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oss Douthat，2021年5月31日）
“长远赌局”(Long
Bets)网站是一个预言家通过真实赌注（或者至少是收益捐赠慈善机构）来测试其能力的网站，以担忧世界末日著称的英国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Rees)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以高度乐观闻名的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上面有一个公开的赌局。里斯要想获胜，必须证明以下预测是正确的：“在不迟于2020年12月31日开始的六个月内，生物恐怖或生物错误将在一次事件中导致100万人伤亡。”
他们押注的时效是2017至2020年；你会注意到它的时间框架已经过期。然而，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西方媒体最终决定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冠病毒是意外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逃逸，还是从蝙蝠或穿山甲身上传到人类零号病人身上？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所谓的“实验室泄漏假说”到底有多重要，以及到底被下了多大赌注，这里有一个答案：里斯与平克就人类的自我毁灭能力打了400美元的赌。
在我们回到这个赌注代表什么之前，还有其他答案。上周，随着拜登政府加大了对新冠病毒来源的调查力度，在媒体上，对实验室泄漏理论最尖锐的评论来自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和乔纳森·查特(Jonathan
Chait)等总跟大众唱反调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试图解释，为什么一种间接证据总是成立的理论——疫情暴发地在发现类似病毒的蝙蝠栖息地的1000多英里之外，但与研究冠状病毒的重要实验室近在咫尺——一直以来都被主流新闻媒体和Facebook内容警告提供者视为纯粹的阴谋。
查特和伊格莱西亚斯的观点是，这是媒体群体思维的一个案例研究，特别是被假定中立的机构是怎样越来越多地报道有争议的问题，正如查特所说，“完全基于他们认为政治行为者会如何使用这个答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实验室泄密理论很早就与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共和党中国问题鹰派人士联系在一起，被保守派出版物重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吉姆·杰拉吉[Jim
Geraghty]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公正的声音），并最终被特朗普政府所采纳，因此在报道这个故事的记者和对其发表意见的Twitter专家中，存在自我强化的压力，把这种可能性归结为极右翼阴谋论，然后就不去管它了。
从2020-21年的谋杀案激增到最近反犹太主义暴力的上升，类似的压力是如何在其他领域表现出来，我把这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记者们可能希望避免对现实的保守派解释做出让步。
但是让我在媒体评论之外提供一个更狭义的补充。在特朗普时代，主流新闻的一个关键变化是冲动地告诉读者应该怎么想，以免留下任何模棱两可的东西，令右翼的煽动趁虚而入。仅仅报道“共和党政治人士X说了听起来像阴谋论的事情Y”是不够的，你还必须以一种曾经被认为是社论的方式，将阴谋论中的事情具体描述为虚假的、或者被揭穿的错误信息，以便在易受影响的读者们脑海里不留下任何疑问。
我很怀疑这种做法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有没有哪个被阴谋论吸引的人，看到主流媒体对阴谋伦的描述之后就不再相信它了？）但即使有时达到了目的，它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人们不带任何含糊和阴影地去描述越来越多的事情，并对越来越多的右翼主张进行预判。只有当你认为“汤姆·科顿说的话也会有道理”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时，这种预判对一个寻求真理的职业来说才会是一个好的规则。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查特和伊格莱西亚斯都认为，这种媒体批评是我们从新冠病毒起源争论中可以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个假设是否会被证明，”查特在谈到实验室泄漏理论时写道，“我并不关心，”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政策问题取决于答案”。
这似乎是错误的。是的，如果我们永远无法弄清新冠病毒起源的真相，媒体群体思维的危险绝对是我们能汲取的唯一教训。但如果我们能够找出真相，事实证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真是这场百年一遇大流行的中心，这一发现本身将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科学事件。
首先，就美国与北京在宣传和软实力方面的冲突而言，在一个世界里，中国政权可以说，我们对新冠病毒没有责任，但我们粉碎了病毒，而西方没有，因为我们很强大，他们在衰落；而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这件事相当于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只不过他们的无能和掩盖不仅使他们自己的一个城市生病，也令整个世界生病。这两个世界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后一种情况还会引发一场辩论，即美国应该如何努力执行国际科学研究保障措施，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在一个无法合理执行这些保障措施的世界中运作。也许这争论最终会倾向于远离对华鹰派，正如戴维·弗罗姆(David
Frum)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所说，实验室泄漏的教训是，我们实际上需要“将中国更多地纳入国际秩序，制定更多跨境健康和安全标准，有更多的美国科学家在中国实验室工作，同时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实验室工作”。又或者，你可能会尝试进行科学和学术封锁，停止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流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那种资金，试图通过更强硬的边境政策、更严格的旅行限制和去全球化来管理风险。
无论如何，这场辩论也会影响国内的科学政策，开启自从切尔诺贝利和三里岛事件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关于科学傲慢和尖端研究风险的辩论。如果新冠病毒有可能在所谓的功能获得研究中被设计成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本报前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等人提出了这种可能性，那么就更是如此。但是，即使不是这样，仅仅是这项研究的存在，以前只是科学界内部晦涩难懂的争论话题，也会成为受到公众强烈关注和审视的问题。
这种审视可能不会导致明智的决定，就像对核能的恐慌有可能导致能源政策和环境保护主义误入歧途一样。回到文章开始的赌局上，对科学的监管必须位于马丁·里斯和史蒂芬·平克之间，要在对人类失误的健康悲观主义和对人类智慧成就的健康雄心之间保持平衡。如果大流行是由一个鲁莽的错误引发的，那么任何清算都很容易产生偏差，对安全的追求将会使我们更深地陷入技术停滞。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一个实验室和几个科学家要为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人类灾难之一负责，那就不可能指望清算这件事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