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ah Stockman，2020年10月19日）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简直就是一场五级火灾，许多人都在其中深受折磨，要么试图灭火，要么只是想生存下来，这都可以理解。但将会有那么一天——希望不要太久——当人们有了一丝喘息空间时，可以调查这场火灾是如何燃起的。
我们很自然会想去对特朗普总统数以百万计的狂热支持者表示轻蔑，并将责任归咎于这群人。没有他们的崇拜，他就没法造成那些已经产生的损失。但也有充分理由保持克制。说一大片的美国选民很糟糕，无助于争取他们的支持。
另一个原因：这个国家目前面临的混乱要大于特朗普。如果他在11月被选下去，那些为他投票的人也会仍然在那里，渴望他宣传的那些政策。约有40%美国选民希望实施关税和建造边境墙。超过半数选民说把无证移民遣返回国很重要。
特朗普支持者为其投票是出于经济焦虑，还是种族焦虑，关于这一点已有多方论述，有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属于后者。但只要去一家垂死的工厂待上一段时间，你可能就能明白，这两者是很难拆解开的。
过去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印第安纳州的一群钢铁工人，他们中有男有女，有黑有白，他们所在的工厂迁到了墨西哥。我看着他们为是否该为替代他们的墨西哥人提供培训，还是与工会站在一起拒绝这么做而伤脑筋。我看到他们失去工厂就像父母失去孩子。我关注着他们找新工作，其中一些新工作的薪水只有以前的一半。
工厂倒闭多年后，一位名叫蒂姆的机械工还是把工会卡片放在自己的钱包里。蒂姆在一个工会家庭长大。父亲是汽车厂工人，祖父则是煤矿工人。
“我们一直都给民主党投票，因为他们会关照小人物，”蒂姆对我说。“我父亲去世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从没给共和党投过票。”蒂姆对民主党信心之强，以至于1993年当克林顿总统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通过时，他丝毫不担心。当2000年克林顿将对华贸易正常化时，他也丝毫没有担心。但后来，蒂姆工作的工厂搬到了上海，下一个工作的工厂搬到了墨西哥。
到了我认识蒂姆时，他对克林顿一家和民主党充满憎恶。民主党偷偷摸摸地与跨国企业勾结。蒂姆感觉受到了背叛，并且在政治上被抛弃了——直到特朗普出现。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对特朗普把工厂搬回国的承诺嗤之以鼻。他们坚称，工厂再也回不来了。但虚假的希望也是一种希望，或许还是最普遍存在的一种。
毫无疑问，特朗普能成为今日的总统，就是因为像蒂姆一样曾是民主党可靠支柱的蓝领阶层。根据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2015年的一项研究，预计将在2016年初选期间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中，约有5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薪阶层。支持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民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认为自己属于这一阶层。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俄亥俄州马霍宁县参与共和党初选的投票者中，超过四分之一是前民主党人。该县的民主党主席告诉《华盛顿邮报》，其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18名成员都跨越了党派，为特朗普投票。
这些背叛在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对2000年代数百万工厂工作岗位流向了中国的愤怒。在密歇根州为通用卡车制造仪表板的工人，在宾夕法尼亚州缝制衬衫和在北卡罗来纳州用砂纸打磨木质梳妆台的工人，都目睹了儿童贫困、单身母亲、因酗酒和吸毒死亡以及依赖公共补助人数的惊人增长。
与中国的贸易接触导致“2002年至2010年间，在非西语裔白人占多数的国会选区，共和党获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戴维·奥特(David
Autor)在他参与撰写的一项研究中表示。该报告得出结论称，如果从中国进口造成的经济打击只有现实的一半，希拉里就可能在2016年赢下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从而赢得总统职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工厂就业机会大量减少的县里，还有大量无证移民在争夺最后仅存的一些非技术性工作岗位——打扫酒店房间、杀鸡和修剪草坪。这些人的到来激起了更多对美国以外世界的怨恨。
对全球化的愤怒并不局限于右派。它推动了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崛起，让他赢得了我所关注的那些钢铁工人的支持。就在见到蒂姆的那个星期，我采访了一名正面临刑事指控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参与了破坏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活动，包括砸窗户、点燃一辆豪华轿车。他为什么会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因为NAFTA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暴政，他说。
对许多人而言，这种愤怒似乎是愚蠢或不得其所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无疑让这个国家更加富裕。但这些财富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少数拥有资本和教育机会的人，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则压在了美国最弱势的群体肩上。
NAFTA已经成为精英们为自身打造的世界秩序的象征。这一协定以蓝领阶层的工厂工作岗位为代价，换取了白领阶层在墨西哥银行和保险业进行投资的机会。如今，即使是NAFTA最大的支持者也得承认，它导致了美国就业岗位的净流失。
如今看来，对全球化的抵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1990年代自由贸易的鼎盛时期，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预言，劳动者“迟早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压根想都没想过要去防止工资的下降或工作机会的外流”。关于这一点，他写道，部分选民“将认定体制已经失败，会开始寻找一个值得支持的铁腕人物——这个人愿意向他们保证，一旦他当选，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僚、狡猾的律师、薪酬过高的债权推销员和后现代主义的教授就再也不能发号施令”。
从英国到巴西，选民选出了承诺逆转数十年来国际经济一体化局面的领导人。这些民粹主义运动大多右倾。在相当程度上，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反抗令左派感到意外。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可能是美国对于不受约束的全球化最有名的质疑者，在特朗普当选前几个月，他在一篇文章中感叹，世界各地的左翼政党未能拿出保护主义和隔离墙的可行替代方案。
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曾经全心全意拥护自由贸易的拜登承认，工人阶级受到了它的伤害。拜登的经济计划包括对把制造业转移到海外的企业征收10%的税，对促进美国国内就业增长的企业提供10%的税收抵免。他还提出了一项计划，将在未来四年内向绿色能源基础设施投入2万亿美元。
“拜登表面上是中间派候选人，在经济问题上的政见要比希拉里进步得多，”罗德里克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我。“但不能只看怎么表态，还是要看具体怎么做。拜登当选是否会带来真正的改变，我们将拭目以待。”
许多渴望强人领导的美国人将再次投票给特朗普。他们崇敬他，因为他撕毁了NAFTA（尽管他拿出来的新版与旧版看起来并没有太大差别），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和韩国洗衣机征收关税（尽管他发起的不可预测的贸易战迫使制造业出现了十年来最为严重的收缩）。
然而，那些看得稍微更深入一些的工薪阶层选民，会注意到他们眼里的捍卫者身上有一些奇怪之处：他反对工会。他提名的第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在一桩里程碑案件中给出的裁决，削弱了工会收取会费的能力。另一个奇怪之处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的临时贸易协议将重点更多放在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和保险业，而不是为美国的蓝领阶层创造就业机会。
此外，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政策也是有利于公司和股东，包括那些不是美国公民的股东。本该流入美国财政部的钱反而流进了他们的口袋和藏在深处的银行账户。这些公司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回购自己的股票，让所有者变得更富有，而不是雇佣和培训新员工或加薪。这种回购行动之可耻，就连特朗普都无法帮他们开脱。
“我们还以为他们不会那么不明白事理，”他告诉记者。
需要明白事理的是特朗普总统自己。他要么是无能，要们是特洛伊木马，利用蓝领工人把自己送入白宫，再把控制权交给“百分之一”权贵。现在，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推翻《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而在大流行期间，数百万人都依赖这个法案。他站在哪一边，再清楚不过了。
医保问题是我关注的印第安纳州钢铁工人香农重回民主党的原因之一，尽管她的大多数家人依旧支持特朗普。“他吹牛说他正在保住这些工作岗位，”她告诉我。“但才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