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新闻网，2020年10月29日，来源：上报 ）
（上）
（本文为《巨人：美国帝国如何崛起，未来能否避免衰落？》作者尼尔．弗格森在今年为台湾读者写的序，原标题为〈写于二○二○：台湾版作者序〉）
《巨人》出版至今已超过十六个年头。前几天人在纽约的编辑提醒我，我原来曾想把书名取作“盲眼巨人”。在当年，仍有人对美国占领阿富汗与伊拉克抱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因此他认为取这书名太过负面。他当时甚至说服我，把副书名从我想要的“美国如何帝国崛起，未来能否避免衰落”改为更无害的“美利坚帝国的代价”。等到平装版付梓时，他却开始与其他许多人一道，转而认同我的看法了。
我提起这段往事是为了提醒人们，本书绝非支持新保守主义的美国强权，尽管很多人如此认为。写作本书时，我才刚到美国不久，还不知道在出版品里大用讽刺的危险。我在2003年4月的《纽约时报》上写道：“我先从实招来。我就是这帮新帝国主义者的死忠成员。”这句话常被沉迷社群媒体而无法读完整篇文章（更别说读完整本书）的人拿来攻击我。我真正想说的是以下内容：若把维多利亚时代帝国主义者支持的政策“综合”起来，看起来就宛如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是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倡自由贸易、平衡预算、健全货币、普通法、廉洁的行政管理与由国际贷款资助的基础建设投资。这些正好都是伊拉克如今需要的。如果听起来可怕的“美利坚帝国”能实现这些，那么我全力支持。问题在于，美国是否具有一项至关重要的特质：耐力。假若没有这个特质，整个帝国计划注定毁灭。我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对此就越不敢肯定。
这就是《巨人》书中论点的初次登场。我认为美国欠缺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成功实现其“国家重建”所需的持久力（尽管我也曾在《帝国》一书谈论大英帝国历史时于结论暗示过）。在我看来，美国受三个结构性不足所苦，而它们一起毁灭了在伊拉克的尝试。首先是人力不足：不同于1610年代到1950年代的英国人，美国人无意离开家园，定居在炎热、贫穷又危险的国家。其次是财政不足：在1998至2001年短暂的平衡预算之后，美国很明显地正迈向赤字日益扩大与无可避免的联邦债务增加。第三是注意力不足。韩战与越战已证明了美国选民对海外战争的支持只能维持短短几年。
我想，时间已证明我的论点是正确的。诚如我在本书结论所预见，阿富汗与伊拉克今天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小布希政府试图出口的自由民主模式。伊朗与北韩这两位小布希口中“邪恶轴心”的其他成员，还是与过去一样危险。古巴仍然是独裁政权，而利比亚与叙利亚在试图推翻国内暴君的过程中陷入内战。
此外，我也认为比起通货膨胀，美国更可能走向通货紧缩，就像在十九世纪末那样，“通缩失败者很可能转向激进的政治形式，藉以表达其不满情绪”。所谓更激进的政治形式就是指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而那很可能导致对全球化的全面反扑。我也正确地指出，为何在这种状况下（包括历任总统都倾向让“跨部会竞争来决定政策”）不可能透过什么连贯一致的策略来当世界警察。事实证明这项分析完全正确：美国政府发言人坚称只要美国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府，美国人便“一天也不会多待”（而且美国很明显真的是如此盘算）。这就是在无意间妨碍了当地人民与美国当局合作。当地人不会有信心支持美国政策，因为美国人一旦撤离，自己便可能被其他人指控“与美国人勾结”。
再进一步看，我推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未来可能会“迎来‘无极’世界，一个没有任何帝国足以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后人常把这项观念称之为G零〔G-zero〕，以相对于G7或G20。）
《巨人》的一项核心主张，便是力量来自内在。帝国衰落并非来自某些具威胁性的对手崛起，而是源于内部衰败。这个概念也出现在我后来出版的专书里，特别是《文明》与《西方文明的4个黑盒子》。我至今仍如此深信。自《巨人》出版以来，两位人格特质截然相反的总统都试图让美军摆脱小布希当初入侵的国家。欧巴马从伊拉克撤军；川普则打算与阿富汗的塔利班谈判。
这两个例子都证明了退场战略总是“说比做简单”。欧巴马总统明确宣布放弃扮演世界警察，川普总统则予人不把盟友放在眼里的印象。但无论是哪位总统，要抛弃从前朝继承的全球责任出乎意料地困难。时至2019年底，仍约有二十万美军部署在海外，部分驻扎在阿富汗、伊拉克、索马利亚与叙利亚等人们熟悉的不安定地区（也是穆斯林世界的战场）；其他则驻扎在德国、南韩与日本等地，他们自19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驻扎在那里。另外还有人驻扎在尼日、查德与马利等新兴冲突之地。
如今早就已经没有人在谈“全球反恐战争”，但事实上圣战组织在世界各地依旧活跃，而且美军士兵也还在持续与他们交战。在某种程度上，欧巴马与川普的多数支持者似乎都没看见两人其实都延续了小布希政府最重要的后九一一战略：在海外打击圣战份子，因为他们都相信在这么做能降低在国内打击圣战份子的需要。
然而，我在《巨人》与后续著作中指出的内部衰弱仍持续飞跃般地进展。例如美国的公共财政在接连回应全球金融危机与全球疫情大流行后更加恶化；而在很多其他面向上，从白人战后婴儿潮世代预期寿命到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美国的大衰退仍在上演。与此同时，诚如我在《广场与塔楼》中所说，网际网路平台的崛起，让公共领域陷入严重分裂与功能失调，假新闻与极端观点泛滥成灾。
自2004年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加速迎头赶上美国），也是与美国竞争的超级大国。我在出版《巨人》的三年后，首次写下一篇文章来谈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与我共同创造的“中美国”（Chimerica）一词—也就是我最早曾在《巨人》第八章写到的中国与美国经济体的奇特融合（“亚洲储蓄者与美国消费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我们向来主张“中美国”是无法长久的痴心妄想，这点也已经被历史证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其根源是美国经常帐赤字的中国资金），中美关系迅速恶化，恶化到人人都在谈“新冷战”的地步。
“我们已走到冷战的山脚边。”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19年11月北京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接受我访问时这么说。这番话并没有太令我吃惊。因为打从那年年初起，我就已清楚看见美国与中国之间正上演一场新冷战。2018年初始于关税与智慧财产盗窃的贸易战，到了年底已演变成一场与中国华为公司争夺5G网路全球主导地位的科技战。美、中之间已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以回应北京当局对待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与香港民主派示威人士的做法；美、中之间长年针对台湾与南海的摩擦也与日俱增。
尽管如此，要让基辛格（而不是别人）承认我们正处于新冷战的起点，其实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自1971年首次密访北京以来，基辛格一直是中、美交往政策背后的操刀者；长达45年以来，中、美交往政策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旋律。这件事根本改变了冷战中期的权力平衡，把苏联推向劣势。它同时也为历史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中国工业革命，创造了地缘政治条件。这件事也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导致了“中美国”的诞生。
（下）
北京与华府的关系怎会恶化得如此迅速，以至于现在连基辛格都大谈冷战？一种常见的答案指出，川普总统像颗大铁球一样撞向“自由国际秩序”，因此新冷战不过是“美国优先”策略的不幸后果之一。但这观点太看重美国外交政策在2016年后的转变，忽视了自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后中国外交政策发生的改变。未来的史学家都将发现，中美国的衰亡始于某位新任 中共领导人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认定不再有必要遵守邓小平著名的韬光养晦原则，去隐藏中国的野心。
美国中部地区的选民会在2016年投票支持川普，有一部分正是不满中美交往及其必然结果（全球化）的不对称报酬。中美国的经济利益不仅不成比例地流向中国，中美国的成本不仅不成比例地由美国劳工阶级承担，同样一批美国人如今还看到他们用选票送进华府的历任领导人，居然在这个新兴超级大国的诞生上扮演了催生者的角色。中国成为与美国竞争全球支配地位的挑战者，因为有着比苏联还强的经济实力而更令人望而生畏。
承认美国与北京的关系已经恶化的，并不只基辛格一人。另一位中美交往政策的长期信徒夏伟（Orville
Schell），也在最近承认这种取径已经失败：“因为真正有意义的交往，可能导致国内要求更多改革与改变，恐将导致中共政权最终走向覆灭，因此中共对此一政策也深感矛盾。”与此同时，批判中美交往政策的保守派也迫不及待在其坟上跳舞，敦促在经济上“隔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幅缩减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空间。川普政府内比较仇视中国者开始走路有风，特别是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与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
过去三年半，他们一直主张川普总统任内最重要的政绩，就是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方针。这种从交往转向竞争的政策举体阐明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20年的种种事件似乎也证明了此一转变。
COVID-19大流行不仅让新冷战的情势升温，还向过去持怀疑态度的人揭露新冷战确实存在。中国共产党是这场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其首先掩盖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危险性，然后推迟可能阻止病毒传播到全世界的措施。然而，现在中国却想为拯救世界免受自己所酿成的危机邀功。中国政府大量出口廉价且不大可靠的呼吸器、筛检试剂与口罩，试图从自己招致的失败中反败为胜。 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耿爽）甚至宣传起冠状病毒源于美国的阴谋论，并在推特上转推一篇文章，该文声称美国代表队去年10月在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World
Military Games）时将病毒带到了中国。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声称香港民主派的抗议潮一再发生，是因为背后有美国在操纵。当前针对前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冲突毫无疑问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产物。诚如蓬佩奥所说，北京强加于香港的新版《国安法》实际上“破坏了”香港的半自治地位；北京还撕毁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保证香港将在1997年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继续维持自己的法律体系五十年。
在这个脉络底下，美国大众自2017年起对中国的情绪明显变得更加强硬（尤其是较年长的选民），就不大叫人意外。如今，中国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少数有共识的主题之一。对这一事实最好的写照，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Joe
Biden）的竞选团队也多次尝试将拜登描绘成比川普更反中的鹰派（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John
Bolton〕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刚好对他们有利）。在香港议题上，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Nancy
Pelosi）就和庞佩奥一样怒不可遏。
不仅如此，川普政府比近年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更公开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不只川普，我们同样有理由预期拜登政府将继续执行这项政策。若拜登赢得总统大位，很可能出任国防部长的蜜雪儿．佛洛诺伊（Michelle
Flournoy）便曾在今年3月的访谈中表示：美国“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以不对称的方式思考我们该如何加强吓阻。要么用‘抵制性吓阻’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侵略，要么就得提高中国武力犯台的成本，让他们得冒失去所珍视东西（例如海军舰队）的风险。他们才会懂得三思而后行，说声：‘好吧，也许我们不想今天入侵台湾’”。中国国营媒体如今正公开讨论这种入侵的可能性。如果有什么事能将第二次冷战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征服台湾并消灭其民主的野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是一场灾难。但我曾在别处主张，一场“纯粹的”冷战不只无法避免，同时还有可取之处。因为这能让美国不敢再自得意满，转而更认真努力不让中国在人工智慧、量子电脑与其他重要战略科技上超越美国。但我这项“我们应该学会停止烦恼并爱上新冷战”的观点，却遭到大力抵制。Google前董事长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主张，应该建立一套“竞合”（coopetition）模式，让中、美两国导向“竞争性合作关系”（rivalry-partnership）。在这个模式中，美国与中国将以三星与苹果行之有年的方式，既竞争又合作。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呼应这样的想法，他认为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经使美国“不可能清楚辨别中国到底是敌还是友。竞争性合作关系听起来可能很复杂，但人生本来就很复杂”。
他们的主张听起来都很合理。但他们忘了一件事：中国共产党不是三星。今天支持“竞争性合作关系”的人，就像在前一场冷战期间持鸽派立场的学术圈一样（特别是1968年后），忽略了中国人对“亦敌亦友”（frenemies）的关系可能并不感兴趣。中国人很清楚这是一场冷战，因为这场冷战是由他们先开始的。当我去年首次在会议上公开谈论新冷战时，我很讶异竟没有中国代表反驳我。我在九月问他们其中一人（一位掌管重要国际机构的中国人）为何没人反驳我。“因为我同意你！”他笑着回答。作为北京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意识形态转变。研究诸如文革等禁忌主题的学者，纷纷受到调查或面临更糟的灾难。而对西方采取好斗立场的人则步步高升。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阎学通最近论称，新冷战将会是一场纯粹的科技竞赛，而没有上一场冷战的代理人战争与核战边缘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文化纵横》的访谈中（4月28日出刊）同样坦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其实已经形成了‘新型冷战’的局面，”他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西方政客甩锅的需要（指谁该对疫情大流行负责）。”“其次，”他补充说，“现在西方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制度问题，他们说中国能（在湖北省）做到这么严厉的防控措施，是因为你是一个非民主的社会，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与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然而，与“战狼”外交官头头赵立坚经常在推特上发布的呛辣言论相比，前述说法简直是小儿科。在回应美国国会对中国强行推动香港《国安法》采取制裁措施时，赵立坚推文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只是一张废纸。”按照他过往的标准，这发言还算客气了。蓬佩奥6月17日在夏威夷与中国共产党负责外交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面后，官方发布的中文公报语气更有着冷战的经典味道。例如，在对维吾尔人的迫害议题上，中方呼吁“美方尊重中方反恐维稳与去极端化努力，停止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凖，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这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老派尖酸刻薄，而这样的回击并不单单针对美国。中国政府严厉抨击任何胆敢批评它的国家，从澳大利亚（被共产党控制的《环球时报》编辑形容成“黏在中国鞋底上的口香糖”）到印度到英国，无一幸免。希望恢复交往路线或至少与北京建立亦敌亦友关系的人，都低估了王沪宁的影响力。王沪宁自2017年起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习近平最有影响力的顾问。王沪宁曾在1988年8月赴美做了六个月的访问学者，造访三十多座城市与近二十所大学。他对那次美国行的记载成了《美国反对美国》（于1991年出版），是他针对美国民主、资本主义与文化（种族分歧是第三章的重点）的严厉批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治理论家强世功在去年四月发表了一篇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章。他在文中阐明了中国野心的帝国本质。他主张世界史就是帝国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因为民族国家是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我本人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认为）。“人类历史无疑是一部帝国争霸史，”强世功写道：“是一部帝国之间不断竞争、推动帝国形态从区域性帝国逐渐转向全球性帝国，然后再由全球帝国之间的争霸进而推动建构‘单一世界帝国’的历史。”
强世功认为，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单一世界帝国的1.0版，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所共同塑造的世界帝国模式”。但英美帝国正在从内部“瓦解”，因为“有着无法解决的三大困境：经济自由化带来的日益加深的不平等，政治自由化带来的⋯⋯治理失效，以及文化自由化带来的堕落、虚无”。此外，西方帝国受到来自“俄罗斯的抵抗与中国的竞争”的外部攻击。这不是创造一个另类欧亚帝国的企图，而是“争夺世界帝国首都中心的斗争”。
若你怀疑中国打算接管“帝国1.0”，然后根据中国的专制文明将其转变为“帝国2.0”，你一定是没注意到中国一路走来都在施行这项战略。中国已成功成为世界工厂，就像过去的英国与美国一样。现在，中国有个名为一带一路的“世界政策”，这是个庞大的基础建设计划，很像霍布森（J.
A. Hobson）在1902年所描述的西方帝国主义。中国利用进到中国市场的奖励对美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服从北京路线。中国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进行“影响力操作”。随着中国的科技公司在全球各地、乃至美国扩大影响力，中国似乎比过去的苏联更有机会赢得新冷战。
我们现在应能清楚看见，大多数当代中国对美国的分析都仰赖一项关键，那就是把美国人的堕落与衰落视为必然。我并不怪本书读者可能会觉得中国人说得有理，但多年来我对于帝国还有另一项关键主张，那就是帝国的崛起、臻峰与衰落是不规律与难以预期的。事实上，帝国的寿命差异很大。
它们可能突然崩溃（就像苏联帝国），或像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那样，不止一次地复兴与再生。美国当前的竞争对手会不会像1930年代的德意志与日本帝国，或1970年代的苏联帝国一样，过度低估了美国；然后美国会自我修复，击败极权主义的竞争对手，就像1940年代与80年代那样？
《巨人》这本书并未排除这个可能性。美国是否能再次做到，必须得用另外一整本书来讨论。2004年的我还看不到那么遥远的未来。即便是现在也很难预测，但我也只能衷心地希望。
美国蒙大拿州大天空市2020年10月
【作者简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时代》杂志百大人物，少数能跨足历史、财经、外交领域的重要学者。常与各领域知名学者如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等辩论，引发话题。
1964年生于苏格兰，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研究专长为经济史及帝国主义。现为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同时也是《彭博观点》（Bloomberg
Opinion）专栏作家。
弗格森著作等身，出版超过十五部作品。包括：《广场与塔楼》《文明》《帝国》《货币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季辛吉》。
写于2020年肺炎疫情下的最新著作《末日：灾难政治学》（Doom: The Politics of Catastrophe），即将在2021年由广场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