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07/11/2023）
今天的主要内容来自 Ezra Klein 的访谈节目。这期节目的题目叫 “我希望政策制定者们读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 Jennifer Pahlka 毕业于耶鲁大学就，是美国政界的知名顾问。2013 年她曾担任过奥巴马政府的首席技术官副职。她创建了 “美国守则” Code of America 组织。而 Ezra Klein 提到的这本书，就是她在今年出版的 “重新编码美国：为什么政府在数字时代如此失败以及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好。”
这是一本关于美国政府为什么低效的论著。Pahlka
以自己在政府内部工作的经历来详细地分析了政府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Pahlka 举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比如一家军工企业在为美国政府工作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要求，美国政府的规范要求他们把代码写得无比复杂，然后再设计另一个程序来将之简化。当这家公司问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政府官员也说不清楚，他们只是说，法律规定的规范就是这样。
结果后来仔细追究下去，才发现这条法律是针对上个世纪
90 年代电脑技术所规定的一个便于信息在不同平台上传递的数字接口，而这种数字接口早就不用了。但奇怪的是，20
多年过去了，没有人提出这一规定早就过时了，每一个部门依然虔诚地执行着法律的规定，虽然他们自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关注美国政治，往往更为关注表面上的政治斗争，不同党派和领导人的交替，以及政策法律的制定过程。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些政策是否真的能被执行，以及执行的情况到底如何。这实际上是比领导人交替和政党交替更为深层的一个问题，这就是美国政府结构性的问题。再好的政策，在执行层面如果不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很可能出现走形，或者无法达到政策制定的目的。
这相比两党轮替来说，其实是一个更本质更深层次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
Ezra Klein 说这是一本每个政策制定者应该读的书。
我们都有这样的亲身体会，政府办事总是低效的，甚至有时候是混乱的。Pahlka
举出一些申请政府福利的例子，那些申请表是如此复杂，事实上导致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或者老年申请者在申请过程中遇到很多麻烦。有阴谋论者会认为，这根本就是政府耍的诡计，他们希望给申请者更多的障碍，以减少福利的开支。
但实际的情况并非是这样。这其实是政府庞大机构运作的一个自然结果。我大概总结为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管理复杂程度能和一个大国的政府相比了。社会极大的复杂性，使得政策制定往往会缺乏一致性。这就是说，一个政策需要兼顾很多方面，议会在制定法案的时候，需要进行大量妥协。这些妥协会导致一个法案出来，往往是一个利益拼盘。而这个拼盘极其复杂，使得拼盘的各个成分之间，缺乏统一性。这导致资源的浪费，首尾兼顾的结果，就是资源不能被充分地利用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方面。另外，因为涉及的部门太多，部门之间也缺乏沟通。这导致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可能出现重大的纰漏。各部门只关注自己负责的方面，但从整体上来看，却是漏洞百出的。还有，历史中形成的一些法案，已经过时不适用了。但没有人提出废除，它就依然有效。Pahlka
举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例子，比如美国政府为了减少文件的冗余繁复，专门设立一个审查机构，要求文件简洁，减少程序。但结果是一些需要立刻执行的文件又不得不花时间去通过这个审查机构的审查，反而变得更加复杂。
第二，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雇员不同。他们更少受到被辞退的压力。我们都知道，无论在美国还是加拿大，政府工作人员工会都是极其强大的。因为他们如果罢工，会导致政府直接瘫痪。这对于政客和官员的声誉来说，是最直接的打击。因此很少有政客和官员愿意去得罪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即使他们的工作效率不高，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只要他们不犯原则性错误，你就无法辞退他们。在用人方面，政府和企业的自由度是相差很远的。那么，反过来，政府工作人员会做什么选择呢？他们会更注重自己不要犯错误。只要是你规章里规定的，哪怕只是建议执行的部分，统统执行。总之我完全按照你制定的法案的规定来做事。这就使得政府雇员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但是如果效率不足，你却奈何我不得。我可是完全按照法规来做的。这就导致了政府工作的僵化。这里的本质问题是，追责和奖励机制的不平衡。我效率低但不犯错，就是安全的。但如果我追求效率，万一有点纰漏，我的工作就危险了。而且即使我效率高，政府内部的奖励机制也无法和企业相比，因为毕竟政府雇员拿的是纳税人的钱，给多了就有点敏感了。这是政府机构自我保护导致的效率低下。
第三，追求绝对的公平。既然政府的工作效率低，那么外包给企业不就好了吗？但这里也有问题。包给哪个企业？政府为了避嫌裙带或者腐败的指责，就必须大规模，严格地招标。招标程序极其复杂繁复。招标时间也就很长。而且，为了公平起见，落标的企业还可以上诉，一旦碰到这种情况，往往又是一两年的诉讼期。时间成本陡然上升。反过来，这又导致一些有能力的小公司，因为无法适应政府投标的复杂性而放弃。这其实并不能给小企业公平，他们往往请不起律师来研究政府投标的巧妙，也就很难写出让政府满意的标书。反过来，大企业实力雄厚，他们也更倾向于在落标的时候和政府打官司。
第四，外包工作还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执行层面的人和政策制定者是分离的，两者的工作缺乏协调性。政府服务的对象是民众，而承包商则只对验收的官员负责。这里要注意的是，验收官员哪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自己也无法代表社会各阶层，无法真实体会社会不同人群对最终产品的满意度。比如说，政府官员认为某个网站很好用，这是因为他们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路线图，知道那些选项是针对什么问题的，使用起来就没有障碍。但对政府运作完全陌生的普通老百姓来使用的时候，就往往不知道那些问题所指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政府网站和政府设计的表格如此复杂古怪的原因。
Pahlka 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她强调政府应该增加灵活度，以及雇佣更多的人来做质量检查等。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现行的政体框架下很难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这里的原因是这样：首先，我们无法接受小政府的建议。这是因为自由竞争下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就越容易出现各阶层的分化。政府需要面对的社会公平的问题就越多。因此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工作量必然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这个趋势是无法避免的；其次，在两党制竞争之下，你做出成绩，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但你一旦犯错，就是致命的。因此无论左右，无论民主党共和党，大家都会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安全。执政效率是一件难以评判的事情，因为谁都无法说换一种做法就一定效率更高。结果大家都只能去追求政策的安全性。
我认为提高政府效率，只能依靠技术的进步和充分的民主过程。我们可以从上面的分析看到，其实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信息的流畅度不够。用户的信息无法及时反馈给政策制定部门，政府部门之间信息无法顺畅流动，过去的过时的政策，无法及时被发现等等。这些信息的交流过程，只能通过更先进的信息技术甚至是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试图降低政府的复杂程度，是徒劳和不现实的。因为你即无法降低社会的复杂度，也无法强迫政府放弃寻求自身安全的动机。当信息交流通畅的时候，充分民主也就变得可能。因为也许那时候采取大规模数据来验证一个政策或者政府产品是否是优秀的，会变得更为方便。
社会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想了半天，才发现找不到神奇的招数来改变现状，我们还得等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懈地发现问题，然后一点一点地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