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中国著名律师张思之对谷开来案审理的质疑颇有分量，但我个人认为，张的质疑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过于纠缠细节。谷案的有些重要细节确实没有弄清，如谷开来毒杀海伍德的真正动机，但海伍德已死，死无对证，当局似乎无法查清，或担心时间拖得太久，或担心节外生枝。但这一细节并不影响对谷开来杀人事实的判定。谷案审理过程也存在其他问题，如当局不准谷自己聘请律师，而强行为她指定律师；又如严格挑选和限定旁听者，严格限制媒体自由报道等等，也许当局这些动作是担心审判出乱子，或企图尽快了解此案，但给人留下当局似乎在掩盖真相的印象。
我认为，谷案的审理使执政党错过了一个恢复民众对法治的信心的大好机会。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采访：张平）
●张思之认为谷开来案审理得稀里糊涂，法律上没有证据支持谷开来是杀人凶手。他还认为，呼吁全国人大批准人权公约，最重要的不是阐释公约的重要性，而是对权力部门进行问责。
3月21日，应伯尔基金会邀请，中国知名律师、德国佩特拉ㆍ凯利奖得主张思之出席了在柏林举办的"中国和谐社会梦想"研讨会。会后，张思之先生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这是访谈的下半部分。
德国之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
张思之：从表面上看，中国梦是有可能从依法治国的方向上推进的，至少在逻辑上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看他怎么做。从目前的情况看，形势并不见好。
德国之声：近年来中国维权律师备受关注，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为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您对律师也有一些批评意见？
“很多律师只满足于如何生存和个人发展，如何能够出名获利”
张思之：中国律师状况，情况稍稍复杂一点。按照我的看法，从整体上说，形势并不是很乐观。基于中国的现实，在中国做律师，一定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主要职责是什么？我们不是一般的律师，我们是中国律师。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历史使命是一个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但是，很多律师只满足于如何生存和个人发展，如何能够出名获利。我不是说，这上面不允许考虑，基于中国现实不应该放在突出位置，应该耐得住寂寞，忍受屈辱，才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有一批年轻的律师，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给他们一些时间，应该有所改变。
德国之声：您曾经做过江青的律师，很多人拿谷开来和江青作比较，拿薄熙来案和"四人帮"案作比较，您觉得它们有可比性吗？有什么不一样？
张思之：没有可比性。江青的案子，尽管也是一次政治审判，但它是从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转向依法治国的关键点。那次审判本身并没有精彩之处，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它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历史性地看，那一次的审判，具有积极意义。
谷开来这个事情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法治建设已经提到宪政高度。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这样的审判，是一种堕落，或者说是一种退步。这不是一个政治审判，更不是一个法律审判，是一个假审判。在很多重要的环节上，司法部门基本上没有搞清楚。
德国之声：谷开来不是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的凶手吗？
张思之：从庭审来看，谷开来是不是直接实施杀人的凶手，并不清楚。直接实施杀人者，我认为另有其人。案子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比如说，谷开来用一个小小的酱油瓶，把毒药放在酱油瓶里，亲手灌进海伍德的嘴里。这个情节非常重要，那么酱油瓶在哪里？再说，海伍德就算喝了酒，喝醉了，但他并没有因醉昏迷，他是一米八几的大汉，谷开来是一米六几的女子，灌药怎么进行？说谷开来进入房间、卫生间如何如何，她怎么进去、怎么出来的（没有公布监控录像）？
还有一个问题，海伍德去世之后，家属为什么能够同意重庆官方的结论，认为他是猝死？一个不喝酒的人，你说喝了酒；就算了喝了酒，喝了什么酒，醉到什么程度，家属为什么不追问？在法庭上家属一言不发，为什么？这其中必然有文章。
这个案件中唯一真实的东西，是海伍德的死亡。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杀人案件，由谁策划，怎样策划，有哪些人参与，如何实施，都审理得稀里糊涂。
德国之声：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最近做了一些联署，呼吁中国进行宪政改革，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您认为这些行动能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改善吗？
张思之：我不能说这些行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中国知识层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时机，用什么样的方式，促使问题解决非常重要。不是说"两会"要开了，咱们就赶快拿出去吧。公约文件本身的重要性，并不需要你长篇大论来说明。问题的关键在于问责：签署公约十几年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