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2021年2月22日）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今年先后强调“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前者是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班开班会上说此话的，指这是中国的“定力和底气”、“决心和信心”所在；后者是在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说的。从中国领导人讲话的语境来看，“时和势”是和中国官方文件常提的“战略机遇期”连在一起的。可以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说这句话时，其真实含义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习近平在该讲话中就公开宣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虽然机遇和挑战对中国都前所未有，但“总体上机遇要大于挑战”。
自去年5月中国控制住疫情后，习近平的公开讲话和官方文宣在八股式的表述中，有一种过去少见的“自信”，如果说以前提到“四个自信”更多带有虚张声势的成分，现在确实有点对自己的制度和做法发自内心的“真自信”。官方宣传就不掩饰宣称“时间在中国一边”，连一些非官方的学者也这样认为，甚至某些外国人士也持此种看法。比如，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去年10月在智库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上表示，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拥有更大的优势，时间站在中国这边，中国可能会做得更好。
当中国领导人强调“时间在中国一边”时，一个隐含的不言自明的对象就是美国。没有和美国的竞争，中国领导人不会作出这种判断，并据此进行战略调整和布局。但如何来理解中国领导人说的“时和势在我们一边”，它应该不是指中国在不远之将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尽管中国当局现在很“自信”，但尚未“自信”到这种膨胀程度，还是明白中美的实力差距和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杨洁篪最近在美中全国委员会的讲话已表明这点。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很可能是，目前的时机和未来大势有利中国。
尽管特朗普四年的打击让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得空前严峻，但他也搞坏了美国，让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下降。虽然拜登上台后仍然继承特朗普的强硬抗中路线，将中国树为美国最重要的对手，在一系列议题上和中国对抗，并且要团结盟友围堵中国，但世界已回不到过去，美国的盟友难以像以前一样信任美国，比如，当拜登和布林肯等频向盟友喊话和自己站在一起对付中国，默克尔和马克龙这两个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就表态欧洲在对华政策上要独立，不能和美国抱团围堵中国。故而习近平大概相信在中美对抗中，只要中国不犯大的错误，坚定走自己的路，历史将青睐中国。
从近期的一些趋势来讲，似乎也有理由像中国领导人认为的那样，“时间在中国一边”：
（1）中美、中西疫情的对比以及美国总统选举的乱象，让中共大大增强了对自身统治的能力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空前信心，也大大增长了民众的民族优越感和对中共统治的认可。
（2）三年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未能如愿遏制住中国，这点连前国务卿庞皮欧好像都不得不承认，他在卸任前接受采访对未能解决中美的“棘手问题”感到遗憾。
（3）中国很可能在经济上提前赶上美国，由于新冠疫情，美国去年的经济下降3.5%，中国则增长2.3%，这一减一增，根据多家国际机构预测，中国有可能提前到2028年经济总量赶上美国。
（4）中国经过42年的改革发展，国家实力已经坐二望一，今年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始向“第二个百年”迈进，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5）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应对拜登政府继续围堵中国，两国继续对抗的内政外交准备，特别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编制了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建立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坚持科技自主，解决“卡脖子”难题，和日韩东盟签署了RCEP，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后两者将使中国经济和美国的多数盟友紧紧捆绑在一起，从而使美国要在经济上联合盟友制衡中国，和中国脱钩变得更困难，也在地缘政治上分化美国和盟友特别是欧州的关系。
然而，时间真的在中国这边吗？习近平如此判断是不是过于“自信”？中国当局对“天下大势”或未来时局的认知，是否做到了彻底的清醒，还只是被当下呈现出的一些看似有利于中国的表象蒙蔽以致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乐观？人们也有理由怀疑。
不错，中国目前的国力看起来很强大，习就多次表述过，现在是中华民族最接近复苏的时刻，海内外的反共反习力量为此也一度把希望寄托在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击上。随着特朗普的下台，中国当局似乎可以宣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的崛起，拜登时代也一样，美国要遏制住中国，估计也难。
然而，对中国这种超大型又一党统治的刚性国家和政权而言，能够让中国崛起夭折的，恰恰是来自中国的内部因素，而非外部。外部也许是因素之一，但外部的作用在于催生或激化内部的危机。也就是说，当中国领导人在研判“天下大势”时，他们可能更多注重的是外部的战略环境以及如何去克服其中的不利因素，而对内部潜在的危险有所忽视或者虽有所察觉，但自以为能够克服。
一般而言，在国家无所不在的监控和强制力量面前，刚性政权是能够做到掐灭大部分威胁其统治的各种不利事情的。然而，刚性政权也是脆弱的政权，它缺乏变通，死板一块，尽管中共在外部压力下，也在试着改变，在经济上做出了某些调整，但是，它的危机处理手法太粗糙和强硬；它习惯于处理熟悉的问题，对陌生的或者不熟悉的挑战，处理起来就惊慌失措；它能够应付单一和局部的危机，但对多点危机的共振应对起来就笨手笨脚。
去年疫情暴发初期当局处理手法的简单粗暴引发的全民不满就是一个参照。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政府其实不陌生，2003年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然而在初期，它还是出现了很多失误，以致不得不采取武汉封城这种极端措施，导致习近平政权和他个人的权力都受到空前挑战。不过，这次疫情现在看来算不上危机，因为它并未引起大的经济或社会问题。
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未来10年内极可能发生的最大挑战，不是社会的某一群体的不满而对政权的反抗，而是经济危机。中共虽然一路上是从各种危机中走过来的，但是经济危机对中共还是一种新的没有遇到过的危机。尤其是中国进入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后尚未发生经济危机的事实，让中国政府没有处理现代经济危机的能力和经验。
改革42年来，中国没有发生过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起1989年社会动荡、差点葬送中共统治的物价飞涨只是中国刚进入市场边缘出现的一场物价风波，谈不上是一场经济危机。此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顺风顺水，虽然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工人，但它不是一夕之间突然出现，且被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消化掉了。
今天的中国经济虽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然而毕竟市场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它已经跨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可以把它称作国家资本主义，中共自身就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或者资本集团。中国在40多年的发展中尚未出现像样的经济危机，或许可以用幸运来解释，这个“幸运”就在于它得益于上一轮的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没有爆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然而，现在中国的外部条件恶化，全球化也在改变形式和轨道。一旦经济危机来临，且危机的程度足够强，若处理不善，很容易触发和衍生其他的社会危机，这对刚性维稳机制就形成了非常强有力的挑战。而在未来10年内，中国逼近发生危机时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一是中美的对抗会继续，过去让中国得益从而有利于将危机推后的全球化不大可能以原有样式进行，比如“一带一路”的缩水使得中国不得不在内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是中国提出内循环的一个原因。
二是过去为延迟危机发生而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终会达到一个临界点，美国的货币超发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是因为美元事实上的全球货币地位，让世界为它埋单。但人民币不是全球货币，中国不得不自己承担货币长期超发的后果。
按照统计，中国这些年发行的广义货币即M2数量已经远超GDP，尽管对房地产蓄水池的作用在经济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没人否认蓄水池本身。大量超发货币流向楼市，推高房价，和中国目前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严重不配备。但是蓄水池也会到一个临界点，房价之高成为中国政府时刻担心的“悬河”，当局为调控房价而采取的手段之严，措施之多，实属罕见，目的就是小心翼翼地不刺破房价这个最大泡沫。中国的高房价是高借贷和高杠杆率的结果。一旦房价泡沫破裂，其后果比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要严峻得多，不但许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要扫地出门，银行也会出现天量呆坏账，并很可能演化成系统性的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
当局一直想通过经济增长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来消化高房价，拉平货币超发的曲线，使之延长从而最终解除危机的发生。然而即使中国的经济在统计上超过美国，由于全球化的变道和美国的围堵，中产阶级的规模增长肯定难以消化房地产泡沫，这还不论中国经济因某种原因突然失速。
假设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围堵超出预期，从各个层面全方位高强度碾压中国，比如美国军舰南海自由航行的频率现在一点也不少于特朗普时期，美国也将加强在贸易和科技上的对中国的多边和规则围堵，虽然中国对此作了预防和部署，但是否能够抵御这种围堵，有待观察。台海也是一个风险源。包括台湾在内，这些压力势必会传导给中国，引发中国经济的变化，有可能恶化中国的经济状况，甚至触及货币超发这个燃点，捅破国内债务和房地产的泡沫，引发经济危机。
然而，中国当局似乎预感到了这方面的危机。比如，处理马云的企业就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反垄断警惕资本力量不听中共的话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作为互联网金融平台，一旦它们大到不能倒，从反面表明如果它们倒下，会造成多么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所以当局现在必须把这根危机引线拆掉，但外部环境它无法左右。
可见，如果发生这种危机，虽然不应轻率断言中共因此会倒台，但危机势必重创中国，从而拖延发展步伐。所以，时间未必在中国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