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传媒：2021年2月12日）
（编者按：感谢《纽约书评》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及作者林培瑞先生授权本网站刊出该杂志 2011年2月11日版林培瑞的文章Seeing the CCP Clearly。林培瑞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跨学科的校长特聘讲座教授。他最近的著作包括《剖析中国：节奏，隐喻，政治》，以及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回忆录的译本《中国最想要的人：从科学家到国家敌人的旅程》）
在去年八月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奥巴马政府在2012年从中国接来美国的政治异议人士、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发表演讲中说：“我知道，对抗暴政并不容易。当年我大声疾呼，反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其他不义事件，结果遭到迫害、殴打，被送进监狱，也被软禁……中共是人类的敌人。它恐吓自己的公民，并威胁世界的福祉……。美国必须利用其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观，来联盟其他民主国家，以制止中共的侵略。川普总统领导了这个工作，我们需要其他国家跟他并肩，为我们的未来而战。”
几个小时后，陈光诚在美国的老朋友，也是人权律师的滕彪，发了推文：“我完全反对他的所作所为。”滕彪也曾饱受中共的迫害、殴打和监禁，他不会不同意陈光诚关于中共的说法，他反对的是陈对川普的推崇。滕彪在推特上说：“对于中国维权者来说，支持川普在逻辑上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这两个朋友之间的裂隙，只是中国异议人士群体中“挺川”和“反川”之间发生严重分歧中的一个小例子。裂痕在中国境内外均清晰可见，并可能在拜登时代以其他形式持续存在。分歧的原因与基本价值判断无关。双方都不同意将维吾尔人关进新疆的集中营、毁坏香港的民主制度、在中国遍地安装数亿个监视摄像机、也反对中共专政下的许多其他现象。在对川普和习近平的政治直觉判断上，双方都看不出有什麽大的区别。习近平控制著中国的新闻界，而川普若做得到，也会如此。这两人都把他们的批评者称为“人民公敌”；他们都想把对手关起来（习近平做到了）；两人都设想取消对自己任期的限制（习近平成功了）；两者都要求下属忠诚；他们俩身边都围一帮应声虫（yes-men）。中国互联网上有个笑话说，川普是以微弱多数票当选的，而习近平在中国可不是这样上位的。所以两人之间最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不是被选出来的中国的代表。
在中国，批评川普的人包括著名的法律学者贺卫方和张千帆，他们很明智地看出川普的许多行为本质上是反民主的，这损害了美国的民主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前景。但是，在中国国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川普的支持者比他的批评者多，了解个中原因很重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属于极右翼，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更接近美国政治领域中传统的自由主义者。
他们之所以“挺川”，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政府数十年来对中共的看法一直很幼稚，而川普是美国首位反对这种看法的总统。川普为了报复他认为的不公平贸易，在2018年中期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徵关税，看起来这是直率的出于“美国优先”衝动，而不是异议人士更喜欢的削弱中共国内实力的做法。儘管如此，他还显示一点反抗精神，这与老布什总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维持关係”，老布什宽容了中共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屠杀；克林顿总统将贸易与人权脱钩；小布什将中国引进世界贸易组织；奥巴马推出对华政策，以确保人权问题不会“干扰”贸易、气候变化或安全；美国政府还有其他放任中共的种种事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与中国政府对抗，似乎是异议人士期待已久的转折，足以抵消川普性格的瑕疵和其他政策的弊端。
10月下旬，现居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余杰发表一个97人的名单，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中共批评者，他把他们按照公开反对和支持川普来排列。 我自己在做一些小调查来补充余杰的清单时，我很惊讶地发现，竟有这样多中国自由思想者挺川。除了陈光诚和余杰本人外，他们还包括一些杰出人物。蔡霞是北京中央党校研究中共思想的退休教授，由于对习近平的批评，她离开了中共高层，现在流亡美国。她告诉一个在线聊天小组，她发现普通美国人天真诚实，“这当然是好事。但这也有负面影响，即美国人的头脑相对简单，普遍对中共的邪恶认识不足。”1989年天安门游行示威的杰出学生领袖王丹指出，持不同政见的出版大亨黎智英和香港其他中共反抗者最近下狱，可能对拜登政府构成考验：拜登政府如果不作出反应，会释放一个返回川普之前绥靖政策的信号。
经济学家何清涟和作家廖亦武也是川普的支持者。出色的《痛苦的西藏》一书的作者李江琳也是如此；《零八宪章》运动的主要人物刘军宁；北京最受欢迎的书店“万圣书园”的经理刘苏里；在美国流亡数十年的杰出批评家胡平和苏晓康也是这样。还有来自湖南的诗人师涛，他在2004年向纽约的朋友们转发了一项政府命令，不让公众提及天安门屠杀15週年。他被指控“洩露国家机密”，并被雅虎向中共透露其身份后被判坐牢八年半。
简而言之，把支持川普的中国异议份子归咎到教育程度低或信息不足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们并非如此，他们对西方民主国家不愿跟独裁对抗，其实有比川普总统更深远的认知。
15年前，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写了一系列文章，他称之为“二十世纪自由国家的四大错误”。2017年以“囚犯”身份去世的刘晓波提出的问题是：1930年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斯大林迷惑？为什麽英国和法国如此轻易地与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什麽美国和英国向苏联屈服从呢？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欧洲的前卫知识分子为何中招“毛泽东热”，这种“热”为何持续这麽长时间？
让刘晓波格外不齿的是西方知识分子声称要通过毛泽东为平民----被压迫的弱者----“群众”发声。实际上，他们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与压迫者站在一旁。 1989年，苏联帝国瓦解时，西方人发出了“冷战结束”的叹息。真的结束了吗？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呢？为什麽西方看不到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
美国的政策不仅忽视了中国的独裁统治，它还帮助了中共权力的增长。在天安门屠杀的几天之内，国际儘管对北京实施了制裁，老布什总统还是秘密派遣使节向中共领导人保证，他想维持与中共的良好关係。当国会从1990年代初开始要求北京在年度人权方面改善，以换取“最惠国”贸易条件时，克林顿总统在华尔街压力下，于1994年突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美国资本和（一部分是偷来的）技术开始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和出口。
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了世界银行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其经济进一步飞跃。 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发表的讲话广为流传，他说中共可能成为世界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伙伴”。对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来说，这次演讲更多地显示了美国的天真，而不是对中共有所期望。
不幸的是，佐利克在西方人中并不罕见。在大西洋两岸的首都中，人们越来越相信“他们会变得像我们一样”。在2008年壮观的北京奥运会上，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与中共“交往”政策的谘询公司基辛格商会（Kissinger Associates）的成员约书亚•拉莫（Joshua Ramo）预测中国是“一个能将火箭点燃的火柴国家”。他没有提到成千上万平民百姓被迫离开家园，以确保伟大的奥运会尽善尽美，让中共赢得巨大礼赞。在中国异议者中总体形象良好的奥巴马在2015年公开表示，中共的脱贫计划是“人类史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他不承认1959至1962年大跃进导致的农业灾难，上亿人堕入极度贫困 （至少有三千万人死亡）之中。中共政策直接造成的贫困，后来必须逐步消除。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由政府和学术界的少数专家处理中美关係问题，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府的做法惊人地相似。他们的第一个原则是，美中“关係”必须维持，关係的“另一头”仅限于其正式的对话者，也就是有权力的中共代表。这些专家发表演讲，其中“中国”或“中国观点”之类的词，专门指政权高层中的极少数人。美国专家确实对那些精英做了研究，但对汉语、文化和社会的理解并不深。北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美国人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即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共权力的利益），否则这种关係将受到威胁。而且只有美国，而不是中共才有可能危及它。
中国异议人士青睐川普的原因之一，是川普看不起这些中国政策精英。川普在国务院启用余茂春、白宫用了博明（Matthew Pottinger）等为中国政策顾问， 似乎美国政府终于开始了解中共了。 博明来自波士顿，1990年代中期学中文，成绩优异。1998至2005年他成为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的驻中国特派记者，很快了解中共是怎么回事。 2005年，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五年，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 2017年，他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他既参与制定中国政策，又能完成工作而不致被（川普）解僱，由此可见他有多麽的聪明。 （作为对国会大厦受到袭击的回应，他于1月7日辞职）。
23岁的余茂春于1985年离开中国，在斯沃思莫尔（Swarthmore）大学念书，后来 在伯克莱获博士学位。1989大屠杀之后，他编印简报《中国论坛》，这是我所见过的，对中共统治最为尖锐揭露的出版物。他是海军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在校请假到美国国务院任职。
余茂春在2020年11月16日接受美国之音的採访中，指出川普的国务院启动的三项对华政策的新方向。其一，必须停止把“中共” 与“中国”作为同义词，关键不是要在语言层面上挑动中共的反感，而是为了使美国人摆脱把中国和中共视为一回事的坏习惯。只有清楚这种区分，才能开始理解中共对中国的破坏。其二，要改变“交往”（engagement）的概念，这是美国的“中国通们”长期倡导的战略名称。根据“交往”理论，将中共纳入商业、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会促使中共遵循国际规范，但结果是趋势却朝相反的方向流逝。中共入侵了西方媒体、工业、金融、研究、教育、个人数据收集和其他领域，我们必须抵制这种“交往”。其三，与中共的协议必须以“结果为导向”。多年来，中共一直採用谈判的策略，对紧迫问题如朝鲜无核化，或伊朗制裁等进行拖延，说这一类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更多的协商和更多的时间，直到美国耐不住了，最终接受不了了之的结果。余茂春说，国务院不会再这样做了。
中国的民主人士十分困惑，不明白为什麽美国决策者这麽多年来一直被中共耍弄。对于企业界来说，原因并不难理解。庞大的、廉价的、受箝制的劳动力自然吸引了美国製造商，还有中国的潜在的巨大市场的诱惑。如果得罪中共，这些好处可能会消失。但是将政治理想这麽轻易就撇开，这很令民运人士感到困惑。西方人怎麽看不见，中共更像黑手党，这跟他们的政府实在并不相似啊。西方自由主义者为什麽要对暴政那么尊重呢？“社会主义”和“人民”这种漂亮的标籤是否愚弄了他们？
大约十年前，“白左”这个词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这高度的贬义词的意思是“无意间背叛了西方文明的白人左派”。 1950年代访问中国的萨特（Jean-Paul Sartre）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萨特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并书写他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所感知的“美”，虽然那时千百万中国人正在遭受荼毒。到现在，“白左”思想能否说明西方人为何仍然看不透中共？为什麽当美国人振振有词地谴责自己国家侵犯了人权，而在自称“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滥权时，却採用不同的标准呢？
中国人对“白左”的批评并非一贯严厉。来自台湾的美籍华人蒋慧娜（Louisa Chiang）与大陆异议人士紧密合作了数十年，她给我来信说：“许多‘白左思维’都是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同样有权获得其他人所能获得的善意理解和宽容。但这是在提醒他们，如果他们真正听取第三世界的声音，他们的努力甚至可以更有效，并且可以获得更深入的认知。敞开心扉，认真倾听。”蒋女士看不惯西方自由主义者看不起中国受害者，认为他们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
在纽约大学法学小组和德克萨斯州基督教团体“中国援助”的帮助下，陈光诚于2012年来到美国。以往的经历证明，他拥有独立做政治决定的超强能力，然而，两个接待团体中的人都希望他接受他们的指导，学习如何在美国政治上表现得体。后来，当陈光诚成为川普的支持者时，一些观察家更加觉得他非常需要接受政治指导， 认为中国人在一个压抑的社会中长大，毕竟那裡的权利意识薄弱，所以，像川普这样的骗子那么容易让他们上当受骗是可以理解的。但若以这种方式看问题，实际上，美国人认为中共领导人具有更高的判断力，而对中共批评者的判断力反而差多了。异议人士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做选择，需要得到谘询，但是胡锦涛和习近平在有机会以“负责任的利益伙伴”之身份加入世界时，美国人能相信他们自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直到事实证明美国人才错了）。
在某种程度上，异议人士能够接受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批评。与专制思想的毒素作斗争常常是他们自己经历的一部分。刘晓波在2003年写道：“我可能需要一辈子才能摆脱毒素。”但是，在经历了磨难之后，这种人要比那些自以为是、悠哉的旁观者具有更深刻的认知。他们不需要怜悯。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像刘宾雁、方励之、胡平和苏晓康这样的资深异议人士，本来完全可以帮助华盛顿去了解中共，但在美国住了几十年，却从未有人去徵询他们的意见。
许多人告诉我，他们觉得很难理解，为何西方几乎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国家一直在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何西方跟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这些独裁者对立，所汲取的教训就不能应用于中国？中共正在向外扩展权力，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吗？西方准备好了吗？还是西方自己已经朝著专制方向发展了？中国境内的一个朋友开玩笑却同时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问我，在推特上班的审查员是否是中国移民？她打趣地说：“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当美国某人说出某些‘政治不正确’的话时，不仅会被自动打回来，而且人家开始调查他的动机。简直就是毛派作风嘛！”
言论自由一直是川普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争论问题。笑蜀是一位长期以来虽然徒劳无功，却一直为争取中国的媒体自由而奋斗的记者。当他听到美国总统称新闻界是“人民公敌”时，打了个冷颤。川普知道这个词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怎么用的吗？ 知道可是不在乎吗？曾写过一本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民主的书的王天成先生批评美国的川粉说，他们愿意为了短期内的好处而牺牲基本的民主宪政原则。
挺川的能够接受其中的某些批评，但也不要放弃基本的观点。华盛顿对华政策发生新的、也许短暂的改善总比没有改善好，反正几十年来都是如此，美国式的民主， 哪怕不完善，总比中共的制度好得多。就拿说谎这个问题来看，川普撒谎吗？肯定的。中共宣传部（后改名公关部）说谎吗？苏晓康温和地跟我说，这个问题很幼稚。他解释说，中共系统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评估语句的价值。真实和虚假并不重要。如果某种说法的“社会效应”“良好”，那麽这种说法就很有价值，如果某种说法支持中共的权力利益，那麽这种说法就是好的。 （对于天气预报或体育赛事等政治上无关紧要的事情，中共不置可否，但依要避免对党带来任何伤害。）因此，“好”的说法可能是真实的、半真实的或完全不真实的，这都无关紧要。
某种说法中包含一些真实成份，会更有效地影响人们，因而包含真理的趋势是很重要的。但是，真实永远不是首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说谎也不是。美国民主派对总统撒谎感到头疼，这与生活在中共宣传机构下的中国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宣传机构可以上溯到1940年代，而现在的专家们更是精于此道。
西方媒体的读者，无论是否意识到，反正都已经看到这类专业的例子。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新华社的英文媒体开始频繁使用“lifted from poverty”（从贫困中崛起）一词。意思就是说“中国”（意为中共）为亿万中国人所做的大事。世界各地的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路透社、半岛电视台、共同社、BBC以及许多其他媒体，都採用了这个词组，西方政治家们，不论左派或右派也都选用这个词组。世界银行的官方报告中也使用了。简而言之，这些话在取得预期的效果方面非常成功：全世界开始相信中共成就了伟大的崛起事业。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中国经济发展（更准确地说是从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是这样：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局部放开了经济管制，让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自己赚钱；数以亿计的工人拿低工资而超时间地努力工作，没有工会，没有劳保，没有新闻自由或独立司法的保护；的确，他们赚了很多钱，自己脱贫了，同时也将高居他们头顶之上的中共精英推上巅峰，让他们获得了炫目的财富。
简而言之，“提升”一词需要分析，到底谁提升了谁。在世界各地阅读到“中国人被提升”的读者通常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有了这些句子的语法，再加上“中国＝中共”（China = CCP）的公式，就不需要再提问了。这个文字工程是故意的吗？任何对此有怀疑的人都应注意，中共媒体在英语、法语、德语和其他外语出版物中使用“中国人被提升”一词，但在本国的中文媒体中不使用。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中共开始对自己的老百姓说“我们提升了你们”，会怎么样呢？人们心裡很清楚，双方都心知肚明。做出这样的断言可能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例如会有更多的示威、罢工、静坐、路障，以及公安部定性的“群众事件”。最近每年已经有数万起。
“挺川”和“反川”的公开辩论升温时，人身攻击有时候代替内容（但未必比其他地方的政治辩论多）。川粉说，批评川普者与西方自由主义者走得太近，借用了别人的许多反川论点，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斗争从属于美国的政治斗争，这是不妥当的。他们还声称，反川者摆出了一种温和的道德敲诈姿态：“你不谴责川普，你就是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厌恶妇女的人。”川粉说，这种压力使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那时人们被要求检讨自己的灵魂和思想，直到他们公开表达“正确”的观点为止。
川普下台，拜登组建了外交政策小组，他能对中共有多少实际的把握？如果拜登能召回余茂春或博明在他的政府中任职，那就不仅是两党合作的标志，也是避免幼稚的门户之见的高明之举。可惜，我看这是不太可能的。关键不仅在于美国的对华政策问题，更重要的是拜登的班子能否正确地掌握中共的性质。
（廖天琪译自英文，感谢原作者校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