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革的遗产
香港——田飞龙第一次来到香港时，要求自由选举的呼声不断高涨，他说，这个社会似乎体现了他在北京读研究生时所学习的自由政治理念，令他感到同情。然后，当2014年这些呼吁升级为香港各地的抗议活动时，他开始日益赞同中国的警告：自由可能会走得太过火，威胁国家统一。他成了示威活动的强烈批评者，六年后，当中国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实施全面的国家安全法时，他成了这项法案的坚定捍卫者。
田飞龙和许多中国学者一样，开始反对曾在中国大学里流行的西方思想，转而宣扬在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兴起的自豪的威权世界观。这群中国知识分子是党的拥护者，甚至成为官方顾问，打磨并捍卫党的强硬政策，包括在香港推出的国安法。
“我原来弱的时候，我全是接受你的规则。我现在强了，并且我有了自信之后，我为什么不能表达我的规则，我的价值观，我的看法？”37岁的田飞龙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中国的这种普遍观点。2014年，作为访问学者的田飞龙在香港目睹了骚乱，他说，当时他“重新思考个人自由跟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香港还是中国的香港，”他说。“还得中共去收拾烂摊子。”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培养了大批学者来捍卫自己的议程，而这些威权主义思想家的突出特点是，他们毫不掩饰地鼓吹一党专政和坚定自信的主权，并且转而反对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经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
在这个意识形态竞争日益加剧的时代，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增强中国的力量。他们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危险的、手伸得太远的烂摊子，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更是如此。他们反对用宪法束缚共产党的控制，认为受西方启发的法治思想是危险的海市蜃楼，可能会阻碍党的发展。
他们认为中国必须恢复世界强国的地位，甚至成为取代美国的新型良性帝国。他们称赞习近平是一位历史性的领导人，领导中国经历一场重大变革。
这些学者有时被称为“国家主义者”，他们当中不少人研究对港政策，那里是中国统治下亲民主人士长期反抗北京的唯一顽固飞地。他们的提议已被纳入中国日益强硬的路线，包括迅速遏制了抗议和政治辩论的安全法。
“我们忽视这些声音是有风险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历史学家齐慕实(Timothy Cheek)说，他帮助运营了翻译中国思想家作品的网站Reading
the China Dream（解读中国梦），他说，“他们表达了一系列可能比自由思想更有影响力的中国政治思想。”
除了郑重其事地引用习近平的讲话，这些学者还借鉴了力主实施严政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以及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西方批评者。传统马克思主义很少被引用；他们是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革命的支持者。
香港中文大学法学助理教授穆秋瑞(Ryan
Mitchell)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论文中对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表示赞同，这位德国法学理论家为1930年代的右翼领导人和新兴的纳粹政权在危机时刻行使极端行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提供了理由和正当性，”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法学教授傅华伶在谈到中国新的威权学者时说。“在某种程度上，卡尔·施密特正在这里大行其道。”
10年前的中国在思想上更多元，当时田飞龙在一向较为自由的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审查比较宽松，大学允许在课堂上谨慎地讨论自由主义思想。包括田飞龙的论文导师张千帆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香港坚实的司法独立性可以激励中国大陆采取类似的举措。“我也是由自由主义学者培养出来的，”田飞龙说。
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这些理念已经急剧退缩。他开始推动对普世人权、三权分立和其他自由主义观念的质疑。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会在由共产党控制的新闻媒体上受到中伤，可能导致职业前途的毁灭。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谴责习近平领导下的党所走的方向，许于7月被拘留并在此前被解雇。
教育当局出重金让亲党学者研究如何在香港推行安全法等课题。由于官方收紧限制，曾经支持过不那么正统的中国学者的中外基金会都缩减了规模。促使中国威权主义思想重新抬头的不仅仅是恐惧和职业回报。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蹩脚应对，都强化了中国的观点——自由民主正在衰落，而中国则蒸蒸日上，完全违背了一党制必将瓦解的预言。
“中国其实也在走着其实美国曾经走过的路，抓住机会，外线发展，创造一个新世界，”田飞龙说。“甚至产生一种热望，再过30年我们要超过西方。”中国的威权主义学者提出了彻底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他们为习近平废除主席任期限制辩护，为他无限期执政开辟了道路。他们认为，中国的“法治”与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近来在北京对香港抗议活动的镇压中，他们成为知识分子斗士。
“对他们来说，法律成为了一种武器，但法律是服从于政治的，”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中国中央集权思想家崛起的魏简(Sebastian
Veg)说。“我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情况，而现在在我看来，这一趋势也来到了香港。”
对香港来说，这些学者为北京采取更多中央控制的做法提供了依据。
自1997年回归中国后，在界定香港半自治地位的法律框架下，这一地区的许多人以为在未来几十年里，香港基本可以为自己的事务做主。许多人相信，香港的立法者和领导人会负责制定国家安全法，这是该框架的要求。但习近平政府进行了反击，要求发挥更多的影响力。了解习近平的目的和香港法律的威权主义学者就将这些要求提炼成详尽的法律论据。
多位北京的法学教授曾为中国政府驻港办公室担任顾问，包括北京大学的强世功和陈端洪。他们都拒绝接受采访。
“我认为他们不见得就是党的路线的制定者，但他们正在帮忙塑造它，找到聪明的办法，用语言和法律表达党正在努力做的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穆秋瑞说。“这都是通过立法实现的，所以他们的想法很重要。”
强世功被普遍认为参与起草了一份2014年的中国政府文件，该文件称北京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驳斥了中国不应干涉的观点。他后来表示，界定香港地位的框架是在1980年代制定的，当时中国还很弱小，受外国自由思潮的左右。“他们把香港看作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将西方世界当作整个世界，”强世功最近在谈到香港抗议者时表示。“中国崛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吸引香港社会对中央的信任。”
在2014年抗议者占领香港街道之后，他和其他学者强调中国有权在香港进行国家安全立法，反对将立法权留给踟蹰不定的香港当局的观点。“国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宪法律必须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北京大学学者陈端洪在2018年写道，他引用了德国威权主义法学家施密特的理论，证明香港需要推行安全法。“当国家处于极端危险中，即生死存亡之时，”陈端洪写道，领导人可以将平时的宪法律规范暂置一旁，“特别是其中的公民权利条款，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根据2018年一份北京大学的报告显示，在中共公开宣布制定安全法计划的一年前，陈端洪就向党的决策者提交了一份关于为香港引入安全法的内部研究报告。
自从中国立法机构在6月底通过安全法以来，他、田飞龙和其他在同一阵线的中国学者在许多文章、访谈和新闻发布会中都积极为该法辩护。田飞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下一步将面对的是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包括我们学者，我们也要选边站队，对吧？”他说。“对不起，现在目标不是西化，现在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