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
【译/观察者网 杨晗轶】
冷战的胜利使美国决策者冲昏了头脑，他们宣称地缘政治的一个基本概念已经过时。2008年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描述了一个“不以势力范围定义强国”的新世界。2010年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美国不承认势力范围。”2013年，前国务卿约翰•克里正式宣告“门罗主义时代已经落幕”，为美国将西半球划归自身势力范围的将近两百年画上了句号。
这种说法有它正确的地方，因为地缘政治的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至于变化究竟在哪里，它却弄错了。美国决策者们不再承认势力范围——也就是大国要求得到所在地区其他国家尊重或主导控制该地区的能力——不是因为这一概念已经过时。
相反，整个世界实质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原本的多个势力范围被单一的势力范围取代，但强者照样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弱者；世界其他国家被迫基本遵守美国制定的规则，否则它们将付出从严酷的制裁到明目张胆的政权更迭等各种沉重代价。势力范围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在美国霸权的压倒性事实面前塌陷并合而为一了。
然而今天美国霸权正在消退，华盛顿方面在其所谓的“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面前警醒起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多地利用实力来主张它们与美国相冲突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是美国决策者和分析人士仍然没有切实理解这个新时代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展望未来，美国的角色不仅会发生变化，而且其重要性会大大降低。尽管美国领导人还将继续宣示宏伟的雄心，但随着美国能使用的手段变少，最终取得的成效也会减弱。
单极世界已经结束，美国必须放弃幻想，不要以为其他国家还会屈就于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简单地接受自己被分配到的地位。美国将需要接受一个现实，即当今世界上存在多个势力范围，并非所有势力范围都属于美国。
世界的本来面目
在为地缘政治宣布新规则之前，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务卿们本应当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当时美国决策者同样很抵触一个仍以势力范围作为地缘政治核心特征的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构成了美国政府两名苏联问题专家争辩的核心。
1945年2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见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陪同在罗斯福身边的是俄语翻译兼苏联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博伦。就在那天早上，博伦收到同事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发来的紧急密信。凯南在信中正确地预测，苏联会试图尽可能维持对欧洲的大范围控制。问题是美国应该拿出什么对策。凯南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体面且决定性地与它妥协——坦诚地将欧洲划分成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确保我们不进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也不让俄国人闯入我们的地盘？”
博伦大吃一惊，他回复道：“绝不可能，民主制度产生不了那样的外交政策。”后来在反思那天的情形时，他解释说：“经过长期艰苦战争的美国人民至少应该尝试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1945年至1947年之间，博伦先后与罗斯福与杜鲁门两届政府的要员合作，力争实现了“一个世界”的愿景，即让那些与美国并肩作战击败纳粹的盟国继续共同建立新的全球秩序。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改造世界的想法，简单地说，凯南是对的。1947年夏天，博伦在给时任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的备忘录中承认了这一点：“战后，在政治和经济重建方面等重大问题上，大国之间不但不团结，而且高度分化，一边是苏联及其卫星国，一边是世界其他国家。简而言之，世界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
即便博伦最终同意了凯南对形势的判断，他也没有在可能产生的影响面前退缩。在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他总结道：“面对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无论我们多么遗憾，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和安全，必须……在政治、经济、金融以及军事方面更加紧密地团结（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以便有效地应对联成一体的苏联势力地区。”
这种信念成为后来几十年美国战略的支柱，其基本前提是对于势力范围的接受。即承认某些地区将由苏联主导，尽管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不利的，但美国最好的办法是强化自身势力范围内部的实力和团结的同时，扶持处于苏联势力范围边缘的国家。
在随后的四个十年里，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我们称之为冷战的大国竞争。在苏联势力范围内，东欧国家对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俯首帖耳。数任美国总统都经历了危机，因为美国的信条宣称某些权利是普世性的，所以当受苏联主导的国家内部寻求行使这些权利的自由战士受到镇压时，美国得考虑派遣军队的选项。
但历任美国总统毫无例外均选择了旁观而不是干预：比如艾森豪威尔面对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约翰逊面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包括冷战后2008年小布什对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以及奥巴马对俄罗斯特种部队占领克里米亚的处理。为什么？因为每次冲突都在不断内化一个无法接受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即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声明中所说的，“绝不能打核战争，因为没有人能够从中取胜。”
这段冷战史应当提醒我们：一个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家，总是要努力在目的的依据和合理性与实力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外交政策分析人士法里德•扎卡里亚总结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嘴上喊着变革，行动却是和解。”即使在美国实力鼎盛时期，和解仍然意味着接受苏联势力范围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
结构性变化
1991年，在持续竞争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冷战结束了，苏联消失了，剩下一个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前二十年里，美国的国防支出超过了紧随其后的十个国家（其中五个是跟美国签订防务条约的盟国）国防预算的总和。这意味着，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的《
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所说，美国“在各个作业领域都享有无可争议的优势或主导优势。我们通常可以在需要时部署部队，在需要的地方组织部队，并让部队按照我们的意愿执行任务。”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欢迎新成员加入北约，按第五条给予它们安全保证，而无需考虑风险，因为北约没有真正的威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战略的本质就是堆积大量资源去压垮挑战。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在21世纪前二十年中力量平衡发生结构性变化，与美国244年历史上任何同样长时期内的变化一样具有戏剧性。以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哈维尔的说法，变化来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感到惊讶。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四分之一降至如今的七分之一，而这个比例1950年接近一半。（尽管GDP并不是全部，但它确实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权力亚结构。）而且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可供决策者选择的菜单也在缩短。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将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支撑下，中国可以投资1.3万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把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连接起来，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之下。而当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增加投资来回应中国的时候，他只拿得出1.13亿美元的新投资。
毫无疑问，中国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受益者。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GDP飞跃式增长，它1991年只有美国水平的20%，今天已经是美国的120%（这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美国中情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采取这种统计方式来比较各国经济）。尽管中国面临许多内部挑战，但有更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基本经济趋势将持续下去，而不会很快停止。中国公民人数是美国的四倍，如果中国工人的生产率达到葡萄牙工人今天的水平（即美国工人生产率的一半左右），那么中国的GDP规模将扩大到美国的两倍。
在亚洲，经济力量平衡的天平尤其明显地向中国倾斜。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是所有东亚主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包括美国的盟友。（而且，作为经济治国的积极实践者，中国毫不犹豫地对经济实力提供的杠杆加以利用，在拒绝中国要求的国家施加压力。）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也在迅速成为在先进技术领域与美国平分秋色的竞争对手。今天，全球最大的20家信息技术公司，有9家是中国公司。四年前，当时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公司谷歌对行业竞争情况进行评估，认为中国公司与欧洲公司处于不相上下的水平。现在的情况早已发生变化，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许多应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包括监控、人脸和语音识别以及金融科技。
中国的军事开支和军事能力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中国的国防预算是美国的1/25；现在已达到三分之一，而且正朝着追平的方向发展。美国的国防预算分拨给了它在全球各处的军事承诺，其中许多分布在欧洲和中东，而中国的军事预算则集中花在东亚地区。因此，在涉及台湾或南海冲突的特定军事场景中，中国可能已经占了优势。在不真的开战的情况下，考验军事能力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战争游戏进行推演。2019年，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和国防部国防计划主要制定者之一大卫•奥赫曼尼克，公开归纳了近期一系列机密战争游戏的结果。最终的结果用奥赫曼尼克的话来说就是：“当我们与俄罗斯和中国交战时，‘蓝军’（美国）被揍得屁滚尿流。”《纽约时报》总结道，“在五角大楼最近18场设定于台湾海峡与中国交手的战争游戏中，美国18场全数告负。”
俄罗斯则是另一回事。不管普京总统有什么想法，俄罗斯都永远不会再成为他父辈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GDP不足从前的一半，人口也少了一半，国土范围缩小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之前的大小。然而，俄罗斯仍然是一个核武器超级大国，其核武库规模与美国相当，其国防工业生产的武器是世界其他国家抢着买的“香饽饽”（去年印度和土耳其的军购已经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其武装力量善于作战且能够取胜——他们已经在车臣、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叙利亚屡次证明了自己。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都以为战争已经过时，它们的武装力量更多是为了维持仪式感而不是真的去打仗，这样一来杰出的军事能力可能成了俄罗斯主要的比较优势。
回归本质
那种认为势力范围已被扫入历史垃圾箱的说法有一个假设条件，即各国会简单地接受美国主导的秩序中自己被分配到的位置。如今看来，这种假设似乎过于天真了。然而，由于许多美国分析人士和决策者，仍然死死抱住旧时代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印象不肯放手，因此在美国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的映射。
在几个世纪的地缘政治竞争过程中，决策者和理论家们为了阐释国家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发展出一系列核心概念，包括势力范围、力量平衡和联盟等。这些概念必须加以调整，才能适应21世纪的具体形势，但它们仍然是可用于理解和建构国际秩序最牢靠的基础单元。
当两个国家之间的力量均势变化到一定程度，使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时，新产生的力量平衡就投下了一道阴影，它就是“势力范围”。19世纪初期这个术语才正式成为外交词汇，但这个概念其实与国际关系本身一样古老。（正如修昔底德所注意到的，公元前五世纪波斯人战败之后，斯巴达要求雅典不要在城邦周围重建城墙，维持其脆弱状态。）传统上，大国要求获得周边小国的顺从，也期望其他大国尊重这一事实。中国和俄罗斯近期以来在它们周边地区的行动只是延续了这一传统。
势力范围不一定局限于地理范畴。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局长迈克尔•海登认为，当美国引领世界创建互联网以及为其提供支持的硬件软件时，它享受了“电子监视的黄金时代”。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揭秘之前，大多数国家都不知道美国的监控能力，因此美国拥有利用技术来监听、跟踪甚至影响他国这一举世无双的能力。
但在斯诺登曝光“棱镜门”之后，美国再阻挠其他国家采购中国通信巨头华为的5G无线基础设施，便遭到了抵制。一名正在考虑如何选择的国家领导人近期表示，华盛顿方面试图说服其他国家不要从中国购买硬件，因为这将便于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希望别国购买美国的硬件，这样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便较为容易。
现实的算计
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出发，中国和俄罗斯相对实力增强不利于美国。中俄作为大国，可以利用实力对内压制抗议，在外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中国南海可能将变得更像加勒比海而不是地中海，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都要承蒙中国的恩典，就像拉丁美洲顺服于西半球霸主美国一样。随着俄罗斯周边国家学会敬畏克里姆林宫，乌克兰将不得不承认它失去了克里米亚。
这一现实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个人而言是悲剧性的，因为美国给它们提供了安全庇护伞，其主导的保障核心自由的国际秩序愿景提供了精神鼓舞。近期叙利亚发生的事件预示着未来的情形。2010年、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时，奥巴马发表著名宣言称，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对此普京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他愿意付诸行动。他向世界证明，一个被奥巴马蔑视为“地区强国”的国家可以凭军事力量违逆美国，并帮助叙利亚领导人巩固控制权。
数百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对周边国家和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论是奥巴马还是后来的特朗普，他们都不认为这是一种种高得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都不愿冒着美军伤亡的风险大规模派遣部队前往叙利亚作战。如今，普京和阿萨德可以微笑着让来客看看谁倒下了谁站立着，在这样的世界里美国人是否睡得安稳？美国的无所作为已经说明了一切。
遗憾的是，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人不得不接受这种结果。像阿萨德政权一样，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中国控制南海现在均已是既成事实，没人会以军事手段与它们发生争夺。
这种逻辑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在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前，该贸易协定本来要把占全球GDP40%的国家聚集在一起，从关税到国有企业再到劳工和环境标准都采用一套通用规则，来制衡中国的经济实力，使其成为规则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努力下，TPP现在已成为现实，只不过没有美国的参与。如果美国决策者能够设法让战略利益压倒政治考量，那么美国有可能重新加入TPP。如果美国重入TPP，加上奥巴马政府结束时正在谈判的美欧贸易协定，则该阵营GDP总和占世界近70%，另一边的中国约占20%。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军事领域，只不过更加复杂。美国需要伙伴，但必须是带来好处大于风险的伙伴。不幸的是，美国目前的盟友很少有达到这一标准的。美国应该用零基分析来审视其同盟体系：从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到拉脱维亚、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美国应该考量每个盟友和伙伴，具体看待它们为美国带来了哪些安全和福祉，造成了哪些风险和成本。同盟不是永恒的。从历史上看，当条件发生变化时，特别是当主要敌人消失或力量平衡发生急剧变化时，国家之间的其他关系也将发生变化。今天，大多数美国人都忘记了当年曾有个亚洲版的北约，即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甚至中东也有个类似组织，即中央条约组织（CENTO）。这两个曾经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组织，现在俱已作古。正如凯南所说：“比起顽固追求奢侈或无望的目标，坚决勇敢地放弃谬误立场，反倒更值得尊敬。”
要了解美国维持当前同盟关系的风险，就要考虑美国国防规划者眼下担心的两种情况。如果台湾戏剧性地宣布独立，导致中国采取武力行动，美国会不会、应不应该为了维持台湾现状而与中国交战？在欧洲方面，如果拉脱维亚政府镇压里加造船厂的俄罗斯族工人起义，导致部分国土像克里米亚那样被俄罗斯吞并，北约是否应该按照第五条所保证的那样，立即采取军事对策？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简单明了的“是”（事实上的确不是），那么美国就应该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银行系统那样，对联盟进行压力测试了。
考虑到当今世界核武器的新现实，这一举措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和俄罗斯都具备可靠的二次核打击能力，能够抵抗最初的核攻击并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美国。因此，核战争绝不是可行的选择；即使常规战争也可能升级为核战争，进而产生灾难性后果。因此，大国之间必须通过谨慎、约束和仔细算计风险来缓和竞争。美国与太多国家纠缠不清，而这些国家往往觉得手里握着张空白支票可以对美国予取予求，这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如何既使盟友安心，又避免鼓励其领导人鲁莽行事，把握这个限度非常微妙。
如果在台湾或波罗的海打常规战争的胜算开始决定性地偏向中国和俄罗斯，那么美国当前的军事承诺则是不可持续的。这些承诺与美国实际军事能力之间的差距正是过度扩张的典型案例。从零开始评估现有联盟体系以及美国与50多个条约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必须严格遵循事实依据。其结果可能导致美国抛弃一些盟友，对那些持有关乎美国安全的重要资产的盟友加倍重视，并彻底修订每项承诺条款，将缔约国义务和约束置于与美国安全保证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样做有利于美国为修订后的承诺提升可信度。冷战老兵们宣称北约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联盟，尽管这种说法没错，但特朗普和奥巴马对此都不买账。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美国军事指挥官显然对北大西洋理事会批准对俄罗斯进行军事回应，或美国政府能在事件结束前拿出对策均不抱信心。美国重新思考对盟国的承诺将有助于增进美国的安全，使协定更加牢固。
重新创造的契机
手段和目的的有机结合便是战略。战略失败分许多种，最常见的两种一是不匹配（即行为体能够组织和维持的手段不足以实现既定目标），二是盲目（即行为体沉溺于理想化却无法实现的目标）。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战争便犯了以上两种错误。
展望未来，美国决策者将不得不放弃梦想世界里无法企及的愿望，接受势力范围将仍是地缘政治核心特征这一事实。接受这一点难免经历一个漫长、混乱和痛苦的过程，但它也可能带来新的战略创造力，为美国国家安全理念的根本性反思提供了机会。
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对该国全球角色的基本看法大都是在美国获得冷战胜利之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形成的。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其程度堪比1940年代的巨变。要知道，如今被人们尊为“智者”的人当年也花了很长时间来理解他们所面对的世界。从凯南发出冷战预警信号的长电报，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68号文件提出全面冷战战略，中间经过了近五年的时间。因此，我们不必对美国外交界当下的混乱情形感到惊慌。如果伟大的冷战战略家们都花了近五年时间才制定出基本方案，指望当代人做得更好太过于倨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