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盲，2019-08-07）
政府动员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全球博弈的成败。——题记
二、天下为棋
二战时期，我大中国动员能力孱弱的硬伤完完全全的爆发出来，让有识之士痛心疾首悲愤莫名。在数据上，1937年抗战刚刚爆发时，民国军队经过了足足十年的扩编，总人数也就是220万。相对于当时4.9亿的总人口（青壮男性约1.47亿）来说，动员率只有可怜兮兮的1.5%。即便到了战争末期，民国政府先后动员起了790万军队（含伤亡人数），动员率也只有5.3%。对于一个被敌人打进了家门的大国来说，这种动员率简直低得令人发指。
而我们的敌人那边，日本的动员率就很高了，日本本土人口7200万，其中青壮人数约2160万。日本先后动员起来的本土军队人数达到810万（含伤亡人数），动员率达到37.5%。当时的日本刚刚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时代，基础教育也是刚刚才得以普及，能达到这种动员效率，已经算是很厉害了，虽然还比不上当时苏联67%、德国60%和美国40%的动员率，但也足以一边把孱弱的民国政府打得退缩到内陆省份，只能维持守势，毫无反击之力；另一边还能有余力发起太平洋战争，跟美国去打最烧钱的海战。
如此对比下来，当时的国人，只要稍通文墨，还能有一点家国情怀的话，当然就是痛心疾首，极为迫切的想要寻找到一条强化国家动员能力的道路。就当时来说，苏联模式无疑最有吸引力，其国内经济仅仅依靠两个五年计划，就成功的从农业社会升级到了工业社会，还能力抗打遍欧洲无敌手的德国而不落下风。基于这样的原因，连民国政府都对苏联模式充满了憧憬，老蒋把自己的儿子蒋经国送到苏联学习了足足十二年（1925-1937），完整的经历了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带来的剧变。经国先生的这一段人生经验，后来在他主政台湾的时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台湾因此走上了真正的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政权不下县。在大一统的帝王时代，县令是最低级的由财政供养的行政官僚，再往下的胥吏或者里正，国家财政就不管了，要由基层胥吏自己创收，自己养自己。中央政权只管向基层下达征兵征粮征税征劳役的任务，基层的胥吏们自己想办法去完成指标，完不成就撤职，换一批能完成指标的胥吏上位。反正中央不需要承担他们的经费，只需要拿出一批这样的职位，并赋予他们对基层民众人身与财产的合法伤害权，就完事了。
在这样的简单粗暴的治理模式之下，古代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最终往往都是由地方上的豪强世代把控。这类豪强或者是当地最强的宗派，或者是最能打架的流氓，或者是最擅交际的商人，或者是最善于蛊惑人心的宗教（比如著名的白莲教）。他们控制胥吏，以缴纳税赋为交换条件，从中央政权手中换取了事实控制基层的人财物的权力。这么干的后果，就是中央对于基层的逐渐失控。到了王朝末期，一旦国家面临紧急情况，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中央政权就会惊讶的发现，自己的政令根本无从走出紫禁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局面一步步的恶化，并最终走向灭亡，新的王朝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并开启一次新的循环。
民国政府尤其是先天不足。满清朝廷在犹如闹剧一般的辛亥革命之后黯然退场，留下的是从上到下的权力真空，各路地方军阀趁机大肆扩充地盘抢夺资源，全国上下，犹如一盘散沙。实力最强的北洋系的袁世凯尝试了一把整合，他的方式是君主立宪制。他本人以称帝的方式获得大义的名分，然后将核心的权力下放给议会，各地的军阀代表在议会中以谈判的方式进行利益博弈，由帝王进行引导，由此实现各方妥协，最大程度的聚拢力量。可惜的是，袁世凯身体不好，称帝没几天就因病去世，这一整套的君主立宪制的动员构想根本没能来得及实施。袁世凯之后，也再没有足够威望的人可以尝试这一方案，剩下的，就只能是恶性博弈，各派军阀大打出手，一直打到1928年，权力手腕玩得最灵活的蒋介石二次北伐成功，才算是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
然而这个时候的民国政府在骨子里孱弱得要命，东北有张学良，西北有马鸿逵和三天两头叛变的冯玉祥，西南有龙云和李宗仁，至于那些偏远小县城里拉起几百人的队伍就敢自称元帅的小军阀，更是不计其数。民国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区域，仅仅只包括东部沿海、长江流域以及中原地区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主要财政来源就是依托大城市收取关税。至于农业税、消费税和所得税，根本想都不要想。民国政权根本无法触及到庞大的四亿多的农业人口，当然也不具备动员能力。
而在当时，能够将苏联经验真正与中国的这种基层失控的现实情况相结合的，唯有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根据地。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2年边区总人口约160万，青壮男性人口约48万，我党在此基础上动员起了约10万的军队，动员率达到了20.8%！这种动员效率，令当时的民国政府望尘莫及。边区红色政权的优势在于认清了当时中国的本质特征：一个分裂的农业社会，九成九以上的人口都是农业人口，唯有动员起农民，将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农村，才能完成动员。为了有效动员农民，边区政权的应对方式建立起数量庞大的基层政权组织，并发起土地革命，将全村的土地从地主手里集中起来，进行重新分配。农民获得土地之后，需要因此付出的代价有两个，第一，必须服从边区政府的动员安排；第二，农业生产成果，除了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的部分之外，必须由边区政府统一收购。这一套组合拳，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具体实施方案。边区政府因此能够迅速的集中整个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在各地区之间进行合理的人员与物资调剂，从容应对此起彼伏的日军扫荡，并在日军与国军的双重包围下成长与壮大起来。
各位，你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当时的红色政权实施的动员模式，并不是原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将生产资料一律国有化的模式。在当时，土地革命过程中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是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的，这也是激发农民的动员热情的最强大的手段。当时红色政权领导人群体，并没有拘泥于苏联的粗暴干涉与蛮横指导，他们在不断的失败中摸索出了最合适本国的动员模式，并将之发扬光大。在这个时候，第四类动员开始有了雏形：它有着直达底层的组织体系，承认并鼓励私人获取财产，以此激发人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并达成动员的目的。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红色政权的模式简直就是最完美的方案了。民国政府的贪腐就不说了，它的致命伤在于始终无法解决有效动员的问题，逼到没办法的时候只能是强行抓壮丁，逼着一帮毫无热情与自觉的底层农民上阵杀敌，这当然不可能具备战斗力。更麻烦的是，打仗是要花钱的，民国政府只能收到一点可怜的关税，在东部沿海地区被日军攻陷之后民国政府更是举步维艰，凭空印钱的结果，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剧烈贬值。说到这里说句题外话，在军事界一直以来有个战略上的争议，日军的合理进攻路线应该是仿效古代游牧民族的进攻路线，由北而南，也就是占领整个北方地区再席卷而下，而不是刚刚打下北京就匆忙进攻上海，打成自东向西的格局。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要击败民国政府，断掉它为数不多的财源地，当然是最便捷的手段，所以它的进攻战略，理所应当就是占领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并沿着长江西进，以此让民国政府在财政上彻底破产。这个战略其实本来是相当成功的，民国政府退缩到重庆之后，已经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日本逐一吞噬和消化占领区了。也就是1941年底日本突然丧心病狂的奇袭珍珠港，惹怒美国，此后美国政府不计成本的通过东南亚地区给民国政府大量输送战争物资（1942年开通的驼峰航线就缘于此），这才吊住了民国政府的最后一口气。
而红色边区这边，边区政权以土地产权分配为刺激手段，激发起了农民巨大的保家卫国的热情，并掌控了全部的剩余产品，边区政府以此为依托发行边币，信用也是坚挺无比。这些事情被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内心深处，当然会对红色政权充满憧憬。所谓人心向背，势不可违。当时的红色政权因此当然可以最终击败民国政权，赢得这充满苦难的天下。
1949年正式建国后，我大中国尝试了一段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取消农民的土地产权，模仿苏联建立农民公社制度。各位阅读过第一章的同学已经知道了，不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仅仅只对工业生产有效，对农业生产无效，甚至还有极大的反效果。这个规律在苏联发生了作用，在我大中国同样发生了作用，中国经济因此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除了由上海支援中西部的三线建设带来的零星小厂之外，中国的工业产能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始终都是原始的农业经济形态，并且生产效率还很低。到1980年代之后，我大中国改弦更张，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的进程。第四类动员模式，自此真正的建立起来。
具体的改革方式表现为：首先在农业领域开启了二次土改，以“承包经营权”的方式，变相承认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产权，以此激发起农民的生产热情。而农民需要付出的代价是：首先要缴纳15.5%的农业税（俗称公粮），如果农民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剩余，也必须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价由国家统一制定，标准制定得很低，农民基本上没有利润可言，以此实现对工业的反哺，也就是俗称的工农业剪刀差。对于这样的代价，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公平，然而当时刚刚获得土地产权的农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迸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表现在数据上，我大中国的粮食产量，1979年-1981年都维持在3.2亿吨的水平上，1982年中央一号文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后，粮食产量开始迅速增长，1985年3.8亿吨，1990年4.5亿吨，达到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极限产能。这个极限产能一直维持到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基础化工行业迅速发展起来，高质量的化肥产量迅速上升并大规模用于农业生产，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显著提速，水利灌溉等设施迅速完善起来，粮食产量才恢复增长。
各位，这就是二次土改的伟大力量。仅仅依靠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梦想，就能够维持农民的生产热情足足20年之久。他们在极低的技术条件之下，依靠手背肩扛，除草积肥，以微弱的人力对抗大自然，就能够达成极限的产能，有效的供应了我大中国在原始积累期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在整个80-90年代的原始积累期，我大中国在经济上确实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基础教育推进到每一个农村并基本扫除了文盲；东部地区基本完成了路网、电网和水网建设，并大致构筑起了机场、码头等立体交通网络；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开始恢复，每年输送出数以百万计的职业人才。但是这些成绩，统统建立在农民的无私奉献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二次土改之上。
然而在整个1980-1990年代，我大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遭遇了一连串的磨难。各位，1980年代我国虽然在农业领域承认了农民对农田的财产权，但是在城市，在工商业领域，我国是坚决不承认市民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的，私有企业也是基本不存在的。在当时很有限的开放了外资企业来国内投资建厂，但是也只在沿海的个别城市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小厂，连统计意义都没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算是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也就是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
这里我们必须回忆起第一章的内容了：德国由元首实施的纳粹模式，国家兼并小厂组建起大型的国有企业，是建立在当时德国已经非常强大的工业基础之上，这一点我们根本没法参照。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倒确实是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恰好遭遇到了欧美经济危机，苏联因此获得了整个欧美世界濒临破产的大型企业的倾力支持，在没有成熟的外汇交易规则的情况下，苏联政府靠印出卢布就能换来欧美最先进的生产线和工程师。欧美世界的鼎力支持，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够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核心原因之一。现在轮到我大中国开始以计划经济模式开启工业化建设，外部条件首先就跟苏联当时完全不同。在1980年代，以美元信用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国际外汇市场已经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成熟的交易规则，人民币在国际上连一丁点的信用价值都没有，当然更加无法买来欧美世界的技术与设备。并且当时的欧美国家对红色中国也缺乏信任，可口可乐和丰田稍微意思了一下，在中国开了几个小厂，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大规模的技术援助与外商投资根本就不可能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大中国在1980-1990年代的所谓工业化建设，也就是大规模的重复建设自己的那些原始落后的生产线。最原始的炼钢炉建一千座，最落后的纺织机造一万台，大致上也就是这样了。全国2800多个区县，每个县都建一个纺织厂、一个造纸厂、一个电子厂、一个化工厂，是为当时的标准四大建。然而这些国有企业完全没有技术积累可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率低下，企业与企业之间时不时就爆发各种恶性竞争。而为了避免这种恶性竞争，只能是实施严格的价格管制，实施国家统购统销。这又进一步压制了企业提升效率与技术的积极性。而为了维持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以及确保统购统销，中央财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在无奈之下只能是凭空印钱，于是诱发多次恶性通胀，1985年来了一次，88年来了一次，92-95年又来了一次，一次比一次持续的时间长。其中1994年的消费物价涨幅达到24%，乃是改革开放后通胀最狠的一年。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算达不到水深火热的程度，那也是苦不堪言。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计划经济缺乏效率与创新能力的弊病暴露得非常彻底，根本就没有从零开始实现工业化的能力。
在数据上，一直到2000年，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的就业人口只有1.62亿，占当年度全国7.21亿总就业人口的比值只有22%。而第一产业（农业）的总就业人口高达3.60亿，占比高达50%。这意味着我大中国到新世纪的时候，依然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农业大国，根本没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
就这样的情况，当然不可能持久，到1990年代末期，财政上不堪重负的政府终于改弦更张，决定在工商业领域启动第四类动员：将地方上的小型国有企业或关停或卖给私人，允许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开展工商业活动。标志性的事件，是1997年在刑法上取消投机倒把罪，正式允许私人通过低买高卖挣钱。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原本需要国家承担生老病死的全面社会福利的国企工人纷纷下岗，以减轻财政负担。在数据上，1997年刚刚启动下岗潮的时候，国有单位总就业人数为10766万，到2002年下岗潮结束的时候下降到7163万；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2817万下降到1122万。两者合计，下岗工人总数达到5298万的规模。
各位，你们必须意识到，5300万的下岗工人，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数据了。中国政府甩下了这5千多万工人的福利负担，并且不需要再承担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及统购统销的财政压力，全身都为之一轻。从此之后，我国政府再也没有背负过类似的福利负担。此后我大中国进一步缩减自身的社会福利负担，具体措施包括：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制度，启动住宅市场化改革；1999年启动教育产业化改革；2004年启动医疗产业化改革。到这个时候，中国式的第四类动员已经完全成型：低福利严管控之下的财富总动员模式。
这种全新的动员模式与此前的三类动员模式完全不同。无论是德国的纳粹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是美国的总统动员模式，全都要向国民提供系统的社会福利，覆盖养老、教育、居住、医疗等各方面，以此换取民众的参与热情。唯有我大中国，在不提供任何福利的情况下，唤起了老百姓的财富欲望。
广大的农民群体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可言，到临死前一天都需要劳动，并且长期承受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有点剩余产品想卖也受到严格管控，只能卖给国家。而他们换来的只是一个权利边界极其模糊的“承包经营权”，算不算一种租赁权在法律上都有争议。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依然能够含辛茹苦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辛勤耕作。我大中国在1980-2000年瞎折腾了20年，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模式走到了绝路，也依然能够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老百姓也总能有口饭吃，这就是在农业领域实施第四类动员带来的奇迹。
而在工商业领域，除了金融以及大宗商品行业外，在2000年之后大都已经放开，允许老百姓参与挣钱。同时，我大中国对老百姓的工商业经营活动予以严厉的管制，行政管控触角深入到企业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工商局、劳动局、街道办、环保局、派出所、税务局、城管、妇联、财局、消防局、质监局……数得出名字的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权光明正大的干预企业经营。然而就算是这样，一穷二白的国人依然爆发了巨大的生产热情。民营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1997年民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只有可怜的750万，此后工商业领域的第四类动员开始，到2005年民企就业人数就达到了3458万，2010年6070万，2017年已经达到了13327万，较当年度国有单位6064万的就业人数高出了一倍有余。
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2002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全球的基础制造业也因此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我国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在服装鞋袜、基础化工以及家用电器领域，我国的生产能力独霸全球，拥有压倒性的出口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开始尝试发展精密科技行业，也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的成果。
这么看起来，我大中国政府拥有令全世界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权力大得没有边际可言；同时它又没有社会福利负担，手头上掌控的庞大的财政资源可以自由支配，搞基建也可以，搞科研也可以，给公务员加工资也可以。我大中国政府，似乎真的能够以天下为棋盘，下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棋局。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这种低福利严管控的财富总动员模式，核心在于激发老百姓内心深处的财富欲望。唯有对财富的极度渴望，国人才能长期忍受极低的福利水平以及严苛的行政管控。挣钱多少因此成为国人衡量人生成败的唯一标准，全社会逐渐形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崇拜氛围。这种财富总动员模式，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另一方面，它将人性中对财富的渴望放大到了极致。一旦这种渴望得不到满足，人性就会扭曲，并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
悲剧在于，我大中国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老百姓的财富欲望了。请期待最终章：生死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