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和供给
说到经济学，我们可能听说最多的名词就是需求（Demand）和供给（Supply）这对孪生兄弟。这对名词一般认为是十九世纪的Alfred
Marshall提出的。在他的著作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根据谁提供货币这个交换媒介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类别：用钱换东西的是需求方，用东西换钱的是供给方。马歇尔把经济中的各方，用供给和需求划分以后的意义，在于经济学就可以从此用“部分平衡”（Partial
Equilibrium）的数学模型来研究任何一个孤立的市场了。在某一个具体的市场，不管是产品（Product）还是要素（Factor），我们可以不管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受到其他任何市场的影响和制约，而假设需求方对该市场的需求根据价格有一条先验的需求曲线，同时假设供给方根据产品的价格有一条先验的供给曲线，而两条先验曲线的交点，就是这个孤立市场的部分平衡。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需求和供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这显然不是市场的全部真相。每个人对一个产品的需求既取决于他的收入，也取决于其他产品的价格和供给。每个产品的供应，既取决于生产这个产品的要素价格，也取决于供应商的其他机会。所以，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是每个人都对所有产品，和所有机会，同时进行判断和比较，并同时改变他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所以一个具体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是不能存在独立的部分平衡的。而所有人在所有市场同时的进行的需求和供给的互动，在经济学里称为“一般平衡”（General
Equilibrium）。在特定条件下，Ken Arrow和Debreu证明了，包括所有人的经济总体存在着至少一个一般平衡点。这在数学上其实就是一个不动点定理，博弈理论（Game
Theory）的平衡理论与需求供给的平衡理论在数学上是等价的。
但古典经济学的平衡理论有着不切实际的假设，即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信息，并没有任何计算成本或错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反例就是经济周期。当经济周期严重失调的时候，比如大萧条时代（The
Great Depression），一般平衡理论就需要修正。经济学泰斗级的人物凯恩斯就是凭借对大萧条的研究建立其历史地位的。他的理论总体上来说就是经济总量是总需求决定的。自由市场有时候会产生总需求不足的问题，比如大萧条，这时候政府就应该出手，通过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或者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来刺激增加总需求，来减轻自由市场出现的问题。
凯恩斯主义和破窗理论
我们这里放下出现不平衡的经济周期的经济原因不讲（比如Sticky Wage and Price），就关注这个总需求决定经济总量的基本思路。有些人把这个思路简化归结为：需求决定经济，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人去从事生产来满足这种需求，所以供给是被需求决定的。如果需求上升了，那么经济就会上去。而在反方向上，供给并不能决定需求。比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并不能产生对这些废铜烂铁的需求，所以提高供给，并不能真的提供经济增长的源泉。
虽然这种思维对计划经济那种提供没人需要的废品的批评是对的，但它所庸俗化的凯恩斯主义，却也有着自身很大的问题。凯恩斯理论认为，当经济里总体提高储蓄，降低消费的时候，一般平衡可能实现并定格在一个低于经济生产能力（Capacity）的低点。这就是所谓的储蓄悖论（The
Paradox of Thrift）。所以，政府人为地增加开支，也就是人为地制造需求，会制造就业，然后间接的再制造需求，产生良性循环，具有一个乘法效应（Multiplier
Effect）。所以经济周期来临的时候，就需要自由市场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助推。
上述现象当然是存在的，在短时期内，政府用于本身就需要的公共产品的开支，可以对经济提供助力。但这必须是在这个开支本身就有需求的条件下的“择时”行动。也就是说，这项开支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本来就需要。同时又必须假设政府具有相当好的信息采集、预测判断和避免利益集团寻租问题等多个条件。在该情况下，政府介入可以起到一定缓冲作用，减低经济周期动荡带来的痛苦。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开支提前，并可以通过政府借贷的方式实现；在经济良好的情况下，政府减少开支，归还借贷，降低经济总需求减少过热的可能。但这只是短期的缓冲行为（Shock
Absorber），并不能增加经济总量。
而需求决定供给的庸俗化理论则不同，它的出发点变成了只要总需求上去了，供给自然会产生。而且需求会制造需求，乘法效应自然会让好事自然延续下去。这样，政府就可以不断地制造经济增长，只要魄力足够。这种违反任何普通人都会有的常识的说法，有一个专业名词，在1850年Bastiat指出，叫“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 Fallacy）。它说：如果经济不好，那么就砸窗子，业主要修补，自然就增加GDP。
看上去是胡说八道，但请不要嘲笑因果倒置的思维方式。因为中国经济至少从2008年以后，就有不小部分是按照这个逻辑运行的。比如，基建投入和基础产能。并不需要的道路桥梁重复建设，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甚至只是金融投资的闲置房地产。不管是不是有人要用，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需求”，制造出来，产生了GDP，就被认为是应当的，也是对的。所以你尽管笑，掌权的人可是把它付诸实施，并投入真金白银的。
我们注意到，破窗理论型的投入，其实就是大跃进的大炼钢铁，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重复建设，是以国家投资的形式进行的，这在统计中，是算作投资（Investment），列入需求一面的。而大跃进，则是纯粹提供出废铜烂铁，列入供给一面。前面对供给制造需求的批评，其实对政府建设投资是一样有效的，因为是投资还是供给，其实就是一个名词的区别，其实质是一样的。只要政府可以随意出钱，它制造出来的人为的“需求”，都是海市蜃楼，不是什么真正的“需求”。不管是中国政府通过人为“需求”试图保证不管是6.5%还是7.0%的增长，美国政府通过人为“需求”试图制造3.0%的增长，从长远来看，都是缘木求鱼，在试图干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凯恩斯主义者是如何应对把他们的学说类比于破窗理论的挑战的？他们的一般反驳，着眼于如果就业不充分，那么破窗会制造就业。他们说，奥地利学派对破窗理论的解释 （如果窗户主人不花钱修窗，他可以花钱在其他地方，比如买西装，而不要浪费在破窗上）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可能他从来不会花买西装的钱，而没有工作的修窗工人，却实在是因为破窗而得到了工作，产生了经济效应。
这种反驳直到今天仍然被被认为是有效的。特别是，经验数据研究，一般也总是被认为政府的干预确实提高了GDP 。辩论似乎告一段落。但它真的就对了？
事实上，现代经济统计以GDP为标准表述经济增长已经使得凯恩斯主义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因为，GDP计算的就是这个“总需求”。所以，只要任何增加总需求统计数字的措施，都会导致GDP上升，同时被解释为经济增长，即使这全部都是无用功。GDP的内生自我辩解的性质，使得经济学界产生了认识障碍，非经济学专业的早已批评者众多。同样，在经济学界内部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GDP增长和经济体中人获得的好处脱节（指贫富分化以外的问题），也被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尽管他们用于补偿的尝试（比如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也并不成功。
采用Reductio Ad Absurdum的办法，可以看出破窗理论的逻辑荒谬之处。如果政府继续产能提高过剩的行业产出，比如在无人区大量铺设高铁，制造空城。这是不是经济增长呢？短期看来似乎降低了失业。但这种生产以后没有回报，带来的超前支出却是资源的浪费，并且需要以后偿还。所以只不过是把未来的消费提前，而它制造的浪费却是实在的。
“破窗”产生的增长实际可以拆分为两个效应。第一是借贷产生的消费，以现在的需求去替代未来的需求以产生今天的GDP，只不过是消费提前，没有实现长期的消费增加。而且产生的效应可以以政府补助失业者实现他们本身真正的需求来实现，没有必要制造破窗或Road
to Nowhere那种即使算在GDP里面也对任何人没有好处的虚假需求。第二是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的效应，也就是富人的钱转移给穷人化以后乘数效应更高。这也不需要政府开支，可以就直接用转移支付的手段实现。所以政府人为制造的需求，并不是缓冲经济调整期阵痛的合理调节手段。
生产率、创新和欲望
那么经济增长到底来自哪里？在凯恩斯经济学占据宏观经济学主流地位之前，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生产力的提高，古典经济学里的类似概念叫生产率（Productivity）。生产力（率）的提高导致了人类能够实现更多的人均消费，所以历史研究者认为“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些都是常识。而不管用哪种表述方式，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都指向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说，来自供给方而不是需求方。
这个供给方的经济学，不要跟80年代的“供给侧经济学”（Supply Side economics）混为一谈。那个派别因为曾经被老布什骂为巫毒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而有点名声不好。那个学派跟凯恩斯主义者一样关注参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而提出了Laffer
Curve类型的所谓优化税收政策的提议。而我们说的供给方的经济学，并不关注税收政策，而是仅仅试图理解经济的增长到底从何而来。
而我们说的生产能力提高或生产率的提高，似乎古典经济学也有类似的观点。所谓的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将产出Y写成〖Y=AL〗^β K^α。其中，Y代表产出，L代表劳动投入，K代表资本，A代表生产效率。或者其变种：Solow-Swan
Growth Model。这些研究也得出了我们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增加了劳动生产率，而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Solow教授的研究表明，个人收入的增加80%来源于技术进步，只有20%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产品实际价格的下降，和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的增加。
但这个理论里面偷偷藏着有着一个概念的跳跃。从任何一个单独产品来说，资本、技术的提高会增加生产率，导致单位劳动力得到更多的产出。但这是不是就是经济增长呢？事实上，生产到一定规模，大部分商品就不再有需求了。这个公式里的Y，只能代表一个产品的产出，而不能代表这个产品产生的收入，更不能代表整个经济。市场达到饱和以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不是更多的产品和更高的收入，而是正相反。产出保持不变，需要的劳动力下降，产品的实际价格也同时下降。这就是机器替代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一个单一产品市场，由于需求不可能无限上升，到达一定规模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未必是这个市场的个人收入增加，反而是失业和通缩。这就是凯恩斯主义没有解释清楚的“总需求不足”或者“总供给过多”(General
Glut)的来源：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的供给过剩，而不是内生的需求不足。
这个现象我们看到很多范例，现在对人工智能取代工程师、医生、律师、白领办公人员的焦虑不谈，以前农业机械化及把美国农业人口从80%降低到了1%，伴随着每一个工业的消亡，都有一片城镇乡村的衰败。美国的“生锈地带”（Rust
Belt）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来的制造业效率提高以后，工厂合并，很多就业机会消失，城镇成片地失去经济支柱，人口减少。现在的人工智能，让人担忧有一天机器能够替代所有人能够做的事情，那人就再也没有赖以生存的工作技能，有人甚至担心那将是机器控制人的时代。
这种现象及其在生产率和技术上的动因，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本逻辑。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永远有动力用技术替代劳动力。这样的结果，虽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同时也是产品（马的术语是商品）的价格（马的术语是交换价值）下降。而他理论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下，技术进步导致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下降直到它等于劳动力的实际价值。注意，在马克思理论中，劳动力的价值并不是什么形而上意义中高大上的东西，而只是等于产生这个劳动力需要的劳动。那是什么？就是维持工人生命的最低限度要求！所以，由他的“科学理论”推导出，技术进步的结果就是工人最后只能勉强存活，资本家因为技术进步，掌握了
“生产资料”，所以能够获取“剩余价值”。
“生产资料”，所以能够获取“剩余价值”。
对不了解的人来说，这套理论，经过共产主义国家的全面易帜，似乎已经被打入历史的垃圾堆。但其实，抛开马的啰里啰嗦的所谓科学推导，大部分人对人工智能潜意识的恐惧，跟马克思推导的思维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反而这当中的细节并不重要。所以，在技术进步速度飞快、贫富分化加剧的今天，大众的焦虑和恐惧其实是跟马克思时代最流行的二十世纪初是同样的。
那么，这个理论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过去的历史中，人群大量失业以后并没有永久性地导致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存活边缘，而且大规模失业并没有永久性地持续下去呢？这其实就是西方二十世纪初大萧条和复苏的秘密。也是生产率提升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必要的元素。
大萧条，起因众说纷纭，甚至常常把导火索的现象当成事情的起因，比如股市崩盘。有些完全不靠谱的理论，比如资本家的贪婪，或者大规模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之间的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比较专业一点的，也是各自争论不休。比如凯恩斯的总需求不足理论（怎么会突然不足的？没说明白），货币主义者的货币供给不足理论，或者费舍的债务危机导致的通缩理论。 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也许都是一场金融经济危机启动以后，如何会变得无法收拾的原因。但作为一场大危机必定要来临的起始原因，即第一推动力是什么，却并没有讲清楚。
走出大萧条的原因，更是一桩公案。主流的凯恩斯主义观点是罗斯福新政，政府干预下的需求增长。他们认为，政府修路和其他大规模地撒钱，在总需求不够的情况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种说法的一个变种是，二次大战中政府大规模投入和超预算支出，是击败大萧条的终极原因。而货币主义者则认为，黄金流入和美元贬值，导致流动性回归，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仔细想想，二战击败萧条的说法肯定是对的，当你让失业的人参加到屠杀其他国家失业的人的活动当中去的时候，GDP肯定比萧条有人失业的时候高。而仗打完之后，欧洲一片废墟，像德国这样一切都要重新造，那显然也是大力推动GDP的，还有比这更破的“破窗”吗？所以，你会发现破窗理论确实立于不败之地的。但它的推论，显然就是如果失业和萧条严重到一定程度，那靠打仗来制造破窗也是很好的办法。你愿意为经济“增长”去这样制造破窗吗？
其实，大萧条的秘密就在于大萧条之前30年科技进步带来了经济高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大规模失衡，以后必须有大规模的调整。而这个秘密，也同时是解释经济到底增长的基本逻辑框架。我们现在将要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其实跟那个时代是很相似的。
在任何一个孤立的产品和市场，假设需求不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确实必然带来真实价格的通缩，比如芯片的每百万指令的计算价格。而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超过需求增长的时候，劳动时间也会下降。所以GDP衡量的产出，不是一定增长，反而可能是下降的，因为量不升而价格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有行业内有通缩现象，而且传统方法采集的GDP数据并不能反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Productivity
Paradox）。Solow的著名断言就是：”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
所以，光看技术进步和创新这一步，并不能得到经济增长。关键还在下一步：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引发出新的需求，才会产生导致增长。人跟动物的一个主要区别，就在于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动物解决了食物和繁衍的需求以后，一般就会满足而不再去寻找其他的东西。而人有所不同，洞穴居住的原始人，是想象不出他需要一个iPhone的。但一旦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乔布斯这样的创业者能够预见到，将来会有人去买一个现在还不存在的iphone。所以“物质极大丰富”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固然是错的，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模式也有着同样的弊病。它们本质上都是用静态的模型，都不去理解人的欲望，从而假设产品只能囿于已知范围，生产率的提高仅仅是量化的增长。而同时，人的欲望被设定成只有对已知产品的“需求”，简化为取决于收入和产品价格的函数。在这种框架下的经济学，结果就必然是：研究的主体限于平衡点，经济学简化成了一系列的优化（Optimization）问题，或数学上的不动点问题。经济学，成为了资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和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的分支。相比之下，各种关于“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假设的质疑反而是小问题，因为那些假设作为粗糙的近似，大致方向还没有远离实际。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即使数学使用得再好，也是预见不到人类对iphone的需求，以及欲望（而不是“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根本。
总结一下，创新有两种：提高生产率而没有伴随着的需求增长的创新会导致通缩和失业，而开发出新需求的创新会产生新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只关注前者，却用它来描述经济增长，而马克思理论也只关注前者，却得出了技术进步会导致工人工资降低到生存线的结论。两者都忽视了后一种创新的重要功能。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提到自由贸易的作用。如果我们忽视贸易带来的财富增加效应，而只关注以低工资工人替代高工资工人的作用，贸易的效果是劳动力资源的更有效的配置，实际结果跟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是等价的，即通缩和失业。当然，全球化的财富效应比替代效应远更重要，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不是拖手，但这个题目我们这里就不再继续讨论。
另外，注意我们所说的供给和发现新需求的理论不是撒意理论（Say’s Law）：供给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需求。新的需求并不是只要有生产就会出现的，创业者（entrepreneur）的功能就是发掘这种新需求。
大萧条、转型、与民粹主义
回到大萧条的原因。在技术进步飞快的时候，工作时间和某些行业的通缩是会出现的正常的现象。在新的需求还没有发现，或者新的产品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从这些行业裁退下来的人员，会面临失业的问题。这往往也表现为局部的产能过剩、通缩、高库存等等我们熟悉的名词。但这种问题，其实往往是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问题。我们看到大部分时候，虽然有经济周期，市场能够逐步消化这些问题。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能够自我调整，多余的劳力会通过市场逐步重新转移到人类新的需求上面去。当然这种调整不是无痛的，但给它足够的时间，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是一次又一次被证明的。政府虽然也许能够帮助减轻这种阵痛，但不可能消除它。它其实就是熊比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当中毁灭的含义。但在三十年代这种失衡产生以后，政府应对失措，货币和财政政策都过于紧缩，导致了危机的恶化。其中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措施，包括Smoot-Hawley法案，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如果政府不理解这种“周期”和阵痛本身是增长必然的结果，一定要人为地把转型的阵痛去掉，不停地去用特别宽松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去制造“破窗”，结果也不一定就是阵痛被消除了，反而可能或者是（a）通胀危机，或者是（b）债务危机和债务危机破灭之后的通缩危机。
第一种情况出现在美国的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了几十年，到七十年代，政府的经济学家顾问们宣称他们已经征服了经济周期，运用Phillips
Curve之类的工具，在失业率上升的时候只要政府提高总需求，就可以避免经济下滑。但结果就是马上通胀失控，直到Paul
Volcker做联储主席并得到里根支持以后才控制住了通胀。
美国从2000年开始的，却是后一种政府过度干预的情况。在生产率提高以后（信息技术互联网和WTO下的全球贸易），大量的低端工作逐步消失了。低技能工种的蓝领和白领失去竞争力，在某些行业，中产阶级缩小，产品价格通缩，整个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经济转型的阵痛必然需要被释放和缓解。这时候，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事件被认为是经济下滑的原因，而实际上真正的主因早在90年代就已埋下。（这跟大萧条时代的股市泡沫破裂被认为是萧条的原因类似，资产泡沫破裂只不过把本来就已经积累的问题暴露了出来而已）。
美国政府对这次实际上是生产率提高导致的经济转变，采取了货币主义者和政府赤字双管并下的措施。小布什政府进行了政府增加开支的凯恩斯主义和减税并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则在全球化下消费品通缩的条件下延续了他90年代开始的长期低利率政策。这种政策，表面上遏制了萧条，实际上并没有为失意的人群找到了出路，反而制造的房地产泡沫，并让他们背上了债务包袱。等到07年利率一进入加息通道，就立刻演变为次贷危机，并通过银行演变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一场仅次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a）通过政府对银行注资的TARP项目，阻止住了大萧条式的信用崩盘，同时（b）伯南克的直升机撒钱式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给系统注入了极大的流动性以防止通缩。这两条都可以看做美国政府从大萧条中吸取了教训，没有让过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崩盘。但经济萧条的本身原因，即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局部通缩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却不能通过这种破窗式的政府干预解决。事实上，由于上一轮布什时代的过度金融刺激，不但没有解决转型问题，反而造成了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必然伴随债务杠杆的增加，等到它破裂的时候，债务违约通过银行系统，会造成系统性的通缩。这是把可以解决的局部转型问题，放大成为系统性问题。
而政府的经济顾问们，不但没有从2000-2007年政策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这是因为政策的力度还不够，需要加码。这种思维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克鲁格曼，虽然他的预言一再失灵，但这却不妨碍他一再继续鼓吹大规模赤字来提高增长和就业。在这种“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一致的强力刺激引导下。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表现出了这样的结果：（a）增长与投入不成比例，经济增长长期低速、就业乏力，但同时赤字8年翻番，联储账目也翻几番；债务引导增长的模式低效；（b）低利率根本无力消除通缩，反而是再次造成资产泡沫，并且货币速率降到不可思议的程度；（c）货币政策不仅仅是“无效”，而且“有害”；跟产品通缩相对应的是资产强烈通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加剧。破窗理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实际上是破产了。
在世界范围内看，美国的症状在中国、日本和欧洲普遍存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高速增长和生产率大幅提高及共同市场带来的结果，其逻辑跟美国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危机是类似的。而全球政府应对措施也一样是政府赤字和量化宽松，效果同样不佳。我们看到中国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价格通缩，库存积压，经济消退，金融泡沫，全民投机。这些现象，互相之间联系紧密，源自生产率的提升和政府应对的刺激政策。这些原因和结果，在全球推演的模式几乎完全一样。而在美国，没有受到太多技术和全球化冲击的教育、医疗行业不但没有失业，反而在刺激下持续强劲地通胀，更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的问题。
经济问题必然延伸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看到的西方各国民粹主义从几年前的暗流涌动，到2016年浮上水面，都是经济政策失效的政治表现。从英国退欧，到川普桑德斯对美国传统政治势力的强劲挑战，到欧洲的反难民的浪潮，都来自于失意人群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政策无效之后失望情绪的宣泄。这种情绪，以强烈地反建制派意向表线出来。媒体对其是“左”还是“右”的传统政治分析，实际上是不得要领。对其反移民和种族主义的批判也是毫无意义。因为人的排外是基因带来的，到特定的情况就会浮上水面，外部的“思想教育”的作用有限。即使短期内以政治正确或其他手段压制下去，只要经济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的愤怒就不会消失。短暂的挫折反而会让愤怒进一步酝酿发酵，以后的后果可能更严重。
而令人担忧的是，技术进步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我们看到美国的传统零售业和餐饮业正在被清理出局的开始。传统媒体在音乐被苹果消灭以后，电影行业似乎挡住了硅谷的进攻，但这个阵地只是暂时地守住了，下一波清洗也将要开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前进的速度还是很快，哪些行业将下一步被清理，其实候选对象很多。大规模的雇员技能和新需求的不匹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好办法。但债务已经庞大，债务主权化的程度也已经相当高。接下去的世界，对全球政治家智慧的考验，是相当大的。
http://www.mauldineconomics.com/frontlinethoughts/weapons-of-economic-misdirection1#will
http://blogs.stthom.edu/cameron/the-broken-window-fallacy-and-keynesian-economics/
http://www.wsj.com/articles/u-s-productivity-dropped-at-0-5-pace-in-the-second-quarter-1470746092
Bell, Spurgeon (1940). “Productivity, Wages and National
Income,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Brynjolfsson , Erik , McAfee（2014） “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Coyle, Diane (2014). “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
Debreu, Gérard (1959), “Theory of Value”
Keynes, John Maynard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Marshal, Alfred （1890）。”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rx, Karl （1867）, “Capital：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