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Bret Stephens，2021年6月2日）
如果新冠疫情最终被证实是由中国武汉一家实验室的泄漏引起的，这将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科学丑闻之一：危险的研究，可能涉及道德上存疑的技术使病毒更加危险，在保障不足的设施中进行，被一个更关心宣传而不是人命的政权残暴地掩盖，给整个世界造成了灾难。
但是这个尚未证实的可能丑闻掩盖了一个依然有待消化的真正丑闻。
我指的是太多媒体守门人（既有社交网络也有主流媒体）长期拒绝认真对待实验室泄漏理论。其原因——严重的党派之争和轻信的报道——以及它所施用的方法——审查和中伤——提醒我们，有时科学最具破坏性的敌人可能是那些声称以科学的名义说话的人。
让我们回到去年2月，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等人开始指出一组令人不安的事实：一场大流行起源于一个中国城市，就在这个城市里，一个实验室正在对蝙蝠病毒进行尖端实验，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一些最初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并没有接触据信是疫情发源地的食品市场，这样的报告令人不安；中国政府撒谎，妨碍了自己的危机应对 ，这是事实。不管你怎么看这位阿肯色州共和党人，这些都是合理的观察结果，值得进行公正的调查。
自由主义精英圈的普遍反应是什么？《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称其为“被专家反复质疑”的“边缘理论”。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指责科顿“推动新冠病毒可能在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制造的不实说法”，煽动一场“信息流行病”。Vox的一名作者说，这是一个
"危险的阴谋论"，是 “以经常胡说八道（以及抨击中国）”而闻名的保守派提出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媒体叙事的总体形态是清晰的。一方是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专家：博学、廉洁、权威、高贵。另一方则是一群右翼粗人，他们在推动一个带有排外色彩的可笑幻想，目的是转移人们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危机不当的注意力。
然而，这种叙事当中的漏洞比特朗普的嘴巴还大。
认为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研究所逃逸的，是不是很令人震惊？如果你听了演化生物学家布雷特·温斯坦(Bret
Weinstein)对“实验室泄漏假说”耐心、清晰、极具科学性的解释，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这是他近一年前在绝对非主流的乔·罗根(Joe
Rogan)播客上发表的。
2020年2月，《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封由27名科学家签名的信，强烈坚持新冠病毒的“自然来源”，科学记者接受它的权威性是否明智？如果那些记者们探究了这封信的主要作者与武汉实验室之间的关系，就不会这样了。这种关系是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上发表的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中指出的，这一事实几个月来已经为公众所知。
Facebook今年2月在其平台上禁止了实验室泄漏理论，而一直充当中国政权宣传喉舌的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应该成为Facebook上关于新冠病毒“虚假信息”的权威？如果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的目标是让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在模仿中国政府的非自由主义方法的同时为其虚假信息洗白，那就不应该是这样。
值得赞扬的是，Facebook上周改变了立场。新闻机构正在悄悄地纠正（或偷偷编辑）去年的轻视性报道，有时会使用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在2019年秋季感染类似新冠病毒病的新信息作为遮羞布。公共卫生界正在重新审视它的新冠病毒起源故事。
但即使是现在，人们也能清楚地感觉到，有一群独立的头脑在努力工作。如果“实验室泄漏”理论最终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关注，那主要是因为拜登授权进行调查，而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承认对自然起源的说法存在怀疑。换句话说，正确的总统和正确的公共卫生专家为一定的调查路线提供了支持。
然而，实验室泄漏理论无论是否被证明为正确，却从来是可信的。即使汤姆·科顿相信它。即使科学“共识”怀疑它。即使那些很少需要借口的偏执狂们也会从中得出偏执的结论。
好的新闻报道就像好的科学一样，应该遵循证据，而不是故事。它应该像重视卓越的权威一样重视聪明的牛虻。它绝不应该把诚实的分歧视为道德异端。
如果有人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公共卫生官员和科学记者的声明如此敌视，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得出适当的结论。在向公众宣讲错误信息的危害时，最好不要自己去兜售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