润；更何况还有庞大的福利负担。如此累积起来，德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极重，在数据上，1938年德国财政收入177亿马克，而财政支出超过300亿马克，几乎相当于收入水平的一倍。中间的差值，已经没法指望再没收犹太人财产来填了，只能依靠发行国债，但是德国人也就是刚刚从惨烈的经济危机里走出来，羊毛也薅不了几天，消化国债的能力也就是一般般。元首迫于无奈，在巨大的财政压力面前焦头烂额，于是最终决定发起侵略战争。
在战争初期，德国凭借其纳粹体系，拥有远胜其它欧式民主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关键的战争资源全都由德国政府组织起来的少数大型国有企业掌控，至于青壮国民，也早已被强大的纳粹宣传机器洗脑，政治权力的触角可以轻易延伸到每个最底层的德国平民身上。相比较而言，其它欧式民主国家深受英国式的大宪章影响，在议会内部没有任何政治派系具备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在经济领域也没有足以掌控战争资源的企业，财团这种东西，在欧式民主国家基本上就没有生存空间。不能集中权力和资源，欧洲各民主国家面对德国人的攻势，当然毫无还手之力。
于是德国人打出了震惊世界的闪电战。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基本上维持一周灭一小国的节奏。欧洲当时另一大国，法国政府对此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法国议会里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的各派系势力除了震惊就是震惊，但是连一份像样的议案都提不出来，也就是大喊“和平”口号，寄希望于喊口号就能让德国军队放下武器，用大爱感化恶魔。有意思的是，一直到法国被占领，法国议会都没授权给法国总统以完整的军事指挥权，军队统帅甚至连给士兵全面换装新式半自动步枪的权力都没有，都还在等待议会漫长的辩论和表决流程。就这样的扯淡民主规则，欧洲大陆上唯一可以跟德国抗衡一番的法国，被屠灭的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从1940年5月底到6月底，只花了区区一个月时间。更有意思的是，法国被占领后，7月10日法国议会召开全体会议，贪生怕死的议员们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定从此终结议会制度，将议会的所有权力交给傀儡政权首领贝当。老实说，对这一段历史，老蛮我实在是看一次就被恶心一次。对于泛民主制度，无论大事小事都要拿到议会上被一众蠢猪似的议员瞎扯淡的民主投票制度，我个人实在是严重缺乏好感。所谓大事不决于众，欧式的民主制度无法集中资源应对危机，在太平年代瞎混一下日子可以，但是在足以亡国的威胁面前，欧式民主就是个笑话。
1941年6月，德国兵分三路入侵苏联，这意味着杂糅式的纳粹模式，开始与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直接的对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分析这两种动员模式的优劣了。社会主义模式之下，政府掌握了全部的经济资源，没有资本家利润这一说，因此也没有消费力不足的问题。政府挣到钱了当然是拿出来继续投资，全部花掉，恨不得还要多印钱出来花，绝对不会说沉淀大量的无效资金，所以社会主义模式没有经济危机的问题。老百姓从出生都死，教育、工作、居住和医疗等重大开销都由政府负责，也不需要进行储蓄。因此，社会主义模式下的政府可以最大程度的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来应对危机，而且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纳粹模式始终都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之上。虽然它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元素，政府组建起了关键性的国有企业集团，掌控住了国家经济命脉型的核心产业，但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子，日用五金、零售餐饮、居民服务行业等等，依然是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在货币发行方面，元首不得不受制于德国传统的金本位制度，以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基本依据，没有黄金又要用钱，就只能抢犹太人的钱，或者发行国债。这种种莫名其妙的制约，让元首根本不可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如此两相对比，德国对苏联的败亡，也就是时间问题而已。1941年9月，在德军攻入莫斯科之后，双方就陷入了僵持状态。苏联发布全民总动员令，就此发起了一场全新形态的战争：全民战争。在这种全民战争模式下，苏联没有军与民之分，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德军遭遇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百分百都是敌人；德军身处的每一处土地，无论是旷野还是街巷，都是战场。这种全民战争立刻困住了德军，阻挡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到1942年1月，在苏联全民参战，全民承受巨大牺牲依然死战不退的情况下，莫斯科会战最终以德军全军覆没而告终。
各位，你们必须非常明确的知道，在当时的人类来说，唯有成功的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才具备这种匪夷所思的全民总动员能力。在帝王时代，动员能做到三丁抽一，也就是每三个成年男性抽一名来服兵役，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动员能力了，唯有极少数极具血勇精神的游牧民族可以做到，比如东北时期的满清。而对于欧洲的封建王国和古老的中华帝国来说，能做到十丁抽一，那就是国家的极限，帝王注定要遭遇口诛笔伐，被评为穷兵黩武之君，永世不得翻身。然而只经历了十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苏联就具备了全民总动员能力，可以有效组织起全社会的每一个微小原子投入战争之中。各位，你们想象一下，社会主义制度在遭遇战争之后，第一次主动表现出来的动员能力，就是一次彻彻底底的人间奇迹，这种奇迹落在邻居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眼中，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对于极度渴望国家走向富强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经受了这番冲击，这就相当于被彻底洗刷了一次三观。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还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坚实的案例作支撑的。
莫斯科会战之后，德国就一步步走向了败亡。当时6600万德国总人口，青壮男丁的数量大致上也就是2000万左右，而它前后总共动员起1200万正式军人（不计三百万左右的在其占领区征募的外籍军人，含伤亡退役军人），这已经是它的极限了，动员率达到60%的恐怖程度了。就算是这样，它的动员能力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强得过实行全民皆兵策略的苏联。苏联当时的总人口1.94亿，算起来青壮男丁大致为6000万左右，苏联在二战时期前后总共动员了超过4000万的正式军人（含伤亡退役军人），动员率甚至达到了67%这样无法想象的程度。
人口规模比不上，动员效率也比不上，德国当然是败局已定。此后德国陆续输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大会战，尤其是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德军训练有素的重型装甲部队被苏联以惨重的代价消耗一空，被迫转入守势。雪上加霜的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一直处于骑墙状态的美国终于痛下决心，发起了总动员，亲自下场，与德国和日本一较短长。1942年11月，美军联合英军在北非发起反攻，极大的分散了苏联军队的压力。到1944年6月，美国实施诺曼底登陆，正式打进了欧洲，与苏联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共同夹击德国。
要说美国的动员能力，实在是远远超越了欧式民主国家。二战前美军总人数只有可怜的30万人，完成本土防御任务都有点勉强，但是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先后动员了1600万人加入军队（含伤亡退役军人）。当时美国的总人口只有1.3亿，算起来青壮男丁也就是3900万左右，这意味着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动员率都能达到40%。虽然跟苏联与德国这种奇葩没法比，但是跟传统的欧式民主国家比起来，这已经高得吓人了。并且，美国军队大多还是技术兵种，它几乎是从无到有的组建起了规模庞大的海军部队，在其参战前美国海军总人数（含陆战队）仅14万人，到二战结束时增加到370万人；关于战舰数量，这里只举出航母数量就够了，战前美国海军仅有航母8艘，战争结束时增加到惊人的147艘，这还不算几乎是半卖半送给了英国海军的80多艘航母。而它的敌人日本在巅峰时期也就只有25艘航母，德国甚至只有可怜的1艘。
美国政府能够具备如此强大的动员能力，在其背后有着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在美国1783年建国之初，华盛顿总统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吉祥物般的存在，中央政府连直接的收税权都没有，根本就不掌握任何的经济与政治资源，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保留在各州政府手里。一直到华盛顿总统离职前夕，才算是争取到了极低比例的关税分享权，从各州政府手里整合到了一点点资源。就这样的情况，美国经济遭遇任何风吹草动，那都只能等死。这一切的转机发生在林肯时期，由于1861年南北内战的缘故，美国中央政府借着击败南部闹独立的各州、解放奴隶的威势，怒刷了一把存在感，并趁机获取了个人所得税以及消费税的征收权。自此之后，美国中央政府终于算是掌控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财源。再到1913年，在当时惨烈的银行业危机之下，美国国会终于通过《联邦储备方案》，建立美联储，结束了此前美国连中央银行都没有的局面，统一了原本分散于各州的货币发行权。
关于美联储，这里必须重点介绍一下。美联储的股东就是“会员银行”，即美国的所有全国性银行以及各州内自愿加入美联储的小银行。会员银行有权投票决定美联储12个分行主席的人选。这12名分行主席，加上由联邦政府任命的7名执行委员，联合召开的美联储公开市场会议，就决定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考虑到美国存在大财团传统，大小会员银行之间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最后往往可以归结到少数财团身上，比如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美联储的12名分行主席人选，是被大财团掌控的。在19人会议上控制了12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联储也确实可以被视为大财团利益的代表。事实上，这也意味着从1913年开始，美国在政治上正式确认了“大财团”的地位。
话说美国的大财团，乃是美国中央政府长期处于孱弱状态的必然产物。顶层缺乏制定统一规则的能力，由各州自行其是的结果，就是美国在法律上长期混乱不堪，留下了大量的法律漏洞，只要胆子大，就能轻易钻空子挣大钱，社会治安因此也长期处于混乱状态，黑帮问题长期困扰美国。为了在这种恶劣的市场环境下生存下来，各小型企业均不由自主的倾向于联合，也就是组建行会。举例来说，财团体系的创始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就将这种联合做到了极致。1870洛克菲勒组建标准石油公司，此后他与全美超过九成的小型石油公司陆续达成股权互换协议，到1890年代，标准石油已经通过这种复杂的股权互换协议，整合而成为一个极其庞大的石油企业帝国，也就是所谓的托拉斯。注意，洛克菲勒并没有借垄断之机大肆提高石油价格或打压工人工资，恰恰相反，由于这种大规模的联合，企业可以整合上下游资源，推进新技术应用，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在这二十年中，美国成品汽油价格从每加仑88美分下降到了5美分，同时石油工人的工资还实现了成倍增长。1911年美国政府强制洛克菲勒家族解散由其管控的石油帝国，不过洛克菲勒家族通过种种复杂曲折的资金计划、信托计划与股权代持等安排，依然实现了对美国石油行业的整合与管控。各位，你们看到这里，必须非常清楚的理解一点：洛克菲勒家族并不是它名下石油帝国的实际持有人，恰恰相反，它只是这庞大财富的管理人。在这个帝国的组建过程中，它并没有将原本的小企业家消灭掉，它只是通过股权互换等方式，将它们整合在了一起，由自己担任整合之后的石油帝国的经营管理者。也就是说，标准石油集团虽然有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市值，但这笔资产并不属于洛克菲勒家族本身，他们只不过是这笔资产的管理者。而这，就是美国式大财团的本质特征——当中央政府极度缺乏资源整合能力的时候，美国民间自发的行动起来，实现了资源整合。
财团的出现反过来加强了美国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在一战期间，美国中央政府终于获得了最关键的企业所得税的收取权，再加上此前就已获得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取权，以及在大财团控制下的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在议会层面则逐渐实现了各大财团实际控制多数席位的局面，不再是此前一团散沙的状态。美国中央政府自此完成了资源整合，可以迎接紧随而来的大萧条时代以及二战的终极挑战。
1933年初，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面对接近30%的极限失业率的惨烈局面，罗斯福总统果然开启了罗斯福新政，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美国版。罗斯福通过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政府投资大量的基建活动；向各濒临破产的银行提供财政援助；减税；建立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这种种做法当然也是为了向底层输入购买力，美国各大财团在此危难期间也坚定的站在了总统这一边，没有给罗斯福唱反调，到1940年，美国已经慢慢的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失业率下降到了14%。
注意，这个14%的失业率，确实比不上同期德国的零失业率那样震撼人心，毕竟糅合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纳粹模式，确实比美国这种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要有效率得多。不过美国模式的优点在于可持续。由美联储认购美国国债并发行美元，本质上当然就是由其真正的股东，美国各大财团认购美国国债。而美国各大财团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资产的集中管理人，这相当于美元信用与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的利益实现了深度绑定。在这种模式之下，只要美国人自己不会集体放弃自己，它的货币就能维持足够的信用，它的政府就具备足够强大的动员能力。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众议院以388：1的投票结果，授权罗斯福总统正式参战，发起反击，并同时授权罗斯福总统可以发布总动员令，有权根据需要调配战争资源并征募军队。美国财团支持下的总统动员模式自此成型，罗斯福总统因此动员起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在太平洋和欧洲两线作战，并同时取得了胜利。
1945年4月，在美国与苏联的夹击之下，元首自杀。这是德国的纳粹模式同时挑战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的结果，德国的败亡因此不可逆转。接下来的历史，就是苏联与美国的长期对抗，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模式与总统动员模式的对抗。我们当然已经知道，这场号称“冷战”的对抗，以美国的最终胜利而告终。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到了这个时候，美国志得意满，雄视全球独孤求败。在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中国即将带着第四种全新的动员模式，强势崛起。在这种全新模式之下，中国政府同样整合起了强大的经济与政治资源，并且，与此前的三种模式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政府甚至不需要付出高福利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