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增刊1372期，2023-06-19）
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社会不公正加剧，文革这个话题越来越经常被人们提起，而说到文革，积极投身于运动的主体——造反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造反派的评价与对于文革的评价密切相关，正如对文革的评价有尖锐对立的不同立场，对造反派的评价也是大不相同。
有一种现象有趣而复杂，值得指出和研究。文革结束后，在运动中被打倒或受到冲击的当权者肆无忌惮地报复造反派，说他们是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利用文革的混乱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以刑事犯罪的名目对他们处以重刑；另一方面，一些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取向的学者和文革研究者把造反派说成是对专制极权制度最早有觉悟和认识，并在文革中反抗这种制度，追求民主的先知先觉者。
这两种看法价值立场对立，但对于事实的认定却比较一致。但是，它们都没有得到造反派本身的认同，几乎所有的人都强调，他们当年起来造反，完全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为了革命政权、红色江山稳固长存。其中极少数人在几十年之后认同了宪政民主的价值取向，但他们从来没有说那是当年造反时的政治立场，而是坦承那是经历文革惨痛教训，深入批判和反思的结果。
最近若干年，不少前文革活跃人士——特别是当年的造反派领袖——通过自费印刷或者在海外发行的方式出版了一系列回忆录和反思文革的著述，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文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解读和剖析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得到文革是什么，造反派是什么的答案。本文正是力图通过解读和剖析杨道远（湖北省著名的学生造反派领袖，曾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奉献》一书和其他相关著作，来勾画和说明文革中的造反派，解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造反，在文革中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对自己的遭遇和下场怎么看，从文革中得到什么教训，悟出了什么道理。
用杨道远一个人及他的一本书为例证来说明有关文革的普遍性道理，似乎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有以偏概全之嫌。这里的关键是，杨道远这个人非常具有代表性。第一，与他情况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个；第二，他作为湖北地区学生造反派的重要头目，说明了他的身份、形象、所作所为得到了广大造反派的认可，他们所具有的共同性是一望而知的。
◇ 造反派的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
杨道远出身贫农，从小对共产党充满感情，将其视为自己和一家人的大救星。他在上初小刚学会写大字的时候，就给家里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共产党带来好光景，下联是：毛主席教人不受穷；横批是：当家作主。他在读大学期间当班主席和团支部书记，还因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而给同学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报告。杨道远这个名字，是他后来为了自身革命化而改的。
杨道远的妻子孙卫旗，与他同为造反派首领，其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的红色，丝毫不逊于杨。孙卫旗出身于贫农家庭，青少年时期一直任少先队和共青团干部，入大学后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６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院每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文革运动兴起，为了表示保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决心，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卫旗”。〔１〕
我们知道，有论者用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不好来说明人们造反的原因。比如周伦佐认为，造反派的先锋和主体都是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子女，〔２〕杨小凯则断言：“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３〕
杨道远绝非反例或孤例。黑龙江省的造反派领袖范正美，文革时是政治教育系学生，大学二年级当系学生会主席，系团总支宣传委员；内蒙古造反派首领高树华，初中三年级入团，大学二年级入党，入党后一直兼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定时给他们上团课、党课，本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我曾指出：“全国著名的造反派学生领袖，如北京的所谓‘五大领袖’，陕西的李世英，河南的党言川，江苏的曾邦元、文风来，四川的江海云、武陵江，吉林的姚美玲，湖南的叶卫东，浙江的张永生，广东的武传斌，个个都是所谓的‘好’出身，其中大多数文革前就是团干部或三好学生，他们造反显然是出于相信毛泽东‘防修反修’的理论。另一部分造反派首领或积极分子是各地著名的劳动模范，如山西的陈永贵、李顺达，沈阳的李素文、尉凤英，陕西的姚连蔚，云南的徐学惠等，他们是出于热爱毛泽东，响应毛泽东号召而造反的。其他造反派积极分子，如上海的王洪文、王秀珍，浙江的翁森鹤，湖南的唐忠富，四川的邓兴国等人，不论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文革前的政治面貌和表现，以及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看，都不能说他们是抱着反共的目的而造反。”〔４〕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日，以《奉献》作者为首的武汉测绘学院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受血统论影响，尤其怕抓辫子，第一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是‘红五类’子弟。”本书提供了一份材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组织条例（草案）”，这是作者本人领导的一大派造反者的组织发展条例，其中“第二条：组织发展原则是，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１）有成分论，（２）不唯成分论，（３）重在表现（重在思想政治表现）。”〔５〕据此，我们可以看到，“造反派以家庭出身不好者为主”的说法是不确实的，虽然我们同时承认，造反派的组织原则比起保守派来说在家庭出身或本人政治面貌方面的要求要宽松许多，为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参加群众组织提供了机会。
文革研究者李逊根据统计资料指出，上海职工造反派中的党团员比例相当高，高于文革前他们在职工中的比例，这与“造反派里落后分子多”的习惯说法不一致。她进而指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团员都是积极的投入者，文革运动也不例外。只不过在文革刚开始时，对运动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于是产生两种不同的投入方式，一种是沿着以前的思维惯性，认为保卫各级党委就是积极投入运动，另一种认为响应毛主席号召造反才是积极投入运动，这就产生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分野。〔６〕
我认为，一般而言，保守派中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的比例会高于他们在造反派中的比例，但即使在造反派中，他们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在骨干和领导层中起支配作用。对于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而言，积极投入运动以挣得一种突出的政治表现，既是本能，也是他们的自觉意识。２０世纪５０和６０年代的政治生活塑造了政治积极分子的习惯，他们要响应号召、积极投入运动——不管是什么运动。
◇ 造反派与党和体制
华林山说：“保守派捍卫中共制度的现存社会秩序，造反派则试图破坏这个社会秩序。”〔７〕但读者从杨道远的书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对他们所缔造和维护的社会制度，是支持的，他们的拥护是自觉的，他们的政治信念是虔诚的。
杨道远和他的战友在本校成立造反组织时，“把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决定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号正式成立组织。为什么定在９月１３号呢？因为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３号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有纪念意义。”〔８〕在商量成立武汉地区一大派学生造反组织时，他们最初拟名为“造反司令部”，经过讨论，改为“革命造反司令部”。〔９〕这一变动意味深长，虽然毛泽东已经说过“造反有理”，但这一批政治觉悟很高的学生，还是认为有必要强调自己的造反是“革命造反”，而绝不愿留下丝毫可能产生其他联想或误解的余地。
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在成立起名时也有完全一样的考虑。“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黄金海说：“共产党领导下，‘造反’，造谁的反？容易被误解。所以我提出将‘造反’的含义和性质明确一些，加上‘革命’二字。”〔１０〕
武汉测绘学院的造反派队伍发展很快，“为保证这支队伍的正确方向，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其成员有杨道远……七人。”而在此之前，“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员有五位学生党员，他们是杨道远……，形成了很强的领导班子。”〔１１〕造反派在自己组织的领导层中设立党组，这种做法恐怕很少见，但也并非绝无仅有，徐海亮在研究武汉地区文化革命的论文中，就记载了“在刚成立的造反工人组织中按常规建立党小组”的现象。〔１２〕而造反派首领是党员积极分子的情况则相当普遍，这些人的政治觉悟之高，党性之强，不会比杨道远所说的差多少。
政治觉悟和党性不仅表现在造反派党员身上，也表现在党组织和当权派那里。杨道远说，他们在学校成立造反派组织时，本单位武测（武汉测绘学院）“留守的负责人是院文革副主任，我们要求成立组织，向他宣传周总理指示：红卫兵你可以组织他也可以组织，只要执行《十六条》我们都支持。这话他也可能听说过，因此没费多大劲他就同意了我们成立组织，并给了办公室，给印制了旗帜、袖章，供给运动必须物品（主要是写大字报的东西）。”〔１３〕
同样，成立地区大派造反组织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从酝酿、筹备到成立，都向湖北省‘文革办’报告了，并取得了‘省文革办’的认可，由省里出面要武测给解决办公室及办公设施桌椅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设在武测。省里拨经费给司令部购置旗帜、袖章、印刷材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召开时，省委派员参加。”“湖北省委派省委秘书长张华、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两人出席。在主席台上，张华代表湖北省委把印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特大号旗帜交到我手中。许道琦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１４〕
人们一般以为，而且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般规律也确实是当权派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如果不细读上下文，我们很可能以为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保守派组织的成立。而事实上，这里说的是造反派，就在省委干部出席并致贺词的成立大会上，杨道远在讲话中就大声疾呼号召造反：“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我们要战斗！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最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准备坐牢，准备掉脑袋！”〔１５〕事实上，当权派确实是大力支持保守派，千方百计压制造反派，对此，《奉献》一书有细致、深入的说明，那怎么理解上面描述的情况呢？
我想说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其中的各种力量，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论是群众还是官员，他们都是在一种现存的政治格局中，在遵守一系列既定规则（即中共党的家法）的前提条件下行动的，他们的自主性远远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么强。所以，杨道远在书中说：“总之，我们当时提出任何要求，只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一般还总能得到省政府领导的同意和批准的。”甚至连办报纸这种政治上控制得很紧的事情，省委也同意得很爽快，在经费、印刷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１６〕
湖北省的当权派何尝不知道，他们支持和祝贺造反派组织的成立，无异于养虎成患，不知道有多少想造反又不敢造反或心存犹豫的人，因为省委的态度而投入造反派大军，这对于他们是现实的威胁。但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定就摆在那里，他们最多搞点阳奉阴违，大面上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对于造反派情况也如此，造反首先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而非个人的决断与选择，就像鲁迅描写的阿Q所处的时代是“咸与维新”的时代一样，１９６６年是“咸与造反”的时代，阿Q与赵太爷是对立的，但他们都知道现在“革命了”，“造反了”，他们都要赶同一个浪潮。
◇ 造反派为何要造反？
杨道远叙述自己起来造反的故事，和我们听过的其他故事几乎一模一样。
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使杨道远和其他青年一样，相信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是中国人民幸福的根本所系，还相信，有阶级敌人妄图动摇和推翻这个政权，将中国拖回到暗无天日的苦难之中。１９６６年５月，杨道远和他的同学正在外地实习，他们完全无心于业务，坚决要求停止实习，集中搞文化革命。在文革动员和忆苦思甜会上，杨道远回忆了自己幼年的贫苦生活，并说：“可是，吴晗、邓拓、廖沫沙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想开历史倒车，还要我们回到旧社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质，永不褪色！”〔１７〕这种教育和政治灌输效力之大、影响之深远，一般人是很难估量的。如果说，当时杨道远不清楚吴晗、邓拓、廖沫沙是否有罪错，是否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这可以理解和谅解，那么令人深思的是，读完全书我们看不到他在文革之后有反思和新的认识，他没有说，经历了文革之后，他是否还认为自己当初仇视和声讨的那些人真的是大坏蛋。一方面，他对于自己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受屈有痛切的感受，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当初接受的教育和宣传（在这种教育宣传之下青年学生干出了种种蠢事和坏事）没有表示出反思和批判之意，可见这种宣传和教育影响之深远。
如果说，阶级斗争的教义是当时青年学生思想和行为中永不消退的底色，那么他们造反的直接原因是在“运动重点是打击什么人”这个问题上与党组织发生了冲突。从１９６４年冬季起至１９６５年，杨道远这批人参加了四清运动，他们对于运动的指导思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烂熟于心，当党委部署运动要揭发批判的对象包括炊事员、作业员等一般群众时，杨道远不干了，他贴出大字报批评党委：“我一直把矛头对着领导层，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二十三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到当权派中去找，难道能到炊事员、作业员中去找吗？”杨的态度引起党组织的围剿，“抓反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点我们实习队的名，说我们实习队里有反革命，说我们攻击党委，要搞垮党委……”〔１８〕
杨道远头上压着“反革命”帽子从实习地回到学校，系党委马上找他谈话，要他把矛头对准他所在的学生党支部，揭发批判其他几个支部委员的问题。他知道，这些人“有很好的个人经历，有实际经验，有组织活动能力，在学校里都比较活跃，对于系领导、政治辅导员的话不那么迷信，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领导就觉得他们不听话，运动来了就想整整他们，发动群众揭发他们，称三个支委是‘三家村’”。〔１９〕他去找工作组反映自己的看法，直言靠整群众不可能搞好文化革命运动，但招来的却是孤立、排斥和打击。
杨道远终于带头成立了造反派红卫兵队伍，他把自己走上造反之路称为“逼上梁山”，这表现了一种无奈，但说的倒很准确。没有什么人一开始就存心要与党组织对立和决裂，多数人一直生长在体制内，是组织容不下他们那一点点独立思考而把他们推了出去——其实说独立思考真是过甚其词，他们只不过不像别人那样俯首帖耳，习惯听命于顶头上司而已。文革区别于以往运动之处在于，决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信息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次，杨道远选择的信息源不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那一个——本单位的党组织，他接收的信息来源于远方的北京，来源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他认为这是更权威的信息源。
当然，政治运动中不把矛头对准群众，没有动辄就拿弱势群体开刀的习惯，是一种难得的优点，也是造反派突出的特点。当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中大谈“造反运动的直接正义性”时，他的断言是有经验事实根据的。文革之后，关于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的价值判断有很大的改变，甚至颠倒，但那些在运动中整人的人，特别是整一般群众的人，揭发批判和告密的人，还是不能把当年“听党组织的话、保卫党”所干的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说。另外一种值得注意和议论的现象是，尽管“造反派”一词在官方的语汇中已经带极度的贬义，但多数前造反派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身份并不刻意回避，而造反派首领撰写回忆录的更是数不胜数。在电视和其他视频节目中亮相的也是前造反派，虽然有挨整的经历，但谈起往事却毫无羞愧，相反，要在采访节目或其他视频作品中发现前保守派或血统论红卫兵的身影却是难上加难，偶有一两例，人们看到的居然只是他们的背影！为什么这一类人不敢面对镜头从而面对自己的同胞，面对世界，而那些被贬抑甚至被判刑的人却能够坦然地甚至自豪地讲述自己的过去，这是令人深思的。
◇ 造反派在文革中干了些什么？
我们以杨道远、他的战友和他的组织为例，来看看造反派在文革中干了些什么。
造反组织成立初期，主要干的事情是抵制当地党委的镇压，与他们的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这包括参与南下学生在省委的静坐绝食，反抗本院文革委员会的歧视和压制，维护自己得到《毛泽东选集》的权利，与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大专兵”辩论，澄清对方的污蔑和攻击（“怀疑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阻止院文革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等等。
湖北的造反派还发动了封闭《湖北日报》，把湖北省原第一号当权派王任重从广州揪回武汉的斗争，这些行为放在文革之前纯属大逆不道，是“反革命行为”，但在文革中，由于得到中央的支持，被认为是革命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造反派在这些斗争中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攻击的对象执行了“与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1967年年初，武汉各造反派组织还联合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防止生产瘫痪，保证运动顺利进行。
1967年１月，在毛泽东的部署和中央的号令下，文革进入了“联合、夺权”阶段，这时武汉的造反派发生分裂，一部分组织在１月２６日宣布夺了武汉市委的权，那些被排斥在外的组织发表声明宣布夺权无效。２月８日，杨道远所在的“二司”等１２个组织在《长江日报》发表声明，批评夺权为“形左实右的假夺权”，造成造反派的公开分裂和对立。２月中旬，武汉军区正式表态，宣布“二八声明”为毒草，对这一派群众组织压制和镇压。从３月中旬起，军队对这部分造反派进行大抓捕。直到４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造反派重整旗鼓，“反击逆流”。
1967年５月中旬，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成立，从此，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冲突不断、武斗不断。直至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爆发之后，武汉军区的做法被彻底否定，造反派得到平反、恢复和发展。
1967年夏季之后，形势对于造反派来说一派大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节节胜利。年底，武汉地区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杨道远当选为主任；1968年2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杨道远是常委和副主任。但是，好景不长，杨道远没当几天的官，日子就越来越难过。1968年夏，毛泽东宣布“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与此同时全国展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度风光的造反派开始受到清算。1969年10月，参加没有人身自由、只能做检讨的学习班；年底，参加北京学习班，被迫检查交代；1970年8月，大学生分配工作，去到江西。1971年，被人带回武汉，隔离审查，然后在全省游斗，被关押至1983年。
追踪杨道远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轨迹，可以总结出造反派文革活动的一般情况：运动初期（大致到1966年8月）和运动后期（大致从1968年秋季开始）挨整，真正算得上从事造反活动的时间基本上是两年。在这两年中，他们干的事大体是这么几项：第一，反抗和批判各级党委（学校党委、市委、省委以及工作组）的压制；第二，与保守派斗争；第三，与造反派中其他组织斗争；第四，受到军队的压制并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抗争。这种种斗争，其动力和指导思想，都是“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的斗争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毛泽东的党中央的表态支持。
杨小凯（即文革中著名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杨曦光）认为造反派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２０〕从杨道远的造反活动轨迹看，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诚然，文革中造反派冲击了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官僚，但他们并没有想要去改变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相反，他们冲击党官僚，理由就是毛泽东不满意这些人，他们做的事情不利于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
文化革命中也有极少数先知先觉者对现存制度发出质疑和批评，比如广东写出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李一哲，但他们的思想远远超出了造反派的范围，他们被官方打成反革命，而造反派则急于附和、追随官方，声讨那些“反革命”。这样的人往往也有一个造反派的身份，这使得所有的造反派组织以加倍的热情批判他们，唯恐与他们划不清界线。杨道远在本书中就提到一个武汉的大学生鲁礼安，用杨的话说觉得他有很多话很出格，杨一直注意叫自己人与他保持距离，不要有任何组织关系。〔２１〕唯一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的观点易于在一些造反派中间，而不是在保守派那里引起共鸣和传播。
◇ 造反派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
从《奉献》一书可以看出，杨道远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至今都是拥护和怀念的，他的最大遗憾是文革没有成功。对于文革，他完全重复当年的一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第三个里程碑”，曾经投身于中共革命的党政官员“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等等。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思想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对杨道远没有产生影响，或者这么说更正确：一切巨大变化都没有促使他重新思考，一切变化只是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正确，证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明预见。
杨道远代表了一个极端，也有人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蒯大富是文革中大学生造反派的另一种代表，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有肯定和赞扬，也有批评，有感情上的留恋，也有理性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反对腐败和特权，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非常英明的，但他建立清正廉明社会制度的理想却有赖于他个人的集权领导，这是一个悖论；他主张造反有理，似乎是以真理为标准，但他不允许对他本人造反，这是矛盾的；他支持群众起来攻击领导，但没有严格的法治，势必出现暴民政治。〔２２〕
四川的造反派学生头领蔡文斌其文革经历和地位与杨道远相当（也曾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可能是与杨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他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毫不留恋文革的“大民主”之类的东西，肯定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把争取宪政民主作为自己余生的奋斗目标。
应该指出，对于造反派中的多数而言，发生了一个从狂热地拥护毛泽东、拥护文革，经过怀疑、反思到程度不同地反感和反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不是发生在文革结束官方否定文革之后，而是发生在文革之中，最初的怀疑（以种种“想不通”的形式出现）可以追溯到早至1966年，高潮是1972年的林彪事件发生之后，而形成强大的潮流并在社会上得到明确表达，是在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中。
这时，各阶层的不同利益要求已经不约而同地交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与毛及其极端派渐渐远离，而与刘、周、邓政治倾向日益亲近的大趋向。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现实取向会随着具体处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造反派中的大多数人眼见1969年革委会建立后的社会状况甚至不如自己所反对的“文革”前，早已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去信任，转而倾向于邓小平恢复秩序和发展生产的路线。这和法国大革命后期广大民众因对动乱和杀戮产生厌恶而不惜欢迎拿破仑以武力和帝制恢复秩序的心理几乎一样。毛自然想不到，自己再次寄以厚望的造反派，绝大多数已经成为首都和全国各地“悼周拥邓批毛”浩浩人潮中的排头浪，正高呼着“打倒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口号，将矛头转向自己。
看不到人心转变大势的，不只是毛泽东为首的极端派，还有原造反派中的少数人。〔２３〕
杨道远属于少数没有看到人心转变大势的人，对他而言也许情有可原。从１９６０（？）年代末起，他一直生活在受审查、受批斗，被隔离、被关押的状态，感受到的只是武汉党政军官员的报复打击。在商品大潮中他一度尝试下海但遭到失败，不像蒯大富、蔡文斌和其他一些前造反派头目，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利用自己的能力和人脉关系，或者发了财，或者至少能维持体面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的整治不能逃脱时毕竟还从市场经济那里找到了一条生路。
杨道远和其他原造反派积极分子坚持自己的文革信念，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是否定文革的高峰期，那时，否定和批判文革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正确”思潮，为文革说话的人销声匿迹。遇罗克的遭遇，张志新的惨剧都见诸官方报刊，对文革的揭露和声讨，大量平反冤假错案，为右派改正、地主富农摘帽，恢复高考招生等一系列措施，让人感到中国正进入一个万象更新的时期。前造反派中爱读书、好思考的人对于民主、自由、法治、权力制衡、竞选等理念从以前的批判转为欣赏和争取，正如西方文革研究者约瑟夫所指出的：“政治变革的一些最紧急和有说服力的要求出自以前的红卫兵，特别是出自那些有幸完成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现在在运动的前线为中国民主事业作先锋，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２４〕
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贪腐的严重和不公正的加剧，信心和希望被抱怨和谴责取代，对于前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文革中节日般的扬眉吐气与被下岗的黯淡现实相对照，对文革怀念和呼唤的情绪慢慢地滋长。才十几年不到，“文化大革命”一词的含义已经从负面转变为正面。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虽然被林彪和几个笔杆子吹捧上了天，但实际上支离破碎，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对于文革的对象这个重大问题，毛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人们通过正确的政治原则进行逻辑代换得到的说法是：要在没有私有制的中国发现资产阶级太困难，原来他们潜伏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里面。这哪里是文革理论，完全是一派热昏的胡话。但是从1990年代起，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育，文革中原来荒谬的等式“当权派＝走资派”不再显得荒谬，对于一些不满现实而又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毛的胡言乱语根本就是先见之明！杨道远死抱着文革理念不放，因为他对照目前中国的现实，认定自己守奉的是传世真经。
杨道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对于前造反派、造反派骨干和造反派首领，杨道远很有代表性。他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悲剧，他们的个人命运、个人生活也因为积极投入文革而非常不幸。但是，不论是对于国家和社会，还是对于个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悲剧的根源。包括杨道远在内的湖北造反派，大致是从1969年年中开始倒霉的，这时距毛泽东逝世还有７年多，他们只敢把反攻倒算和迫害的账算到湖北党政军官员头上，而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当地官员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有中央文件和中央精神为依据吗？他们认为听任当地官员报复造反派是毛泽东不得已对复旧派官员的妥协，那么可以问：这难道不是发生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吗？当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白色恐怖”何其猖狂，毛主席不是能力挽狂澜，带领造反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吗？他们逃避这个尖锐的问题：整造反派，到底有没有毛泽东的份？
当然，承认被利用和被抛弃，是困难的。否定文革，否定毛，也就是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在文革中达到的人生高峰体验。
只有找到悲剧之源，才能防止悲剧再次发生。敢不敢否定毛，这是能否找到悲剧根源的关键，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
注释：
１，杨道远：《奉献》，页４１８，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２，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页２６、１０９，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６年。
３，杨小凯：“六四省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国之春》，１９９０年８月号，页４２。
４，徐友渔：“关于‘两个文革’说”，《中国研究》，东京，１９９６年，８月号，页１４—１５。
５，《奉献》，页３５、６４。
６，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I》，页３７７、３７８，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７，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载于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页１９３，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８，《奉献》，页３４。
９，《奉献》，页５１。
１０，《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I》，页２７８。
１１，《奉献》，页４０、４１。
１２，见徐海亮：“社会视野下的初期武汉文革”，载于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周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下），页２６２，明镜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１３，《奉献》，页３４－３５。
１４，《奉献》，页５２、５３。
１５，《奉献》，页５３。
１６，《奉献》，页５８。
１７，《奉献》，页２０。
１８，《奉献》，页２２。
１９，《奉献》，页２３。
２０，杨小凯：“六四省悟：为文革造反派翻案”，《中国之春》，１９９０年８月号，页４３页。
２１，《奉献》，页２９２－２９３。
２２，蒯大富：“潮起潮落”，载于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 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页３８６—３８７，香港，中国书局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
２３，《“文革”造反派真相》，页２１９。
２４，William A．Joseph，“Foreword” to Gao Yuan’s Born Red：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７，Pxxix．
□ 来源：《中华学人文革论文集（四）》，启之主编，美国华忆出版社，201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