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美财经，2023-07-15）
经济学人报道说，现在美国两党的经济哲学不仅在变化，而且正在趋同。
通常情况下，只需听到美国参议员说的前六七个字，就能正确推测出他的党派。
让我们来来试试看。这是从一位美国著名参议员最近的书中摘录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盛行。在我们的精英眼中，传播和支持自由贸易应优先于所有其他关切，个人的、政治的和地缘政治的。近年来，这导致了一种‘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
给大伙一个提示。书中针对新自由主义弊病提出的三个解决方案是， “让华尔街回归原位”，“让 关键产业回归美国“，以及复活“重建美国劳动力的义务”。
如果你猜是民主党人，听上去很合理，也许是桑德斯（其实他自认为是独立派，但是一般认为他是民主党内的左派）在他最近的作品《对资本主义感到愤怒很正确》中写的？
大错特错。
事实上，作者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曾经的总统竞选人马可·卢比奥，他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颓废十年》（Decades
of Decadence），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
特朗普上台标志着民粹主义时代的到来，这对美国左翼和右翼的经济政策来说都是很大的冲击，曾经的异端迅速成为正统。
人们很容易被新左派和新右派这两伙人截然相反的观点和彼此的恶毒嘲讽所吸引，现在美国的党派人士喜欢放大分歧，当然也因为在警察的作用，或者小学生是否应该接受关于性别教育等问题上相差十万八千里。
但是文化战争所忽视的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各方的意见相当一致，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文化战争可能通过加速共和党与大企业之间的决裂，而让双方更趋同。
新右翼和新左翼对美国病症的诊断惊人地相似。双方都认为，旧秩序崇尚专业技术、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通常被当作贬义词）对美国来说是一笔糟糕的交易：公司太不道德；精英太无能；全球化代价太高；不平等太不受约束；无形之手（注，指市场）太容易出错。
双方都认为，这些问题必须由（自己的）政府来纠正，通过关税和产业政策来促进优势产业的发展。同时还应加大再分配力度，让企业出血，让工人受益。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负责落实所谓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他在4月份声称拜登政府的国内经济政策，代表着“新的华盛顿共识”，虽然有点冠冕堂皇，但并没有说错。
对于赞同这一方向的专家来说，当然这是好消息。米特·罗姆尼的前政策顾问、现任美国指南针智库（American
Compass）执行董事的奥伦·卡斯说：“这是健康政治的标志，因为政治光谱的两边，都有人睁大眼睛说，‘真的坏事了’。”
今年6月，他的组织出版了一本名为《重建美国资本主义:
保守派政策制定者手册》，内容就像一个共和党传统观念的屠宰场。书中对贸易赤字激动不已，却对联邦预算赤字几乎只字不提。就像民主党人建议的那样，给孩子们的津贴应该更加慷慨，当然前提是父母必须工作；应抵制金融工程，禁止股票回购；应该鼓励有组织的劳工，而不是将其视为障碍。
卡斯在书的开头写道：“保守主义经济学不同于曾一度取代它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后者先自信地断言市场的目的，然后考虑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塑造市场所必需的公共政策。”
大多数试图制定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年轻共和党参议员，如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俄亥俄州的万斯和印第安纳州的托德·杨，都在庆祝该书发布的活动上，接受了长时间采访。卢比奥也出席了活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对腐朽的技术官僚和新自由主义精英发起了控诉，也提到了卡斯和他的著作。
资本主义存在固有矛盾，需要政府干预，这种观点一般和左派联系在一起。但研究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学者托马斯·皮凯蒂也乐观地认为，意识形态正在发生更广泛的转变。他认为，“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兴奋开始结束，大流行病加速了这种转变。”
皮凯蒂说，拜登先生在产业政策方面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他坦率地承认，与中间派拜登相比，他更倾向于伊丽莎白·沃伦和桑德斯等更激进的民主党候选人。他说，总统“并没有真正质疑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高度不平等”。
拜登政府可能会注意到这一批评。
白宫中不乏皮凯蒂的粉丝，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希瑟·布希，还帮助编辑了一整卷题为“皮凯蒂之后”的经济论文。即使大流行病后劳动力市场紧张，最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增加，但高收入工人的收入继续增加，导致一些衡量不平等的指标要么上升，要么仍停留在顽固的高水平。
皮凯蒂曾呼吁恢复二战后三十年间实行的高边际收入税率，以及新的陡峭累进财富税，以实现福利国家。
到这里，新右派和新左派之间开始有了区别。拜登接受了一个观点，即财富向最富裕的少数人聚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坚持认为他不会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人增税（98%的美国人低于这一门槛）；卡斯等人不怎么担心收入最高的2%的人过得太好。
不过，由于拜登并未能真正提高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因此这一差别并无实际意义。
所有这些都让皮凯蒂担心，美国可能会在极高的不平等水平上出现“新自由主义的稳定”，或者继续与特朗普的“新民族主义”纠缠不清。
他还担心，拜登政府所倡导的一些左翼产业政策（很多共和党人都会效仿）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倒退。他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些产业政策，看起来很像补贴和新一轮的税收竞争，看谁更没有底线。”
除了对超级富豪的态度不同，新左右两派在经济问题上的其他分歧，则很难察觉。左派通常将社会政策视为发生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事情；右派则坚持家庭仍是中介；双方都认为与中国的竞争是制定产业政策的理由；但新右派认为气候变化的威胁并不急迫。
在用于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的信托基金在未来十年内耗尽之前，双方都没有改革福利计划的意愿。
新左右两派都同意赋予工人权力，但在手段上存在分歧。卡斯说民主党目前完全致力于加强现有工会，而他更倾向于另一种组织劳工的方式，如部门谈判，或德国式的共同决策制度，即为工人保留一定数量的公司董事会席位（皮凯蒂也称赞了这一安排）。
既然有如此多的共识，为什么国会没有制定更多反映新共识的法律呢？
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当代美国政治主要标志的文化问题，两边相互猜忌，以至于任何新的共识，包括经济问题都很难落实。
因此，对美国经济的全面改造可能不会很快到来。但事实已经证明，两边的这些共同想法绝非一时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