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3-11 12:55）
（共识网受权转载）
“重庆道路”是毛左派给予薄熙来赞誉时的称谓，本文接受这一称谓，但却持相反的价值趋向。所谓“重庆道路”，是指2008年以来发生在重庆的、由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导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方向。这些事件包括意识形态和司法方面的“唱红打黑”与经济方面的“重庆模式”（笔者根据需要有时也在行文中称之为“重庆事件”）。尽管人们通常拿文革来比附“重庆道路”或“重庆事件”，但仔细观察，发生在雾都的这一系列事件，大多并不具有文革历史的典型特征。 比如最受人诟病的“打黑”（打击黑社会行动），其中“黑打”民营资本家，就没收资本而言，更像发生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但又不具备公私合营的方向明确性和政策公开性；“黑打”的对象也只限于重庆当地的资本家，主要是薄熙来、王立军不喜欢者，而并非所有民营资本，也全无公私合营时的细腻柔和政策宣导。就打击方式而言，又很像1950年代初的“镇反”，无需很明确的法律和程序，只要沾点边儿，就列为打击对象，但又毕竟发生在一个普遍讲究法律和程序的时代，只好以刑讯逼供和伪造证据来满足形式上的法律和程序之需要。事实上，相比1950至1970年代的历史，重庆的“黑打”在国家统治方面已经贡献出了新的内容。 “黑打”起初只是相对“打黑”而言，即以“黑社会”罪名入罪，不顾法律和程序的司法行为。但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倒台之前就已显露端倪、在其倒台之后更是被大面积揭露出来的，还有针对普通市民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之言的“黑打”。一段微博，一句跟帖，几篇转发的帖子，都会招致一至二年的劳教，或刑事／行政拘留。就形成的社会恐怖而言，倒是有些文革的影子，但文革是群众监督和群众专政，重庆的恐怖则完全来自专政机关。 这种恐怖更弥漫于司法部门，主要是公安机关。近期公布官方资料称，“截至目前，一共接到了1,123名民警的申诉，涉及需要复核的民警为2,202名”1，其中大多是根据主宰者的好恶，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形成的冤假错案。而系狱期间，这些警界高官和普通警察，很多遭遇了“战友”的非人刑讯逼供，以至“一些人放出来后，‘世界观被改变了，工作不积极，也不想再当官，说话走路做事还是小心翼翼、噤若寒蝉’”2。这种内部的大面积迫害，在文革中是常见的，但却不是文革的典型特征，从1949年前的战争年代的内部清洗到1950年代的各种运动莫不如此。而且自1949年以降，这种内部的成规模的清洗，并不以施酷刑为惯例；文革中虽有大量暴力殴打，但基本上来自群众专政（虽亦有少量专案组曾对审查对象暴力相向的事件发生）。 真正具有文革特征的，是重庆的“唱红”，以及伴随“唱红”而来的各种极端化和迷信化，如“唱红”能治不育症、精神病等奇特疗效3，令公众想起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的那篇著名社论〈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1971年8月10日）。“唱红”作为一种国家行为，以“运动”而不是“常态”的形式向整个管制范围强力推行，这是文革时期才有的方式。 至于经济方面的“重庆模式”，则是“计划政治”之下的“市场经济”的变种，压根儿与文革无关。 一 “唱红”风潮：“文革历史形态”与“文革逻辑”之辨 如上所述，“重庆事件”大多不具备文革典型特征，然而，人们仍然愿意从文革的视角去审视和省思“重庆事件”，包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薄熙来下台前的两会记者会上，暗示出“重庆事件”与文革的内在关联。显然，人们的文革视角，其实并不仅仅着眼于“文革历史形态”，毋宁说更着眼于“文革逻辑”。而“文革逻辑”也并非只在文革时期发生，而是早已内在于所有被称为“极左”的历史形态之中，只是在文革时期才以集大成的形式全面爆发。 尽管相比文革前的其他“极左”历史形态，文革也贡献出了新的内容，如由国家领袖发起全国性群众运动，以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动员人民造反，让民众在“奉旨造反”中获得了一个喘息和爆发的机会，也为1968年西方大学生的造反运动（法国“五月风暴”）提供了形式方面的启示，并为今天国内被称为“新左派”、“毛左派”的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从历史上一直继承下来的“极左”逻辑（“文革逻辑”），则注定了这场特殊“运动”和特殊“内战”的失败结局。对于反思“重庆事件”的人们，如果不能区分其中“消灭社会”的“文革逻辑”和全面动员社会参与这一“消灭社会”过程的“文革历史形态”，如果仅仅以“文革历史形态”去想象和比附发生在重庆的一切，尽管可起到一时痛批之效，却会狭窄化对这个大事件的认知，包括本文着重探讨的“重庆道路”的群众基础。 事实上，正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正式名称为“唱读讲传”（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红”，让人们第一次把“重庆”和“文革”联系起来，而且是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两个思想派别──自由派和毛左派的共同解读。但如果不是接下来以“打黑”为标榜的“黑打”，在重庆肆无忌惮地全力推进，以至公然陷害行使正当权利的律师、劳教仅仅发了个恶搞微博的网友，那么自由派网友和知识份子尚无公开批判的着力点。因为“唱红”所内涵的传播“红色文化”，正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在原有的“主旋律+多样性”结构里，“红色文化”只是“主旋律”的一种，是被始终肯定、乃至倡导以维护执政党合法性的文化因素，而非“主旋律”的全部。自由派网友和知识份子对此只能在非正式媒体（如网络上）有限度地加以批判和嘲讽，并无形成公开论战的平台。所以，在重庆“唱红打黑”业已声名狼藉的今天，仍然无法在正式出版物中看到对于“红色文化”的任何批评，与此同时，宣传和褒奖重庆“唱红”的文章依旧赫然陈列着。自由派网友和知识份子只有启动“文革”的历史想象，才能曲折地达到部分批判的目的。 然而，对于毛左派而言，重庆的“唱红”却是一次绝好的历史契机。毛左派是一个最初借壳于1990年代后半期崛起的“新左派”、到新世纪最初几年才通过互联网，进而通过地面的广泛联络而登台亮相的思想派别。毛左派的意识形态非常清晰，那就是全面肯定毛泽东和文革的价值。正是这种“全面肯定”，使其在政治路线和经济主张上走向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对抗。这一在1980年代常常被认为是“明日黄花”，或至少不会再被公开言说的意识形态，却因中国市场经济道路的日益权贵化而绝处逢生，成为对当下的影响仅次于自由派的思想派别。他们简单却也成功地解释了现实，认为当下所发生的一切，正是毛泽东晚年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复辟（最常引用的毛语录是“我死后，右派一定会翻案，但右派翻案是不得人心的，是迟早短命的！”），其祸首正是“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知识份子）则是其帮凶，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已沦为殖民经济…… 许多自由派网友轻蔑地将毛左派及其主张视为智力问题，并以“脑残”、“痴心妄想”、“几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聪明人，领着一群揣着糊涂装明白的傻子”等来形容之。但事实上，如果仔细考查，就会发现其中并无多少人真心地相信历史还可以再回到文革那种社会形态。毛左派更多像是在现实中争夺一种话语权，或争夺参与未来的权力。但其思维所带有的强烈的独断性特征，往往使他们以“文革大民主”来想象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未来社会，而忘记了自己在清醒时刻的理性认知──“肯定毛时代，并不是要回到毛时代”4，从而让公众更加坐实了其要倒退回文革的努力。 二 寻找新“克里斯玛”：毛左派的内在特质 正是从重庆的“唱红”开始，毛左派给予薄熙来以充分的想象，也给予他及王立军以最强有力的民间支持。在重庆“唱红打黑”风生水起的日子里，也是毛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最为活跃兴奋的时刻，网站不仅全面配合重庆“唱红打黑”及经济方面的各种政策措施，全力讴歌“重庆模式”，而且直接呼吁让薄担任国务院下一任总理，并通过薄想象毛左派未来的政治命运。如武汉前红卫兵领袖李干在一篇文章中记述有毛左派领袖张宏良在场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人告诫直率的发言者：“老同志，不要牺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国就要大变的。”5而毛左派网站也曾在一段时间里，不断放风说张宏良将成为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为此，以“乌有之乡”为主阵地的毛左派，开始改变策略，由一味批判坚持邓小平路线的中国当局，转为“一打一拉”──打击所谓“普世派”领导人（如温家宝），肯定和等待他们想象中的“回归毛主义”的领导人，并将毛左派的主张用八个字定义下来，即“保党，救国，反帝〔美国〕，锄奸〔自由派〕”；而薄则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纲领的党内领导人。 在“乌有之乡”将毛左派的主张固定为“八字方针”之前，发生了“重庆10．15事件”。2009年10月15日，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区的三十四名“毛主义信仰者”，被指在红都重庆集会，涉及组党事宜，被重庆警方悉数拘捕，其中四名活动家分别被判处十年或五年徒刑6。这个事件虽然在毛左派内部引发部分人对薄熙来的质疑，但这种质疑也很快被“不得已”的“理解”所替代。两年后的2011年8月，四川省、重庆市文革时期的部分官员（革委会常委等）给薄熙来发公开信，赞扬他自从2008年到达重庆后，搞“唱红打黑”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扬，希望薄能关注一下他们“三十五年来生活无着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住房，无医疗甚至现在还有人住岩洞”的苦难，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7，但是申诉无果。接连的受挫看起来并没有降低毛左派对薄的热情和想象。笔者曾在2010年当面询问过几位毛左派活动人士：“你们真的相信薄熙来会像你们一样，真心热爱毛主席，肯定文革吗？”几位老人均摇头，但却回答说：他既然打出毛主席的旗号，我们就要利用他这一点。另外，一位论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以薄为焦点团结群众”是“我们”的“现实需要”8。 | ||
在重庆“唱红打黑”热火朝天的鼎盛时期，拥护薄熙来已经成为毛左派内部的“政治正确”行为，即使对薄本身有疑虑者，即使不满于张宏良等人的“保党，救国，反帝，锄奸”主张者，也不敢在所谓“重庆道路”上说三道四。事实上，在2011年上半年，毛左派内部就已经在意识形态、进而在组织上发生了分裂。其中被认为是“原教旨派”（他们自称“革命派”）的论者公开挑战张宏良等人，认为后者是向“走资派”缴械投降，一时形成了以“红旗网”、“解放区的天”等为一方和以“乌有之乡”为另一方的大论战。但在互指对方为“敌人”的激烈争论中，也鲜有涉及薄和其他主张“重庆道路”者。 直到薄熙来、王立军落马，才有“革命派”人士发文指出王的“打黑”不过是“严打”的继续，而非毛的“群众路线”；薄的“肃贪”，则刑不上“副部级”，只是政治洗牌式的选择性肃贪，藉此说服毛左派群众从对薄、王的迷信中走出来9。但这种声音远低于“乌有之乡”的高声吶喊，在薄于2012年3、4月间被宣布立案调查后不久，“乌有之乡”就发表了〈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坚持认为薄“所开辟的‘重庆道路’，是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挽救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发展成果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10。而在半年后的“9．18”反日游行中，“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的横幅和标语，更是充斥着游行队伍。大概近二十年来也没有一个被罢黜的高官获得过如此坚定的民意支持，禁中的薄本人若得知这一情形也会倍感安慰。 然而，考查薄熙来与“乌有之乡”和毛左派的历史关系却又发现，尽管薄和重庆方面亟需舆论的炒作和由此唤起的民意支持，而“乌有之乡”又是如此一马当先、高调、直接，但薄本人却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毛左派领袖保持距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邀请了新左派学者出任研究员，也邀请了意识形态接近“乌有之乡”的媒体活跃人士（如司马南）11，但却尚未见邀请毛左派的任何活动人士。种种迹象，包括一些未经证实、却符合薄的性格逻辑的传言显示，薄既视毛左派为正资产，也视其为负资产。这种矛盾的情形，不仅取决于薄作为党内大员仍然受党内规则和潜规则的约束，还因为毛左派意识形态的清晰性和内部联络的相对密切。对于薄这种企图“创造历史”的政治家而言，他既愿意得到这个思想派别的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又不愿其成为自己未来大展手脚的约束者。这反映了毛左派在历史中的某种尴尬的悲剧性，即它在孕育时刻就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一个政治领袖，尤其是依附于一个具有“克里斯玛”人格的强大人物，后者的方向往往决定前者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左派的成型也依然携带着这种特质，结果便是，要么它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要么它本身创造出一个，或在别处寻找来一个领导人物，而薄正是他们在别处寻找出的一位“克里斯玛”。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毛左派需要薄与薄需要毛左派之间的不成比例，从而形成“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原因。 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中国再回到“文革历史形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然而，“文革逻辑”却依然可能在大行其道。薄熙来一方面依据“文革逻辑”在重庆展开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另一方面又愤怒于知识界及党内同事对其要重返文革的批评和暗示。笔者认为后一个方面的愤怒是真诚的，薄的确不想回到文革那种历史模式──靠领袖的威望和威权抛开庞大的官僚机构，直接指挥更庞大壮阔的民众队伍。他能够做的仅仅是利用非法治化的官僚机构以达到其政治目的。也因为如此，薄才远离毛左派，因为后者根本不是他所设想的最佳群众基础。对此，毛左派的一些领袖人物也心知肚明，所以才在重庆“唱红打黑”日趋鼎盛之际，调整自己的“原教旨”路线，提出以“保党”为核心的新路线，不仅向薄，也向其他不谈“普世价值”的领导人频频示好，并准备跻身于执政党的组织结构中去。毛左派自身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必须把自身体制化，才能够找到明确的历史方向，从而适得其所。 三 “人民”的“部分”：“重庆道路”的民粹主义基础 既然“一头热”的毛左派并非薄熙来及其“重庆道路”的理想群众基础，那么甚么样的人才是这样的群众基础？笔者以为是：与毛左派具有同构的文化心理，而意识形态不清晰、面容也模糊不清的“路人甲”、“路人乙”……这些“甲”和“乙”不仅走在重庆街头，也行走在珠江两岸和华北平原，行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角落里。这里当然不是指全体“人民”，但他们却是“人民”──民众的一部分。 在薄熙来、王立军戏剧性地退出历史舞台之际，自由派网友曾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历史必然性心态接受这件事，但很快发现，对薄的怀念并未被“世界潮流”涤荡而去。最初的怀念、唱颂之声自然是来自毛左派──即使表面上是以一个重庆普通市民的身份出现，不涉毛左派的关键词，但其洋洋洒洒的内容和清晰的意识形态逻辑脉络也分明昭示了这一点。但很快，从重庆的亲友，从去重庆出差的同道那里，这些网友得到了一个个令人不快的消息：薄、王虽以刑事犯罪的性质被处置，但重庆不少市民却真心怀念和称颂他们：“治安好了！”“有安全感。”“薄熙来还是干了不少好事的。”“政治斗争罢了，我们草民不管这个，谁对我们好我们就对他好。”笔者的一位同道朋友，在重庆的出租车上就这个问题与司机争执起来，竟差一点被赶下出租车。境内媒体在采访或播出节目时，受制于宣传纪律的约束，自然会自动进行意识形态筛选，但来自境外的媒体却可以播发出不同的声音。由凤凰网策划的一个名为《重庆．2012》的电视节目，便留下了不同声音的记载12： 邓先生（国企退休工人）：“文化大革命到现在，能够为人民带来利益，给人民带来好处，看得见摸得着的，除了薄熙来没得第二个。” 贾先生（西南政法大学退休职工）：“搞形式主义，浪费很多钱，到处去其他地方去演出……。薄熙来这个人有野心，突出个人，另搞一套，他就是搞独立王国……〔以下批薄者略〕” 张树森（重庆红歌会会长）：“他〔薄熙来〕在我们要唱，他不在我们也要唱啊。” 卢小姐（十八梯子店家、三峡移民）：“薄熙来在这里啊，治安要比以前好一点，这是我的老实话。” 民心佳园公租房住户（男）：“当薄熙来那个时候，没有甚么偷啊抢啊捡啊摸啊都没得。” 大学一年级学生：“我个人认为啊，薄熙来同志的确是个很优秀的人。” 西南政法大学女生：“我觉得他〔薄熙来〕原来人还可以啊，但他妻子犯罪啊！” 民心佳园公租房住户（女）：“（你觉得唱红歌这事儿好吗？）好啊，共产党来了嘛都好嘛！唱红歌儿思想开放嘛，身体也健康了嘛。” 七公里村原住民：“老歌曲就是红歌，不忘革命不忘本。……交巡警平台，任何地方出点事儿，两三分钟、四五分钟之内就要赶到，一般地说那些犯罪份子就都不敢动了。” 对此，通过片中人之口，也分析了这种怀念和称好的原因。例如，曾是刑辩律师、在重庆打黑案中被判入狱的李庄指出，“他们确实是把20%人的财富，给了一部分用在了民众身上〔建交巡警平台〕。”“黑打”受害者亲属罗皓质疑：“重庆的普通百姓觉得警察多了，平台多了，安全感就来了。那么我反问一下，那最好是不是应该我们每一个家庭，都给你派一到两个警察来？……那是用钱堆起来。”重庆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分析：“〔薄、王〕做了一些事，但是他人为地、夸张地、极端地放大这个事。他放大背后的基础，是把阶层的矛盾有意地煽动起来，让他们分化和对立，再走向对抗。这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分化了，薄熙来、王立军式的人物，有他的社会基础，有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支撑和支持。”13 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像惯常那样继续分析，诸如薄熙来、王立军如何以政治手段饰演大众明星，“以野蛮对抗野蛮，用犯罪的方式打击犯罪，以牺牲法治为代价来净化治安”，从而迎合多数人，煽动民粹主义，对少数人为所欲为，将中国引向准法西斯道路14。这样的分析固然正确，也不乏深刻，但仍没有进入那个被命名为“中国民粹主义”之概念的内核，批判起来也像隔靴搔痒。也许只有借助第三者的眼睛，才会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笔者取日本历史学家、思想家沟口雄三的“中国近代与前近代的关联说”。 四 “大公”─“大私”─“大公”：“中国民粹主义”的“前近代”根源 沟口雄三认为，“中国的近代原先就是以自身的前近代为母体的”，因此“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和欧洲、日本不同的独自的历史道路，一直到今天”。这种被沟口概括为孙中山所谓“王道”的思想渊源──“大同理想”，正如同盟会宣言中所言：“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大同”一词虽早自先秦就有，但作为中国“近代”之“母体”的大同思想，却产生于明末清初，为黄宗羲、王船山，乃至更早的吕坤所提出。其所配合的，也正是从体现“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一君万民之专制体制，向“富民”分治型之专制体制过度的时代，即反对皇帝的“大私的独占”，走向士绅自治和“万民之私”，甚至主张彼此“各得其所”。“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随着乡村地主制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万人得其所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大胆切实的展开”。戴震把农民的生存权也纳入“得其所”中，龚自珍更提出“平均”的思想，“经过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乌托邦式的幻想下引起的大动乱，直至晚清共和式大同思想，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条漫长的、多层结构的道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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